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能源消费是连接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其空间特征和环境-社会-健康效应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而愈发复杂，亟须系统性解析以支撑差异化能源政策的制定。本文基于资源地理学视角，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系统回顾了1973—2025年气候变化与区域特征影响下家庭能源消费的环境-社会-健康效应研究进展，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不足与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基于对资源地理学视角与“地方嵌入性”概念的系统整合，揭示出家庭能源消费的时空分异本质上是自然禀赋、技术路径和社会制度在多尺度地理情境中互构的结果，但尚未突破传统单一维度分析的局限。为此，本文提出要构建多尺度、多视角的综合评估框架，旨在从空间尺度与地方嵌入性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气候变化背景下家庭能源消费的环境-社会-健康效应，阐明三者间的嵌套关系与互动机制。最后，本文强调，在制定差异化气候政策与推进低碳转型过程中，系统分析家庭能源消费的地方嵌入性特征及多尺度协同效应机制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能源转型公平性的提升，也可为全球气候适应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目的】本文旨在从时间序列因果推断视角提出量化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新思路，实证考察中国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现实状况。【方法】厘清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运用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方法，基于2015—2024年城市碳排放和空气质量指数及6种分项污染物时间序列数据，从全国、国家级城市群和省际层面考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直观展示减污降碳协同状况，以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导向提出优化路径。【结果】①通过构建源头协同、治理协同、管理协同机制推进减污降碳，从而实现“1+1>2”的协同增效。②全国、国家级城市群和省际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现“由污及碳”单向协同为主、双向协同为辅的总体格局，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显著优于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结论】本文从时间序列因果推断视角丰富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量化评估方法，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路径参考。新征程上，中国应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制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充分发挥城市群作为区域协同治理核心载体的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模式。

【目的】工业体系的强空间关联性及其跨区域延伸的产业链，进一步强化了工业碳锁定，深入研究工业碳锁定的驱动机制，这直接关系到工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方法】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刻画工业碳锁定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采用极度梯度提升（XGBoost）算法识别工业碳锁定的核心驱动因素，并通过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实证检验其对工业碳锁定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效果。【结果】①工业碳锁定空间关联网络虽然随时间变化呈现出复杂的多线程特征，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韧性，不利于打破工业碳锁定。②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新疆、青海、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在工业碳锁定网络中扮演重要纽带角色，具有较强的信息接收和传递能力，以其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高度稳定。③数字赋能、绿色金融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削弱工业碳锁定空间关联的核心动力因素，各因素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结论】工业碳锁定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稳定，欠发达地区的枢纽作用突出。应构建碳减排共同体、深化数字化转型、推进市场化改革与绿色金融创新，形成区域协同、技术驱动、市场引导、资金保障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

煤炭作为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能源，精准核算煤炭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是推动煤炭产业链低碳转型的基础与前提，也是支撑中国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和应对国际涉碳贸易壁垒的必然要求。本文梳理了煤炭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及主要排放源，基于文献调研系统综述了煤炭产品碳足迹评估研究的现状，并对比了2000—2024年发表的22项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煤炭碳足迹研究，发现不同研究开展煤炭碳足迹评估时采用的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数据来源等具有很强的不一致性。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国家（地区）的煤炭碳足迹差异显著，例如，部分研究中澳大利亚的“从摇篮到大门”煤炭碳足迹（31.2 kg CO₂e/t）显著低于印度尼西亚（314.0 kg CO₂e/t）和中国（部分研究高达499.0 kg CO₂e/t）的案例；此外，煤炭“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19.8~835.0 kg CO₂e/t）与“从摇篮到坟墓”的碳足迹（1526.4~2988.1 kg CO₂e/t）差异巨大。碳足迹结果的差异一方面来源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会受研究方法差异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不同研究的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清单数据来源、影响评价方法等可能影响碳足迹评估结果的关键问题与假设。在此基础上，从煤炭产品碳足迹评估的方法规范性、过程透明性、数据可获得性、样本代表性等方面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完善中国煤炭产品碳足迹评估方法的建议，为推进中国煤炭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的编制和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支撑。

