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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7 >Issue 2: 254 - 267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25.02.03

“都市圈空间资源配置与高质量发展”专栏

基于“核心-边缘”视角的都市圈空间结构——以广州、深圳都市圈为例

  • 陈宏胜 , 1, 2 ,
  • 邓书涵 1 ,
  • 李峥 1
展开
  • 1.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 518060
  • 2.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60

陈宏胜，男，广东兴宁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与治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1-05

  修回日期: 2024-10-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378062)

收起

Spatial structure of metropolita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periphery division: Tak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as examples

  • CHEN Hongsheng , 1, 2 ,
  • DENG Shuhan 1 ,
  • LI Zhe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and Urban Science, Shenzhen 51806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05

  Revised date: 2024-10-11

  Online published: 2025-03-10

Fold

摘要

【目的】识别都市圈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是分析都市圈发展问题的关键。耦合空间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层面，刻画都市圈“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从而深化对于都市圈动态演化机制的理解，进一步揭示都市圈内部差异化的成长模式及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对于未来优化都市圈的空间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土地利用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分析方法，通过测度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的耦合协调度识别两大都市圈的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对都市圈边缘区域进行分类分析。【结果】①2010—2020年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的良好及优质协调区面积快速增长，优质协调区在城市中心集聚成片，良好协调区由中心向外围扩张。②广州都市圈核心区呈现“核心集聚型”的核心区空间形态，空间扩张模式以边界填充为主，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深圳都市圈核心区呈现“带状连绵型”核心区空间形态，以走廊式特征快速扩张，扩张区域主要集中在深圳市东北部及东莞市中部和东部。③将都市圈边缘区划分为近郊居住型、工业与物流园型、农业与生态保护型、新兴发展型、过渡性混合型5种空间类型。其中，广州都市圈主核心区东北侧边缘区多为农业生态保护型；西南侧多为过渡性混合型。深圳都市圈边缘区类型和分布模式复杂，东莞和深圳片区已基本被主核心区覆盖，深惠交界处多分布近郊居住区型边缘区。【结论】基于“核心-边缘”的空间分析视角，对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刻画，能较为准确地反映都市圈的空间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都市圈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空间形态差异明显，强化“核心-边缘”联系、优化边缘区域组团定位与分工、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是推动都市圈“核心-边缘”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核心-边缘; 空间形态; 空间扩张; 耦合协调度; 广州都市圈; 深圳都市圈

本文引用格式

陈宏胜 , 邓书涵 , 李峥 . 基于“核心-边缘”视角的都市圈空间结构——以广州、深圳都市圈为例[J]. 资源科学, 2025 , 47(2) : 254 -267 . DOI: 10.18402/resci.2025.02.03

Abstract

[Objective]Identifying the core and peripheral areas of a metropolitan region is crucial for analyzing its development issues. Characterizing the core-periphery spatial structure of a metro‐ politan region by coupling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Methods] Focusing on the Guangzhou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 this study uses multi-source data (land-use data,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methods lik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identify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re area and classify the latter. [Results] (1) From 2010 to 2020,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areas in both regions increased rapidly, clustering in city centers with well-coordinated areas expanding from center to periphery.(2) The Guangzhou Metropolitan Region’s core area expanded mainly through near-boundary filling, maintaining a relatively stable spatial pattern. In contrast, Shenzhen’s core area expanded corridor-like towards the northeast of Shenzhen City and central-eastern Dongguan City, forming a strip-continuous spatial form. (3) Peripheral area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suburban residential, industrial and logistics park,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emerging development, transitional mixed. In Guangzhou, the northeastern side of the primary core area was mostly agricultural/ecological, while the southwestern side was transitional mixed. Shenzhen’s peripheral areas are complex,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Huizhou City. [Conclusion] Core and peripheral areas’ spatial forms differ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ing core-periphery connections, optimizing peripheral area positioning and labor division,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ar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re-periphery; spatial form; spatial expans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Guangzhou Metropolitan Region;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

