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缘政治风险被认为是一种极端风险，会引起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本文旨在探究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能源（原油、天然气、取暖油）价格波动的影响，为维护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下能源价格的稳定，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方法】从理论层面出发，基于能源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双重视角，系统解析能源价格波动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对分位数方法及分位数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1990年6月28日—2020年1月6日不同风险水平及市场状态下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能源收益率与波动率的非对称性，以及不同类别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威胁和地缘政治行动）影响能源收益率和波动率的异质性。【结果】①在高风险或低风险阶段，地缘政治风险会引发能源收益率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出现极端值。②在牛市中，较低的地缘政治风险水平对能源波动率具有抑制作用，而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水平则会放大能源波动率，并在特定区间内出现极端值。③地缘政治风险对不同市场状态的能源收益率和部分能源波动率具有预测作用。④不同类别地缘政治风险对能源收益率及波动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地缘政治威胁的影响更加强烈。【结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不同风险阶段及市场环境下，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能源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和异质性，为缓解风险不利影响，稳定能源市场价格，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的】在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如何推进数字化旅游与文化资源保护已成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研究，有利于推进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与发展协同。【方法】借助场景理论，运用总结归纳等方法，对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的概念特点、实现框架等进行研究，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构建了数字化旅游场景框架。【结果】①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是通过对传统村落建筑景观、历史文化、节庆活动、民风民俗等旅游资源采集存储，并借助虚拟仿真平台构建而成的一种虚拟场景；②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包括场景要素识别、旅游资源采集与保存、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旅游场景展示与传播4个核心步骤，最终呈现为AI语音导览、虚拟活动体验、数字文化教育、村落文化IP、虚拟旅游社区等5大数字化旅游场景；③张谷英村旅游场景要素可从空间、物质结构、多样性人群、活动和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采集与存储，可借助PC网络平台、移动智能终端、虚拟旅游体验厅对张谷英村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进行展示与传播。【结论】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研究应积极融入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关注信息时代传统村落人地关系，聚焦场景实现的数字技术门槛及场景在场性问题，同时完善外部支持保障，在数字化与实践相结合中实现创新。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人口非农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呈现出空间、社会、经济与文化多维交织的复杂特征，亟须从跨学科视角进行深入解析。本文系统梳理了1999—2024年中国农村空心化研究的发展脉络。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已由早期的单一视角逐步转向多学科融合，研究内容亦从现象识别扩展至机制解析与系统治理，逐步形成理论、技术与实践协同发展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围绕四大核心主题展开综述：基本概念与测度；发展特征、成因与影响；整治分析与策略；绩效评价与反馈机制。研究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等政策推动下，相关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宏微观结合与方法创新等趋势，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可行路径。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空心化从理论探讨到实践优化的完整链条，强调跨学科协同与政策适配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未来6个研究方向：理论体系的动态建构与区域适配，农民主体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响应，全域整治的系统集成与生态协同，数字技术的场景化赋能与智能决策，制度创新的区域实验与共建共治，以及绩效评价的闭环优化与治理迭代，以期为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系统、精准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为推动地理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关键驱动力。本文通过内容分析、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DA）主题模型等方法，对地理学领域人工智能相关文献的科学范式和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人工智能赋能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在研究范式方面，地理经验科学研究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相关文献较少，地理实证科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大数据研究范式的文献数量则相对均衡。②在研究主题方面，共识别出地理智能应用、城市空间治理、地理数据挖掘等10个研究主题。③在主题强度方面，中英文文献各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均有突出核心主题。其中，中文文献聚焦于地理数据、城市空间与时空数据的分析；英文文献则更关注地理数据、社会空间与空间感知数据的分析。④在主题演化方面，中英文文献演化路径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中文文献演化路径相对均衡，而英文文献表现出较强的定向性。⑤在热点主题方面，共识别出地理数据挖掘与分析、城市与社会空间应用、人地关系研究3大类研究热点。未来，人工智能对地理学的深层赋能应重点关注深化人地关系理解、优化地球系统研究范式、突破空间分析技术瓶颈以及推动区域研究变革。

