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离不开金属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大国博弈下,中国在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何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带动东道国金属产业加速发展,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借助2009—2018年中国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直接投资对本国和东道国双边金属资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以及选择不同投资模式、投资区域对中国金属资源产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总体上看,对外绿地投资显著促进中国金属资源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②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对位于价值链高端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更大。③中国金属资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金属资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更加显著,实现了合作共赢的局面。本文对金属资源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研究有利于探寻中国全球治理和话语权提升的应对策略,对于政府更好地精准施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网络资源支配能力和合作伙伴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窗口模型测度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并利用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网络权力和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知识溢出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更高的网络资源支配能力、更高的合作伙伴经济绩效意味着更高的绿色经济效率。②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具有递增的边际影响,表明多样化的中间产品和非竞争性的知识资源所带来的收益明显高于网络链接的交易成本,意味着中国城市网络嵌入对生产率的影响还处于倒U型曲线关系中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③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能够显著改善核心地位城市、东部地区城市和较大规模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但是对边缘地位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和较小规模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差距在多个维度上趋于扩大。未来中国政府应加快城市网络建设,并促进资源和知识的有序流动,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提供支撑,同时高度关注网络外部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促进不同类型城市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城市群视角,聚焦要素区际流动机制,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阐述环境规制、要素区际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要素区际流动指数等,并基于中国十大代表性城市群2003—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各类样本检验均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②整体样本下环境规制能够分别通过劳动区际流动、资本区际流动和技术区际流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③分区域及不同环境规制水平样本下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东部城市群和中环境规制组的3类要素区际流动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西部城市群仅劳动要素区际流动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高规制组3类要素区际流动中介效应均不显著。针对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期破解城市群资源环境难题,探寻城市群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推动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促进闲置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是新时代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本文运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法,系统梳理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研究热点及发展脉络并剖析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①伴随农村人口转移和村庄空心化,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行为研究成为热点,并逐步转向对两者关系及退出满意度的分析;退出机制与模式是宅基地退出研究的核心,当前研究构建了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提炼了典型地区宅基地退出模式及其特征与成效;宅基地有偿退出及退地农户的生计与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②退出宅基地的再利用是“三权分置”下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另一重点研究内容,集中在宅基地再利用方式、模式与途径。其中,再利用方式集中在复耕、复绿及流转后用于产业发展或居住;再利用模式可分为开发模式与组织模式;再利用途径包括指标交易、出租、入股和联合经营等。未来应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聚焦退出宅基地的价值评估、盘活利用模式及再利用效益评价等方面,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关注退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与农村社会稳定,为完善宅基地退出与再利用政策体系,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