1 引言

区域一体化发展下，都市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都市圈的突出空间特征是组成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高强度联系[1]；同时，都市圈是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与周围其他城市形成的功能互补、高效协作、具有圈层形态特征的区域[2]。类似“都市圈”的概念，“都市连绵区”“都市区”以及“大都市区”等术语同样强调了一定发展阶段下城市组群内所形成的特定空间结构特征。受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影响，特大城市往往要适当疏解部分功能，以缓解内部空间压力，同时加强与周边城市的经济社会联系，形成区域发展网络。这不仅能持续巩固中心城市的先发优势，还能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形成区域整体发展优势[3]。基于此，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旨在加速推进现代化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强调都市圈的建设是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进步的重要空间战略。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都市圈建设不仅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核心空间手段，也是支持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增长的空间布局重点。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都市圈的地域范围小于城市群，但两者基于中心城市空间溢出的发展基础相似[4]，同样具有“核心-边缘”的圈层空间结构，是介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间的重要一环，都市圈健康发展对缓解特大城市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当前，中国都市圈发展仍存在着突出的不均衡问题，制约着都市圈发挥最大化的增长驱动效应。由于都市圈本身所具有的可塑性，在不同目标导向下，现有都市圈规划和治理中，出现了政策范围、规划范围、经济社会活动范围等不同空间类型的错位。而从目前已有的都市圈空间规划实践来看，不少都市圈的空间划定远远超过了“通勤圈”的范围，如何准确划定都市圈圈层结构是当前重要的规划实践难题[6]。在圈层结构划分方面，袁家东等[7]提出都市圈内不规则的圈层结构可以划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3个圈层；郑德高等[8]基于企业关联度对上海都市圈内部城镇之间的时空距离进行分析，将其划分为核心圈层、近域圈层、远郊圈层、外围地区4个圈层。在大数据和空间分析技术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大规模的人口活动数据被广泛采用，更贴近“真实”活动空间的都市圈空间识别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钮心毅等[9]研究认为，都市圈内部高频次一日往返范围形成了跨城功能联系紧密一日交流圈，可作为界定上海都市圈的标准之一。其他典型研究还有：利用兴趣点数据（POI）进行都市圈功能分布和时空联系研究[10]，利用人员旅行调查数据（PTS）识别都市圈功能性中心[11]等。总体上，现有研究多以“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以“点轴理论”[12]、“多中心理论”[13]和“社会网络理论”[14]等经典理论为支撑，开展都市圈空间结构的识别工作，可见，“核心区”和“边缘区”两大基本空间结构要素的识别是都市圈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都市圈核心区是都市圈核心功能要素和社会活动高度集聚的空间区域，与此对应的都市圈边缘区则为在都市圈的辐射范围边界内、与核心区毗邻但与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的带状区域，通常表现为城镇化率和土地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图1）。都市圈边缘区与核心区的发展状态、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具有显著差异，存在增长地区、收缩地区、生态区、城乡结合区、乡村地域等复合空间形态，空间外延相对模糊。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都市圈边缘地区长期处于“灯下黑”状态，大量规划实践和研究集中于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职能疏解[15]，而少有整体性、系统性地关注边缘地区的匹配和调适。因此，合理识别和评估都市圈核心区和边缘区，是优化都市圈空间结构、促进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基础。
图1 都市圈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空间关系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and peripheral areas of metropolitan regions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核心-边缘”视角出发，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为研究区域，进行核心区的识别分析及边缘区的空间形态分类讨论，以更深入地理解空间接壤的都市圈的空间演化过程与格局的异同。广州市与深圳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其经济社会联系也极为紧密，共同支撑起一条巨型都市走廊，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研究区域[16]。但既有研究大多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整体进行探讨，未能充分揭示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各自独特的空间形态和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省域发展规划与政策层面，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更多被视为两个相对完整的空间载体。例如，2022年8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以及2023年广东省政府发布的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包括广州、深圳、珠西、湛茂和汕揭潮），均明确指出都市圈建设是推动省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因其不同的历史背景、产业结构及城市发展战略，演化出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发展路径。广州市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经济社会综合实力著称，而深圳市则以政策试验、科技创新能力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而闻名。鉴于此，为更深入比较分析都市圈的空间形态差异，本文选取空间邻近的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为案例区域，利用多源地理空间数据识别都市圈的核心区域，对比分析两者核心区的空间特征差异以及边缘区的类型异同，探索都市圈治理策略，以期为新时期都市圈发展政策与规划编制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是两大国家级都市圈（图2，表1），也是彼此紧密联系但各成体系的毗邻型都市圈。广州市和深圳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两市GDP在各自所属都市圈中占比均超过65%，长期承担着引领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使命。但两大城市与周边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都市圈核心区域与外围边缘区域之间存在不同的空间形态。近年来，随着广东省都市圈规划建设的不断深入，广州、深圳都市圈的区域范围不断明晰。2022年广东省发布《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本文采用此文件中界定的广深都市圈政策范围）提出以都市圈为平台谋求发展共识。2023年广州、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两大都市圈的发展路线。其中，《广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以广州市为中心，以广佛（佛山）全域同城化为引领，推进广清（清远）一体化，带动肇庆、清远中心城区成为发展极。《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深圳都市圈由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三市全域和深汕特别合作区组成，辐射河源市和汕尾市，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由中心向边缘的向外辐射发展轴带。广州、深圳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对于推动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能级具有重要意义。
图2 研究区域

