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推动资源科学从资源数量评价向资源价值综合认知转变的重要方向，也是服务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科学基础。本笔谈围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关键科学问题与前沿方向展开讨论，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水资源、耕地、矿山等典型对象的资产属性认知与核算实践，以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筹资源、生态与价值关系；探索工程生态学计算、人工智能与风险预警等技术在自然资源资产量化和动态评估中的应用；强化统一标准、连续监测、数据贯通和一体化观测装备等基础支撑；加强跨部门协同、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通过理论创新、技术突破与管理实践协同推进，推动构建系统规范、动态精准、开放共享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体系，为国土空间精准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特征与分类，对新时代自然资源资产综合管理体制和资源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实践意义。针对当前自然资源资产概念界定不清、分类体系繁多且边界交叉重叠等问题，系统梳理了“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源流，在辨析其与“自然资源”“自然资本”和“生态资产”等概念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内涵。同时，总结了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特征和外延属性，并分别从学理、法理与管理维度整理了自然资源分类的研究进展，指出当前分类体系存在的系统性不足、多维分类之间衔接不足等问题。以此为基础，研究提出了适应新时代自然资源资产综合管理的分类原则，形成“学理-法理-管理”三元融合的分类思路，构建涵盖8个一级类别、31个二级类别及162个三级类别的分层分类体系。基于辨析概念—归纳特征—梳理问题—明确原则的流程构建的自然资源资产分类体系科学、合理、可靠，可为提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效能、推动资源科学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目的】我国自然资源类型多样、空间组合复杂，不同区域生态产品供给基础与价值实现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局地案例或单一资源类型，尚缺乏从全国尺度揭示自然资源禀赋空间分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全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生态产品供给结构与价值实现的制约机制，构建分区分类的分析框架，为因地施策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方法】通过整合多源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功能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综合区划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叠加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开展自然资源综合区划，并结合典型案例归纳不同资源集聚区的主导功能及其适配的价值实现模式。【结果】①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呈现显著空间分异格局，决定了生态产品供给类型与价值转化路径的区域差异，形成“资源禀赋决定生态功能、生态功能引导实现模式”的空间分异与模式适配格局。②遵循“资源辨识—资产核算—价值转化”逻辑，提炼形成资源保育增值型、绿色产业融合型、生态修复增益型和生态文化赋能型等4类主导模式。③构建由“资源禀赋功能基础层—制度市场技术驱动层—可持续福祉目标层”组成的系统化框架，揭示生态产品从潜在功能到现实价值转化的多层次协同机制。【结论】生态产品价值须立足资源禀赋差异，摒弃脱离本底条件的模式复制。依托自然资源区划精准识别功能定位，通过差异化价值核算、资源组合供给与制度市场协同，形成分区分类的、因地制宜的“两山”转化路径。
【目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根本要求，对构建我国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方法】本研究结合文献资料、政策文件等，来界定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内涵，探明新时代下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对核算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期实践，开展核算框架设计，并针对核算过程中堵点提出实现路径和应用场景。【结果】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内涵兼具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双重特征，涵盖了自身经济效益和天然孳息的社会、生态效益；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既要衔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要满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需求，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核算目标、原则、范围和对象，界定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基本单元为调查监测与确权登记数据整合后的图斑。核算框架为基本核算（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与扩展核算（自然资本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相结合的架构，包含了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与价值量，存量与流量核算内容。