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国家公园旅游发展会影响社区生计转型与生态保护成效，对地方发展和实现保护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探究居民旅游利益感知如何有效传导为生态保护行为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方法】本文基于2022—2023年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半结构化访谈资料与542份居民调查问卷，采用定向文本分析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框架，检验旅游多维利益感知对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居民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与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及其群组差异。【结果】①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利益感知对其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利益感知受外部性与滞后性影响，对该路径的作用不显著。②居民幸福感是促成其生态保护行为的重要情感机制。③制度信任在文化利益感知与居民幸福感向生态保护行为转化的链条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但在信任水平较低的搬迁社区该调节效应明显减弱。④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受多维旅游利益感知与情感机制共同驱动，且在不同社区类型间存在路径差异。【结论】本文拓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在强公共治理情境中的适用性，并探讨了其作用边界。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呈现“利益感知—幸福感—生态保护行为”的链式传导机制，其作用发挥取决于旅游发展与制度供给能否提供可兑现利益并降低交换不确定性。应以程序与分配公平促进制度信任生成，推动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的持续性，并对不同社区类型实施差异化治理。

【目的】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组态视角探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的形成路径，为构建国家公园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提供参考。【方法】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认知感受—情感因素—外部情境”的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社区居民高、非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机制差异。此外，结合归纳式质性内容分析法对组态分析结果进行阐释。【结果】①敬畏情绪是影响社区居民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单变量必要条件，社区居民高水平亲环境意愿可以归纳为内源情感—认知驱动型、外源规范—规制驱动型两种组态类型。②社区居民非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组态路径表现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环境规制与敬畏情绪等条件的共同缺失。③在私人领域，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以敬畏情绪为基础性核心条件，并与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或环境规制等多元条件协同驱动；在公共领域，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既需要行为态度与敬畏情绪提供内在动力，也需要知觉行为控制或环境规制赋能。【结论】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是认知、情感与外部情境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需遵循必要条件优先、异质性适配、公私领域分治、多因素协同等原则提升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推动治理模式向情境化转型。

【目的】旗舰物种作为国家公园最具传播力的生态符号，是传递生态文明价值、塑造国家生态形象的重要媒介。本文旨在探讨国家公园旗舰物种宣传对国家生态形象认知及游客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方法】本文基于涵化理论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构建“传播接触-认知输入-情感响应-行为输出”模型，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研究案例地，将大熊猫作为旗舰物种宣传对象展开研究，并于2025年4—5月通过线上问卷收集数据，据此检验研究假设。【结果】①相比于没有旗舰物种的宣传，大熊猫国家公园对旗舰物种的宣传能够显著正向提升公众对国家生态形象的认知；②国家生态形象认知能够显著影响游客的行为意愿，情感联结在国家生态形象认知与游客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明显；③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会削弱国家生态形象认知对旅游意愿的积极影响。【结论】国家公园对旗舰物种的宣传可显著提升公众对国家生态形象的认知，该认知能够直接提升公众前往国家公园旅游的意愿，也可通过情感联结的中介作用间接增强其旅游意愿。因此，部分国家公园可以打造核心旗舰物种并进行宣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个体的情感联结，在国家生态形象的推广上做到“动之以情”；同时，应着力培育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可持续的价值内核。

【目的】旅游功能不仅是促进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共进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尝试从旅游在线视频的视角出发，探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对潜在游客旅游意愿的影响路径，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方法】以中国已正式建立的5个国家公园为案例，通过主流视频分享平台筛选了2015—2024年的国家公园旅游在线视频，系统提取其中视频画面与观众评论的典型互动时刻，进一步结合扎根理论方法探明潜在游客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其旅游意愿进行评估。【结果】①旅游在线视频视角下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涉及感官美学体验、游憩娱乐体验、知识教育体验、地方感与文化认同、国家公园认同5个维度。②视频观众所呈现出的潜在旅游意愿主要包括5条作用路径，分别为感官沉浸驱动型、娱乐互动驱动型、教育认同驱动型、文化认同驱动型和生态责任驱动型。③观众所表达的潜在旅游意愿本质上是一种由认知建构与情感体验共同驱动的心理过程，通过互动参与触发观众对特定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认知与情感价值认同，最终形成旅游动机。【结论】旅游在线视频能够有效打破时空限制并延伸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惠益边界，潜在游客的旅游意愿遵循情感体验与认知建构的协同驱动机制。未来国家公园的新媒体传播应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深度结合，以促进全民公益性目标的实现。