Figure 2 Study area

表1 2022年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Guangzhou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 2022

基本信息 广州都市圈 深圳都市圈
面积/km2 19551 16273
人口总量/万人 3257 3415
GDP/亿元 44705 49522
人均GDP/万元 13.73 14.50
人口密度/（人/km2） 1665.90 2098.57

数据来源：整理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23》。

2.2 研究方法

从城市物理环境和社会活动两方面选取数据指标，基于土地利用情况、POI及夜间灯光数据等多源地理数据得到物理环境和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指数结果，运用热点分析识别提取都市圈核心区。解析广深都市圈2010年和2020年的都市圈核心区空间结构时空演变特征，随后结合遥感影像对都市圈边缘区进行分类分析。

2.2.1 指标选取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评估都市圈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协调性，有助于揭示城市空间结构的静态与动态结合特征[17]。本文通过以下指标体系（表2）综合评估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后文简称耦合协调度）：①物理环境指城市的建成环境，选取建设用地面积和交通通达度两个指标[20,21]。②社会活动方面，POI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城市中的经济社会活力[22]，而夜间灯光数据可被用于表征城市的夜间活力或经济活力[23]，因此，本文分别选取POI数量和夜间灯光平均数表征都市圈的社会活动。本文构建1 km×1 km的网格，统计格网内的建设用地面积、交通通达度、POI数量、夜间灯光平均数作为相应属性值。
表2 都市圈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metropolitan regions and data sources

目标层 指标层 指标获取方法 数据来源
物理环境 建设用地面积 选择不透水表面作为建设用地，计算每一网格内面积 中国土地覆盖数据集（CLCD）[18]，空间分辨率为30 m
交通通达度 某一网格中心点到高速公路、铁路、一级道路、二级道路和三级道路的最短距离，通过ArcGIS的欧氏距离工具计算得到，取距离的倒数作为该网格的交通通达度 道路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社会活动 POI数量 以研究区2020年6月为节点，通过应用程序接口进行数据采集，剔除重复和误差项，计算每个网格中的POI数量作为属性值 高德地图
夜间灯光平均数 取夜间灯光数据的平均数作为每个网格的属性值[19] 中国长时间序列逐年人造夜间灯光数据集（1984—2020年），空间分辨率为1 km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用于描述两个或多个系统实现协调发展时的动态关联，反映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度表征相互作用关系中的良性耦合程度，反映协调状况的好坏[24]。计算公式如下[19]：
S = 2 X 1 × X 2 X 1 + X 2 ,   T = α X 1 + β X 2 ,   D = S × T
式中： S为耦合度，用于测度都市圈中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相互影响作用的程度， S值越大，耦合度越高； X 1 、 X 2分别为物理环境系统和社会活动系统的标准化值，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25]； T为物理环境系统和社会活动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 α 、 β分别为物理环境和社会活动系统的贡献系数，考虑到两者同等重要， α 、 β均取值为0.5； D为物理环境和社会活动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D值越大表示该研究单元的系统间发展协调性越好。根据已有研究[26]，结合自然点断法结果划分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见表3。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0≤ D<0.15 严重失调
0.15≤ D<0.30 中度失调
0.30≤ D<0.50 轻度失调
0.50≤ D<0.70 良好协调
0.70≤ D<1.00 优质协调