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水系统复杂性加剧，传统水文研究方法面临新的挑战。以大数据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流域水文的研究与应用范式。本文总结了流域水文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至中期的经验统计阶段、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机理模型阶段，再到近年来数据驱动阶段的演进脉络，重点剖析了人工智能在复杂水文过程模拟、多源观测与融合以及数字孪生流域构建等方向的前沿研究进展。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在高维特征提取、非线性关系识别及跨流域知识迁移等方面的优势，显著提升了水文模拟的精度、泛化性与快速响应能力，为理解复杂水文系统和应对变化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然而，人工智能在流域水文领域的深入应用同样面临挑战，包括水文气象数据固有的稀疏性与异质性、模型物理一致性与外推稳健性的不足，以及业务化集成等多重挑战。未来，推动数据驱动与水文机理的深度融合、发展多源信息支撑的流域系统研究体系，以及构建跨学科协同的研究与应用生态，是人工智能赋能流域水文科学创新、支撑国家水网建设与智慧水利发展的关键方向。

在“双碳”目标与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推进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并网，推动能源系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时空变化特征。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在多模态数据融合和非线性建模等方面的优势，正在成为支撑新型能源体系规划、运行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方法。本文系统综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以及风险应对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结合典型应用案例提出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未来发展重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方法在风光资源反演、电网建模、需求响应以及储能调度等方面显著提升了能源空间信息识别精度和系统灵活性，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智能化运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然而，当前研究仍面临若干关键挑战，包括高质量样本与可靠标签的短缺、模型训练与推理过程中的高能耗与边缘资源受限，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解释性与可信度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构建面向重大能源需求的地理基础模型基准体系，发展知识增强的大模型与空间可解释推理方法，并构建面向不确定性情景的数字孪生与智能决策框架，从而为新型能源体系的精准构建和能源系统气候韧性提升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空间决策支撑。

【目的】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日益显现，不仅威胁到我国现有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更加制约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如何突破传统内生发展路径，探究新内生发展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必然解决的重大问题。【方法】本文立足于传统村落现实发展情境，结合资源编排与价值共创理论，构建传统村落新内生发展的理论认知框架，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以湖南省典型土家族村落捞车村为例，探究了其新内生发展的演进路径。【结果】①传统村落新内生发展遵循“组织动员（意愿）—资源编排与价值共创（行为）—新内生发展（结果）”的理论认知逻辑。②捞车村的新内生发展遵循“发展观念生成—地方行动汇聚—主体同频共振”的演进路径。发展观念生成阶段，通过组织动员激发了地方主体的发展意愿；地方行动汇聚阶段，实现了内部资源归拢聚集和主体多元价值显化；主体同频共振阶段，多元主体完成角色跃迁突破，共创共享多元价值，共促传统村落新内生发展。【结论】未来推进传统村落的新内生发展的进程，需要提升地方力量的可行能力，加强地方力量的韧性治理能力。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中优化传统村落的新内生发展路径，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实践思路和经验借鉴，同时也为拓展乡村新内生发展提供案例支撑。

