地缘政治已成为影响全球资源市场的重要力量。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依赖度高，防范资源海外供应的地缘政治风险是深入实施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关键。本文从资源地缘政治理论视角，系统梳理了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安全的发展历程、关键问题，及当前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文献分析识别出，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的主要路径有3种：“风险—来源危机—供应不确定性”路径，即战争、政局不稳等地缘政治风险引发来源危机对资源供应稳定造成威胁；“风险—供需失衡—价格不确定性”路径，即区域冲突、经济制裁等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市场供需网络造成资源价格波动；以及“风险—通道脆弱—运输不确定性”路径，即地区局势不稳、通道霸权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运输通道脆弱性造成资源运输受阻；同时，系统回顾了主要实证研究，发现相关研究普遍支持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资源供应存在负向影响，但也提出这种影响并非线性的，影响路径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此外，归纳了文献中的资源地缘安全保障策略。最后，从增强资源地缘政治风险量化评估、深入地缘政治风险下资源价格变动规律探索、强化对资源运输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的动态识别等方面提出了未来应深入研究的方向。

【目的】协同治理在应对动态变化下的复杂草地资源环境问题时越来越重要，但其有效性还部分取决于治理与被治理系统之间的匹配性，因此有必要嵌入匹配视角以综合推进对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机制的科学理解。【方法】基于2020年和2022年对青海省共和县羊让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级网络和最小构建块方法构建并微观表达牧户-草场两级社会-生态网络，在描述网络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多级指数随机图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效应、行动者属性效应、协变量效应和匹配效应在牧户草地资源协同治理网络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结果】①协同治理网络具有低密度和高集中度的特征，每个牧户平均拥有2个协同伙伴。②结构效应中仅闭合效应推动了协同治理网络的形成，即共享协同伙伴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③行动者属性效应中的扩张效应强于趋同效应。对于前者，户主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和牧户草场面积正向影响协同治理关系的形成；对于后者，牲畜数量接近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④情感网络协变量对协同治理网络具有夹带作用，说明拥有亲缘或血缘基础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⑤匹配效应中仅共享匹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生态闭合倒三角参数显著为正，说明共享草场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而社会-生态闭合四边形参数并不显著，说明分别管理两块生态连通草场的牧户之间并不存在建立协同治理关系的趋势，即尺度匹配未能促进牧户建立协同治理关系。【结论】牧户草地资源协同治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以在发挥自组织过程和情感依赖作用的同时，推进能力和资源禀赋接近的牧户建立协同，并充分利用资源共享这一路径培育和发展协同治理。此外，应当加强牧户对草原生态变化和草场生态联系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和鼓励牧户协同解决尺度不匹配问题，帮助牧户突破路径依赖以提升协同治理的途径和有效性。

【目的】气候变暖对作物种植格局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旨在探究气候变暖与作物种植格局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不同气候因子对作物生长的贡献程度，从而为区域种植业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本文基于东北地区2000、2010、2020年作物分类数据，运用GIS格网、地学信息图谱等方法，对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规模和模式变化进行分析，使用最大熵模型揭示作物种植时空格局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①东北地区玉米大豆种植规模呈现出玉米增、大豆减的变化趋势。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增幅最大，为69.01%，吉林省大豆种植面积降幅最大，为68.21%。②2000—2020年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种植过渡带“北移”趋势显著。其中，2000—2010年玉米和大豆种植过渡带在松嫩平原地区向北移动了约129.10 km；2010—2020年在三江平原地区向北移动了约283.80 km。③影响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适宜性和种植区域移动变化的主导生物气候因子分别为最热季度的平均温度和最干燥季度的平均温度。玉米和大豆种植过渡带北界主要位于≥10℃活动积温[2900, 3100）℃范围内，随着积温带的不断北移，种植过渡带随之移动。【结论】2000—2020年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的种植结构和布局受温度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未来需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对作物种植的影响，以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长期稳定。