最后，提出了源数据获取、模型优化、工程化生产和机构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实现路径，并在政策设定的应用场景基础上，指出核算成果可探索在配置规划、生态修复、风险预警和投资规划等方面的应用。【结论】研究成果可为现阶段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范式，对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实现自然资源资产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可为自然资源精细化治理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方法支撑。本文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需求出发，围绕价值来源和价值构成两方面阐明其价值内涵，进而界定价值评估范围，梳理评估方法并构建评估流程。评估范围上，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三分框架界定土地、矿产、海洋、森林、草原、湿地、水与自然保护地8类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并区分存量与流量两类口径，为综合价值的形成提供分类基础。评估方法上，从评估原则、评估方法、方法选用、量纲协调与边界复核4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出发，梳理各类价值评估方法的源流、核算方式、适用条件与局限性，以资产类型和价值识别为起点，结合时间口径、数据基础与管理用途综合判断方法选用方案，并将上述环节组织为面向不同管理需求的可执行评估流程。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分类与方法体系有待完善、本土化与动态化评估参数研究薄弱、复合生态系统多服务协同评估尚未成熟、评估结果与资产管理业务衔接不充分是当前评估实践面临的关键问题；未来需在分门别类构建价值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体系、完善流量资本化与边界复核的操作规则、明确水源涵养等关键生态服务参数、构建面向资产单元的动态评估数据库等方向上持续推进，为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资产负债表编制、离任审计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方法参考。
【目的】科学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通过改进、运用与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为评价“两山”转化成效和厘清驱动机制提供实践指导。【方法】基于2012—2023年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残值法、支出法与生产函数法为基础，从要素市场、政府购买市场与产品市场分别核算生态产品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市场价值，采用当量因子法计算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以此为基础计算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率，并识别价值实现率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驱动因素。【结果】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在波动中增长，调节价值实现率偏低、供给价值实现率稳步增长、文化价值实现率呈现“高值点状散乱分布、低值片状集聚”。②生态产品供给质量、需求总量、需求均衡性与交通便利性能够显著促进生态价值转化，而区域所处地势起伏度对不同的价值实现具有异质性。【结论】研究期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的全样本均值偏低，地区差异明显且随时间波动幅度大，应结合生态产品供需侧的驱动因素，根据当地资源禀赋选择符合自身的价值实现模式。
自然资本核算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工具，近年来其理论与方法体系不断深化，但仍在方法特点阐释和核算体系应用等方面存在不足。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0—2024年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发文趋势和研究热点等方面展开探讨，总结自然资本核算方法的演进态势、优点、不足及适用范围，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研究发现：①鉴于国内外研究视角与时代背景不同，相关研究在体系建构与方法应用上存在差异，国际研究强调核算框架系统完整，关注可持续发展、国家资源经济管理和绿色金融等问题；国内学者侧重于核算框架完善和范式建构，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②自然资本核算是推动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关键工具，涵盖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两个方面。核算方法呈现监测动态化、技术智能化和框架集成化的演进特征，机器学习和数据融合等前沿技术将引领核算范式变革；③推动自然资本核算方法在体系优化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创新，可从提升监测数据质量、制定技术规范和标准等角度拓展核算模型改进思路，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自然资源监测预测体系。未来应立足生态文明建设背景，持续拓展和深化自然资本核算体系内涵，创新完善核算方法体系，推动自然资本核算在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损害赔偿和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应用。