【目的】耕地后备资源宜耕性评价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前提。然而，现行限制性因子法存在依赖专家经验、主观性强等局限。为此，本文引入机器学习评价模型，以提升评价的客观性与效率。【方法】以江西安远县为例，基于768个202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样本图斑，将宜耕性评价转化为二分类问题，以同源限制性因子法评价结果为标签，构建随机森林模型。采用平均基尼减小值（MDG）分析特征重要性以优化指标体系，并通过交叉验证、AUC值及Kappa系数等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性能。【结果】①模型训练集、测试集及交叉验证平均准确度均>0.990，测试集AUC值达0.999；学习曲线表明，模型具有高精度和强泛化性。②模型评价结果与限制性因子法总体一致率达93.07%（Kappa=0.794）。不一致图斑呈显著离散分布（R=1.836, p<0.001），多集中于25°以上陡坡地占比临近阈值区域和城镇开发边界等异质性区域，揭示了模型的局限性与改进方向。③关键因子重要性定量排序为：生态条件（40.29%）>耕作便利度（25.68%）>土壤质地（16.17%）>土层厚度（8.27%）>土壤pH值（8.26%）>地形坡度（1.12%）>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0.22%），该结果凸显了区域生态突出、土壤浅薄的特征。【结论】本文实现了耕地后备资源宜耕性评价的智能化与定量化，所构建模型强调生态与耕作条件在南方丘陵区的主导作用，可为县域耕地后备资源管理、占补平衡实践和农业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揭示人口收缩背景下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有益参考。【方法】以2005—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4个维度构建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收缩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分区、分类型讨论人口收缩状况及城市韧性结果。【结果】①2005—2021年，发生人口收缩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共136个，占比47.7%；②中国城市韧性水平在过去十几年呈现持续稳步增长趋势，韧性均值从0.085增长到0.113，经济和基础设施韧性持续提升，生态和社会韧性波动下降；③人口收缩城市韧性水平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城市间绝对差异和不均衡程度不断加剧且表现出空间集聚现象；④环境压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金融规模是影响人口收缩城市韧性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结论】中国人口收缩城市的韧性水平提升潜力较大，应结合人口动态特征与区域差异，构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环境治理协同的城市韧性提升路径，以实现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及空间再生。

【目的】数实融合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数实融合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方向与机制尚待明确。【方法】本文利用中国2009—2020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行业间生产网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提出一种测度数实融合发展水平的方法，结合3002家上市企业数据，考察数实融合如何作用于中国企业碳排放，并探讨行业间网络协同效应是否扮演着中介角色。【结果】①数实融合与企业碳排放之间呈现正U型非线性关系，拐点出现在数实融合水平为0.276时，经过系列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显著。②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通过降低行业关系脆弱性和控制行业极化倾向两种方式形成网络协同效应，间接作用于企业碳排放。③异质性分析证明，基于行业关联紧密度和行业中介中心度分组后数实融合与碳排放的正U型关系仍然成立，但具有显著的行业分异特征。数实融合水平达到0.20时，“高上游紧密度”行业转向碳增排；而“高中介中心度”行业在数实融合水平达到0.38后才迎来拐点。【结论】当前中国大多数行业仍处于促进数实融合有助于碳减排的阶段，因此仍可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实融合水平，以促进实现“双碳”目标。与此同时，优化行业网络结构能够发挥中介作用，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最后，建议结合行业节点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数实融合推进策略。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重塑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分析工具。在全球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与气候变化挑战加剧的背景下，系统梳理人工智能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脉络、演化路径与关键议题，对于推动理论创新与方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2001—2025年人工智能与资源环境经济相关文献，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CiteSpace可视化方法，从国家、机构、关键词与时序演化等多个维度，对该领域的知识结构与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人工智能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大体经历了技术引入与方法探索、模型深化与政策评估拓展、系统融合与因果推断强化3个阶段，研究范式逐步由预测导向转向机制识别与政策评估导向；②全球研究呈现以中国和美国为核心的双中心格局，机构合作网络不断深化，但跨区域与跨学科协同仍有提升空间；③当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环境经济系统的监测、模拟与预测、环境政策因果效应识别、人工智能与可持续转型、气候政策的分配效应与公正转型等方向。基于上述发现，未来研究应着力于多模态数据融合、模型可解释性、气候福祉评估、循环经济应用及人-机协同政策治理5个方向，并依托国家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风险预警、政策评估与区域协同减排等关键场景。