系统性总结和梳理乡村发展经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基于文献案例定量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2007—2024年文献中155个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提炼出10种乡村振兴组合路径，通过基于动力类型与来源的乡村发展模式解释框架，划分出4大发展模式：特色资源利用模式通过生态文旅融合、特色农业发展和水域环境驱动路径，实现了特色资源与生活富足的协同；宜居品质提升模式通过公共服务引领、宜人气候共创以及人才带动共建路径，提升了医疗教育保障、村民自主性和乡村治理能力；城乡融合模式依托交通枢纽带动和区域经济辐射路径，促进了乡村与外部市场的高效对接和要素的流动；帮扶激活模式通过农业帮扶振兴路径和工商企业引领路径，依托社会外力激活乡村发展引擎。本文验证了乡村振兴的多维度特征，并提出多模式组合、动态路径适配与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为未来乡村振兴模式与路径选择策略提供参考。

【目的】频发的气候灾害对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和农户持续增收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亟须探究数字农业推广对农户实施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这对于提升农户气候应对能力、大力发展气候韧性农业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依托2023年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旨在深入探究数字农业推广对农户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农业推广显著强化了农户的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决策倾向及其采纳力度。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农业推广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农户认知，促进农户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③通过数字鸿沟水平分组后发现，数字鸿沟的存在会限制数字农业推广对农户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作用效果。④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数字农业推广对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选择的影响不同，其中对农业收入占比50%~90%的农户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对农业收入占比低于50%的农户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同时数字农业推广对于资本型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最大，且对于处在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农户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采纳强度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结论】保障数字农业推广的良性发展、激活数字要素潜能成为促进农户实施主动型气候适应性行为的重要路径。建议提高农户对数字农业推广的有用性与易用性、打造气候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以及因地因人制定政策。

【目的】厘清自然灾害经历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抑制效应，有助于深化对自然灾害微观经济效应的理论认知，进而为合理引导农地流转、稳步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方法】基于2022年黄河流域中上游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费舍尔组合检验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自然灾害经历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异质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①自然灾害经历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这一效应通过强化农户的土地保障依赖与风险规避动机，削弱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可行性，进而制约了农地资源的集中连片配置，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形成了现实阻碍。②该抑制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无社会身份、社会网络较强、以非农生计为主及所在村庄设有村规民约的农户群体中作用更强。③机制检验表明，提升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增强农业技术培训参与意愿、推动农业保险购买是自然灾害经历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重要机制。【结论】在强化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促进农地有序流转过程中，应充分重视自然灾害经历的影响并兼顾农户群体差异，通过引导农户理性认知风险、优化农业技术培训服务、健全农业保险体系等途径缓解其抑制作用，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实践支撑。

【目的】在区域发展失衡的背景下，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已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瓶颈。本文旨在揭示土地空间错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机制，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2011—2022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从科技、绿色、数字3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系统揭示土地空间错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机制。【结果】①土地空间错配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且存在经济水平、城市规模和行政等级上的异质性。②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受阻、城市创新创业动力衰减是土地空间错配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中介路径。③调节机制显示，市场一体化水平会放大土地空间错配对新质生产力的抑制强度，有效的政府干预可以通过要素统筹与政策倾斜起到缓和作用。【结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土地空间错配通过多重路径显著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制约其培育壮大的重要结构性障碍。缓解土地空间错配是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的重要前提，应通过优化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措施，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

【目的】保护性耕作具有节本增效和固碳减排的双重经济-生态效益，但其技术的区域性特征使其农业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差异性，本文旨在揭示中国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规律与区域差异特征，为差异化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路径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2—202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耕作方式视角运用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各省份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模型分析其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特征。【结果】①全国及各区域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均随时间呈“先减后增”变化态势，空间上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分布。②全国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的基尼系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③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在全国均存在α收敛和β收敛，从各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存在α收敛，中、西及东北地区存在β收敛，在考虑社会经济等因素后，收敛周期缩短。【结论】中国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水平整体较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β收敛特征。未来应立足保护性耕作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非均衡性，因地制宜推广保护性耕作；优化保护性耕作推广政策，健全保护性耕作长效发展机制；同时加强地区间农业生产交流合作，建立保护性耕作经济-生态效益的联动机制。