【目的】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能源资源支撑，研究国际石油贸易网络动态演化及其驱动因素，对提升石油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1992—2023年全球石油贸易数据，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和QAP分析方法，探讨全球石油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连通性、中心性及贸易集团的地理分布特征的动态演化，并从经济、人口、技术、地缘政治风险、地理距离等角度分析国际石油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 ①国际石油市场经历了快速增长、波动调整和稳定在较高水平的演变过程。②石油贸易网络的网络密度相对稳定，线点率呈逐渐增长趋势，全球石油市场的连通性增强。同时，国际石油贸易呈现多极化趋势。③石油贸易集团从最初的三集团结构演化为四集团结构，其中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俄乌冲突对石油贸易集团演化的影响显著。④经济规模、人口规模、贸易协定正向推动石油贸易网络演化，技术进步和地理距离则负向影响石油贸易网络，地缘政治风险因石油囤积、价格上升等正向影响石油贸易网络。【结论】 面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快速演化，为应对未来可能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应加强石油储备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黑天鹅”事件；推进多元化贸易合作，减少对单一供应源依赖；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国际合作，缓解地缘政治风险，确保石油供应稳定。

【目的】 面向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评估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探讨区域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提升策略，对推动能源富集区可持续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方法】 基于韧性理论构建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评估矩阵，研究2005—2020年晋陕蒙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与优化提升策略。【结果】 研究表明：①2005—2020年晋陕蒙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社会经济韧性呈现“下降-上升”的演化趋势，自然资源韧性呈现“上升-下降”的演化态势，生态环境韧性保持逐年提升态势。②晋陕蒙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受其子系统韧性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在预防和恢复阶段，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提升主要得益于生态环境的支撑；在缓冲和适应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区域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贡献突出。③晋陕蒙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格局变化显著，较高韧性城市显著增加，社会经济韧性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异格局，自然资源韧性具有“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特征，生态环境韧性呈“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④自然资源子系统韧性不足是制约晋陕蒙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提升的关键因素。【结论】 应该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构建“阶段+要素+系统+区域”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从而持续提升能源富集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

文旅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质生产力是激发生产要素活力，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强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已成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议题。本文基于区域经济、乡村地理、旅游地理、数字经济等多元视角，围绕乡村振兴视域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融合的理论逻辑、科学问题、现实挑战、实践路径、未来趋势等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发现：①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引擎；②新质生产力是重塑文旅资源观并赋能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动能；③数字乡村建设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托；④专业人才培养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根本保障；⑤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支撑。通过本文不仅能够进一步深化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相关问题的理论阐释，而且也能为相关管理者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目的】公共数据开放是释放数字资源价值的关键举措，为资源型城市加快实现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揭示其对转型效率的影响以及机制，可为从新质生产力视角促进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将地方政府构建数据开放平台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性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转型效率加以测算，并根据多时段双重差分模型从新质生产力视角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所产生的效果及其作用机理。【结果】研究发现：①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完善数字金融服务这3种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转型效率的提升在位居中部地区、处于再生阶段、属于老工业基地的资源型城市中更为突出。【结论】公共数据开放将数据要素融入资源型城市生产活动加速了其转型进程，应积极利用数据平台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金融服务领域的重要作用，推动资源型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目的】绿色信贷政策旨在促进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而政策实施对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效应的学术关注仍有空缺，尤其是对资源型企业融资约束、技术变革和绿色转型意识的系统性效应，更需深入探究。【方法】以原中国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2012）》施行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系统性效应。【结果】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有效发挥了环境规制和金融资源配置两类功能的有机协同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倒逼技术变革、提升绿色转型意识的中介效应，显著促进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强于较高地区，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衰退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依次递弱。【结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需要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引导功能，积极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改进创新，强力优化绿色信贷政策的基础条件，以加快促进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