【目的】开展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资源的精细化研究，可为公园规范化建设与资源保护开发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同类公园物质文化资源价值评估提供新的范例。【方法】以东昆仑山文化公园302处物质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以1 km格网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分析和价值评价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综合评估此区域的物质文化资源价值，并为东昆仑山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实践路径。【结果】①东昆仑山文化公园的物质文化资源整体呈“单核凝聚—外围离散”的层级化格局，热点区均集中于北麓的都兰县和兴海县等低海拔区域，次热点区构成“辐射依附”与“内生驱动”的双重特征；物质文化资源的集聚性突出，可概括为“一核多带”模式，分别在“兴海县—同德县”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在都兰县北部构成1个小型次核心。②研究区的资源开发条件均值为8.29×10^-4，总体水平处于较高值区；但资源价值（均值为0.31×10^-4）、资源属性（均值为0.67×10^-4）、自然环境条件（均值为12.47×10^-4）、社会经济条件（均值为20.43×10^-4）指标的总体水平均位于中值区。③研究区南北两麓的物质文化资源综合价值差异显著，呈现北麓相对高于南麓高寒区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价值处于中值区水平。【结论】研究区外在的资源开发条件整体较好，但物质文化资源本体的内在价值（资源价值、资源属性）与外在支撑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均处于中等水平，且空间分异显著。依托此结果，建议构建“一核两翼五节点”遗产廊道体系，设立多元功能文化区，实施多元组合开发策略，并采取多维度措施推进物质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公园建设。

【目的】在全国尺度下分析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平衡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本文基于2021年346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公园3类）数据，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和地理探测器，对2846个县级行政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差异、影响因素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①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均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国家级自然公园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3类保护地可达性形成了空间互补模式。②高程、地形起伏度和县域面积是影响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的主导因子，保护地密度和高程则是影响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的主导因子。③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面临的生态保护-人类利用矛盾与压力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与互补关系，应结合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差异化的保护开发策略。

