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文旨在从部门和省份视角评估不同电力低碳转型情景的宏观经济影响差异，以期量化电力供应结构与跨省输电结构变化下部门及省份的产出发展趋势，为电力转型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方法】本文基于综合资源战略规划模型设计了保供优先与低碳优先的多重情景，结合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量化了不同情景下2020—2060年电力部门的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并从部门和省份层面分析电力部门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①与预留一定煤电规模相比，2060年发电结构实现100%非化石能源将迎来更高的经济净增长，低碳优先情景下的产出增长率较保供优先情景高出3~4个百分点。②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化石能源开采部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而电气机械和器材、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以及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等部门展现出显著的经济发展潜力。③山东、江苏和广东在电力低碳转型中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而山西、陕西和贵州将承受主要的煤电退出压力。尽管西部地区用电需求提高会降低跨省输电需求，但能通过推动本地区电力部门产出增长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④低碳优先情景的单位产出拉动效应高于保供优先情景，其中考虑煤电有序退出和新能源适度发展情景的拉动效应尤为突出。【结论】电力转型的经济影响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区域差异性，可再生能源在产业链延伸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为确保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应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电行业的区域予以高度关注。

【目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分析框架下的数字经济要素复杂组态视角，对比探究两大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路径。【方法】以2012—2022年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省份为样本，借助TOE理论框架，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比探究数字技术、数字组织和数字环境要素对两大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协同效应。【结果】①单一数字技术、数字组织和数字环境要素均不构成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需各要素协同联动。②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3类，分别是“金融发展推动下的技术创新驱动型”“产业融合保障下的基础设施推动型”和“资源投入支持下的技术创新拉动型”。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有2类，分别为“资源投入助力下的技术创新推动型”和“数字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尽管两大区域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路径上呈现出显著不同，但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资源投入和数实产业融合均发挥了核心作用。③组间分析结果表明，两大区域各条件组态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组态解释力较强；组内分析结果显示，两大区域各省份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呈现多元化，组态组内覆盖度存在区域差异。【结论】推动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的新质生产力提升需要在数字技术、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等多个层面形成合力，并依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路径，以最大化区域发展潜力。

【目的】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是三江源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系统评估三江源典型区玉树州和果洛州的绿色发展水平，为其绿色发展目标评价考核提供方法支撑。【方法】基于国家颁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5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分1998—2004年、2005—2011年、2012—2022年3个阶段对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①玉树州和果洛州绿色发展水平在25年间显著提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相关指标表现突出，其指数增长高于青海全省水平，第三阶段增长尤为突出；资源利用指数持续下降，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②两个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绿色发展耦合度自2005年起呈现持续的高水平耦合态势，协调发展度在2016年后步入较协调的发展阶段。③25年间，两个州的绿色发展障碍因素由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转向资源利用，而驱动因素则逆向演变，两者路径相反。【结论】虽然三江源区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绿色发展指数持续提升，但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制约生态经济协调性的进一步增强，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推进生态产业化与制度创新。

【目的】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评价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探究优化该政策功效的影响路径。【方法】本文以循环经济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1年中国1327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和DDD模型，考察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①循环经济试点政策能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经济绩效以及环境绩效，即循环经济试点政策有助于赋能企业绿色转型。②循环经济试点政策通过增加政府补贴，改善市场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与研发投入等路径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其中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改善主要来自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支持。③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实施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尤为突出；对于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助力更强；加大市场关注有助于正向调节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结论】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应当保障循环经济政策的落地见效，侧重于发挥政府补贴在引导企业在高附加值的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领域研发投入的作用，推出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的金融创新产品，并通过市场关注推动企业资源循环利用信息的披露。

【目的】耕地利用“非粮化”转型是耕地利用转型的一种特殊形式，直接影响国家粮食、生态和社会安全。当前人地关系趋紧，科学解析其转型机制是耕地保护的重要议题，对遏制“非粮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方法】本文运用文献回顾与归纳演绎法，并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耕地利用“非粮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并对该转型的压力、状态及响应系统进行了深入解析。【结果】①从对“非粮化”转型驱动因素的剖析，到转型程度与效应的阐释，再到政府管控策略的实施，整个运行机制与PSR模型中“原因-效应-响应”的思维逻辑高度契合。②推动“非粮化”转型的压力系统由自然环境演变、经济环境变化和社会环境变迁三者共同构成，且三者间存在复杂交互作用。在不同空间尺度及同尺度的区域间，转型状态呈现显著异质性，但整体而言，“非粮化”转型的显性与隐性状态均呈严峻态势，且两者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③立足于治理视角、范围、机制与手段4个维度，构建了应对“非粮化”转型的综合管控体系，为破解此转型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结论】今后耕地利用“非粮化”转型研究应聚焦多源压力及压力因素作用路径与强度的量化分析，强化显性状态时空模拟与趋势预测，开展隐性状态多维诊断指标体系的开发与测度，并探索人地系统协调的适度转型阈值与优化路径。