【目的】识别都市圈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是分析都市圈发展问题的关键。耦合空间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层面，刻画都市圈“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从而深化对于都市圈动态演化机制的理解，进一步揭示都市圈内部差异化的成长模式及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对于未来优化都市圈的空间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土地利用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分析方法，通过测度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的耦合协调度识别两大都市圈的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对都市圈边缘区域进行分类分析。【结果】①2010—2020年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的良好及优质协调区面积快速增长，优质协调区在城市中心集聚成片，良好协调区由中心向外围扩张。②广州都市圈核心区呈现“核心集聚型”的核心区空间形态，空间扩张模式以边界填充为主，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深圳都市圈核心区呈现“带状连绵型”核心区空间形态，以走廊式特征快速扩张，扩张区域主要集中在深圳市东北部及东莞市中部和东部。③将都市圈边缘区划分为近郊居住型、工业与物流园型、农业与生态保护型、新兴发展型、过渡性混合型5种空间类型。其中，广州都市圈主核心区东北侧边缘区多为农业生态保护型；西南侧多为过渡性混合型。深圳都市圈边缘区类型和分布模式复杂，东莞和深圳片区已基本被主核心区覆盖，深惠交界处多分布近郊居住区型边缘区。【结论】基于“核心-边缘”的空间分析视角，对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刻画，能较为准确地反映都市圈的空间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都市圈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空间形态差异明显，强化“核心-边缘”联系、优化边缘区域组团定位与分工、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是推动都市圈“核心-边缘”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目的】城市网络结构韧性是城市空间组织恢复力与稳定性的重要保障，当前研究多采用单一要素流且聚焦发达地区，而结合多维要素流同时关注欠发达地区网络结构韧性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欠发达的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并基于多维要素流探究其网络结构韧性，以期弥补相关研究在地域上的留白，并丰富多维要素流视角下网络韧性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西北地区51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交通、信息3个视角入手探究2022年西北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定量测度其层级性、匹配性、传输性和集聚性，进而利用计算机仿真模拟研究中断场景下西北城市网络结构韧性，据此提出优化策略。【结果】①西北51个地级行政单元的经济、交通、信息网络总体呈“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网络具有“核心-边缘”特点，但3类网络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经济网络密度较小、核心节点间的粘性较大，呈现出“以强带弱”与“强强联合”共存的特征、“多组团”格局和“片态化”发展态势；交通网络联系较为紧密，城际联系惯性较强，呈现出“小世界”效应、“纺锤型”格局和“紊态化”发展态势；信息网络具有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呈现出协调性特征、“条带状”格局和“湍态化”发展态势。②3类网络的层级性和匹配性差异较大，传输性和集聚性差异较小。经济网络“马太效应”明显，呈现出核心强同配性和边缘弱异配性特征；交通网络趋于立体化发展，表现出小范围“健壮性”和大面积“脆弱性”；信息网络具有高异配韧性，表现出网络结构扁平化和联系路径多元化特征。③蓄意攻击对网络韧性的破坏力显著高于随机攻击，对比脆弱节点，核心节点遭受打击对网络运转效率具有更大影响。【结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核心城市“权力”集中但辐射半径较短，位于边缘的城市发展动力不足。3类网络之间的韧性特征同中存异，不同攻击模式下网络韧性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应针对区域特性制定应对政策。

【目的】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日益显现。系统分析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与互馈机制、驱动机制与保护管理，对提高草地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现有研究进展，总结梳理了当前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构成要素、耦合与互馈机制、驱动机制与保护管理。【结果】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正在从单一的生态学研究向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转变；土壤、水资源、植被、牲畜、牧民是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草地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机制和互馈机制研究在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发生了转变；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是草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建立保护区、恢复退化草地、实施围栏封育是草地社会-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的主要措施，同时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创新与改革在草地恢复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结论】在人地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及全球变化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未来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应重点开发跨尺度和跨区域的综合研究理论；同时，外部政策应被纳入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要素组成，以更全面地理解草地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变化机制；此外，未来研究应深化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多要素交互与政策适用性分析，优化管理策略，确保牧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发展。