综合科学考察与定位台站观测都是以获取科技基础资源数据为主要任务的重要野外工作方式，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协同程度不足，影响野外科学调查的综合效能。本文在梳理综合科学考察与定位台站观测的演进过程及其相互促进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比较二者在研究目标、实施方法及成果产出等方面的异同，进而揭示其相互补充、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协同优势。结合近年来科学考察工作的实践，指出综合科学考察与定位台站观测融合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进步，标准规范一致化和野外区域研究拓展。从建立制度性协作机制、提高台站布局的合理性、建立数据共享协作机制、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以及促进人才交流等5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二者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本文预期为综合科学考察与定位台站观测的野外工作协同发展和效能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是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配置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方式，识别和解释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及运行逻辑，为因地制宜推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加快促进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提供指引。【方法】本文采用原型分析方法，基于诊断-设计-结果（DDO）理论分析框架，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30个典型案例中提取出4种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识别并比较其关键要素组合，同时结合问卷调查与客观数据指标，对案例的实施效益进行量化评估。【结果】①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是外部环境条件与内部制度设计持续互动、相互塑造的结果，可归纳为政企合作的多资源互补、村集体引导的跨权属融合、政府主导的生态责任绑定和金融机构支持的生态权益融资4种模式。②不同模式受地域禀赋、政策环境和目标导向等影响而呈现分化。多资源互补模式适用于资源类型多样但开发价值不均的地区，通过“肥瘦搭配”与功能互补实现资源整体增值；跨权属融合模式适用于城乡统一市场地区，通过打破所有权壁垒促进乡村振兴；生态责任绑定模式适用于生态受损区域，以行政力量将修复责任与开发权益捆绑实现生态与产业协同；生态权益融资模式适用于生态资源丰富但转化困难地区，通过价值评估与权益质押推动资源资本化与融资变现。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可概括为“资源摸底-规划统筹-权属整备-价值评估-组合供应-运营监管-收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不同模式在资源筛选、权属整合、价值核算等环节各有侧重。【结论】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尚处于探索阶段，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及其背后的“情境-制度-结果”运行逻辑，对于凝练和总结各地区可推广可复制的治理模式、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改革有一定的意义。
【目的】推进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研究是海洋资源保值增值、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的重要课题。海洋因其特有的广阔性、流动性、连通性等特性，其资产价值的确认、计量、核算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实践中存在核算范围不统一、价值内涵模糊、核算方法多样等问题，亟须推进构建统一的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方法。【方法】本文聚焦海洋自然资源资产内涵界定、价值构成分析、核算方法构建和账户体系编制4项关键问题开展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方法研究，建立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系统性框架。进一步，以江苏省盐城市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为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果】①海洋自然资源资产包括海洋资源型资产和海洋生态型资产两类；②除部分交易市场比较活跃的资产价格可以通过直接市场法测算外，采用间接市场法或成本法测算资产价格，通过净现值法核算价值是目前适用于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常用方法；③核算期间盐城市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呈上升趋势，期末资产价值总量比期初增长约1181亿元，增幅约44%，资源型资产价值是主要组成部分。【结论】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分为资源型资产和生态型资产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海洋自然资源资产构成和价值实现情况，基于“实物量核算-价格测算-价值核算”的技术路线和分类型账户体系能够较为科学有效地核算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反映资产数量、分布、价值，直观表达资产管理成效，为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术路径和研究思路，可为自然资本核算、资产负债表编制等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目的】科学界定海洋牧场生态产品内涵并精准核算其自然-人工复合价值，是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海洋领域实践的关键基础。【方法】基于“人与自然共同产物观”，辨析海洋牧场生态产品的本质属性与概念边界，构建多维度分类体系；解构其自然-人工复合价值形成机制，建立与GDP协同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框架及适配产品属性的差异化核算方法。【结果】①海洋牧场生态产品是自然过程与人工干预协同作用的共同产物，具备生态生产性、持续流量性、直接效益性与经济稀缺性，从而与常规产品及纯自然服务划定了清晰边界；②其最终市场价值可解构为自然本底价值、生态修复价值与市场转化价值3个部分。GEP核算边界应限定于前两者构成的内在生态价值，并基于生态产品市场属性的差异，构建实物量与价值量相结合的核算体系。【结论】海洋牧场生态产品内生于人与自然的协同作用，其生态价值在于自然生态过程与生态修复劳动的复合贡献；所厘清的GEP与GDP协同边界及构建的差异化核算方法，为精准量化其复合生态贡献提供了技术依据，进而为生态补偿标准核定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奠定定量基础。