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是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城乡人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科学设定政策目标、合理配置政策工具是构建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关键内容。基于文本分析视角,以浙江义乌、湖北宜城、山东禹城、宁夏平罗4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为案例区,展开县域宅基地退出的政策工具与实践比较分析,并结合地方特色探究案例区宅基地退出政策的适应性,总结其特征规律。结果表明：①不同地区的政策工具选择差异较大,义乌市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禹城市、宜城市和平罗县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②各地政策目标存在差异,义乌以经济目标为主,兼顾社会目标并适当考虑生态目标;禹城和平罗以社会目标为主,兼顾经济目标;宜城主要关注社会目标。③各地宅基地退出不同实践模式中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与政策文本中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类型不完全一致,除义乌外,其他三地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实践中均有变化;不同实践模式中的主要政策目标与政策文本中体现的主要政策目标均保持一致。④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政实力、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对宅基地退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选择有较大影响。基于此,提出宅基地退出政策制定应考虑地方特色和现实需求科学设定宅基地退出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建立宅基地退出长效机制,依据宅基地功能价值论制定差异化的农民宅基地退出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是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以促进宅基地退出的有效途径。本文在联盟利益分配机制下构建基于贡献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模型,对浙江省典型县市进行测算,探讨了宅基地退出中各主体的贡献和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区位差异。结果表明：①以宅基地退出中农户与集体的机会成本和政府的投资成本为依据,测算得到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接近于改革试点地区的地方政策标准和典型实践案例;②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中各主体的贡献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城乡梯度性。农户和集体的贡献均呈现慈溪>义乌>嘉兴>泰顺>云和的分异特征和城中村>近郊型>远郊型>边远型的递减规律,政府的贡献呈现嘉兴>慈溪>义乌>泰顺>云和的分异特征。③不同地域和村域区位对应不同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不同地域下,嘉兴、慈溪、义乌的农户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较高,泰顺、云和的政府和集体分配比例较高;不同村域下,城中村、近郊型村庄的农户和集体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较高,远郊型、边远型村庄的政府和农户分配比例较高。基于此,应根据区位差异,关注各方利益损失,遵循“按贡献分配”原则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宅基地大量闲置,合理重构宅基地完全价值,完善退出补偿定价机制成为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助推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宅基地退出成本的角度构建了宅基地价值认知—边际机会成本分析—完全价值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结果发现：①农村宅基地价值由自身价值、开发价值、权益价值与代际价值构成,宅基地退出时所失去的价值部分即农户损失成本;②利用成本损失来测算宅基地的价值,以边际生产成本测算宅基地开发价值,以边际使用者成本测算宅基地自身价值,以边际外部性成本测算宅基地权益价值和代际价值;③不同类型宅基地在退出时损失的价值不同,在退出补偿中需根据成本损失进行相应补偿;④宅基地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使用者成本损失多以货币手段进行补偿,边际外部性成本以货币手段结合非货币手段进行补偿。基于此,探索了一种新的宅基地定价思路,提出了宅基地退出补偿的相关政策建议,为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和国土空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新形势,针对当前生态补偿目标与国土整治修复不匹配、补偿标准不一致、补偿方法单一化等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政策剖析、理论解析及应用分析,提出以生态券为载体实现国土整治修复项目生态价值量化的新思路。主要研究结果：①生态券是特定生态单元生态功效变化程度的价值量化。生态券制度是对生态券生产、应用、交易、评估、监测等进行管理的政策体系;②生态券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以国土整治为生态券实施对象、以占补平衡为需求驱动、以生态补偿为建设目标,以集成生态系统功能、投入、耗散的生态功效框架为生态券测算依据,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潜力评价引导生态券价值修正,实现对项目尺度保护修复的整体生态价值的量化;③生态券测算包括区域背景设定、项目尺度计算、区域系数修正3个步骤,衔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管理流程中区域规划、项目建设、项目评估3个环节。建议建立包括政策法规、监测体系、技术标准等的生态券制度,为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及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实施提供支撑。