【目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和封闭式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源型城市长期忽略了网络外部性的潜在影响。探讨网络外部性对其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促进这些城市的可持续转型与经济增长。【方法】本文首先构建网络外部性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然后分析2001—2019年中国340个城市网络演化特征，最后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了集聚经济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以及投资和创新的调节效应。【结果】研究发现：①资源型城市在全国企业组织网络的网络嵌入性显著提升，但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且资源型城市与网络中的核心城市联系相对较少，普遍处于中国城市网络的外围。②投资、创新以及城市网络外部性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集聚经济外部性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在网络嵌入的初期，资源型城市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在利用城市网络外部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③创新和投资对城市网络外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而城市网络外部性也显著促进创新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符合交互对称性。【结论】积极融入更广泛的区域城市网络、提升资源型城市的投资吸引力和创新能力，是推动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键策略。

【目的】破除城乡发展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壁垒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有助于实现城乡发展的协调与均衡。【方法】本文基于要素流动视角探索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从“经济-社会-生态”多维耦合关系探讨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了2000—2020年江西省城乡“人口-土地-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①2000—2020年江西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依靠城乡生态空间发展逐渐走向经济、社会、生态平衡。②江西省城乡融合水平地域差异显著，城乡经济融合水平表现为赣北赣中赣南，城乡社会融合水平为赣北赣南赣中，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则为赣南赣中赣北。③人口要素流动、土地要素流通、资本要素流动均对江西省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要素流动驱动作用最大。④城乡要素流动可以不断优化城乡关系，并产生扩散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推动江西省城乡空间不断重构并走向融合。【结论】城乡要素流动存在冗杂的历史遗留矛盾及隐藏滞后问题，具有复杂的驱动作用，可通过政府、市场、基层、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引导促进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

海上可再生能源潜力丰富，具有协同开发的特点和潜力，但也面临环境复杂、可靠性差及空间竞争等问题；且其跨学科理论基础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可持续开发与利用路径缺乏系统性认知。本文从能源地理学的视角切入，构建了涵盖潜力、技术、产业、空间和治理共5个维度的研究框架，通过多维度整合与跨领域分析，系统梳理了海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在潜力评价、技术开发、产业协同、空间评估及影响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综述发现：①海上可再生能源尚处于发展初期，具有“种类多潜力大但技术失衡、场景丰富但融合不足”的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海上风电技术成熟且在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能源产业开发方式多样且融合场景丰富，但短期内开发方式仍以单一开发为主导。开发利用具有显著环境效益但可能导致风险转移。②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融合实践远远落后于海上资源开发利用的现实需求，具体表现为能源潜力评价尺度不同导致评估结果差异大，且同一尺度下的评价标准不统一；技术开发不成熟、产业融合经济性差导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空间评估集中在平面选址和优化，海洋立体利用和能产融合的空间选址和优化研究不足；开发利用的生态影响机制尚不清楚。③海上可再生能源需通过统一潜力评估标准、提升技术经济性、推动产业融合、优化空间利用、完善治理框架等举措，推动五维协调发展，助力实现海洋资源高效利用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旨在为理解和推进海上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行业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益见解。

【目的】科学评价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分析新旧动能转换水平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机制，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方法】本文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马尔科夫链，研究2011—2021年中国109个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空间演化特征，并运用障碍度模型、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方法，从内部因素（障碍因素）和外部因素（驱动因素）分析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机制。【结果】①研究期内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均值由0.115增加至0.153，呈向好态势发展；空间上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呈“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空间集聚效应有所减弱。②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显示，邻域对新旧动能转换起重要作用；新旧动能转换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③“发展方式转变”维度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障碍，城市规模、地形、气温和产业规模对新旧动能转换水平起主导作用且有空间分异特征。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是成长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障碍因素，资本生产率是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主要障碍因素；城市规模是成熟型和成长型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气温是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是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的主要驱动因素。【结论】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呈显著的地域差异和空间集聚效应，且受多种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资源型城市应兼顾差异化建设和一体化发展，注重绿色转型，充分发挥新经济要素的引领作用。