【目的】本文旨在厘清农户参与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意愿特征，揭示其决策逻辑，为承包权退出政策的设计与落地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方法】采用2021—2022年全国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的承包权退出意愿、退出方式选择和补偿诉求等特征事实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从农地功能视角分析农户承包权退出选择的决策逻辑。【结果】①全国范围看，46.14%的农户愿意在一定情形下退出承包权。其中，获得政府货币补偿是农户最青睐的退出方式。政策实施具备一定空间，但当前政策的目标对象规模较为局限。②进城落户、拥有城镇住房、非农就业较稳定、养老保障较完善等更符合退地条件的农户退出承包权的意愿更高，但同时存在更倾向于选择有偿退出或要求获得更高额补偿的矛盾。③农地的生产、保障、财产和心理功能是决定农户承包权退出选择的根本性因素，功能的强化均会显著抑制农户的退地意愿。并且，不同分化水平和不同代际的农户对农地功能的主要诉求存在差异。【结论】为有效推进承包权退出政策，应适当放宽政策的目标对象范围，根据农户特征及其对农地功能的不同诉求，提供差异化的退出补偿方案，实现“因人施策”；着力打通补偿资金来源堵点，构建科学合理的资金补偿体系；同时需适当加快政策进度，谨防政策执行成本的进一步提升。

【目的】耕地后备资源宜耕性评价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前提。然而，现行限制性因子法存在依赖专家经验、主观性强等局限。为此，本文引入机器学习评价模型，以提升评价的客观性与效率。【方法】以江西安远县为例，基于768个202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样本图斑，将宜耕性评价转化为二分类问题，以同源限制性因子法评价结果为标签，构建随机森林模型。采用平均基尼减小值（MDG）分析特征重要性以优化指标体系，并通过交叉验证、AUC值及Kappa系数等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性能。【结果】①模型训练集、测试集及交叉验证平均准确度均>0.990，测试集AUC值达0.999；学习曲线表明，模型具有高精度和强泛化性。②模型评价结果与限制性因子法总体一致率达93.07%（Kappa=0.794）。不一致图斑呈显著离散分布（R=1.836, p<0.001），多集中于25°以上陡坡地占比临近阈值区域和城镇开发边界等异质性区域，揭示了模型的局限性与改进方向。③关键因子重要性定量排序为：生态条件（40.29%）>耕作便利度（25.68%）>土壤质地（16.17%）>土层厚度（8.27%）>土壤pH值（8.26%）>地形坡度（1.12%）>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0.22%），该结果凸显了区域生态突出、土壤浅薄的特征。【结论】本文实现了耕地后备资源宜耕性评价的智能化与定量化，所构建模型强调生态与耕作条件在南方丘陵区的主导作用，可为县域耕地后备资源管理、占补平衡实践和农业空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在气候变化加剧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断推进的双重背景下，厘清土地流转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揭示土地转入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效应与作用机制，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基于2022年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共1384个稻农的调查数据，运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解决选择偏误问题，考察土地转入对农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影响，并基于“规模-要素-技术”的三维视角检验其作用机制。【结果】①土地转入能够显著增加农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项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边际效应表明，平均而言，转入稻田的农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项数是未转入农户的2.132倍；②在作用机制方面，土地转入能够分别通过扩大地块规模、加强要素替代和提升技术需求来促进农户适应气候变化；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土地转入仅对家庭收入较低和经济敏感型的农户实施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项数影响显著，而对收入较高和不敏感型的农户影响不显著。【结论】土地转入通过改变农户的地块规模、要素使用和技术需求，促进经济韧性较弱的农户实施更多气候变化适应行为。未来应完善土地流转与气候适应政策，同时推动集中连片流转、提升机械化生产、加强气候适应培训，并建立多层次帮扶体系，以增强气候敏感群体的适应能力。