【目的】立足社会文化空间视角，探究自然保护地这类特殊社会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为保护地人类活动及人文资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依托空间生产理论，融合文化沉积方法论，构建“遗址-记录-映象”三层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证、GIS空间分析、网络文本挖掘及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系统整合多源长时序数据，解析典型案例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社会文化空间生成机制。【结果】实证研究表明：①在遗址层（空间实践主导），呈现显著的垂直梯度分异，祭祀、书院等精神性遗址高度集中于低海拔原风景名胜区，而茶业与交通等生产性遗址延伸至高海拔核心保护区；②在记录层（空间表象主导），宋明时期理学教化与茶业活动在特定区域形成高密度叠合，构建了稳定核心叙事区，展现了社会意义的历时性空间表象沉积；③在映象层（表征性空间主导），访客聚焦旅游标志性景观，居民则保留深层自然区域文化活态记忆与情感关联，凸显了不同群体体验的表征性空间差异。上述结果揭示了在人类活动驱动与嵌入的作用下，武夷山国家公园社会文化空间在长时序中不断扩展、生成的过程。【结论】基于实证，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操作化为三元辩证空间与“遗址-记录-映象”三层相耦合的“三驱三层”分析框架，实现空间生产理论在自然保护地的操作化转换，深化了自然保护地是“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的人工制品”这一命题。本文可为优化自然保护地遗产解说体系、协同治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区域新设企业的影响，对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3年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外各县域（县、县级市和地级市市辖区）新设企业的注册信息，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双重差分、机器学习模型，揭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区域新设企业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结果】①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政策对县域新设企业数量具有正向影响。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体制试点对大型企业数量的影响大于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港澳台投资和外资企业。③进一步分析发现，体制试点通过吸引“文化、体育和娱乐”“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新设企业，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结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作为特殊的生态治理工具，通过环境规制与制度红利双重作用，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各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生态优势向可持续发展动能转化，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目的】在“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下，探寻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向旅游产品的有效转化路径，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并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旨在揭示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在资源转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内在逻辑与系统性障碍，进而构建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的创新开发模式，以期为同类型国家公园破解“保护与发展”困境提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指引。【方法】引入“空间-属性-行为”三维分析框架：首先，基于辽河口国家公园97个旅游资源点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揭示其空间分布格局；其次，采用AHP-熵权法结合生态敏感度负向修正，构建综合评价模型，量化资源的可转化潜力；最后，结合对1337条网络评论的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诊断现有旅游产品的游客感知与市场反馈。【结果】①辽河口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呈现“红海滩核心-潮沟次核心-河口外缘递减”的双元集聚空间格局，自然禀赋（权重0.46）是决定旅游产品成熟度的首要因素。②资源转化路径呈现显著分层：成熟旅游产品已形成“资源识别-产品设计-市场运营-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而半成熟旅游产品则普遍受困于“四低两高”（低政策确定性、低数据一致性、低淡季客流、低社会认知；高监测成本、高协同难度）的系统性阻碍。③游客对辽河口国家公园旅游产品的感知呈现“生态稀缺-设施短板-静谧氛围”的三重特征，负面情绪（28.5%）主要指向服务与配套设施不足。【结论】本文构建了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资源识别-梯度评价-产品分类-模式创新”的4级转化框架，并针对性地提出4种创新开发模式：标志性生态景观驱动的“景-产-城”整合模式、“蓝碳金融+生态修复”创新PPP模式、关键生态资产导向的社区共管模式和“数据孪生国家公园”智慧运维模式。该模式框架旨在通过产业、科技、治理三支柱的协同，为破解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普遍性困境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目的】科学评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和空间关联性，是支撑差异化生态管控与分区修复的重要基础。【方法】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研究区，基于2000—2020年土地覆被数据，综合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最优带宽地理加权回归、随机森林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空间关联性及驱动机制。【结果】①2000—2020年，研究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灌木和耕地变化幅度最大（-3.19%和-2.69%），草地变化幅度最小（-0.13%）。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上升趋势，高等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面积降幅最大，减少了2.60%；而较低等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面积增幅最大，增加了1.57%。③生态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较高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降幅最大，减少了3.05%；中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幅最大，增加了1.42%。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空间关联密切，可分为高价值-高风险、高价值-低风险、低价值-高风险和低价值-低风险4种聚集类型，高价值-高风险面积减少0.50%，而低价值-高风险、低价值-低风险和高价值-低风险分别增加1.41%、1.11%和0.09%。⑤驱动因素分析表明，人类足迹指数和降水量季节性变化是最主要的单因子驱动变量；NDVI与年平均气温、NDVI与人类足迹指数、铁路道路距离与人类足迹指数的交互作用具有较强解释力；共同揭示了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的综合驱动机制。【结论】基于空间关联特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分为生态保护主导区、生态修复主导区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并重区。针对3类区域的差异及其相互转换情况，可分类制定分区管理、重点区域管控和差异化治理等生态系统保护策略，以助力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科学保护与修复，更好地发挥其生态功能，推动国家公园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目的】水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国家公园作为典型生态功能区，厘清其内部各类水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实现区域水安全协同管理的科学基础。【方法】本文基于InVEST模型、PLS-SEM模型、Spearman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00—202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4类水生态系统服务（产水量、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与水质净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权衡/协同关系，识别了关键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可持续空间规划与管理启示。【结果】①2000—202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产水量、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3项水生态系统服务整体状况向好，但水质净化功能略有下降；水生态系统服务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五指山—黎母岭山脉一带的水生态功能优于丘陵平原区域；②除产水量与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之间为权衡关系外，其余水生态系统服务间以协同关系为主，Spearman相关系数波动较小，尤以水源涵养与水质净化之间的协同性最强；③气候变化与景观格局对4类水生态系统服务均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且解释力最强；人类活动则表现为直接的负向影响，解释力最弱。【结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水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呈现改善趋势，其权衡/协同关系受气候变化与景观格局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较为显著，而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相对有限。本文从制度构建、空间规划、生态管理与环境监测4个方面提出了国家公园水生态系统服务的治理框架，未来应进一步构建融合区域生态保护与空间治理需求的水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理论架构，为维护国家公园水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推进国土空间可持续治理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1999年1月—2024年11月国内外发表的386篇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研究进展，构建核心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研究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2010年及以前）、探索期（2011—2018年）与发展期（2019年及以后）；②研究内容聚焦资源与产品、解说体系、游客动机与感知、社区参与等方向，形成“供给—价值传递—需求—参与”核心要素链；③研究特征呈现出多维度、多量表、重效果和强体验的特点，但当前研究在理论构建、内容深化与方法创新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优化。基于核心要素链，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研究框架，形成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深化对核心要素的探讨，总结未来研究方向，从而支撑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目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当前乡村转型普遍存在行为主体多元、空间功能混杂等问题，传统治理模式“重制度轻空间”“重整体轻地块”“唯个体轻群体”的局限导致治理效能与空间转型脱节，亟需从“空间-社会”协同的视角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法】本文以南京市佘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位置大数据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居住、就业、消费3类乡村功能指数来量化地块功能强度、分布与复合性，据此划分乡村核心区与非核心区，进而解析多元行动者的差异化空间互动机制。【结果】①佘村的3类功能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分异特征，核心区因功能高值复合，通过多元共治形成高密度行动者网络，而非核心区功能强度低、复合性弱，行动者关联较为松散；②通过利益赋权和征召，形成“空间问题界定-社会网络建构-空间制度响应”的闭环，实现冲突转化和乡村治理共同体网络的固化。【结论】在“空间-社会”协同视角下，功能空间分异映射行动者互动逻辑，行动者则通过转译持续重塑空间功能格局。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在于打破两者的割裂，通过空间精准施策推动社会主体协同，最终构建兼具治理效能与社会韧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目的】构建统一尺度的国土空间形态评价体系，揭示2010—2020年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的“集聚-破碎”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新时期国土空间形态优化提供量化依据。【方法】基于全国2010和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分层等积像素化四叉树（HPQT）算法测度县域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的系统破碎度；使用K-means识别破碎度变化的模式；通过逻辑回归分析不同演化模式与自然、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①2010—2020年中国国土空间破碎度呈现高度结构化的区域分异，城镇东部破碎西部集聚、平原地区农业空间破碎加剧、生态空间整体趋稳，其格局与主体功能区布局高度耦合。②国土空间形态可归纳为6类典型演化模式，不同模式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呈现显著差异，突出反映了城镇外溢扩散、农业收缩破碎与生态局部侵蚀等结构性问题。③在控制自然地形、区位梯度和社会经济条件后，区域发展导向变量对各类形态演化模式产生显著且方向明确的差异性影响，表明空间形态演化并非自然条件的简单映射，而是在既定约束下受到制度导向持续引导的结果。【结论】中国国土空间形态演化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分化特征，应在既有空间功能分异格局基础上，强化面向形态质量的分类治理，因地制宜推进城镇空间成团集聚、农业空间集中连片与生态空间连续完整，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由以规模管控为主向以结构优化和形态提升为核心转型。

