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与一般大宗金属市场相比，共伴生关键金属市场尚处于加速成长期，因供需阶段性错配而导致的市场震荡时有发生，价格波动较为剧烈，市场关联更为复杂。探究共伴生关键金属市场关联效应，可为市场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市场提供重要参考信息，及时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及震荡所带来的冲击。【方法】 本文选择共伴生关键金属铜和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解、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DCC-GARCH模型、MSVAR模型，分析2008—2022年不同时间尺度下共伴生关键金属双向价格关系、市场动态联动、市场关联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①共伴生关键金属铜、钴价格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且具备时变性与异质性。②共伴生关键金属铜、钴市场联动性强，市场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时间异质性。③短期时间尺度上，铜-钴市场关联呈现“平稳—低波动—高波动”3种区制的转变路径；长期时间尺度下铜-钴市场关联多处于高波动和平稳区制。④投机、地缘政治风险因素为短期时间尺度上影响铜-钴市场关联的关键影响因素；供给、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因素为影响长期时间尺度上铜-钴市场关联的关键影响因素。【结论】 共伴生关键金属铜与钴的价格关系在多时间尺度下呈现显著非线性特征，且具备时变性与异质性。铜-钴市场联动性强且波动溢出效应随时间尺度变化。短期尺度下，铜钴市场关联呈现“平稳—低波动—高波动”三区制转换，2017年后高波动状态成为常态，且地缘政治风险因素是触发波动的关键因素。长期尺度下，铜钴市场多处于平稳和高波动区制，2021年后全面进入高波动状态，受宏观经济趋势和供需基本面影响更显著。

【目的】 剖析中国石墨出口结构调整对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对于推动中国石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多层网络理论构建了石墨产品贸易传播模型，揭示石墨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石墨原材料、初级产品、深加工产品多层贸易网络中的级联传播过程。【结果】 ①中国石墨产品市场占有率与产业竞争力明显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石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过大。②由于国家间紧密的贸易联系和生产关系，中国石墨出口结构调整将对其他国家的石墨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中国减少石墨初级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石墨贸易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③中国减少石墨原材料出口和石墨初级产品出口将显著提高中国石墨产品的整体产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石墨出口结构的调整对于培育石墨产品竞争优势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石墨原材料出口的减少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正向影响是不可持续的。当石墨原材料出口减少比例大于一定幅度时（45%），中国石墨产业国际竞争力反而会呈现下降趋势。【结论】 因此，中国在推动石墨出口结构由原材料向深加工产品转移时，需要将石墨原材料出口的缩减幅度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以避免过度减少石墨原材料出口对其石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反作用。

