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在全球能源技术革命和“双碳”目标的双重驱动下，考察中国氢能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多维要素影响机制，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方法】本文基于1998—2023年中国氢能企业数据对其时空动态演变进行刻画，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探讨影响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并对其演变模式进行分析。【结果】①中国氢能产业已逐步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川渝鄂等地形成集聚，企业数量大致呈现自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较高的空间集聚特征；②中国氢能产业链各环节演变存在差异，上游制氢环节由东部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区扩展，中游储运环节由分散布局转向区域化集聚，下游应用在东部核心区保持集聚并向中西部多中心拓展；③多维要素对氢能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呈现显著的产业链异质性：经济基础与科技创新对各环节总体发挥正向作用，资源禀赋对上游制氢的区位塑造更为突出，交通区位对中、下游的影响更强，市场潜力与政策激励则对下游应用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结论】氢能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并非均质化过程，而是区域比较优势与不同链段区位需求动态匹配的结果，产业布局应遵循差异化集聚与链式协同规律，促进区域优势与产业链分工有效衔接。
【目的】“双碳”目标驱动下，油气田绿色开采亟须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新型能源系统。然而，这类系统普遍面临风光出力与负荷需求不确定性强、多能耦合复杂、经济性与低碳目标难兼顾的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能够有效平衡经济成本、碳排放与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风-光-氢多能互补系统容量优化配置方法。【方法】提出“系统建模—多目标优化—方案优选”的一体化决策分析框架。首先，基于全年风光出力与负荷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刻画源-荷不确定性，结合拉丁超立方抽样与场景削减技术生成3季（供暖季、过渡季、供冷季）的典型日场景；进一步，建立以成本、碳排放、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为目标的多目标容量优化配置模型，采用NSGA-Ⅲ算法求解Pareto前沿，并通过多属性决策方法优选配置方案；最后，以塔里木盆地油气田为例进行验证。【结果】所建系统可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协同优化，较传统煤电、气电、电网供能方案碳排放分别降低78.64%、62.30%、50.91%。情景分析表明，碳捕集、光热电站与氢能设备可实现功能互补：碳捕集是深度脱碳核心，移除后碳排放激增62.57%；光热电站对平抑波动、提升消纳至关重要；氢能设备发挥灵活性支撑作用。敏感性分析显示，技术进步可使总成本下降25.34%，系统对碳价波动抗干扰能力较强。【结论】可再生能源耦合氢能和碳捕集的技术组合是破解油气田绿色低碳开采与经济性矛盾的有效路径，本文所建分析框架可为高维多目标复杂系统容量优化提供决策支撑，助力油气田绿色转型。
【目的】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系统评估农村能源革命试点的经济增长效应，有助于挖掘农村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探索能源转型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同时为深化农村能源革命试点政策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中国首个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河南省兰考县为研究对象，构建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和合成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农村能源转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同时，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3个维度进行拓展分析。【结果】①农村能源革命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农村能源革命不仅通过扩大就业规模、拓展非农就业提升就业水平，还通过促进资本流入和推动商事主体进入激发市场活力，从而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③拓展分析发现，农村能源革命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了“农业强”和“农民富”的发展目标。然而，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尚未呈现显著效果。【结论】农村能源革命试点是推动农村能源转型、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实践。未来应立足县域能源资源禀赋，积极推进农村能源转型，推动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转化，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新动能。
农业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推动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1986—2025年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农业碳中和相关文献，利用VOSviewer和CiteSpace可视化工具，从发文数量、研究机构、核心作者、研究主题与演变进展等维度，系统梳理农业碳中和领域的研究进展，进一步剖析其关键问题、现实挑战与未来趋势。研究表明，国内外农业碳中和领域研究历程呈现显著的阶段性跃迁特征，整体经历了萌芽探索、平稳发展和快速发展3个阶段。其中，英文文献自2014年进入快速增长期，而中文文献则在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和美国是该领域知识的主要贡献国。该领域已形成少数核心机构主导知识产出的局面；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呈现广泛分散与局部集聚并存的特征。现有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农业碳中和的内涵与理论、影响因素与减排路径、核算方法与固碳减排技术等方面，呈现多元化演进态势。与此同时，农业碳中和在实践层面面临系统边界界定模糊、核算指标体系缺乏统一标准、协同发展的路径机制尚不成熟等突出问题。未来需构建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的农业碳中和系统理论框架、建立标准化的农业碳排放核算体系与高精度数据库、深化粮食安全与碳中和目标的协同机制研究、强化低碳技术经济效益评估与市场化激励机制设计，以推动农业碳中和研究的理论体系完善与实践范式升级，为全球气候治理与农业绿色转型提供科学支撑。