【目的】数据要素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探究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可为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方法】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分析了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影响，借助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政策准自然实验机会，利用2010—2019年中国1014个县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与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关系。【结果】①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受政策影响的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约比其他资源型城市低了18.1%。②从作用机制看，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主要通过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两条重要机制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③从异质性角度看，公共数据平台上线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具有较高的普惠性，不同类型城市均可受益于其所带来的碳减排效用，但作用大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效果大小受城市发展阶段、主导资源类型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结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释放大量数据要素，有助于资源型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资源型城市应该利用好数据要素不断融入传统生产函数的新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低碳化发展。

【目的】智慧城市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资源与环境管理，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关注智慧城市的本地环境治理效果，却忽视了其可能对邻地污染的影响，以及对邻近智慧城市和非智慧城市的差异性溢出效果。【方法】基于2005—2020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的“本地-邻地”污染效应。【结果】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政策对邻地的污染排放在4种空间矩阵下均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过数据缩尾、证伪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政策时空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对污染的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而在空间距离上遵循地理距离衰减规律。③机制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形成区域创新效应，通过知识溢出使智慧城市污染减少，但导致传统重工重污染产业向邻近非智慧城市转移而使其污染增加。【结论】智慧城市政策虽然改善了本地环境，但是产生了“以邻为壑”的环境污染现象，污染主要转入了邻近的非智慧城市。政府应强化智慧城市政策中“协同治理”概念，加强相邻地区地方政府间，特别是智慧城市与邻接非智慧城市之间的区域联防联控措施。

【目的】 特高压“新基建”优化了中国电能结构和电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经济的绿色转型注入持续动力。本文旨在探究特高压工程带来的绿色发展效应，为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方法】 本文将特高压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电能跨区输送对城市经济发展和污染减排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①特高压工程显著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并且降低污染排放。②机制检验表明，特高压工程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对煤炭和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实现经济发展与污染减排。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特高压工程对东部区域和电能输入区的经济发展与污染减排都有积极作用，但是在中西部区域和电能输出区只产生了减排效益；相比于火电输送，特高压工程对清洁电能输送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与污染减排；特高压直流工程对经济发展与污染减排的促进作用要强于特高压交流工程。④空间溢出效应表明，特高压输电能够带动邻近城市经济发展，并降低污染排放。【结论】 因此应综合考虑特高压输电技术发展，以及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问题，持续推进特高压工程建设；同时加强局部区域电网建设，提升绿色电能的使用价值。

【目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探讨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方法】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构建省域尺度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21年的综合统计数据、问卷数据及多源大数据，揭示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通过莫兰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法探索其影响要素。【结果】研究发现：①在空间分异特征上，江苏省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分别呈现“双核多点经向两片区”“双核多点纬向两片区”“双核两带一片区”“双核三圈”和“双核双片区”分布，其综合特征则体现为“双核多点两带三片区”分布；②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尤其是在江苏三大都市圈范围内，苏锡常都市圈最为显著，南京都市圈次之，徐州都市圈较弱；③在影响要素上，经济规模要素、社会要素、消费要素对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强，经济结构要素和区位要素次之，相较于省会城市南京，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对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结论】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但省内发展格局仍需优化，发展模式还不够高效，应因地制宜制定提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政策。