【目的】 高纯石英是保障芯片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受到资源禀赋和技术壁垒等因素的影响，各国高纯石英国际贸易格局错综复杂，进出口关系间具有相互依赖性。传统研究从两两国家间贸易关系出发，难以刻画间接贸易关系对贸易依赖度的影响。本文从多个国家间形成的“链式”贸易关系度量贸易依赖度，不仅能够刻画高纯石英产品的贸易流转关系，同时能够明晰依赖对象和来源。【方法】 基于2012—2021年国际贸易数据构建高纯石英贸易网络，通过提取贸易流识别贸易依赖路径，通过考虑国家在贸易依赖路径上的位置特征定量化度量高纯石英贸易对外依赖度，明确进口依赖对象和进口依赖来源，以此反映各国高纯石英贸易的供应安全水平。【结果】 ①高纯石英贸易国家数量逐年增加，但进出口关系逐渐集中于美国、德国、中国、日本、英国等有限的国家；②贸易流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大多经东亚、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国家实现贸易流转；③美国是中国高纯石英贸易的主要进口依赖国家，德国、日本和中国相互依赖，捷克、法国、意大利对中国高纯石英供应存在依赖；④中国自2016年以来的高纯石英贸易对外依赖度逐渐减弱，高纯石英产品制备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增强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密度，对提升贸易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 本文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全球高纯石英贸易的依赖结构演变规律，为制定供应链韧性政策、系统性防范供应链风险和制定市场调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的】 研究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演化及其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铝贸易格局的演化过程与内在逻辑，对于保障铝资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本文构建了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刻画2011—2020年全球铝资源的贸易网络格局及其时空特征，构建了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演化机制，以期为保障中国铝资源可持续供应提供决策参考。【结果】 ①全球铝资源贸易规模不断波动，国家（地区）之间贸易关系也在逐步增强，然而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中只有少数国家（地区）拥有大部分的贸易合作伙伴。德国、印度、美国处于全球铝贸易网络中心地位，荷兰、中国和土耳其的中心性提升幅度较大，这些国家对铝资源贸易网络具有较强影响力。②全球铝资源贸易具有明显的互惠性，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交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动态演化。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铝资源贸易不活跃，低人均收入国家铝出口贸易意愿更强，贸易保护政策阻碍了全球铝资源流动。此外，语言差异不是阻碍各国铝资源贸易往来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和邻近接壤显著地影响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演化。【结论】 在厘清全球铝资源贸易网络特征及演化机制基础上，中国需充分发挥在铝资源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和桥梁作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针对性地实施贸易策略，从而保障中国铝资源供应安全和稳定。

【目的】 钴作为关键战略资源，其供需格局高度地理分离，贸易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系统识别钴贸易格局与风险演化，对维护产业链稳定和优化资源安全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立足钴物质贸易，选择开采、生产、制造和废弃物管理4个产业链阶段共29种钴产品，构建全球钴物质贸易网络，基于2012—2022年的网络拓扑结构，从进口集中度、贸易中介性和资源获取难度三方面构造全球钴物质贸易网络的贸易风险指数。【结果】 ①钴物质贸易格局的地理分布呈现核心集聚趋势，开采和制造阶段异质性减弱，生产阶段异质性增强，废弃物管理阶段无明显演变趋势。②主要进口国（地区）贸易风险制约全球钴贸易网络的稳定性。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中介控制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虽有所提升，但进口集中度仍是决定风险的主导因素。③国家（地区）间贸易依赖关系在钴开采、生产、制造和废弃物管理阶段差异明显，且影响贸易依赖关系的驱动力也存在差异。开采阶段的依赖关系主要集中在亚非地区；生产阶段的依赖关系开始向全球扩散；在制造阶段中，亚洲国家（地区）间的依赖关系显著增强；在废弃物管理阶段，北美洲和欧洲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依赖关系尤为紧密。【结论】 全球钴物质贸易网络稳定性取决于主要进口国（地区）。中国作为主要进口国，应加强钴资源供应多元化布局，同时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加快布局废料资源回收体系，健全风险预警与应对体系，以保障供应链安全、巩固战略地位、掌握循环利用主动权。

【目的】 石化产业关乎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研究中国石化产业链贸易网络的结构演化和脆弱性，对保障该产业安全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分析2007—2022年中国石化产业链贸易网络结构演化，并构建中美石化产业链贸易网络模型，以对比两国影响力；结合GDELT双边关系数据进行情景模拟，评估中国石化产业链贸易网络的脆弱性。【结果】 ①中国石化产业链在石油化工产品领域实现关键跃升，由原料依赖型向产品输出型转变，贸易伙伴结构从“亚洲化”向全球化扩展，产业链贸易网络持续优化，但基本化工原料网络仍存在结构性隐患。②中美两国在合成材料环节贸易伙伴高度重叠，美国在石油及石油产品领域保持传统优势，而中国在石油化工产品领域展现出更强影响力。③网络脆弱性方面，中国的基本化工原料网络脆弱性较高，以进口环节尤为突出；石油网络展现出多元化与稳定性；有机化工原料网络在稳定基础上略有调整；石油产品和合成材料网络脆弱性较低。从中美对比来看，特定国家（地区）脱钩将导致中国石油产品进口和基本化工原料的进出口环节高度脆弱，对产业链其他环节的影响相对可控。【结论】 中国应深化“减油增化”战略，强化国内能源保障及国际合作，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以提升产业链韧性与稳定性。

