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思路中，“空间均衡”是破解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配的根本路径。【方法】本文通过构建水资源空间均衡两阶段诊断模型，对黄河流域2012—2021年的水资源空间均衡进行系统性诊断。第一阶段：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内部的水资源空间均衡诊断，基于空间重心模型对各地级市内部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之间的空间均衡性进行诊断；第二阶段：省份间的水资源空间均衡诊断，基于第一阶段获得的各地级市空间均衡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从省份内和相邻省份间诊断黄河流域水资源空间均衡，并分析不均衡原因。【结果】①2012—2021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中超过70%达到水资源空间均衡，未达到水资源空间均衡的地级市占比不超过30%，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甘肃、宁夏和山东；②黄河流域各省份内部的水资源空间均衡状态为：山西和河南两省已实现高水平空间均衡，内蒙古和甘肃处于低水平空间均衡状态，其余省份未达到空间均衡状态；③相邻“省份对”之间基本处于空间不均衡状态，仅有（甘肃，内蒙古）和（山西，河南）两个“省份对”达到了空间均衡状态。【结论】黄河流域地级市内部、省份内部、相邻省份间均未全面达到空间均衡，其中省份间的差异是流域水资源空间不均衡的主导因素，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其贡献率达到59.29%。

【目的】为制定海河流域产业节水策略提供参考依据，亟需系统辨识海河流域经济系统中细分产业用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并量化其驱动作用。【方法】本文首先编制了2007、2012、2017年海河流域49个部门可比价水资源投入占用产出时间序列表，以此为数据基础，构建了包含11个驱动因素指标的海河流域细分产业用水量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结果】①2007—2017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是促进海河流域用水总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但其驱动作用随时间减弱。生产用水强度降低和部门产品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分别是2007—2012年和2012—2017年流域用水总量降低的最主要原因。②灌溉用水强度和部门产品最终需求结构分别是2007—2012年和2012—2017年农产品部门用水量降低的最主要因素。③生产用水强度对工业部门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随时间减弱，对各工业部门产品最终需求的增长不断驱动工业部门用水量增加。④生产技术水平和最终需求总量结构变化对服务业部门用水量增加的驱动作用相较对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驱动作用更强。【结论】2007—2017年，海河流域用水量的减少呈现由生产用水强度驱动为主转向最终需求结构驱动为主的变化趋势。从产业间对比来看，不同产业用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存在明显产业特质性，建议基于产业用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区别制定各产业节水措施。

【目的】珊瑚岛地下淡水透镜体是维持岛上居民生产生活、生态涵养所必需的重要资源。准确识别珊瑚岛地下淡水透镜体的形态，揭示地下淡水补给机制，是珊瑚岛地下水资源评价的重要基础，对实现科学管理海岛地下水资源至关重要。【方法】本文以西沙群岛的东岛为研究对象，结合水文地质调查，对高密度电阻率法实测剖面数据进行反演解译，基于电阻率和地下水总溶解固体浓度关系识别了咸淡水界面。【结果】①根据高密度电阻率法反演电阻率首次识别了西沙东岛地下淡水透镜体发育特征，该方法在西沙珊瑚岛具有较好的适用性；②东岛淡水透镜体主要发育于岛屿西北和南侧沙堤，厚度较薄，仅3~7 m，局部地区甚至无地下淡水；③东岛地下咸淡水界面形态说明沙堤以内植被根系吸水是造成淡水透镜体较薄的主要原因，植被分布对东岛地下淡水资源具有重要影响。【结论】在保护西沙珊瑚岛生态系统的前提下，适当减少人工椰树林种植面积，可有效增加岛屿降雨形成的地下淡水资源，有利于发挥珊瑚岛地下淡水透镜体对岛屿水安全的保障作用。

【目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金融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新契机，如何有效释放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节水减排”红利，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方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结果】①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发挥对用水强度的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实现，且在经过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法以及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传导路径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数字金融对用水强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却不明显。③从异质性角度看，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用水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对一产和二产的用水强度发挥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另外水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更容易发挥数字金融的红利效应。【结论】因此，需加强数字金融建设，积极创新金融服务，因地制宜、因产施策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资源利用的正向促进作用。

【目的】揭示水电梯级开发过程中其水资源效率的演变规律，以提升水电梯级开发的水资源效率来促进节水开发。【方法】本文构建1996—2020年间中国22条流域水电开发的面板数据，共纳入331座大中型水电站，运用固定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水电梯级开发规模对流域水资源效率的影响，并检验开发模式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结果】研究发现：①随着水电梯级开发规模增长，水资源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②针对该U型相关关系，集约性开发模式与多样性开发模式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多样性开发模式的调节效应更强。③流域水资源禀赋与水电梯级开发的水资源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相比集约性开发模式，多样性开发模式更有利于加强这种正相关关系。【结论】上述结果证明了水电梯级开发能节水，但只有当开发规模超过59%的阈值后，节水效果才稳定且明显。为促进节水开发，在梯级开发起始阶段，宜推广集约性开发模式；当开发规模超过阈值后，宜推广多样性开发模式；径流资源禀赋越稀缺，越应实行多样性开发模式。

【目的】实施积极的农业节水政策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探讨政策的效应，对科学制定和完善中国农业节水政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农业节水政策，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方法，从政策的力度、目标、措施、监督和反馈5个维度测算了政策效力，并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评估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结果】研究表明：①政策总效力呈周期性变动态势，但各年政策平均效力整体呈较低水平；②在政策效力的5个维度中，政策的措施较多，但力度偏低，目标不够具体，监督和反馈不充分；③在政策工具中，命令控制型、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总效力和平均效力均强于经济激励型和劝导型政策工具；④政策文本中各政策工具对灌溉水利用系数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效应，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对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劝导型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提升。【结论】中国农业节水政策制定时应强化顶层设计、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应进一步提高内容效度，不断夯实政策维度的具体内容；应协同运用4类政策工具，推动政策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