【目的】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作用机制，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福祉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解析新质生产力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Super-EBM模型测度2013—202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和生态福利绩效，刻画二者时空演变规律，进而组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的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①2013—2022年中国市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空间格局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带状分布特征；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空间格局上呈现非均衡的团簇状分布特征。②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其中，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两条重要的中介渠道。③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能够促进相邻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④空间异质性检验显示，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外围城市强于中心城市，且相比于强环境规制城市和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在弱环境规制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新质生产力是提升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动力源，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性。因此，应因地制宜发挥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增效。
【目的】旨在探索中国新质生产力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异特征，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维度出发，将新质生产力划分为高技术、高智能、绿色三大生产力，并从地理本性视角出发构建了新质生产力集聚与演化的理论框架，基于2013—2022年产业兴趣点（POI）数据，采用空间集聚度测度、热点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探讨中国新质生产力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①中国新质生产力集聚呈现显著的“东密西疏”非均衡格局。高技术生产力呈“连绵式”推进，高智能生产力呈“扇形”辐射，绿色生产力呈“多点式”突破。②新质生产力集聚形成以“大兴安岭—百色线”和“锡林郭勒—崇左线”为标志的地理分界，呈现东热西冷的格局，区别于“胡焕庸线”对区域格局的传统划分。③新质生产力集聚演化的驱动力呈现从第一地理本性向第二、第三地理本性递进转换的规律，最终收敛于产业规模、绿色创新能力与创新人力资本的协同驱动。【结论】中国新质生产力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化并非均质化的扩张过程，而是三大地理本性递进转换与产业规模、绿色创新能力、创新人力资本协同驱动的结果。据此，未来空间治理应遵循差异化地理本性适配与产业、创新、绿色协同的规律，通过强化区域间创新网络耦合推动新质生产力空间格局的均衡化演进，并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新兴生产力空间治理提供路径参考。
【目的】探索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作用机制与差异化效应，是引导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方法】基于2009—2022年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创新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建构出城市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性转型”三维测度指标体系，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结果】①创新体系建设在总体上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提升。②创新体系建设通过强化以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和政府创新注意力为代表的行政机制，疏通以提升市场化水平和促进产业集聚为代表的市场机制，激活以行业协会商会活跃度和产学研合作为代表的社群机制，进而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③创新体系建设有助于成长型、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但对衰退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在于行政机制强劲、市场机制不畅和社群机制孱弱，造成了激励扭曲现象，引致企业出现重数量而非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行为。【结论】行政、市场与社群机制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型城市在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的公共支持之外，也要注重市场机制的强化和社群机制的激活，从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由资源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的转型。
【目的】耕地边际化是农户退出耕作或减少投入导致耕地净收益下降的过程。本文旨在揭示近郊乡村农户在耕地边际化过程中的行为决策机理，为优化耕地保护政策顶层设计提供微观决策依据，以期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结合2023年珠三角地区典型近郊乡村54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近郊农户耕地边际化行为的决策过程及影响机制。【结果】①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耕地边际化决策。其中，前者受显性经济费用与潜在农业收益损失制约，后者受家庭经济收益提高与子女教育条件提升驱动。②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驱动农户耕地边际化意向，其中非农收入认同、子女进城就学认同和其他农户评价是核心驱动力。③行为意向对农户耕地边际化行为的影响显著高于知觉行为控制，其中复种指数下降与生产资料投入缩减是关键因子。【结论】近郊农户耕地边际化行为在隐性层面表现为“单季保面积”与“减量保口粮”，显性层面则以工业污染倒逼耕地撂荒和工商资本驱动用途变更为主，区别于山区农户劳动力外流型的耕地撂荒行为。建议构建“成本约束-收入激励”协同机制、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根据农户差异实施耕地边际化分类治理策略。