【目的】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冲击、增强经济韧性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城市经济韧性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对极端天气冲击的具体响应，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方法】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经济韧性，以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比率度量极端天气发生频率，进而运用标准差椭圆和PVAR模型，考察经济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对极端天气的响应情况。【结果】①中国城市经济韧性整体随时间演化不断增强，在空间分布上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同时，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以河南为重心的“东北-西南”向演变趋势。②PVAR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全国还是区域层面，城市经济韧性均对极端天气呈现负向响应。③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城市经济韧性对极端高温的响应程度最大，极端降水次之，极端低温最小，且不同区域经济韧性对极端天气的响应状态存在异质性。【结论】中国经济韧性整体处于上升状态，但极端天气仍对其构成显著且持续的负向冲击，亟须将气候变化嵌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经济系统抵御与适应气候风险的内生能力，推动经济朝着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目的】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能否有效驱动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则成为关键所在。【方法】选取2008—2022年中国A股958家上市企业相关数据，综合采用熵值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协同整合环境规制与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显著提升了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结构维度分析显示，覆盖广度的驱动作用最为突出，使用深度次之，而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则呈U型关系；②作用机制检验揭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提升绿色转型意识3条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③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提升效应因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为协同促进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应强化数字金融的环境规制协同功能，着力拓宽其服务覆盖广度，构建融合“融资支持、技术驱动与意识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依据门槛效应实施精准政策干预，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与企业扶持策略。

【目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分析框架下的数字经济要素复杂组态视角，对比探究两大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路径。【方法】以2012—2022年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省份为样本，借助TOE理论框架，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比探究数字技术、数字组织和数字环境要素对两大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协同效应。【结果】①单一数字技术、数字组织和数字环境要素均不构成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需各要素协同联动。②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3类，分别是“金融发展推动下的技术创新驱动型”“产业融合保障下的基础设施推动型”和“资源投入支持下的技术创新拉动型”。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有2类，分别为“资源投入助力下的技术创新推动型”和“数字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尽管两大区域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路径上呈现出显著不同，但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资源投入和数实产业融合均发挥了核心作用。③组间分析结果表明，两大区域各条件组态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组态解释力较强；组内分析结果显示，两大区域各省份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呈现多元化，组态组内覆盖度存在区域差异。【结论】推动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的新质生产力提升需要在数字技术、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等多个层面形成合力，并依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路径，以最大化区域发展潜力。

【目的】 为推动城市能源转型、助力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落地，本文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剖析其对能源转型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城市能源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经验。【方法】 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与城市能源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城市能源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 ①人工智能可以促进城市能源转型，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劳动力优化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与虚拟集聚效应3条渠道来实现；②气候风险在人工智能对城市能源转型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可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③人工智能对城市能源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与收缩型城市中更为显著，且人工智能对城市能源转型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特征。【结论】 人工智能是驱动城市能源转型的核心技术力量，因此要加快其在能源领域的布局与应用，依托技术优势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城市能源高质量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新发和再发媒介生物传染病异常活跃，对人类健康造成了持续威胁。作为主要由蚊、蜱、螨等节肢动物媒介传播的一类疾病，其流行过程通常受自然环境、人文要素和生物因子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分布。近年来，以大数据与算法驱动为核心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迅速发展，为媒介生物传染病流行规律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本文在梳理了多种常见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时空流行特征基础上，从研究数据获取、影响因素分析和流行风险预警3个维度综述了AI赋能后的相关研究发展概况，并总结了其在该研究领域中面临的挑战。最后，本文对AI在媒介生物传染病流行规律研究中的应用做了展望。

【目的】 响应顶层设计培育“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领军企业的呼吁，揭示各类科技型企业孵化的要素协同机制，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企业申报与培育科技型称号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方法】 选取国内同时涵盖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概念的14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2021—2024年的样本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机器学习方法，探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共6类科技型称号的必要条件和组态路径。【结果】 ①要素层面，fsQCA和NCA表明，单一要素不构成任一称号类型企业培育的必要条件，通过路径共现对比得知，知识产权与企业资质在路径中的核心驱动性显著，机器学习验证了所有要素的单一不必要性以及知识产权和企业资质的相对重要性及协同驱动性；②路径和企业层面，运用fsQCA识别出企业技术中心形成了2条孵化路径，高新技术企业演化出4条按核心驱动要素可归并为一类的孵化路径，且与技术中心路径存在组态替代效应。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均各演化出一条组态路径，前三者的培育路径趋同，其要素构成、典型案例和案例数量均完全一致。【结论】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企业实现科技型转型升级，需以知识产权与企业资质构筑技术优势，通过内外部资源协同联动，并结合权变因素开展动态适配，依托等效孵化路径实现多元科技称号的培育与申报。