【目的】水资源价值的科学评估是水资源价值实现、激发水市场活力以及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前提。【方法】基于模糊排序学习构建水资源价值评估模型，测度2011—2024年黄河流域43个城市水资源价值水平，通过对比实验、消融实验、泛化能力检验和扰动稳健性检验评估模型效能，并将模型应用于工业企业水资源有偿使用的基准价格测算中。【结果】①基于模糊排序学习的水资源价值评估模型在跨年度与跨城市评估中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与结构一致性，模糊映射与多重正则化约束是性能提升的关键来源。②黄河流域水资源价值整体集中于2.71~3.33区间并呈阶段性波动特征，空间上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格局，且东西向分异整体强于南北向分异；高值城市的集聚范围与分布重心呈现阶段性调整，说明驱动机制由自然禀赋主导转向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与用水供需压力主导。③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工业用水使用价格基准介于0.418~5.265元/m3之间，空间上总体呈现由上游向下游递减的分布趋势。【结论】基于模糊排序学习的水资源价值评估模型能够有效识别水资源价值的时空分异特征，是支撑流域水资源价值核算与差异化管理的重要工具。应根据城市水资源价值水平和用水主体承受能力，完善分区分类的水资源有偿使用价格基准，推动水资源从基础自然禀赋向经济资产和资本要素的转化。
【目的】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兼具所有者代理与公共监管双重职责，治理评估须同时回应资产配置绩效比较与公共底线履责判断。既有综合评分方法将性质不同的评价事项加权为同一分值，底线风险与程序缺失易被绩效高分掩盖。本文旨在阐明双重逻辑赋予评价事项结论效力的差异，据此构建与之匹配的评估规则机制。【方法】运用规范分析与规则推导方法，以“边界约束下的公共价值实现”为规范准则，构建由资格审查、边界判定和绩效评价组成的分层聚合规则，并以北京市年度评估指标体系为例开展指标重组与规则示意。【结果】①所有者代理逻辑与公共监管逻辑赋予评价事项准入、底线和比较3类结论效力，连同暂不具备效力条件的观察事项，指标相应划分为程序性门槛、约束性、绩效性和探索性4类。②在分层聚合规则中，程序性门槛决定受评资格，约束性指标以非补偿方式限定等级上限，绩效性指标在允许范围内形成比较结果，探索性指标单列观察。③北京市案例示意表明，依据评价效力组织指标体系，评价输出则由单一等级扩展为等级判定、风险识别与原因诊断并重的结构化结果。【结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治理评估应由综合评分转向基于评价效力的分层规则，在保持公共底线刚性的同时保留绩效分辨力，为所有者代理履职评价与公共监管责任评价的制度衔接提供方法支撑。
【目的】推动自然资源资产多元综合价值实现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赋能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尚未从产权视角系统阐释数字技术赋能的深层机理与作用边界。【方法】本文基于产权理论和数字经济理论，构建了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的分析框架，以浙江省丽水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试点为深度案例，并选取涵盖不同技术场景与区域的典型案例进行多案例检验，探讨数字技术赋能的内在逻辑与适用边界。【结果】①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的阻滞根源在于产权界定成本高昂与交易制度不完善，数字技术作为降低交易成本、辅助产权明晰的工具具有重要作用；②数字技术通过信息集成、权属存证、供需匹配三方面机制，能够缓解价值度量难、流转不畅与增值乏力等困境，但其作用高度依赖制度配套、市场成熟度与资金投入持续性等前提条件；③多案例检验显示，数字赋能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与技术场景依赖。【结论】数字技术是自然资源资产多元价值实现的重要工具，但需与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协同推进。为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多元价值实现，需要遵循技术工具+制度配套双层协同路径。
【目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制度创新，探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机制，对持续推进离任审计工作和完善土地供给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2010—2022年中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供地方式、结构、价格、来源4个维度，探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离任审计制度能显著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且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离任审计制度可通过规范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行为改善城市土地配置效率。具体而言，离任审计通过土地供应方式市场化、供应结构优化、供应价格纠偏、供应来源存量转型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离任审计制度的效率提升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更为明显。【结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规范地方政府土地供应行为、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保障。应持续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定期对地方政府供地行为进行审计考核，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水利风景区作为以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复合型自然资源单元，生态产品类型多样、价值构成复杂，现有核算方法虽能部分反映生态产品的直接经济价值，却难以系统揭示其资产属性与投入成本。