【目的】基于土地利用的“社会-生态”系统互动特征，探究自然、经济、政治、社会4类因素影响地方政府选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的协同作用机理，为因地制宜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采用原型分析的方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整治入市为样本，从东、中、西部地区的35个典型案例中提取出5个原型，揭示了促成整治入市的不同因素组合。【结果】①给定增加财政收入的激励，优越的土地区位与景观、细碎化的用地布局结构都促使地方政府健全入市的制度规则并全面推行整治入市，以发挥土地资源禀赋优势并消除禀赋劣势，从而增加土地要素的有效供给，实现土地利用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更好地支撑地方经济发展。②给定增强示范效应的激励，优越的土地区位与自然景观促使地方政府发挥土地资源禀赋优势，打造整治入市的样板项目；这些样板村的土地增值潜力大，也更适宜发展乡村二三产业，进而更易于显化当地落实集体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乡村产业兴旺等中央决策部署的成效。③地方政府还会发挥以村规民约、合作传统为基础的村民自治作用，进而节约全面推行整治入市或者打造样板项目的交易成本。【结论】本文将入市模式的选择逻辑具体化为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强示范效应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土地资源禀赋、村民自治能力之间的协同作用。据此，中央可以优化经济与政治激励，更好地引导地方把入市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差别化地运用整治入市等政策工具，利用好土地资源禀赋优势并消除劣势，同时发挥好村民自治的作用，从而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改革目标。

【目的】科学认知海洋强国战略下的陆海要素匹配规律与保障途径，对于有效提升海岸带韧性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方法】本文利用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2006—2020年面板数据，借助DCI模型和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测度陆海多要素匹配度与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①环渤海地区陆海多要素匹配度差异明显，形成陆域驱动、海域驱动与复合驱动的多元格局；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呈“天津>山东>河北>辽宁”的非均衡分布。②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显示，其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存在正向溢出但并不显著。③技术流动水平与产业流动水平在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④多要素匹配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影响在时间和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时间上，2013—2020年的正向影响强于2006—2012年；区域上，影响强度依次为环渤海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结论】多要素匹配能够显著促进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的提升。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优势，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从而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目的】在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如何推进数字化旅游与文化资源保护已成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研究，有利于推进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与发展协同。【方法】借助场景理论，运用总结归纳等方法，对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的概念特点、实现框架等进行研究，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构建了数字化旅游场景框架。【结果】①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是通过对传统村落建筑景观、历史文化、节庆活动、民风民俗等旅游资源采集存储，并借助虚拟仿真平台构建而成的一种虚拟场景；②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包括场景要素识别、旅游资源采集与保存、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旅游场景展示与传播4个核心步骤，最终呈现为AI语音导览、虚拟活动体验、数字文化教育、村落文化IP、虚拟旅游社区等5大数字化旅游场景；③张谷英村旅游场景要素可从空间、物质结构、多样性人群、活动和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采集与存储，可借助PC网络平台、移动智能终端、虚拟旅游体验厅对张谷英村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进行展示与传播。【结论】传统村落数字化旅游场景构建研究应积极融入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关注信息时代传统村落人地关系，聚焦场景实现的数字技术门槛及场景在场性问题，同时完善外部支持保障，在数字化与实践相结合中实现创新。

【目的】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日益显现，不仅威胁到我国现有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更加制约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如何突破传统内生发展路径，探究新内生发展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必然解决的重大问题。【方法】本文立足于传统村落现实发展情境，结合资源编排与价值共创理论，构建传统村落新内生发展的理论认知框架，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以湖南省典型土家族村落捞车村为例，探究了其新内生发展的演进路径。【结果】①传统村落新内生发展遵循“组织动员（意愿）—资源编排与价值共创（行为）—新内生发展（结果）”的理论认知逻辑。②捞车村的新内生发展遵循“发展观念生成—地方行动汇聚—主体同频共振”的演进路径。发展观念生成阶段，通过组织动员激发了地方主体的发展意愿；地方行动汇聚阶段，实现了内部资源归拢聚集和主体多元价值显化；主体同频共振阶段，多元主体完成角色跃迁突破，共创共享多元价值，共促传统村落新内生发展。【结论】未来推进传统村落的新内生发展的进程，需要提升地方力量的可行能力，加强地方力量的韧性治理能力。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中优化传统村落的新内生发展路径，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实践思路和经验借鉴，同时也为拓展乡村新内生发展提供案例支撑。

【目的】数字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探究数字赋能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4—202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赋能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Kernel密度估计和空间Tobit模型检验数字赋能对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①数字赋能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得到了有效协同，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近10年年均增长率为7.1%，呈现逐年递增的良好发展态势，东中西部地区年增长率分别为4.8%、8.4%、9.8%；②数字赋能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水平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区域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但差距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二者协同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贡献率；③经济水平、政府干预、创新水平、数字化水平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数字赋能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结论】数字赋能与中国公共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区域差异显著，需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并增强区域协同，以系统推动数字赋能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