【目的】 为确保双碳目标的顺利推进，因地制宜地推动能源转型，明确中国省级层次的能源转型空间分异格局，识别影响其转型的内生驱动因素与作用差异至关重要。【方法】 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以清洁能源占地区能源消费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采用社会-技术系统多层次视角构建分析框架，运用重心模型、最小二乘法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的方法分析2000—2020年中国能源转型的格局及驱动因素。【结果】 ①尽管中国各省份在能源转型方面呈现出差异化推进态势，但随时间推移地域间差异正在逐步缩小。②在驱动因素方面，资源禀赋是驱动地区能源转型的核心主导因素，尤其是水能资源禀赋的托底和化石能源禀赋的锁定与保障作用。但区域碳减排压力与创新投入已成为新时期地区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③中国各省份能源转型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2012年之前清洁能源生产力和区外电力调入量几乎是所有省份的主导因素。2012年后，区外电力调入的影响相对减弱，技术水平的影响加大。在空间分布上，资源禀赋对华北地区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北地区的转型影响更大。【结论】 随着中国能源转型的进程不断加快，地域差异逐步缩小，本文建议构建以煤电为支撑的风光水核储输一体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加大技术投入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完善跨区域能源配置，以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目的】人居环境建设对黄河流域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立足于韧性与人居环境理论，厘清黄河流域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人居环境韧性水平与障碍度，丰富人居环境韧性相关研究，深化对人居环境这一复杂体系的理解。【方法】本文基于自然、人类、居住、社会、支撑5个子系统，构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HP滤波分析、三维核密度、热点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分析其2007—2021年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影响人居环境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科学诊断。【结果】①从时序演化特征看，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整体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其演化周期经历了“低位停滞—渐进提升—波动骤升”3个阶段；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日益提升的趋势均比较明显，其中成熟型、再生型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衰退型、成长型城市。②从空间演化特征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外围高于中心、下游高于上游”的格局特征，且空间集聚变化较为稳定，形成黄河流域外围热点区域空间集聚的特征。③从准则层看，各子系统障碍度变化相对稳定，整体大小表现为支撑韧性>自然韧性>社会韧性>人类韧性>居住韧性，具体到因子层面，单位面积水资源量、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污染物综合指数等为主要障碍因子，且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的主要障碍因子存在空间异质性。【结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的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区域差异。未来亟需从水资源、区域创新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优化人居环境韧性。

国家战略需求、城乡现实发展困境与现存学科发展短板迫切需要系统认知土地系统科学并建立相关学科体系。本文在厘清土地系统科学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历程，并构建土地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土地系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的界面、可持续土地利用转型的场所，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时空异质性、尺度敏感性、系统反馈效应。土地系统科学致力于深刻理解发生于土地上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关注土地系统的跨时空溢出效应和非线性转型，最终服务于可持续土地利用解决方案的制定。“人-地-权”三位一体的土地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以土地利用为关键过程，以土地权属为纽带，涉及土地资源域、权属域、空间域和功能域4大模块。土地系统科学研究范式逐渐由知识与现象描述向土地复杂系统模拟与预测转变，强调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集成，以及多尺度综合分析边界拓展下对土地系统的多层级近远程耦合互动的理解，关注构建可定量计算的土地系统大模型对其动力机制、综合效应与未来情景及风险等进行综合动态集成分析、预测与模拟，呼吁大数据时代的开放科学合作。

【目的】认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是推动都市圈发展、制定空间规划策略的基础性议题。本文从人员要素流动的跨城功能性联系入手认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探究其形成机制。【方法】以人员要素流动的跨城功能性联系体现的“流动空间”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及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上海都市圈为案例，使用2023年时空大数据和出行等时圈分析人员要素流动承载的跨城功能性联系的目的地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得出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及其形成机制。【结果】①都市圈是由跨城功能性联系连接的功能性地域概念，跨城功能性联系主导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②人员要素流动承载的跨城功能性联系在空间上与核心城市特有城市功能关联，在时间上的强约束性需要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支撑。③在人员要素流动的跨城功能性联系主导下，都市圈在空间组织形式上呈现为“圈层+链状”，在机制上是由城际快速交通体系的“时空压缩”和“时空管道”效应、跨城功能性联系时空特征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结论】跨城功能性联系体现的“流动空间”重塑了都市圈空间组织，进而形成了都市圈“圈层+链状”的空间组织形式。优化都市圈空间规划策略需构建支撑跨城功能性联系的都市圈“流动空间”体系。