【目的】人口收缩背景下，开展城镇化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收支的影响研究，对于调控并促进区域碳收支平衡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方法】从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生态扰动效应构建城镇化影响区域碳收支的理论框架，基于机器学习模型，分析2010—2022年皖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镇化的碳收支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2010—2022年皖南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排放量整体经历了明显的上升过程，从559.67万t增至751.38万t；碳汇量由10.24万t缓慢增至11.35万t，碳汇抵消碳排放比例整体呈下降态势，区域碳收支失衡风险加剧。②县域尺度碳收支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宁国市、歙县和青阳县是碳收支失衡较严重地区，石台县、黟县、旌德县碳收支失衡程度较低。③城镇化对碳收支具有非线性关系，高于49.5%时表现出加剧区域碳失衡作用。城镇化对区域碳收支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生态扰动效应，即建设用地规模增碳、耕林草地规模增汇效应明显；建设用地集聚减排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耕林草地集聚增汇效应明显；生态扰动效应对碳收支失衡具有低值抑制、高值加剧作用。【结论】总体而言，皖南重点生态功能区城镇化增加碳排放作用居主导地位，加剧区域碳收支失衡。

【目的】食物系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厘清食物跨区域运输的碳排放效应和减排潜力，对于建立可持续食物系统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建立西藏食物系统远程耦合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西藏各类食物生产统计数据、居民食物消费调研数据及交通路网数据，综合采用DCSIM模型和碳排放因子法在测算2022年西藏与内地余粮省之间各类食物跨区域食物运输规模、路径及其沿途碳排放溢出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ARIMA模型预测评估2035年随着西藏食物生产力变化和交通条件优化所带来的碳减排潜力。【结果】①西藏食物供需结构呈现优势农牧产品高度自给、主要粮油和部分畜禽类产品依赖外调的特征，2022年约从外地调运64.73万t食物，3000 km以上的远程运输占运输总量的43.49%。②2022年西藏食物跨区域调运碳排放溢出总量为10.28万t CO₂，单位质量食物运输碳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85倍，且碳排放溢出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③情景分析表明，2035年，单纯依靠提高食物本地化率仅可实现7.06%的减排效果，而运输方式结构性优化可实现近60%的减排效果，二者结合减排潜力可达62.86%。【结论】本文建立了一套从特定消费端追溯、量化并管理食物系统远程耦合碳足迹的方法，基于西藏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对于食物生产力存在先天短板的区域，降低食物远程耦合碳足迹最有效的杠杆在于运输环节的绿色转型。该结论对青藏高原全域乃至其他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食物安全战略和跨区域资源环境协同治理等具有借鉴意义。