【目的】 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加剧了动力电池锂金属国际贸易空间格局演化和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探讨市场博弈均衡视角下的资源贸易格局及价格变化趋势是保障锂金属供应安全的关键。【方法】 在动力电池锂金属动态物质流分析基础上，提炼主要资源生产国（地区）和需求国（地区）复杂博弈关系及其关键约束条件来构建全球动力电池锂金属多区域市场博弈均衡模型，求解2023—2035年多种政策情景下市场博弈均衡的贸易空间格局及资源价格变化趋势。【结果】 ①2023—2035年，全球锂金属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9.4%，并在2035年达到372.5万t碳酸锂当量，主要需求来自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国（地区）；②2035年，锂金属供应主力为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等资源禀赋优势国。中国始终是最大的进口国，尽管本土资源产能显著提升，进口依存度仍将高达76.0%~84.9%。美国、欧盟、韩国和日本是潜在的全球主要锂金属进口国（地区）。③受需求上升和矿石品位下降影响，所有情景的长期市场均衡价格均高于2021年8月锂价激增前8.9万元/t碳酸锂当量的历史平均水平，下游产业本土化与贸易市场歧视情景下市场均衡价格为10.9万元/t碳酸锂当量，上游供应中断与上游产业结盟情景下均衡价格可达11.7万~12.0万元/t碳酸锂当量。【结论】 本文在“市场博弈均衡”视角下对锂金属贸易格局展开分析，拓展了贸易格局研究边界，同时基于多种政策设计情景，为主要资源需求国（地区）制定动力电池锂金属供应安全策略提供了更具现实导向的决策支持。

【目的】 锂资源是能源转型的“命脉”，但在供应过程中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在此背景下，厘清地缘政治风险对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的作用过程，对于保障锂资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全球22个国家（地区）2002—2022年的氢氧化锂和碳酸锂贸易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方法以及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地缘政治风险对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的影响。【结果】 ①在样本期间内，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在2015年之后上升尤为明显。②地缘政治风险对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在网络核心国家（地区）和高风险国家（地区）更为显著。③地缘政治风险通过阻碍贸易合作、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锂资源贸易网络韧性产生负面影响。【结论】 为缓解地缘政治风险对锂资源贸易的负面影响，需要建立起全面的突发风险预警机制，推动实施锂资源多元化进口替代战略并完善多层次全球贸易体系，加强锂资源核心产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合作与风险管理。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对中国关键金属锂钴镍的需求及可持续供应能力的影响趋势，并基于一次与二次资源耦合配置视角提出保障其可持续供应能力的组合情景，为化解能源转型背景下的关键金属约束瓶颈及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结合情景分析法和存量驱动物质流模型，研判2010—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关键金属可持续供应能力水平，模拟2024—2050年期间不同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与电池技术路径情景下，一二次资源耦合对关键金属需求的影响，多情景研判关键金属可持续供应能力。【结果】 ①2010—2023年，中国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金属以一次资源为主，2013年该领域锂和钴的需求为3.6万t和1.8万t，镍钴锰酸锂电池（NCM）技术表现出“高镍低钴”的演变趋势；②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可同时减少锂钴镍需求，电化学技术演变可以实现钴和镍需求的显著节约，同时提高可持续供应能力；③组合情景融合了供需两端情景优势，对锂钴镍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SI）、累积一次资源消费量（AC）、二次资源扩充乘数（MU）以及供需比率（SDR）都具有正向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资源约束瓶颈。【结论】 为保障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安全，应当重视电化学技术开发的推进，提高动力电池利用效率，通过最优政策组合耦合配置一次与二次资源，构建关键金属战略储备体系。