【目的】海上新能源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当前海洋能开发单一利用模式的弊端已初露端倪。中国作为海上新能源大国，亟须为自身及全球性能源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方法】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详尽梳理了海上新能源开发利用出现的瓶颈及现实问题，总结归纳海上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各类模式及优势，基于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研究提出中国海上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趋势与策略。【结果】①当前单一海上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难以有效实现海洋对气候目标的贡献。②海上新能源发展存在占海面积大，空间利用率不高以及产业协同不足等现实问题。③海洋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可较好地研判海上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转型的四大趋势，即能能耦合、能产耦合、链式耦合、多重耦合，而4种综合利用模式也从实践端支撑了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④基于现有案例和数据，经粗略估计，海上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模式可实现空间兼容与产业互补，具有良好的综合效益和商业前景。【结论】中国海上新能源开发利用已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动海上新能源与各类海上生产活动融合发展、拓展应用场景成为转型重点。有条件的沿海地区应明确综合开发理念，强化政策配套和指引，以能源协同、产业协同为突破口，引领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海上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与产业体系，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在当前政治经济多重不确定性的压力语境下，特殊类型地区（如民族地区、资源城市、老工业区和边境地区等）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提振特殊类型地区经济，如何发展出新的产业路径，是当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重点研究议题。本文从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和范式动态出发，对国内外特殊类型地区新产业路径发展问题进行文献综述。研究显示：①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区域结构视角难以充分解释特殊类型地区新产业发展机制，从而迫使研究出现了显著的“能动性视角转向”。然而，这些“基于能动性视角”的研究往往过分注重能动主体的特征、能力和效应，并将特殊类型地区的区域结构属性看成一个“被动的、稳定的”整体，忽视了特殊类型地区存在多元区域结构和动态语境的现实。②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理解特殊类型地区新产业路径发展动力机制时，结构与能动性同等重要；不论是结构对能动性的影响属性与程度，还是能动性对结构的响应方式和能力，在不同区域语境下是存在差异的，并会产生不同的新产业路径结果。然而，目前就这个共识性问题仍旧缺乏相应的理论构建和实证探索。③特殊类型地区类别繁多，不同地区存在不一样的发展目标、结构特征和时空语境。为此，在发展新产业路径过程中，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关系模式存在复杂性。如何掌握不同地理语境下结构和能动性各自特征与互动规律，如何理解不同“结构-能动性”互动组态下的路径形成机理与效应差异，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结合文献述评，本文对中国特殊类型地区的新产业路径发展过程和机制研究提出了相关展望，以期推动当前区域产业动态研究的实证拓展与理论进步。

【目的】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土地利用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探究数字经济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当下为实现“双碳”承诺亟待研究的议题。【方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结果】①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验证；②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提升能源效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提升作用会因为城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行政等级以及是否为低碳试点城市等特性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结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数据要素嵌入与智能技术赋能，显著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为提升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提供了技术路径。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的创新与低碳转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生”空间识别与管控体系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核心要义，也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当前相关研究面临“三生”空间的属性认知与其理论建构存在偏差、“三生”空间识别抽象化与落地实施精细化之间的传导脱节、“三生”空间刚性管控与土地利用功能的动态性不相适应等实践困境。土地系统科学可为开展“三生”空间的精细识别与动态管控研究提供有益视角。据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土地系统科学的思想缘起，阐释了土地系统的内涵差异与运行结构，厘清了土地系统状态的理论描述及量化表征；以本体一致性、目标契合性、过程关联性和效应互馈性为切入点，归纳凝练出土地系统科学和“三生”空间识别与管控的多维立体衔接关系，并尝试构建了二者之间以土地系统状态为核心的逻辑机制；进而在理论基石、技术通道和实践愿景方面依序提出了土地系统科学支撑“三生”空间识别及管控的关键破解路径。未来应依据现有理论体系开展典型案例实践，以拓展土地系统科学的应用边界，为破解全域范畴的“三生”共赢难题提供技术方法。