2.2.3 都市圈核心区提取

都市圈的核心区通常汇聚了大量的经济活动、社会资源和交通网络，是都市圈发展的关键引擎[27]。为识别这些核心区域，本文采用Getis-Ord Gi*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地识别高值或低值要素在空间上的聚类现象。具体步骤如下：①核心区范围确定：用Getis-Ord Gi*模型将研究区域内耦合协调度数据结果高值的聚集分布区域作为都市圈核心区，列为潜在都市圈核心区范围。②主次核心区区分：参考已有研究[28]，都市圈主核心区的空间范围和经济活动强度大于次核心区。本文计算了每一个提取出的核心区斑块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剔除了面积小于10 km2的离散斑块。若核心区斑块面积最大且耦合协调度平均值最高，就定义为都市圈主核心区，其余为都市圈次核心区。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准确地识别和分类都市圈中的核心区域，还能够提供有关这些区域之间差异的具体量化信息，为进一步探讨都市圈的空间发展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2.2.4 空间布局评价

（1）紧凑度指数
紧凑度（Compactness Index）是衡量特定区域形状紧凑程度的指标，常用于评估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紧凑度指数的计算方法有多种，常用基于面积和周长的关系来定义。紧凑度指数能够有效衡量都市圈内的集约程度及其形态特征[29]，公式如下：
C I = 2 π A P
式中： C I为紧凑度； A为研究区域面积； P为研究区域总周长。
（2）分形维数
分形维数是描述分形几何形状复杂性的重要参数，可衡量城市空间填充方式，揭示城市是倾向于外部扩展还是通过内部填充实现建设用地增长，可更好地展示都市圈的空间组织模式[30]，故借助城市分形维数分析都市圈空间组织模式。公式如下：
F = 2 l n P 4 l n A
式中： F为城市分形维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都市圈核心区识别

3.1.1 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都市圈静态系统（如物理环境）与动态系统（如社会活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可以有效地揭示广州和深圳都市圈内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其具体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2010年和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耦合协调度

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2010 and 2020

2010—2020年广州都市圈内耦合协调情况较好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广州市主城区及佛山市主城区，其余外围各市中心城区也有小面积集聚，如肇庆市端州区、清远市清城区。具体而言，2010—2020年良好和优质协调地区出现扩张趋势。2010年广州都市圈优质协调地区较少，零星分布在主城区；2020年优质协调区面积显著增加，主要集中在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东部、天河区南部以及佛山市禅城区。广州都市圈协调度高值区空间上呈现由广州市中心向外沿交通道路的“放射状”的分布模式。其中，轻度失调区域向良好协调区转化以及良好协调区域向优质协调转化的趋势较明显。
2010—2020年深圳都市圈优质协调区占比多于广州都市圈，且10年间深圳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大幅度提升。2010年深圳都市圈优质协调区初步呈现连廊式结构，良好协调区分布较少。2020年深圳都市圈良好和优质协调地区显著扩张，呈现连片分布的局面。例如，深圳市外围地区协调度显著提升，在宝安沙井地区、龙岗区、光明区形成了聚集的优质协调区。东莞市2010年良好和优质协调区分布零星错落，2020年则呈现显著的聚集趋势，滨海地区和松山湖地区出现节点集聚的优质协调区，这可能与东莞市近10年来对两地的大力开发有关。
用2020年耦合协调度减去2010年耦合协调度结果得到图4，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10年间广深都市圈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广州都市圈中部的2010年轻度失调区和良好协调区耦合协调度在2020年转变为优质协调区。这说明广州都市圈在2010—2020年，社会活力进一步提高，这可能与广州市中心区域城市更新政策有关，广州市通过旧城改造、历史街区保护与活化等项目，提升居住环境质量，增强社会活力。对于增城区和南沙区来说，近年来地铁网络的完善和大量的产业转移导入和政策支持也推动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此外，广州都市圈外围的清远市、四会市和肇庆市3市市区的耦合协调度也有一定的提升。广佛同城化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四会市和清远市区受益于广州市的辐射效应，获得了更多发展机遇。
图4 2010—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变化

Figure 4 Changes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2010-2020

深圳都市圈西侧10年间耦合协调度数值基本维持不变，在边缘出现零散的小面积的提升。耦合协调度变化较大的区域主要在东莞市西北侧及惠州市主城区等地，如深圳市坪山区，惠州市惠城区、仲恺高新区以及两市交界区域。这可能与两地近年来不断推进深惠交界区域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深圳市实施“东进战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产业基地、大学城等，推动坪山区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惠州市仲恺区依托国家级高新区政策和中韩（惠州）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加速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和区域经济升级；两地还加强了跨区域合作，共同推进交通互联互通和产业协同发展。此外，深汕特别合作区耦合协调度也有小面积提升。