【目的】乡村坑塘保护与利用是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系统掌握乡村坑塘形态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加深对乡村坑塘的全面认识和提升乡村系统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方法】基于2024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本文聚焦于乡村坑塘的主导作用和价值，将其划分为灌溉型坑塘、养殖型坑塘、景观型坑塘3种类型，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等方法剖析山东省乡村坑塘规模、形状和密度等形态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乡村坑塘形态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结果】①山东省乡村坑塘形态分异特征显著。规模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以灌溉型和养殖型坑塘为主，从东北部向西南部呈递减趋势；形状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灌溉型坑塘占据主导地位，在胶东和鲁西地区呈带状的规整化分布，在鲁中和鲁南地区呈团状的复杂式分布；密度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灌溉型坑塘占据主导地位，坑塘高密度区分布较广，主要以团簇状分布在鲁西北平原、鲁东南丘陵地区以及南四湖区域。②乡村坑塘形态空间分异的首要成因是沿海—内陆的区位差异，平原—丘陵—山地的地域分异是次要成因，两者起到基础性作用；欠发达—中等发达—发达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持久驱动力，发挥着阶段性作用。【结论】乡村坑塘形态空间分异本质上是自然基底稳定性与经济社会动态性交互作用的结果，多种驱动力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乡村坑塘的差异性格局。未来应针对不同类型坑塘的主导作用和价值，探寻差异化的坑塘资源利用方式和优化路径，以期为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参考。
【目的】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探索城市收缩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机制，对于破解收缩城市治理困境、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2014—2024年中国43个收缩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引入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在控制可观测混杂因素的基础上，估计城市收缩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①城市收缩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②城市收缩通过削弱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进而阻碍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③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作为中介变量，并未表现出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预期促进作用，反映出收缩城市治理中存在技能错配与路径依赖问题。【结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破解与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相关的资源错配问题，是缓冲城市收缩负向影响、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目的】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面临情感、教育、健康和照料等多重困境，易陷入多维贫困且可能代际传递，研究其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教育、健康、生活条件、父母关心4个维度构建农村留守儿童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F法、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随机森林模型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查2012—2022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从个体-家庭与区域两个层面识别影响因素。【结果】①2012—2022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状况显著改善，但父母关心维度贫困加剧；在空间上，多维贫困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格局，西部地区贫困问题仍突出。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父母外出务工时间、家庭年收入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留守儿童多维贫困的关键因素，其中父母外出务工时间与家庭年收入交互作用显著。③在区域层面，人均GDP、教育经费投入与地形起伏度为核心驱动因素，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加剧了留守儿童多维贫困。【结论】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是个体、家庭支持缺失与区域环境约束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未来减贫策略需构建多尺度治理框架，在关注物质贫困的同时，重点缓解情感贫困；并依据地域分异规律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干预政策。
【目的】本文旨在揭示“监测户”生计韧性多维能力与返贫致贫风险消除的关联机制及差异化组态路径，为因人因户开展精准帮扶、推动稳定消除风险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湖南省怀化市2023年8个集中连片脱贫县139个乡镇18943户“监测户”的防返贫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Logit回归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刻画“监测户”生计韧性水平与返贫致贫风险差异，探讨风险消除的影响机制及组态路径。【结果】①样本地区“监测户”返贫致贫风险消除率达79.78%，类型与空间异质性显著。边缘易致贫户风险消除率最高（94.36%），突发严重困难户最低（66.92%）；怀化市127个乡镇风险消除率超50%，其中69个近郊乡镇因交通便捷、政策倾斜及产业适配性强，消除率普遍超80%。②“监测户”返贫致贫风险消除受生计韧性多维能力协同驱动。风险已消除样本的生计韧性（0.313）高于未消除样本（0.282），核心差异在于技能习得转化能力，这是风险消除的“核心驱动因素”；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依托政策帮扶能够实现资源禀赋向生计风险缓冲力转化，但基本资源积累能力因合作社“精英俘获”难以转化为实际收益。③不同类型“监测户”返贫致贫风险消除路径存在差异。脱贫不稳定户需技能培训与主动务工双重赋能激活内生动力；突发严重困难户依赖多元化紧急政策快速恢复“造血”能力；边缘易致贫户需通过生计资本补偿与产业转型破解资源和收益错配困局。【结论】生计韧性多维能力异质性是“监测户”返贫致贫风险消除差异的核心成因，地方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监测户”实施差异化的帮扶措施。