【目的】农地确权是调控土地生产率的重要制度安排，厘清其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对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方法】本文构建农地确权影响土地生产率的理论框架，基于2023年黄河流域6个省份2424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①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土地生产率，且该效应在新一轮农地确权实施后持续显现。②新一轮农地确权的生产率效应在低耕地细碎化程度和家庭富裕户中更为明显，而在高耕地细碎化程度和贫困家庭中不显著。③新一轮农地确权能够通过促进土壤改良投资、作物种植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渠道实现土地生产率增长效应。【结论】农地确权通过改善农户投资行为提升土地生产率，但效应发挥具有微观情境依赖性。需进一步激励绿色肥料投资、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人力资本，同步推进耕地细碎化治理与贫困家庭精准帮扶，以充分释放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助推效应。

【目的】在劳动力持续非农转移背景下，厘清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采纳的关系并揭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节效应，对促进技术高效推广、长期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利用2022年7月对江汉平原934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从当前采纳行为与未来采纳意向两个维度表征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持续采纳，实证检验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采纳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节效应。【结果】①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抑制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采纳。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节效应具有阶段性：在当前采纳行为中显著缓解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抑制作用，而在未来采纳意向中调节作用减弱。③不同类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的调节效应更稳健。【结论】劳动力非农转移通过改变劳动力供给结构抑制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采纳，而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要素替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约束，但其作用呈现出阶段性与服务类型异质性的特征。因此，应进一步提升留守劳动力综合素质，加快保护性耕作菜单式服务体系构建，以保障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采纳与高效应用。

【目的】剖析滇中城市群人口转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适配度及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进而为滇中城市群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使用熵值-TOPSIS法与Super-SBM模型综合测度2010—2022年滇中城市群人口转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状况以及粮食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适配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综合分析人口转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系统的适配发展情况和驱动因素。【结果】①2010—2022年，滇中城市群各县（市、区）人口转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系统适配度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演化趋势，展现了地区人-地-粮良好的适配发展状态，但总体增长较为缓慢。②从空间分布来看，滇中城市群东部与北部区域适配发展水平整体高于西部与南部，大多数极不适配与较不适配县（市、区）多集中于西南区域。③从驱动因素来看，物流因素与财政因素对人口转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系统适配发展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信息化因素与交通基础设施因素主导作用不断强化。而交通基础设施因素、环境因素、财政因素与信息化因素产生了显著的双因子增强效应。【结论】未来应积极推动滇中城市群信息化、物流、交通、数字化等方面的建设，为人口转型、耕地利用绿色转型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适配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目的】旨在揭示电子标签使用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为数字技术赋能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参考。【方法】以肉鸭电子标签为例，基于技术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变化引致的“帕累托改进”，数理推演并实证检验电子标签使用通过资源重新分配，影响养殖户经济效益的作用效果与传导路径。【结果】①电子标签使用显著促进养殖户养殖收入及整体经济效益增长，但限制了相对收入结构调整。②机制分析显示，电子标签使用属于劳动改善型技术进步，其通过提高劳动效率，优化养殖资源配置，促使养殖户经济效益增长，而劳动效率提升主要通过环境监控、精准饲喂、疫病预防3条路径实现。③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标签只有在适度养殖规模内使用，才能显著促进养殖户养殖收入、整体经济效益提升，并减弱对相对收入结构的干扰，且价格激励强度也与电子标签使用效益正相关，但若收购时将电子标签使用与否视为检查内容，将影响其功能发挥。④异质性检验发现，网络不畅通地区的养殖户使用电子标签对其非养殖收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低数字技能养殖户使用电子标签阻碍其多元化经营，并干扰其相对收入结构调整。【结论】电子标签等数字技术提高了环境监控、精准饲喂、疫病预防等养殖活动的劳动效率，推动了经济效益增长，但也引致了收入结构调整。应结合养殖负荷与技术成本，识别适度规模，采用经济激励，推广电子标签等数字技术，但收购环节应将技术作为辅助决策工具，避免形式化检查，同时加强对网络不畅与数字技能薄弱养殖户的信息获取与技术应用能力培养。