【目的】蓝色食物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人类营养健康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解决方案。因其营养健康性和环境友好性，正在成为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的关注焦点。通过全面梳理蓝色食物发展脉络与研究动态，可进一步归纳其热点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方法】本文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1985—2023年）为数据源，基于CiteSpace软件对蓝色食物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并探讨地理学视角下蓝色食物的研究框架和未来的关键议题。【结果】①已有研究总体经历了初始稳步增长、中期缓慢增长、近期快速发展3个阶段，研究领域广，研究机构多，但存在理论建构不足，国际交流与合作薄弱等问题。②研究持续关注水产养殖、食品安全检测、居民消费等方面，近年热点议题更加注重人地关系和可持续食物系统的构建，主要围绕蓝色食物的营养健康价值、资源环境效应、社会经济价值、需求与消费、饮食建议等方面。【结论】通过对蓝色食物研究进展的分析以及地理学视角下蓝色食物研究框架体系的构建，本文认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不同场景和群体的蓝色食物消费研究、蓝色食物生产和消费的时空分异研究、蓝色食物环境效应的多尺度评估及作用机理分析、蓝色食物系统的稳定性及未来变化应对、蓝色食物消费结构的多目标优化研究等关键议题，推动中国蓝色食物研究的理论提升和实践创新。

【目的】 日益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及频繁多变的贸易摩擦显著加剧了全球贸易中断风险，解析全球风电产业链的贸易演变特征与风险传导机制为网络韧性提升及外生风险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参考。【方法】 本文利用复杂网络方法刻画了2000—2021年全球风电产业链的贸易格局演变特征，结合网络韧性检验测度了风电产业链中不同生产环节贸易网络的鲁棒性，基于级联失效模拟解析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供应风险对风电产业链的影响程度。【结果】 ①全球风电产业链整体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全球风电产业链网络复杂性呈上升趋势；②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风电组件出口的主要节点，与众多国家（地区）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在全球风电产业链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③在塔筒和发电机贸易网络中，源自中国的供应风险对全球风电产业链的级联影响相对较大，而在叶片和齿轮箱贸易网络中，源自美国及德国的供应风险对全球风电产业链的级联影响相对较大。【结论】 随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及风电需求逐渐扩张，优化产业布局，加强技术创新，开拓新兴市场，对于系统性防范化解全球风电产业链的潜在风险具有启示意义及实践价值。

【目的】在采矿活动与城镇化双重影响下，煤炭资源型城市极易出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本文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未来情景模拟，旨在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保护和城镇发展提供理论和案例支撑。【方法】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典型煤炭资源型城市——安徽省淮南市为研究区，基于2005—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借助PLUS模型模拟预测研究区2035年自然发展、城市发展、矿业发展、生态保护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利用InVEST模型预测4种情景下6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匹配状况，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构建了淮南市生态保护和城镇发展格局。【结果】①2035年4种情景土地利用模拟结果各异。自然发展情景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林地、草地、水域面积减少；城市发展情景下，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增加，其他地类面积减小；矿业发展情景下工矿用地及（沉陷）水域面积增大，其余地类面积减小；生态保护情景下耕地、林地、草地、水域面积显著增加，建设用地面积缓慢增长，耕地面积减小。②在不同情景下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状况差异明显，城市发展和矿业发展情景下，固碳服务、土壤保持服务供需关系优于自然发展情景；生态保护情景下产水服务、休闲娱乐服务、水质净化服务、粮食供给服务供需匹配关系优于自然发展情景。③综合而言，城市与矿业发展情景下，供需不均衡区域随之扩大，但同时也将带动研究区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情景下研究区整体供需状况得到优化，供给盈余区域随生态地类扩张而扩张。【结论】基于多情景分析得出，淮南市应以矿业发展为基调，通过城市开发区和预设生态保护区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构建“一轴三廊多核”的生态保护格局和“一主一副多节点”的城镇发展体系，调整国土空间利用结构，从而促进淮南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