【目的】在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行政层级、治理权限与发展规模的适配关系直接影响地方治理效能。政区升格是调整治理尺度与权责结构的重要制度工具，经济强镇撤镇设市是其典型实践之一。本文旨在揭示此类制度变迁影响地方发展与区域治理的内在逻辑，为行政区划优化与地方治理转型提供参考。【方法】本文以浙江温州龙港2019年撤镇设市为例，构建政区生态位模型，结合空间演化测度与访谈研究，刻画2014—2024年龙港政区发展特征及区域竞合关系的动态变化，分析政区升格引致的权力重构及其传导机制。【结果】①撤镇设市促进了龙港经济增长与城市空间重组，2014—2024年GDP、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115.3%、58.1%，建设用地净转入12.83 km2，扩张模式转向内涵充填。②从生态位宽度-重叠度组合看，龙港由低宽度-高重叠度型转为高宽度-高重叠度型，后期回落至低宽度-高重叠度型，发展能力呈先拓展后收敛态势，并与平阳、苍南形成竞争-协作关系。③撤镇设市提升了龙港的自主管理能力。其中，财政自主权扩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规划自主权增强为空间扩展提供了制度支撑。【结论】政区升格通过重构行政层级与治理权能，促进了地方资源统筹、空间组织与区域协调能力提升。该制度对人口经济规模较大、现有行政权能难以适应治理需求的地区具有启示意义，但其实际成效仍取决于产业基础、财政保障与区域协同等条件。
【目的】本文旨在探索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政策通过影响市场创业活跃度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为协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方法】基于信号理论构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创业活动—经济发展”中介机制模型。以2020年结束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270个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政策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及其异质性。【结果】①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并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受试点政策信号模糊性、不稳定性和矛盾性影响，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在试点第3年方始显著，虽弱于财政手段对经济的直接拉动效应，但呈现出渐强趋势，表明信号质量在逐渐改善。③从异质性看，试点政策信号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行业分化：与保护目标一致的行业创业活跃度被显著激发，违背保护目标的则被显著抑制，反映出政策信号引导的有效性，达成了信号传递目的。此外，在区位条件好、乡村数字化水平高的试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结论】从信号质量角度，需通过国家公园立法和经营制度建设明确市场主体参与机制，以提升政策信号的清晰度和稳定性，缩短市场响应周期，持续激发创业活动；从信号传递目的角度，需优化政策发布媒介、内容与频率，加强政策精准解读和创业培训，并构建国家公园企业环境行为数字平台，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导创业活动向绿色产业集中；为赋能国家公园属地市场主体，提升其对政策信号响应能力，需持续推进乡村数字化以弥补区位要素短板，激发更广泛的市场主体参与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目的】开展新形势下重点地区人口发展薄弱区域识别及应对策略研究，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方法】以京津冀为研究区，基于2000—2020年3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建立人口发展综合指数，识别诊断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薄弱区域，进而提出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人口发展的科学应对策略。【结果】①京津冀地区除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抚养比指标外，其他人口指标均呈现向好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总体上北京优于天津，天津优于河北，市辖区和县级市优于一般县。②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综合指数整体不高，低于0.6的县域占比高达77.39%，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和燕山-太行山区；高值县域主要分布在京、津主城区和河北省的地级市辖区。③京津冀地区超过72%的县域存在一种或多种人口发展薄弱情况，其中人口抚养比、外县人口比重与高学历人口比重复合薄弱区域的县域占比最高。【结论】京津冀地区人口综合发展指数整体不高，但向好发展。人口发展薄弱区域主要集中在黑龙港流域传统农区和燕山-太行山区，建议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背景下做好人口发展的顶层规划，针对不同类型人口薄弱地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目的】新型劳动者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智慧城市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高效率、高质量运行的新形态城市，本文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对新型劳动者流入的影响，旨在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模式下集聚新型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方法】本文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00—2018年城市层面数据，建立条件Logit模型，系统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对新型劳动者流入的影响。【结果】①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对新型劳动者的吸引力。②该效应具有城市和个体层面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及规模较大的城市被设立为智慧城市试点更有利于吸引新型劳动者流入，年龄较小、跨省流动、未婚的新型劳动者更倾向于流入智慧城市。③机制分析发现，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供高质量就业、高水平生态环境、高品质生活以及智能化学习场景，吸引新型劳动者流入。④进一步探究表明，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其对新型劳动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而且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有利于吸引新型劳动者流入，也有利于促进他们留下来。【结论】智慧城市建设所营造的高质量就业与生活环境，精准回应了新型劳动者对发展空间的多元诉求，并为其终身学习提供支撑。这种“环境-能力”的双重赋能，成为吸引该群体流入并实现长期居留的关键动力。今后需因地制宜推进城市高水平智慧化建设，并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动态适应能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