3.1.2 都市圈核心区提取

通过Getis-Ord Gi*模型提取高值核心区域（图 5）。广州都市圈核心区Gi*整体呈现由广州市中心向外的“放射状”，通过交通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将影响力逐渐扩展到周边行政区，但每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的次中心，整体呈现“核心集聚型”空间特征。相比之下，深圳都市圈则呈现沿珠江入海口连绵成带且向内辐射的多节点网络化态势，展现出沿海地区的高强度开发，这可能与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及高科技产业聚集地的地位相关。沿海带状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加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能更好地整合港口、物流等海洋资源。这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反映了两个都市圈的独特定位和发展策略。
图5 2010年和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耦合协调度热点图

Figure 5 Hotspot map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2010 and 2020

对比图6和表4可发现，相比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的主核心区面积更大。广州市所处平坦的河流沉积平原，为超大城市的强核心聚集提供了良好的地形条件，整体呈现以越秀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呈“放射状”的分布模式。作为省会的中心区，广州主城区相较于普通地级市展现出了更强的资源集聚能力。通过构建铁路枢纽，如广州南站、南沙港等关键对外基础设施，省级资源的持续助力，广州主城区在平原地带实现了迅速扩张和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键设施布局于原有主城区范围之外，即广州市采用了“重大设施+交通廊道”的策略来构建都市圈的发展框架[31]。对比2010年与2020年，广州都市圈整体核心区面积得到一定增长，但空间格局没有明显变化，其空间扩张以边界填充为主。2010—2020年，广州都市圈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增长较为明显，耦合协调度标准差也小幅度增长。这说明广州都市圈整体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但中心和外围的差距有所拉大。受珠江东岸莲花山脉两重山体屏障影响，深圳市的主核心区呈廊道连接节点的多中心空间形态，在集聚方式上与广州市出现显著差异。对比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在10年间面积增长更为明显，尤其在深圳东北部以及东莞中部、东部地区。同时，深圳都市圈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也得到显著提升，超过广州都市圈，这与深圳市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开发模式有关。2010年深圳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标准差较大，整体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到2020年这一数值明显下降，整体发展更为均衡。总体上，广州、深圳两个都市圈的核心区形态较为不规则，紧凑度相对较低，且具有较大的分形维数，显示出它们受到交通网络的显著影响。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都市圈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其对周边地区的强大辐射能力。通过高效的交通连接，广深都市圈不仅在其核心区内实现了紧密的功能整合，还有效地扩展了其影响力范围，促进了更大区域的协同发展。
图6 2010年和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主次核心区识别结果

Figure 6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re area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2010 and 2020

表4 2010年和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主核心区形态特征指标统计

Table 4 Statistic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of the primary core area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2010 and 2020

都市圈 年份 数量 总面积/km2 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 紧凑度 分形维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广州都市圈 2010 1 5372 0.456 0.109 0.209 1.129
2020 1 5489 0.549 0.124 0.225 1.122
深圳都市圈 2010 1 3155 0.457 0.194 0.164 1.154
2020 1 4000 0.584 0.135 0.190 1.140
结合图6分析广深都市圈2010—2020年次核心区形态特征。广州都市圈的次核心区布局大多与周边地市的行政中心吻合，各区的行政中心及周边集中了大量的资源以支撑核心区域的发展。如从化、增城等区域依托其区级行政中心进行布局，形成了支持都市圈整体发展的次核心节点。广州都市圈次核心区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较深圳更高，且整体差距较小。由表5可知，2010年深圳都市圈较广州都市圈次核心区数量多，面积小，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低。相较于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的次核心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分布更加分散，发育程度普遍不高；但到2020年，随着惠州城区与东莞地区形成了连片发展的格局，深圳都市圈次核心区的总面积显著减少，这种变化显示出深圳都市圈在空间结构上的调整以及区域内城市间联系的加强。同时，深圳都市圈次核心区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也得到一定增长，标准差显著下降，这反映出深圳都市圈周边的惠州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地的快速发展。
表5 2010年和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次核心区形态特征指标统计

Table 5 Statistic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of the secondary core area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metropolitan regions, 2010 and 2020

都市圈名称 年份 数量 总面积/km2 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 紧凑度 分形维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广州都市圈 2010 16 536 0.412 0.112 0.161 1.170
2020 15 515 0.501 0.132 0.171 1.164
深圳都市圈 2010 20 385 0.390 0.193 0.162 1.172
2020 13 108 0.512 0.113 0.240 1.142