提高用水效率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入探究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动态演进趋势,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至强有效前沿最近距离模型（MinDS模型）,对2000—2017年黄河流域用水效率进行科学测度,从全国视角、区域比较视角及流域内部视角全面刻画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空间格局,并借助扩展的分布动态学模型探究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用水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下游地区用水效率始终高于中上游地区,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黄河流域用水效率在部分年份存在极化现象,空间因素能够明显影响黄河流域用水效率未来的空间分布,相邻地区用水效率的相互作用导致长期内黄河流域用水效率差距逐渐缩小,存在着收敛于中间水平的趋势。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的“能源流域”,合理有序开发矿产资源、统筹协调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黄河流域能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综合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胁迫耦合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技术,从生态本底的脆弱程度、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空间胁迫性以及对重要生态环境因子的胁迫程度等多个层面,分析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特征及空间分布,将黄河流域46个矿区城市划分为本底胁迫、生态功能胁迫、开发胁迫、本底+开发胁迫、开发+生态功能胁迫、本底+生态功能胁迫、全面胁迫和无胁迫8种不同类型区,并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黄河流域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的管控路径：①空间管控：严格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尤其是控制矿区的开发边界;②强度管控：针对于生态本底脆弱的地区,强度和总体开发规模的管控要兼而并举;③开发方式管控：注重能矿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在空间上要注重集中建设,宜矿则矿、宜工则工、宜聚则聚。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问题直接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度1997—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能源综合效率值,选取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时序变化来看,1997—2017年,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总体呈“高—低—高”的U型变化特征,其中1997—2003年总体呈降低趋势,2004—2010年迅速增长后于2009年下降,2011—2017年持续下降后于2015年上升。②从空间差异来看,黄河流域西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相对较低,中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上下波动,东部的山东省能源综合效率优势显著。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地区能源综合效率由非均衡逐渐向均衡转变。③能源综合效率驱动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黄河流域省份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才结构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共同驱动能源综合效率提高。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地区比较优势,在各项政策指导下加强流域内协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深入分析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现状空间特征,对于推进新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时相Landsat-TM/ETM+/OLI遥感数据解译,分析了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并重点研究了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潜力和耕地质量的区域差异。提出了雄安新区起步区的三个可能备选方案,并分析了其各自利弊。研究表明,雄安新区土地呈“六田、二建、一水、半分林”特征;现状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潜力较大;耕地质量及其利用强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容城、安新耕地质量好,复种指数高,分别达1.92和1.87,雄县耕地质量较差,复种指数明显偏低,仅为1.32。综合考虑起步区的相对完整性、未来发展的可拓展性、与周边县市的兼顾性和防洪安全性,统筹权衡优质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征收拆迁成本等因素,本文建议以位于容城东部与安新、雄县交接处的“中方案”作为起步区的优先方案。针对新区建设需要大量占用土地的现实需求,本文建议优先通过农村（含乡镇）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与节约集约利用解决;新区建设不可避免会占用耕地,建议优先安排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尽量保护优质高产耕地;建议合理确定土地征收与征用时序,分类施策,优化土地资源管控。同时指出,雄安新区大部分地势相对较低,新区规划、选址和建设需要高度关注防洪排水问题。

金属资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金属资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本文从内涵机理、驱动因素、评估方法、战略与政策四个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研究进展。研究表明,国家金属资源安全涵盖供给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主要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国家战略性金属的关键性评估方法包括关键性矩阵、关键性指数和未来供需定量分析等;金属资源需求预测方法主要有趋势外推法、自下而上法和数理统计法等;国家金属资源市场势力和定价权评估方法主要有勒纳指数、HHI指数以及均衡博弈模型等。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金属资源安全保障战略和政策工具。未来应加强在国家金属资源非常规安全机理、新技术革命对金属资源供需的冲击、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重大战略实施对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从20世纪初期承载力概念提出,到21世纪作为描述发展限制的重要工具,从理论到实践,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走过百年,已成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本文简要回顾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的源起与发展;系统梳理了从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容量）,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程;科学评述了基于生态足迹与虚拟土地、水足迹与虚拟水和能值分析与虚拟能量等方法开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跨世纪进展。研究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且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可比性一直存有争议。鉴于此,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应从理论到方法、从实践到应用,切实加强基础理论与承载机理、阈值率定与综合计量、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定量评价与系统集成研究,以促进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数字化与系统化,最终满足实用化与业务化的国家需求。

国家公园制度是保护全民共有自然文化遗产的优秀制度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12个省份开始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标是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框架下,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促进中国保护地体系优化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本文探讨了国家公园内涵与本质特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适应性治理理论,从突出生态保护、统一规范管理、明晰资源权属、创新经营管理、提升社区发展等角度提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路径,并提出了包括部门协调、规划引领、资金保障和公众参与在内的保障机制,以推进试点工作的完成。本文最后展望了未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中涉及的资源管理、组织建设、制度架构、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十大研究议题。

功能分区是保证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制度落地的技术保障。本文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归纳了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方案,并对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功能分区进行了研究。结论认为：①国家公园功能分区一般考虑生态系统保护、科普宣教、社区发展和游憩利用四个方面,分区布局多呈同心圆状,必要时通过土地资源权属收购来确保国家主导性;②国家公园功能分区需确保主导功能实现的前提下,控制利用分区面积,调整土地使用权属结构,确保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空间以及分区主导功能的可操作性;③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可以划分为四个功能分区,即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以协调生态系统保护与社区发展、游憩利用的多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