【目的】数字基础设施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支撑，评估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是科学施政的前提。【方法】通过测算2010—2021年中国263个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还对邻近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享赋能效应和要素优化配置效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③空间分位数回归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联动效应，但随着分位点的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正外部性逐渐减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随着分位点的提升逐渐增加。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结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在空间治理层面，应强化数字枢纽与网络节点布局，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构建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在制度治理层面，应完善资源共享与差异化发展机制，促进数据、资本与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着力缩小区域性差距并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与带动能力。

【目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破解能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困局的关隘，电力价格则是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抓手，评估差别电价政策的效果可以为优化电价结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手工收集了21个省级行政区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企业名单，将其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差别电价政策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检验等方法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结果】①整体上看，差别电价政策提升了目标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细分类别后，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淘汰类和鼓励类企业之中；由于加价标准较低，政策对限制类企业收效甚微。②加价标准与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③差别电价政策对各类企业能效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淘汰类企业的能效提升源于设备更新，鼓励类企业的能效提升源于探索式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别电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鼓励类企业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之中。⑤进一步研究显示，差别电价政策显著提高了鼓励类企业利润，并激励了鼓励类企业协同优化工业用水情况。【结论】制定电力价格除注重差异化原则外，还应使电力价格充分反映消耗能源的环境成本。本文可为评估差别电价的政策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对深化电力价格改革以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政策启示。

【目的】本文旨在从部门和省份视角评估不同电力低碳转型情景的宏观经济影响差异，以期量化电力供应结构与跨省输电结构变化下部门及省份的产出发展趋势，为电力转型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方法】本文基于综合资源战略规划模型设计了保供优先与低碳优先的多重情景，结合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量化了不同情景下2020—2060年电力部门的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并从部门和省份层面分析电力部门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①与预留一定煤电规模相比，2060年发电结构实现100%非化石能源将迎来更高的经济净增长，低碳优先情景下的产出增长率较保供优先情景高出3~4个百分点。②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化石能源开采部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而电气机械和器材、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以及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等部门展现出显著的经济发展潜力。③山东、江苏和广东在电力低碳转型中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而山西、陕西和贵州将承受主要的煤电退出压力。尽管西部地区用电需求提高会降低跨省输电需求，但能通过推动本地区电力部门产出增长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④低碳优先情景的单位产出拉动效应高于保供优先情景，其中考虑煤电有序退出和新能源适度发展情景的拉动效应尤为突出。【结论】电力转型的经济影响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区域差异性，可再生能源在产业链延伸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为确保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应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电行业的区域予以高度关注。

【目的】耕地利用“非粮化”转型是耕地利用转型的一种特殊形式，直接影响国家粮食、生态和社会安全。当前人地关系趋紧，科学解析其转型机制是耕地保护的重要议题，对遏制“非粮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方法】本文运用文献回顾与归纳演绎法，并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耕地利用“非粮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并对该转型的压力、状态及响应系统进行了深入解析。【结果】①从对“非粮化”转型驱动因素的剖析，到转型程度与效应的阐释，再到政府管控策略的实施，整个运行机制与PSR模型中“原因-效应-响应”的思维逻辑高度契合。②推动“非粮化”转型的压力系统由自然环境演变、经济环境变化和社会环境变迁三者共同构成，且三者间存在复杂交互作用。在不同空间尺度及同尺度的区域间，转型状态呈现显著异质性，但整体而言，“非粮化”转型的显性与隐性状态均呈严峻态势，且两者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③立足于治理视角、范围、机制与手段4个维度，构建了应对“非粮化”转型的综合管控体系，为破解此转型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结论】今后耕地利用“非粮化”转型研究应聚焦多源压力及压力因素作用路径与强度的量化分析，强化显性状态时空模拟与趋势预测，开展隐性状态多维诊断指标体系的开发与测度，并探索人地系统协调的适度转型阈值与优化路径。