【目的】建立有效的多目标协同机制，发挥生物质资源利用的能源替代、碳减排和农村经济振兴多重功能，是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方法】本文基于动态市场均衡模型与多目标规划方法，以福建省为例，构建了一个省域农林生物质资源利用与“经济-能源-环境”系统多主体多目标协同发展模型，旨在模拟求解2017—2030年的最优技术与政策实施策略。【结果】①生物质资源利用只有兼顾能耗双控约束和经济增长目标，才能实现碳排放与能源利用、经济增长的强脱钩状态。②模拟期内生物质能利用累计可替代化石能源81.56万t标煤，碳减排330.79万t，实现降碳效益2.28亿元，增加就业5.13万人，提高农民收入36.14亿元，实现污水减排效益4.15亿元、化肥节约效益16.63亿元。地方政府可通过新建补贴、电价补贴等措施推进生物质能产业向市场化过渡。③通过在全省分布式建设476个小型气化发电项目、83个沼气发电项目，将一定程度上解决生物质原料分散、收储运困难等问题，配合产业绿色转型可实现中长期生物质能利用、乡村振兴与降碳效益等多目标的协调发展。【结论】本文通过情景分析与动态模拟，证实了引入包含资源利用技术和政府规制的政策组合，能够实现生物质能利用、乡村振兴与降碳效益等多目标协调发展，为在中国普及生物质资源利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目的】青藏高原作为中国诸多战略叠加区，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地理区位，区域饮食特征突出。然而这种特殊的饮食结构带来的膳食营养水平和膳食均衡程度尚未知，开展相关评估工作对于采取针对性的膳食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利用实地调研获取的2018年青藏高原“一江两河”农区居民家庭食物消费一手数据，基于膳食营养与摄入均衡视角，采用膳食营养水平（营养素摄入是否达标）和综合膳食偏差（摄入量偏离推荐范围程度）指标评估了居民家庭的膳食质量，在此基础上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比较了不同地区和群体家庭间的膳食质量差异，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识别了影响家庭膳食质量的主要因素。【结果】①尽管从总量上看“一江两河”农区家庭膳食的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已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推荐要求，仅能量摄入略有超标，但膳食质量总体仍处于中度膳食失衡状态，集中表现在食用油、畜禽肉和谷物摄入过量，而奶类、蛋类和水果摄入不足。②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和规模的家庭膳食质量存在明显差异，日喀则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明显高于拉萨和山南，且均超过推荐范围，同时综合膳食偏差最大，因此膳食质量最低，而拉萨最高。③家庭收入（一定范围内正向，P<0.05）、家庭规模（正向，P<0.01）、少儿比例（正向，P<0.05）和自产率（负向，P<0.05）显著影响家庭膳食质量。【结论】提高家庭收入和增加外来食物的消费是改善青藏高原农区家庭膳食质量的重要措施，研究结论为改善当地家庭膳食质量、促进区域食物消费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与科学依据。

【目的】数实融合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数实融合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方向与机制尚待明确。【方法】本文利用中国2009—2020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行业间生产网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提出一种测度数实融合发展水平的方法，结合3002家上市企业数据，考察数实融合如何作用于中国企业碳排放，并探讨行业间网络协同效应是否扮演着中介角色。【结果】①数实融合与企业碳排放之间呈现正U型非线性关系，拐点出现在数实融合水平为0.276时，经过系列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显著。②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实融合通过降低行业关系脆弱性和控制行业极化倾向两种方式形成网络协同效应，间接作用于企业碳排放。③异质性分析证明，基于行业关联紧密度和行业中介中心度分组后数实融合与碳排放的正U型关系仍然成立，但具有显著的行业分异特征。数实融合水平达到0.20时，“高上游紧密度”行业转向碳增排；而“高中介中心度”行业在数实融合水平达到0.38后才迎来拐点。【结论】当前中国大多数行业仍处于促进数实融合有助于碳减排的阶段，因此仍可持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实融合水平，以促进实现“双碳”目标。与此同时，优化行业网络结构能够发挥中介作用，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最后，建议结合行业节点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数实融合推进策略。

【目的】在国家能耗和碳排放强度管控日益趋严的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因产业链“低端锁定”而面临能效低下与低碳转型困难等突出挑战。探讨产业价值链升级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为其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方法】基于产业分工理论和价值链分析方法，本文引入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资源型城市42个行业的国内价值链位置演化特征，并探讨了价值链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政策建议。【结果】①2012—2017年资源型城市前向生产链长度整体相对稳定，后向生产链长度小幅度上升。其中，资源型产业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都呈现收缩态势。②资源型城市呈现“非资源型产业价值链提升，资源型产业价值链下降”的特征。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型产业价值链位置较高，而非资源型产业价值链位置较低。从价值链升级的减排效应看，资源型产业和非资源型产业价值链位置上升均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非资源型产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③科技创新和产业多样化协作在产业价值链升级影响低碳转型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推动资源型产业价值链延伸、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多样化协作，是资源型城市突破“低端锁定”并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