【目的】 交通领域实施“双碳”政策，能够影响新能源汽车的规模和性能，并最终影响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的消费需求。为积极应对关键矿产供需压力，亟需考察“双碳”政策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消费需求的影响。【方法】 基于Gompertz模型预测新能源汽车销量，以及新能源汽车相关参数的测算和设定，测算不同“双碳”政策情景和锂电池技术路线下，2022—2035年新能源汽车对关键矿产的消费需求。【结果】 ①新能源汽车不同车型的单车关键矿产消费量有不同的变化，如纯电动乘用车、纯电动专用车的单车锂消费量会增加。②新能源汽车对锂、镍、钴、钕、镝、镨的消费需求量会快速增加，在基准政策情景下，消费需求年均增速高达15.97%~16.10%、13.15%~17.01%、7.42%~12.66%、12.05%~14.24%、11.94%~14.12%、11.94%~14.12%。③新车生产是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消费需求的主要贡献力量但贡献力量会减小；纯电动乘用车是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消费需求的主要贡献力量；锂电池更换产生的关键矿产消费需求的贡献会增加。④采用相同三元材料电池技术路线，激进政策情景下新能源汽车对锂、镍、钴、钕、镝、镨的消费需求更大；在相同“双碳”政策情景下，采用高镍、NCA电池技术路线新能源汽车对镍的需求量更多，采用低镍技术路线新能源汽车对钴的需求量更多。【结论】 2022—203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规模的快速增长和单车矿产消费量的变化会大幅增加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并进一步增加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供需压力，需要通过引导新能源汽车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全球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化技术研发等来缓解关键矿产的供需压力。

【目的】 “城市矿产”二次资源在资源可持续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镝是一种重要的稀土资源，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产品中，如何精确评估镝回收潜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方法】 本文通过物质流分析的自下而上方法，核算了2001—2023年中国金属镝的消费量，并预测2024—2050年镝的消费和报废状况，评估从“城市矿产”中回收镝的潜力。【结果】 ①镝的消费量在2001—2023年间迅速扩大，主要应用于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和空调中。②2024—2050年，家用电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对镝的消费量将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风力涡轮机对镝的消费量持续上升；③镝消费量将在2036年增长至峰值，约为7200 t，随后下降至2042年的约6600 t，并趋于平稳，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中。④随着产品报废量的增加，镝的回收潜力持续上升，在2050年达到约6500 t，预计回收潜力可以满足相关产业发展需求。【结论】 尽管中国镝的储量位于世界前列，但目前的开采量难以满足未来产品对镝的需求。因此，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从“城市矿产”中回收镝以弥补需求缺口，降低原生矿产开采压力，保障镝资源供给安全。

【目的】 稀有矿产资源是支撑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原材料，其供给安全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资源风险治理的重要关切。识别和评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稀有矿产资源全产品链风险演化特征，并对未来风险态势进行预警，以期为中国相关产业的资源安全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本文构建灾害、暴露和脆弱性的“风险三角”分析框架，界定稀有矿产资源供给风险在资源全产品链的形成机制。选取锂、铍、铌、钽和锆5种事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稀有矿产资源，量化了2010—2020年上述资源从前端初级矿产品到终端产品的供给风险，并采用BGR‑VW法对供给风险结果进行分级。进一步地，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上述资源2025—2030年的供给风险进行预警。【结果】 ①锂和铍的供给风险相对较低，处于“宽松”水平；铌和钽的供给风险在研究期内保持“适度”水平，铌的风险均值和钽的风险波动均高于锂和铍；锆的供给风险均值最高，处于“紧张”态势，严重制约下游新材料产业的发展。②不同资源的供给风险来源具有异质性特征：锂的供给风险由灾害和脆弱性共同驱动；铍的供给风险主要受持续高位的灾害水平和暴露的相对宽幅波动影响；铌的供给风险来源于暴露；钽的供给风险由灾害和暴露共同驱动；锆的供给风险由暴露和脆弱性共同驱动。③预测2025—2030期间，锂、铌和钽供给风险相对较小，处于“宽松”等级，铍的供给风险则会从“宽松”上升到“紧张”等级，而锆的供给风险则一直维持在“紧张”等级。【结论】 基于中国稀有矿产资源全产品链供给风险驱动因素与未来演化趋势，建议从优化“灾害-暴露-脆弱性”三角框架出发，有针对性地降低稀有矿产资源的供给风险，以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要素支撑，确保其平稳健康运行。