【目的】科学认知海洋强国战略下的陆海要素匹配规律与保障途径，对于有效提升海岸带韧性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方法】本文利用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2006—2020年面板数据，借助DCI模型和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测度陆海多要素匹配度与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①环渤海地区陆海多要素匹配度差异明显，形成陆域驱动、海域驱动与复合驱动的多元格局；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的非均衡分布。②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显示，其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存在正向溢出但并不显著。③技术流动水平与产业流动水平在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④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影响在时间和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时间上，2013—2020年的正向影响强于2006—2012年；区域上，影响强度依次为环渤海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结论】多要素匹配能够显著促进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的提升。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势，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从而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目的】在新安全格局下，推进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关乎国运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本文旨在立足组态视角和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探究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方法】依托TOE理论建构整合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2020年31个省级样本，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法，探究了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能的影响要素及其联合驱动路径。【结果】①单个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均无法构成产生粮食安全治理高效能的必要条件。②存在5种等效的产生高治理效能的组态，归纳为组织牵引型、“组织-环境”互构型、“技术-环境”共促型3种驱动模式。③时间维度上，5种组态的解释力呈现出鲜明的时变规律，是注意力属性和关键事件塑造的结果；空间维度上，组织牵引型在非粮食主产区的解释力较弱；西部地区多为“技术-环境”共促型的驱动模式，东部地区则多沿循组织牵引型和“组织-环境”互构型的路径；分异形成的原因是角色压力、激励差序以及生态位。【结论】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效能仍有提升空间，应当强化粮食安全各要素之间的联动协调，充分认识“组织重视”对粮食安全的价值，树立权变治理思维。

【目的】旅游功能不仅是促进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共进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尝试从旅游在线视频的视角出发，探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对潜在游客旅游意愿的影响路径，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方法】以中国已正式建立的5个国家公园为案例，通过主流视频分享平台筛选了2015—2024年的国家公园旅游在线视频，系统提取其中视频画面与观众评论的典型互动时刻，进一步结合扎根理论方法探明潜在游客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其旅游意愿进行评估。【结果】①旅游在线视频视角下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涉及感官美学体验、游憩娱乐体验、知识教育体验、地方感与文化认同、国家公园认同5个维度。②视频观众所呈现出的潜在旅游意愿主要包括5条作用路径，分别为感官沉浸驱动型、娱乐互动驱动型、教育认同驱动型、文化认同驱动型和生态责任驱动型。③观众所表达的潜在旅游意愿本质上是一种由认知建构与情感体验共同驱动的心理过程，通过互动参与触发观众对特定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认知与情感价值认同，最终形成旅游动机。【结论】旅游在线视频能够有效打破时空限制并延伸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惠益边界，潜在游客的旅游意愿遵循情感体验与认知建构的协同驱动机制。未来国家公园的新媒体传播应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深度结合，以促进全民公益性目标的实现。

【目的】本文旨在厘清农户参与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意愿特征，揭示其决策逻辑，为承包权退出政策的设计与落地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方法】采用2021—2022年全国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的承包权退出意愿、退出方式选择和补偿诉求等特征事实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从农地功能视角分析农户承包权退出选择的决策逻辑。【结果】①全国范围看，46.14%的农户愿意在一定情形下退出承包权。其中，获得政府货币补偿是农户最青睐的退出方式。政策实施具备一定空间，但当前政策的目标对象规模较为局限。②进城落户、拥有城镇住房、非农就业较稳定、养老保障较完善等更符合退地条件的农户退出承包权的意愿更高，但同时存在更倾向于选择有偿退出或要求获得更高额补偿的矛盾。③农地的生产、保障、财产和心理功能是决定农户承包权退出选择的根本性因素，功能的强化均会显著抑制农户的退地意愿。并且，不同分化水平和不同代际的农户对农地功能的主要诉求存在差异。【结论】为有效推进承包权退出政策，应适当放宽政策的目标对象范围，根据农户特征及其对农地功能的不同诉求，提供差异化的退出补偿方案，实现“因人施策”；着力打通补偿资金来源堵点，构建科学合理的资金补偿体系；同时需适当加快政策进度，谨防政策执行成本的进一步提升。