3.2 都市圈边缘区类型识别

在界定了广州、深圳都市圈的核心区后，结合2020年遥感影像和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结果，对其边缘区域进行空间形态分类。将已发展形成的边缘区主要空间类型划分为近郊居住型、工业与物流园区型、农业与生态保护型、新兴发展型、过渡性混合型5种主要类型，并选取典型案例地进行具体解析。整体上，广州都市圈主核心区北侧边缘区由于地形——山脉阻挡的原因，多为农业生态保护区类型；西南侧则多为过渡性混合区，城市与农村交错；西南侧与深圳都市圈接壤。深圳都市圈边缘区类型和分布复杂，东莞市和深圳市基本被主核心区覆盖，包含少量由于地形限制形成的生态保护型边缘区。深圳都市圈边缘区主要分布在惠州市，其中惠州市惠阳区邻接深圳市，多形成近郊居住区类型，主城区附近多形成过渡性混合区。广深都市圈边缘区的发展既受核心区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的发展基础相关，不同边缘区存在显著的异质性[32]。
（1）近郊居住型
由于广深都市圈核心区域人口密度增大、土地资源稀缺，导致核心区居住成本较高，加之轨道交通向外延伸，居民通勤范围扩大，许多边缘区逐渐形成了近郊居住组团。这些区域主要为都市圈居民提供住宅，通常是中高密度的住宅区，有良好的交通连接到都市圈的核心区。以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道和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为例（图7），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道位于广州市东部，紧邻黄埔区，通过地铁13号线和城际轨道与广州市中心相连。城际铁路新塘站附近形成了完善的商业服务设施。与永宁街道类似，淡水街道位于惠州市惠阳区中心，距离深圳较近，且有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包括高速公路和高铁站。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城市区域且房价相对较低，惠阳区吸引了大量在深圳工作的居民购房定居。此类边缘区基本已形成成熟完善的组团，区域内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耦合协调度增长较慢。
图7 近郊居住型边缘区案例区2020年遥感影像及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

Figure 7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2020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2010 and 2020 of the case areas in suburban residential fringe area

（2）工业与物流园区型
受核心区土地资源紧缺及地价较高的影响，广深都市圈边缘区分布着大量的工业和物流园区，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地方，如高速公路或铁路站点附近，集中布局了制造业工厂、仓储设施和物流中心等。本文以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和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潼侨镇为例进行分析（图8）。广州市花都区的花东镇紧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花都区临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重点发展航空物流、航空制造、航空维修等产业，为航空物流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持。潼侨镇位于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邻近深圳市龙岗区，受深圳市产业辐射和惠州市高新区的产业政策支撑，形成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产业园区。
图8 工业与物流园型边缘区案例区2020年遥感影像及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

Figure 8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2020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2010 and 2020 of the case areas in industrial and logistics park fringe area

（3）农业与生态保护型
受限于多山的地形，广深都市圈在山体边缘附近形成了农业与生态保护区类型的边缘区空间形态，这些区域保留了较多的自然景观和农业用地，不少地方被纳入生态保护范围。这里以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和东莞市谢岗镇为例（图9）。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位于广州都市圈西部，鼎湖区东北部，靠近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89.65%，且生态公益林保护面积占林业用地总面积31.06%。谢岗镇位于东莞市东部，与惠州市接壤，靠近银瓶山森林公园，拥有丰富的山地和森林资源，经济总量在东莞市排名相对靠后，经济发展状况受区位与自然地理条件影响明显。
图9 生态保护型边缘区案例区2020年遥感影像及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

Figure 9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2020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2010 and 2020 of the case areas in ecologically protected fringe area

（4）新兴发展型
新兴发展区主要是指受益于政策支持的潜在经济增长点，其发展状况与政府力量的推动相关，同时也影响都市圈的空间扩展方向。本文以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和汕尾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为例（图10）。广州市南沙街道位于南沙区中心，区域内有多个商业综合体和办公楼宇，重点发展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现代服务业，其发展受国家及省市重点政策扶持。深汕特别合作区原属汕尾市，经多次行政管理模式调整，最终在2018年演化为由深圳市直接管理的飞地[33]。受益于深圳市政府的政策支持，深汕特别合作区短时间内集中引入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正快速完成从农业镇向工业镇的转变。
图10 新兴发展型边缘区案例区2020年遥感影像及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

Figure 10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2020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2010 and 2020 of the case areas in emerging developmental fringe area