【目的】 铜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在电力低碳能源转型和碳中和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是铜资源短缺的国家，科学预测电力系统未来铜资源需求量和报废量，对于保障国家铜资源安全供给、优化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政策评估模型（Integrated Policy Assessment Model of China, IPAC）中的全球升温1.5 ℃情景和全球升温2 ℃情景，以及中国的“双碳”情景与动态物质流分析方法核算出了中国电力系统1950—2050年铜在用存量、铜需求量、理论报废量以及铜的对外依存度。【结果】 ①中国发电装机容量预计从1950年的185万kW增至2050年的540万~600万kW，其中新能源占比随政策严格度递增：到2050年1.5 ℃情景达80%，“双碳”情景73%，2 ℃情景67%；②中国电力系统铜的在用存量、需求量和理论报废量将在2050年分别达到1.4亿~1.6亿t、650万~810万t和400万~480万t，较2022年水平分别增长约3倍、1.5倍和10倍；③全球升温1.5 ℃情景下的中国电力系统铜的需求量、存量和理论报废量均最高，其次是中国的“双碳”情景；④中国铜资源对外依存度呈显著下降趋势，在全球升温1.5 ℃情景下从2023年的70%下降到2050年的48%，在“双碳”目标情景下可进一步降至40%，而在全球升温2 ℃情景下，预计将下降至38%。【结论】 中国电力低碳转型将推高铜需求，再生铜利用可降低对外依存度，但短期供应风险仍存在。建议加强资源勘探、循环利用及供需评估，保障铜资源供应安全。

【目的】 关键金属是能源转型的重要原材料，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导致关键金属需求大幅增长，对关键金属供需平衡造成严峻挑战。因此，研究未来能源转型下中国新能源行业关键金属如何实现供需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方法】 本文基于多主体视角，以锂为例，结合情景分析方法，构建2023—2050年新能源行业关键金属供需平衡动态仿真模型。【结果】 ①在不同技术进步情景下，通过模拟原生开采企业与再生回收企业的产量决策发现，原生锂供给呈现剧烈波动态势，而再生锂供给则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电动汽车制造部门的锂需求在2023—2035年快速增长，在2035年以后则呈平稳趋势，而储能装置部门的锂需求在2038年左右达到峰值。②在供给侧采选技术进步背景下，锂需求的增长速度呈现S形变化趋势，早期锂供给能力低于需求，后期随着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供给最终超过需求。③在供给侧循环回收技术进步情景下，早期锂供给增速相对平缓，后期锂供给在波动中向锂需求水平逐步趋近。【结论】 在不依赖技术进步时，未来中国新能源行业关键金属无法实现供需平衡，应结合新能源产业特点，针对性地采用开采和回收等不同技术进步路线，同时加强供需主体协同，统筹原生与再生金属开发利用，缓解长期供需矛盾。

【目的】 战略性金属资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提升其配置效率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但传统的发展方式使得当前战略性金属资源配置效率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仍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方法】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梳理1996—2025年相关文献，归纳总结战略性金属资源全产业链配置效率评估方法、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结果】 ①传统资源配置效率评估方法多从产业链的单一阶段或者多阶段进行分析，未能从全产业链视角出发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系统性考察，导致战略性金属资源配置效率评估结果可能出现偏差。②现有研究从经济因素、技术因素、政策因素和社会因素4个维度考察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但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势下，应综合考虑传统因素和新兴因素对战略性金属全产业链各阶段配置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和协同性，并对新兴因素进行深入研究。③战略性金属资源全产业链配置效率提升路径设计主要从单一政策和定性分析角度出发。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提升路径缺乏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兼容性。【结论】 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未来需结合“经济-环境-社会”系统耦合框架，构建多重混合模型对战略性金属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模型并结合客观数据对驱动因素和提升路径的效果进行检验，为战略性金属资源全产业链配置效率提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提升路径。