【目的】在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化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重要工作。厘清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环境效益与经济影响对优化养殖业环境政策，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方法】本文基于2014—2022年中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检测数据，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为例，运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环境效益与经济影响。【结果】①实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可以使中国主要河流地表水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总量分别降低5.9%和16.2%，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②地方政府污染治理压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及地方畜禽养殖业发展动力有助于强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环境效应。③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县域肉类产量的影响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在开始执行的1~2年内，会抑制畜禽养殖生产，导致全国肉类产出下降约4.9%；但就长期而言，将有助于肉类产出提高。④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养殖业生产的短期冲击并未传导至居民肉禽消费。【结论】整县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可以显著改善地表水质，产生显著的环境效益。虽然在短期内抑制了养殖业生产，但并未导致居民肉类消费损失。

【目的】准确评估农户粮食产后前端损失的动态变化和影响，有利于为针对性调整优化政策举措、加快推进节粮减损行动、释放减损潜力提供依据。【方法】基于2022年新一轮全国性大范围农户调查获取的27省份3655户农户粮食损失数据，本文对中国4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农户产后前端（包括收获、干燥和储粮3个环节）损失情况进行测算，并采用情景模拟法评估节粮减损潜力及其对农民收入、资源节约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①2022年4种粮食作物农户产后前端综合损失率为4.61%，损失量为2968.15万t。对照2016—2017年调查结果，中国农户粮食产后前端损失降低约2.5个百分点，节约粮食1700万t。②收获损失是农户粮食产后前端损失的主要来源，损失量达2368.97万t，占前端损失的79.81%，损失主要来自水稻和玉米，分别为1130.21万t、1135.26万t。③情景模拟显示，若以各品种不同环节在省域层面的最低损失率为标准，农户粮食产后前端环节综合损失率可由4.61%降至2.35%，仍有接近50%的减损空间，可节约粮食1457.04万t，可满足3642.59万人1年的粮食消费需求，相当于减少农户收入损失416.72亿元，节约耕地资源204.91万hm²，节约化肥投入73.19万t。【结论】尽管农户粮食产后前端损失率有所降低，但仍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应抓紧建立常态化调查制度，准确把握粮食产后前端损失发生的关键环节及变化情况，针对性采取政策举措，切实减少损失。

【目的】旨在从流域尺度探究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要素结构与逻辑秩序的布局特征，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景观修复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方法】本文以沅江流域那必村、大园村、捞车村、长坡村、竹山村、小溪村、皇都村、欧溪村、德夯村以及岩门村10个典型传统村落为案例地。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法获取研究数据。并联动“图式语言”与“景观基因”两大理论，从语汇、语法、语境3个维度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进行系统性解构，构建沅江流域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图式语言体系。【结果】①“字-词-词组”3类图式语汇解构传统村落空间要素，呈现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建筑基因的特征标识；②“词法-句法”2类图式语法解构传统村落空间逻辑，展现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布局基因的营建逻辑；③滨水依山型、滨水据山型和滨水离山型3类图式语境解构传统村落空间意境，传递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文化基因的意义表征；④选取坪坦村作为典型案例，对该图式语言体系进行有效性和普适性验证，并提出了语汇保护、词组优化、语境维护3条坪坦村公共空间重构路径。【结论】以“图式语言”与“景观基因”理论耦合为视角，通过显性空间要素优化重组与隐性文化秩序现代化，能够有效实现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系统性解构与发展性重构。

【目的】旅游发展是丰富保护地农户生计策略的重要途径，但生态保护背景下其如何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仍不清晰，本文旨在探明这一影响及机制，为实现保护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方法】选取丹霞山自然保护区3个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为例，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材料，并基于主题分析法对材料进行分析，解析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社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特点。【结果】①随着旅游发展阶段的演变，农户的生计策略逐渐由农工结合型向务工-务农-旅游复合型、旅游专营型发展演变，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性。②旅游发展通过影响农户的生计活动、人力安排、投资策略、影响感知来作用于生计决策，其决策逻辑由生存理性、经济理性逐渐向社会理性转变。③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本质上是资源管控政策、旅游市场发展特征相互作用下，家庭与个人因素发挥调节作用的结果。【结论】生态保护背景下旅游发展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变化。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受到自然环境、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因素的协同作用，本文为可持续生计框架（SLF）提供了新的启示。未来保护地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应重点关注对农户个人能力提升和根据家庭资源差异提供针对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