【目的】在“生命共同体”系统观下，将碳中和目标融入京津冀国土空间规划，对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以京津冀199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测算分析2011年、2016年和2021年199个县域土地利用碳收支量、碳生态承载系数及碳强度，采用GIS空间分析法识别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GIS对碳功能类型与主体功能区类型进行空间叠置与类型交叉划分，构建低碳导向的国土空间分区体系，进而提出分区化的低碳发展策略。【结果】①2011—2021年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总量总体上升，碳吸收呈“燕山-坝上高、平原沿海低”的稳定格局，净排放总体呈“中东部走廊高、太行-燕山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县域碳强度整体下降并呈县际收敛特征，北京显著低于区域平均且分布集中，天津处于中等水平，河北整体偏高但均呈不同程度回落。空间上，由“核心城市区—近郊—外围走廊”逐级升高，并在“沿海主轴”高值区与“山地屏障”低值区之间形成鲜明对比。③在4类碳功能类型区基础上，与主体功能区叠加重构为六大一级分区（低碳集约发展区、农业生产支撑区、生态功能维护区、碳强度控制区、碳汇功能区、高碳治理优化区），并在农业与生态两大类中按碳排放特征细化为7个二级类型。【结论】构建县域碳功能识别方法并与主体功能分区相衔接，形成分层低碳分区体系，可为县域差异化管控与后续动态评估提供空间依据。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矿业空间高质量发展，确保矿产资源安全稳定供应，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具有重大意义。人地复杂地域系统理论可实现以促进人地和谐作为矿区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支撑从矿区空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变、整体效应、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矿区人地关系系统的整体优化和综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方案。本文立足我国经济发展新时期矿产资源行业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通过文献综述、归纳总结法和逻辑推理法，解析人地关系理论与矿业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逻辑，分析我国矿业空间矿-地-人耦合特征和矛盾，在人地系统理论框架下从治理性质、治理单元与尺度、治理价值取向、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手段等方面研究评述由传统的采矿用地利用向现代化的矿业空间治理的战略转变，并从矿业空间规划创新支撑、技术创新引领、制度创新保障、模式创新驱动等方面探讨阐述新阶段矿山行业高质量发展创新路径和机制变革，以期延拓人地系统论和丰富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和方法。

【目的】识别旅游旺季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压力格局，揭示其与生态脆弱性叠加所形成的生态风险空间特征，提出生态风险防控的空间指引性策略，为促进青藏高原可持续性生态旅游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以藏中南地区为研究区，提取旅游旺季的腾讯位置请求数据构建人类活动强度指标，综合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栖息地敏感性三要素评估生态脆弱性，构建“压力-脆弱性-风险”判别矩阵，并通过空间叠加识别不同等级的生态风险区，划分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3类管控区。【结果】①藏中南人类活动压力强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不均衡分布格局，表现出以“面状集聚、线状延伸、点状散布”为特征的“点-线-面”空间模式，86.38%具有定位请求的栅格位于生态空间。②生态脆弱性评估结果显示，藏中南有45.42%的区域处于高或较高脆弱等级，识别出11.03%具有定位请求的栅格处于高生态风险等级，主要分布于珠峰—希夏邦马区域、羊卓雍错、纳木错、雅鲁藏布大峡谷、G318川藏线沿线等地。③将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国土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区（高风险区）、缓冲监管区（中风险区）、引导开发区（低风险区）3种类型，并提出差异化空间准入机制和管理策略。【结论】位置大数据为高原生态扰动监测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方法支撑。针对青藏高原生态风险空间异质性强、干扰形式复杂的现实特征，应通过空间精细识别与分区管控体系，实现生态韧性提升与旅游资源高质量利用的协调发展。