【目的】 清洁能源供应链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支撑，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核心枢纽作用。面对“双碳”目标与能源安全需求，亟需系统剖析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发展脉络与态势，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构建了清洁能源供应链研究的理论框架，全面梳理了该领域2005—2024年的研究热点、前沿进展与演进脉络，深入剖析了关键挑战和未来趋势。【结果】 ①时序维度上，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6年前该领域发文量长期处于低位且增长缓慢，201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呈现欧洲、北美主导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快速跟进的区域格局；②研究热点方面，近年研究聚焦于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风险优化策略、模型技术创新和供应链可持续管理等方面；③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国内外研究前沿具有显著差别，演进脉络均经历了起步、波动、快速3个发展阶段，研究内容呈现多元、领域拓展的特点；④实践层面，面临资源分布不均、关键技术瓶颈、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关键挑战。【结论】 基于上述发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多维融合的供应链理论体系重构、多元功能视角下的深入解析、复杂系统互馈机制揭示和面向安全战略目标的可持续管理路径优化。

当前大国竞争博弈的底层资源逻辑正逐步从石油竞争向高技术矿产竞争转移。高技术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正在从以成本、效率、科技为侧重转向以安全、稳定和政治为侧重，呈现多元化、区域化等演进特征。2019年6月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高技术矿产正逐步形成局部化、排他性的资源治理体系，这种治理体系经历了原材料供应国（卖方市场）松散型朋友圈到发达国家（买方市场）紧密联系朋友圈再到供应链ESG“长臂管辖”朋友圈的快速转变。本文在综合梳理和辨析高技术矿产、关键矿产、战略性矿产等内涵基础上，对高技术矿产产业链供应链进行了系统界定，并着重分析了大国间高技术矿产资源竞争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及产业链供应链全链条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而从研究和管理视角提出了相关前沿问题：①高技术矿产动态界定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理论框架构建；②大国间高技术矿产资源竞争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的科学诠释；③原生和再生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双链多重重构风险评估、监测与预警；④原生和再生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管理和安全保障对策。

2022年的生态修复先予执行指导性案例体现了及时性修复在环境诉讼中的现实需求，也反映了开展相应司法制度设置的必要性，但由于明确性要求与紧急性修复存在排斥，先予执行案例屈指可数。故为确保生态环境的及时修复，需证明：将明确性要求从责令义务人于判决前开展生态修复的条件中排除，具有理论正当性。运用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以必要性原则论证排除明确性要求的正当性。由于明确性是先予执行的制度前提，生态修复及时性功能仅能在禁止令体系中得到实现。禁止令本质为责令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司法命令，如今不作为类禁止令已通过“禁止令保全措施”得以确立，而作为类的“生态修复禁止令”也应纳入环保禁令范畴。但实践中出于利益平衡的现实考量，不应完全排除案件事实的证明，应在立法中作出灵活设置，并在个案中具体分析。

【目的】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抓手，粮食主产区政策是统筹粮食稳产增产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系统评估其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方法】 本文将粮食主产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结果】 ①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农业减污降碳协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均佐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但政策效应在不同农业减污降碳协同分位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水平的地区呈现出异质性。②从作用机制来看，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推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有效路径。③环境规制和财政支农在粮食主产区政策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④粮食主产区政策在推动农业减污降碳协同过程中还产生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提高乡村就业水平等额外的经济社会效益。【结论】 粮食主产区政策能有效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由此建议进一步挖掘粮食主产区政策优势，积极探索农业减污降碳协同路径与长效机制，并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