（5）过渡性混合型
过渡性混合区是都市圈边缘区出现较多的一种空间类型，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包含低密度的住宅、小型商业和服务设施以及农业用地等。过渡性混合型区域一般位于城乡结合部，承担着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功能，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缓冲带，如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图11）。这一类型的地区既具有城市化特征，也保留了一定的乡村风貌，城市与乡村用地犬牙交错，且耦合协调度增长快速。与此同时，其所在的市（县）经济发展较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在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不足限制其发展潜力。
图11 过渡性混合型边缘区案例区2020年遥感影像及2010、2020年耦合协调度

Figure 11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2020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2010 and 2020 of the case areas in transitional mixed fringe area

4 讨论、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讨论

本文应用的核心区连片化趋势及其识别方法，对理解都市圈“核心-边缘”结构提供了方法支持。除广州、深圳都市圈外，如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武汉都市圈、成渝都市圈等同样面临着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空间组织问题[34]。本文的综合指标体系有助于都市圈的规划编制更合理地识别核心区的范围及其演变趋势，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支持。特别是在核心区连片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都市圈的发展需超越行政边界限制，推动跨区域的核心区协同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本文对都市圈边缘区的空间类型划分也为其他都市圈边缘区的空间识别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都市圈边缘区往往面临发展不均衡、形态混乱、功能单一、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针对不同类型边缘区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将有助于都市圈整体发展能级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然而，尽管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标体系来识别都市圈核心区，但受到数据连续性和可获取性的限制，本文所采用的指标仍较为单一，未来应进一步整合多种类的数据源，特别是连续性和精确度更高的“流数据”（如交通流量、人口流动、货运物流等），更细致刻画都市圈圈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另外，本文在界定都市圈边缘区时主要采用了定性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助于快速识别出类型和范围，却难以精确量化各个子区域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未来将采取更为系统化的定量手段，如运用GIS工具结合多源数据来进行边界划分、开展特定类型边缘区识别和驱动机制研究等，以更全面地理解都市圈边缘区的形成和发展。

4.2 结论

本文选取了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为案例区域，利用多源地理信息数据，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从物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方面识别都市圈核心区，对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性进行刻画，并将都市圈边缘区划分为5种功能类型，为都市圈空间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结论如下：
（1）2010—2020年，广州、深圳都市圈良好及优质协调区面积快速增长，优质协调区在城市中心集聚成片，良好协调区由中心区向外扩张。在质量提升上，广州都市圈核心区整体质量提升幅度较小，深圳都市圈核心区质量提升幅度较大，后者质量提升区域主要在惠州市以及深圳-东莞-惠州的邻界区域。
（2）核心区空间形态上，广州都市圈呈现“核心集聚型”，深圳都市圈呈现“带状连绵型”。2010—2020年广州都市圈核心区面积有一定增长，但空间格局变化较小，空间扩张以边界填充为主；深圳都市圈核心区空间扩张明显，尤其在深圳东北部以及东莞中部、东部地区。
（3）将广州、深圳都市圈边缘区划分为近郊居住型、工业与物流园型、农业与生态保护型、新兴发展型、过渡性混合5个主要空间类型。其中，广州都市圈主核心区东北侧边缘区多为农业生态保护型；西南侧多为过渡性混合型，城市与农村交错。深圳都市圈边缘区类型和分布复杂，东莞市和深圳市基本被主核心区覆盖；边缘区主要分布在在惠州市，其中惠州市惠阳区与深圳接壤，多形成近郊居住区类型。

4.3 政策建议

都市圈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广州和深圳都市圈虽然接壤但发展模式和空间形态差异显著。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未来应突破将广深都市圈视为独立实体的局限，建立“广深都市圈”空间发展框架，进行整体规划和统筹治理。新框架应准确反映两都市圈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依存关系，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协同增长。广深都市圈已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人口流动，需采取一体化战略，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协同及城市间交流合作。
（2）当前规划政策对都市圈边缘区重视不足，需挖掘其潜力，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对策。近郊居住型区域应加强主城快速交通连接，提升公共服务和住房多样性；工业与物流园区型区域需强化产业分工和统筹布局，以产业带动区域协调；农业与生态保护型区域应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新兴发展型区域应加快构建经济产业体系，从政策驱动转向地方优势驱动；过渡性混合型区域应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多元经济，创新社会治理。通过差异化治理策略，促进边缘区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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