【目的】本文旨在系统诊断2000—2022年中国农食系统营养供求的演变特征与内在矛盾，为大食物观背景下的农食系统转型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通过构建食物营养转化模型，首先测算了可用于居民直接消费的营养素供给量。进而基于现状消费和健康膳食双重情景，构建了营养素供求平衡指数和营养自给综合指数。据此，本文不仅系统测算了2000—2022年中国在粮食产销功能分区、九大农区、省域单元等多尺度下，三大营养素（热量、脂肪、蛋白质）的供求态势演变，还揭示了动植物性食物在营养供给上的分化态势。【结果】①2000—2022年，三大营养素供给总量增幅均超过30%，但空间格局高度集中，粮食主产区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营养供给。②现状膳食结构下，动植物营养供给分化加剧。一方面，动物脂肪供给缺口持续扩大，其供求平衡指数由2013年的0.74降至2022年的0.67；另一方面，由于植物性食物消费相对不足，植物蛋白呈现显著过剩，同期供求平衡指数维持在7.0以上。③健康膳食模式下的营养供给潜在缺口显著，尤其是植物性营养素供给严重缺位，其中，植物蛋白的问题最为突出，其自给缺口指数从2000年的1.51攀升至2022年的2.21。④在健康膳食情景下，研究期内全国营养自给综合指数仅从1.04微升至1.12；同时，区域差异加剧，粮食主销区的自给综合指数从0.92锐减至0.77。【结论】中国农食系统面临营养资源结构失衡与空间错配的双重风险，当前“以产定需”的营养供给模式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适配度不足。未来政策需推动农食系统向“以需定产”的营养健康导向转型，优化生产格局与流通体系，着力弥补植物蛋白等关键营养素缺口，以提升国家营养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

【目的】科学解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状态，并以此指引生态空间格局优化，为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提供相关借鉴。【方法】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多源数据与模型方法对区域2005年、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水平、演变历程以及供需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并据此提出生态空间优化方案。【结果】①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在时空和类别维度呈现显著差异性和权衡协同特征，除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以外，生境质量、粮食供给、城市降温服务的供给水平在研究时段内都有不同程度降低；②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等级结构呈现纺锤型特征，需求强度整体北高南低并由长株潭三市中心向四周梯度递减；③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总体协调但结构性错配与低水平协调特征突出，总体以长株潭三市建成区为中心呈现“外围盈余、核心不足”的圈层结构；供需风险涉及生境质量和城市降温服务类别，多集中分布在“湘潭县—醴陵市”连线以北的建成区核心；④生态空间优化应以生态系统服务重要供给源地、核心需求区、生态廊道、生态关键点与生态风险点为中心，构建分区管控、网络连通和节点建设的多维联动体系。【结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通过精准识别区域供需矛盾和隐形风险，为生态空间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据此形成的生态空间优化方案与策略可有效助力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增强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

【目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延伸出的诸多新兴模式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究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提供参考。【方法】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243户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套索算法及LASSO残差回归等方法从家庭层面探讨了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具体机制。【结果】①整体而言，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村农地流转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利于促进农户农地流转，相较于数字技术接入，农户数字平台使用和数字信息获取维度的数字能力提升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更强。②微观样本层面，在中青年、文化程度较高以及收入水平较高等样本群体中，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户农地流转的促进效应更强；区域样本层面，爱辉—腾冲线东侧的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更强。③农户数字能力提升主要通过促进农户多样化就业、拓宽农户关系网络两个渠道促进农户农地流转，但同时也通过降低农户政府信任度抑制了农户农地流转，即现阶段数字平台带来的政策负面信息暴露导致农户对政府监管能力和制度保障作用的信任弱化效应较强，但这一负向作用机制并非普遍，具有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样本异质性。【结论】提升数字能力并化解其带来的政策信任风险，是释放农地流转数字红利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