【目的】 如何从宏观政策层面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是一项备受关注的议题，生态循环农业试点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理应对农业碳减排产生深远影响，其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方法】 基于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以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控制法、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①整体来看，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显著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值，对浙江、安徽和海南3个试点省份的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基准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框架，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生态循环农业试点主要从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科技进步三方面对农业碳减排产生影响；③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农业碳减排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 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助力农业减碳大有可为，且为试点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支撑。建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从而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目的】 低碳生产是农业领域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政策干预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既可评估现有政策的有效性，也可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本文基于2022年秦巴山区793份中药材种植户的随机对照试验数据，通过二元Logit模型、因果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 ①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干预效果普遍优于单一的信息型或结构型政策工具。其中，环境受益信息嵌入命令控制型、自我受益信息嵌入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干预效果最优。②环境受益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和自我受益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分别通过生态价值认同感和利己价值感知影响农户的低碳生产行为。③环境受益信息嵌入型工具干预下个体的低碳信息处理路径为中央路径；而自我受益信息嵌入型工具中，仅自我受益信息嵌入经济激励型工具干预下个体低碳信息处理路径为中央路径，自我受益信息嵌入命令控制型工具干预下的个体低碳信息处理路径为“边缘路径+中央路径”的双路径模式。【结论】 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在引导农户发展低碳农业时，不仅需要信息型工具与结构型工具“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政策协同作用；而且要尽量使干预信息具体化、情景化、生活化，并为农户低碳行为的价值实现创造环境。

【目的】 推动粮食生产低碳转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探索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碳排放的影响，有助于为保障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拓展新途径。【方法】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 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整体表现为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的特征；②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③机制分析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来抑制粮食生产碳排放。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3个维度均能降低粮食生产碳排放，但新型农业劳动者、新型农业劳动资料和新型农业劳动对象的减碳效果依次递减；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自然地理区位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减碳效应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北方地区。⑤农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粮食生产碳排放的过程存在单一门槛，当农业新质生产力跨越0.144的门槛值后，其对粮食生产碳排放抑制作用比门槛之前更强。【结论】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规模户对小农的替代，进而降低粮食生产碳排放。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绿色新技术和数智化农机设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与涉农未来新兴产业的有机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降碳潜力。

【目的】 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持续驱动力。揭示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性，对于助力区域均衡发展、赋能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泰尔指数、收敛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性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①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由区域间差异转向区域内差异，区域内差异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层次结构。③在收敛特性上，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收敛性逐渐呈现缩小趋势，全国及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均表现出空间条件收敛特性，其具体收敛速度依次为：中部地区最快，其次为西部、东部，东北地区最慢。【结论】 补齐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短板、缩小区域差距、加强跨区域联动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本文还为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趋同发展及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目的】 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日益迫切的现实背景下，探究人工智能发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当下亟待关注的议题。【方法】 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 研究发现：①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明显有利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但二者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联，即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其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会产生“先提升后降低”的影响趋势；而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0.003）尚远低于理论上的最佳阈值（0.441），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在数字基础薄弱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工智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更为明显。③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驱动技术创新和累积人力资本3种渠道间接推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④地方政府竞争能动态强化人工智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应，其中环境竞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U”型强化机制，且其与经济竞争协同能更有利于释放人工智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红利。【结论】 应积极拓宽人工智能推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多元传导渠道，并针对薄弱地区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合理引导地方竞争，以加快释放增长红利。