基于此，本文在分析生态系统核算（SEEA-EA）框架适用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引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逻辑，对SEEA-EA框架进行拓展，构建了“资产-负债-净值”的水利风景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构，并据此建立水利风景区生态产品核算框架及资产负债表。本文以2023年、2024年为核算期，以南京市金牛湖水利风景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改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水利风景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能够系统揭示区域生态产品的价值构成，其“资产-负债-净值”的结构有效耦合了自然资本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需求，弥补了传统核算方法的不足。研究成果可为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水利风景区管理决策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量化依据与方法支撑。
【目的】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落地的尺度转换难题，以四川省为例探索差异化路径。【方法】本文基于“生态约束力-经济支撑力”双维框架，收集2020—2024年多源数据，运用CRITIC-TOPSIS模型评价乡镇尺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适宜性，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五大片区制约因子，提出差异化对策。【结果】①四川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约束性与经济支撑性空间分异显著：高生态约束-低经济支撑型连片分布于川西北高原与攀西，低生态约束-高经济支撑型团块集聚于成都平原与川南，高生态约束-高经济支撑型斑块散布于成都平原西部与安宁河谷，低生态约束-低经济支撑型零散见于川中丘陵。②经诊断，成都平原、川东北、川南主要受城镇开发定位制约，川南、川东北同时受区位与市场劣势制约明显，川西北以生态修复压力为主、攀西以地灾风险为主，资源转化短板普遍存在，但川东北红色文旅与川南自然文化资源潜力较大。③提出差异化对策：成都平原应聚焦优化开发定位与地灾治理，川西北着力碳汇突破与修复兜底，川东北以红色文旅为引领，川南以开发定位优化和文旅整合为重点，攀西以地灾治理为基础、康养产业为牵引。【结论】西南省份需立足差异化条件精准研判各片区核心难点，分类施策，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试点探索”向“精准施策”转变。
【目的】在全球资源约束趋紧的时代背景下，紧扣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纵深推进与“十五五”生态保护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促进自然资本保值增值，亟需构建面向区域自然资本治理的量化核算体系。【方法】本文以三峡库区生态屏障核心区重庆市万州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资本“存量-流量-价值”核算理论框架，采用统计、生态模型和调查问卷等方法系统核算了2024年度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本的实物量与价值量，并分析其价值形成原因。【结果】①万州区自然资本潜力巨大，总量达1193.12亿元，其中自然资源资产价值666.84亿元（占55.89%），生态价值526.28亿元（占44.11%）；各类价值贡献差异明显，资产端以土地为主导（45.26%），矿产（7.80%）和林地（2.61%）次之；生态服务端则以调节服务（25.75%）和供给服务（15.46%）为核心贡献。②空间分异方面，高价值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农用地价值相对较低且多处于森林、山地与城市间的过渡地带，其附加供给服务构成重要补充；大面积林地集中于高海拔山区，其价值主要来源于调节服务，矿产价值亦赋存于此。③自然资本存量丰富，流量巨大，但流量转化效率仅为78.92%，表明尚有21.08%的资产未能有效转化为生态服务流量，非市场价值虽已核算量化，但尚未通过市场交易、绿色溢价等渠道转化为直接经济收益。【结论】基于自然资本治理导向的价值量化，能够精准识别区域生态资产的结构性短板（草地等生态用地贡献薄弱）及转化效率缺口（21.08%的提升空间）。本文可为三峡库区生态修复治理、自然资本长效管护及差异化空间管控提供量化支撑与科学决策依据。
【目的】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是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键基础，但现有VEP核算框架仍处于探索阶段，亟须在典型区域开展实证研究。【方法】本文以珠三角农业文化遗产——佛山市金沙岛基塘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适用于特定地域单元的VEP核算框架，同步开展生态产品总值（GEP）与VEP核算，系统评估2019年和2023年核算期生态产品价值，分析价值变化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影响路径。【结果】①从2019年到2023年，金沙岛基塘系统GEP从8.71亿元增至10.31亿元，5年期VEP从8.07亿元增至16.18亿元，VEP增幅（100.36%）远高于GEP增幅（18.45%），整治工程对可市场化生态产品价值的撬动效应显著；②空间分布上，GEP高值区由零散分布趋于集中连片，VEP中高值区由零星分布转为广泛分布，整治工程重塑了价值的空间格局；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3条路径影响生态产品价值：空间整合改造形成规模效应提升物质供给价值，生态修复优化自然本底提高产出效率，景观美化驱动文化服务价值爆发式增长。【结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驱动生态产品价值优化的关键因素，建议后续整治规划中优先布局文化服务功能提升工程，推进特色产品品牌建设，探索基于VEP核算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本文可为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同类地区生态资源可持续经营提供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