【目的】生活垃圾治理是生态脆弱区国土空间宜居性的突出短板。探究地理背景不确定性下生活垃圾治理效能多尺度非均衡性成因与优化方案，对缓释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压力、稳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青藏高原湟水谷地为研究对象，基于980个村镇居民点的多源异构数据集，多尺度解析2020年湟水谷地生活垃圾治理效能非均衡性，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测度非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构建整数规划模型探究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的优化布局。【结果】①高原生态脆弱区生活垃圾治理效能总体偏低、非均衡性突出，牧民定居点的治理效能仅为农村居民点、城镇居民点的53.8%和42.9%。②高海拔、地形陡峭、交通可达性低是高原生态脆弱区生活垃圾治理低效的决定因素；常住人口与村域经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不足是治理效能非均衡性的重要内因；基层管理人员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是提升偏远居民点治理效能的积极因素。③充分考虑居民点地理区位与产污特征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空间优化布局，有助于节省收运总成本的17.9%。【结论】高原生态脆弱区生活垃圾治理效能非均衡格局受地形区位约束、人口与经济规模差异及基层治理能力共同驱动，因地制宜推进多样化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空间配置有助于压缩治理成本、提升生活垃圾治理服务可及性。

【目的】协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城市绿色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从国土空间结构视角揭示“有为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为决策者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借鉴。【方法】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国土空间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基于SBM-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05—2022年长三角城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识别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①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经济增长目标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降0.00751。②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驱动国土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演化，是抑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但单中心空间结构对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③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呈现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目标、省域空间结构在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呈现替代关系。【结论】优化地方政府经济管理中的国土空间战略，以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是在稳定经济增长中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目的】欠发达地区国土空间资源利用的效率与公平冲突严重，优化国土空间资源配置既是维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能为促进国土空间高效利用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以广西天等县、宁明县和天峨县为研究区域，构建涵盖不同县域差异特征四维分析框架，采用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熵权法与波士顿矩阵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2015—2023年三县国土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耦合协调机理。【结果】①三县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梯度差异：天等县耦合协调度为0.38，处于“低效-低公平”轻度失调区间，反映传统农业模式下土地利用低效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宁明县为0.59，处于“高效-低公平”过渡协调区间，暴露工业化进程中效率提升但生态公平滞后；天峨县为0.64，处于“低效-高公平”初级协调区间，凸显生态保护成效显著但经济转化能力薄弱。②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在”三生“空间呈现不同表征：生产空间表现为土地集约度与产业适配性矛盾，生活空间体现为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生态空间聚焦于保护成本与收益分配失衡。【结论】“效率-公平”双目标测度模型可有效反映不同县域差异特征，通过差异化策略验证了多维协同的可行性，为欠发达地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目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载体，但面临公共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资源错配等挑战。本文旨在构建公共生产要素驱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模型，为破解实践困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方法】基于共享价值创造理论，以浙江嘉兴平湖市杉青港村的“共富大棚”实践为案例，采用扎根理论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炼核心范畴，构建并验证理论模型。【结果】①公共生产要素驱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遵循“价值识别—价值共创—价值分配—价值循环”4阶段动态演化逻辑；②公共生产要素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功能和路径作用差异性，传统公共生产要素是发展的基石，主要作用于价值识别阶段；非传统要素是激活创新的催化剂，在价值共创、分配与循环阶段主导效率提升、公平分配与可持续反哺；③传统与非传统公共生产要素呈现“资源基础—倒逼提升”的双向塑造关系，其协同配置是解锁发展的核心路径；④公共生产要素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通过收益再投、生态闭合和技术外溢等路径，不断推动集体经济从阶段性增长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结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依托多元主体协同，推动传统与非传统公共生产要素沿“识别—共创—分配—循环”路径实现动态协同配置的持续过程，传统与非传统公共生产要素的功能互补与协同增效，是实现经济效率、治理现代化与生态可持续“三维价值统一”的核心动力。