【目的】 推动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调共进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科学解析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弥合区域发展鸿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三生”系统视角构建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马尔可夫链和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 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增速较快，绿色乡村发展指数增长缓慢，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尚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②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的协同发展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且胡焕庸线东侧省份明显高于西侧省份。③协同发展度总体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④协同发展度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低水平的邻域会阻碍本省份协同发展水平提升，反之亦然。⑤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调控能力等因素显著正向影响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两系统协同发展，不同区域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结论】 中国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区域间差异明显。由此，本文分区分类提出了推进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目的】 科学评估中国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时空分异特征，认知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作用关系与互动机制，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方法】 本文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遥感监测数据，在构建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模型、协调发展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研究2000—2020年中国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时空特征，划分相互作用关系类型并识别关键作用因素。【结果】 ①2000—2020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与转型程度均呈增加趋势，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收缩主要体现在人口维度，转型主要体现在产业和创新维度。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收缩程度最高，东部沿海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程度最高。②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与转型处于协调状态，但仍有相当数量城市的收缩与转型呈现失调特征，其中以交互磨合关系类型为主，城市转型的成效对城市收缩的缓解作用有待提高，收缩与转型的协调发展类型及相互作用关系存在空间分异性。③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相互作用关系日趋紧密，收缩系统与转型系统内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强于单一因素的独立作用，且这种交互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呈增大趋势。城市收缩通过以人口流失和经济增速减缓为核心的复杂作用机制制约城市转型，城市转型通过以节能减排政策为核心的倒逼机制缓解城市收缩。【结论】 近20年间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效显著，但其对城市收缩的缓解作用仍需加强。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是全面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综合转型，设计差异化经济和生态补偿机制，提高能源效率和绿色生产水平。本文既为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关系的分析提供一个有效框架，也可为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 工业用地作为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必要生产要素，工业地价水平对引导城市工业用地有效利用、促进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厘清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变化，以期为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方法】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40个城市出让的98599个微观工业地块交易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从全样本与城市群异质性双层面揭示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结果】 ①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具有一个显著的拉动作用。②政府干预视角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呈现变化。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逐渐减弱。③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群存在显著差异。京津冀城市群中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上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制造业结构升级显著拉动工业地价上涨，且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依然逐渐减弱。【结论】 制造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工业用地产出收益拉动工业地价上涨，但这一效应会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弱。未来，中国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工业用地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价值评估机制，健全工业用地价格体系。

【目的】 城际技术转移是促进技术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本文旨在研究高铁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影响，并从信息、人才、资本的视角研究中介路径，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城际技术转移数据，利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全国287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对为研究范围，分别测度高铁开通、可达性、连通性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影响与中介路径。【结果】 ①高铁开通、高铁可达性增强、高铁连通性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转移，且可达性提升的影响最大。②高铁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高铁开通和连通性对2000 km距离内的城际技术转移影响显著，可达性则在全距离范围具有显著影响；高铁开通、连通性和可达性分别对位于西部-东北、西部-东北和东部-中部地区的城际技术转移影响最大；高铁对高创新增长型城市专利转让以及低创新增长型城市专利受让的作用效果较大。③信息、人才、资本等要素流动是高铁影响城际技术转移的中介路径，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结论】 高铁对城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效果存在距离、区域和城市类型方面的异质性，不同地区应关注城市交通配套以及铁路时刻和高铁网络等方面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可达性，发挥高铁在城际技术转移中的作用。

为应对内外部多重挑战，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区域产业动态研究从关注区域内部因素转向关注区域间关联。交通运输是一类重要的区域间关联形式。本文尝试构建关联视角下交通运输影响区域产业动态的研究框架，并从交通运输的强度、方向性及其要素异质性三方面总结交通运输影响区域产业动态的研究进展。综述发现：①在关联视角下，交通运输强度变化整体上会显著影响区域内产业规模与结构。②交通运输方向性强调区域间要素流入与流出作用的区别，从而影响区域间产业分工。③根据承载要素异质性，关联视角下的交通运输可划分为物质流或知识流等不同情况，并对区域产业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交通运输强度、方向性与要素异质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其综合性、网络性特征以及方法创新，并深入探讨交通运输与区域产业动态的关联机制。这将有助于深化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理论认知，并为政策实践提供科学支撑，服务于区域产业动态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