【目的】优化农业生产格局和健全农产品供需体系是践行大食物观，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方法】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按照“供需格局解析—农业类型分区—高品质农业基地布局”的层次分析框架，解析2015—2022年粮食、蔬菜、水果、肉类、蛋类、奶类和水产品7类重要农产品供需的时空格局特征，使用多元聚类分析方法划分农业类型区，进而提出高品质农业基地一体化布局方案。【结果】①2015—2022年，京津冀地区农产品供需格局呈现“总体盈余、局部短缺”特征，粮食、蔬菜和奶类处于高度盈余状态，肉类和蛋类从高度盈余向盈余状态演变，水果和水产品从盈余向基本平衡状态转移，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农产品自给能力总体不足；②京津冀地区农业类型可划分为2个一级区和9个二级区，不同分区农业发展的潜力、限制与主导优势农产品具有差异性；③高品质农业基地布局方案由粮食、蔬菜、水果、肉类、蛋类、奶类和水产品7类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构成，主要分布在太行山-燕山山前平原地区和京津冀交界地区，并针对性提出不同类型基地建设的重点任务。【结论】京津冀地区面临农产品供需失衡和空间错配的双重风险，统筹考虑多种农产品生产空间和一体化布局高品质农业基地是保障区域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研究结果对中国其他城市群地区现代都市农业协同布局具有引导和启示意义。

开发非传统耕地是中国立足新时代基本国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通过归纳分析与文献资料法，综述了非传统耕地的内涵、开发途径和潜在风险应对措施，为科学制定开发策略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发现，非传统耕地可被理解为通过传统耕作方式难以开发利用，但结合技术革新与资源整合手段能够突破限制瓶颈，从而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或空间。基于大食物观视域的统筹和拓展思维，梳理非传统耕地的分类开发途径，包括提升退化土地生产潜力，推动其他农用地的多元化经营，挖掘空闲地的农用价值以及精细化开发沿海滩涂。其中，次生土地退化与环境污染是开发非传统耕地的潜在负效应，该过程同时受到高经营成本与资源管理标准的制约。开发非传统耕地本质上是结合“藏粮于技”与“藏粮于地”战略，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应基于非传统耕地所承载的现代农业类型，找准功能定位，分区分类施策。

【目的】极具特色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增长奇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这一模式能否继续支撑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要素配置视角系统探讨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机制。【结果】①“以地谋发展”模式整体上对于新质生产力呈现抑制作用，但其分维度效应存在分化：以地引资尚存短期正效应，而以地取财与以地融资构成了主要的负效应来源。②机制分析表明，该模式存在“结构性矛盾”：虽能通过土地要素保障促进产业集聚，但在资本层面挤出市场创新投资，在劳动层面排斥高素质人才，在技术与数据层面抑制创新生态。③“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边际效应呈现非线性递增，且在城市发展水平更高、土地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表现尤为显著。④“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主要通过城市间的“模仿竞争”策略导致其负面效应在区域层面扩散。【结论】“以地谋发展”模式对新质生产力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其核心弊端在于系统性地扭曲了创新要素的配置。需进一步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机制、靶向破解模式路径依赖以及构建协同改革体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目的】科学评价和认知生态环境差异是制定针对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基础。以地理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从供给-需求视角开展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可以丰富生态环境评价技术方法、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在获取公众感知的生态环境满意度大数据基础上，解析了2018—2020年长三角地区县域尺度生态环境满意度的时空格局，构建了基于“供给-需求”视角满意度分析框架，研究了生态环境供给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结果】①长三角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呈现由中心区向外围区逐渐上升的空间格局；2018—2020年，年均满意度从80.372缓慢提高到81.927，中心区生态环境满意度的提升较外围区更加显著。②较为优越的生态环境质量往往带来较高的满意度，生态空间比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与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③经济社会发展使得公众环境意识增强，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水平等与满意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论】本文验证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与大数据方法在解析公众环境感知方面的有效性，指出国土空间生态环境改善不仅要关注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的改善，更要重视公众主观感知对生态环境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矿产资源开发严重损害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实施生态修复对资源枯竭区打破“资源诅咒”至关重要。【方法】基于多元主体共治和焦点行动情境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采取案例分析法揭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构资源枯竭区社会-生态系统的逻辑与进路。【结果】①资源枯竭区社会-生态系统面临人民福祉收缩、土地资源破坏、产业结构崩溃、生态系统退化等多重困境；②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引入多元主体参与，重塑资源枯竭区人-地-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生态系统良性互馈的形成；③未来应以系统互馈关系识别、修复效果评估及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监测为深入方向，并辅以国家强制性规则、市场参与性引导和社会响应性互动，贯彻矿地统筹治理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大方向展开改革，促进资源枯竭区社会-生态系统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结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通过重构社会-生态系统互馈关系，助力资源枯竭区转型升级走出恶性劣化循环。今后应贯彻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流程，促进资源枯竭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