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系统与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村庄振兴的机制及启示——以浙江省德清县东衡村为例

  • 姜棪峰 , 1 ,
  • 罗丹艺 1 ,
  • 张英男 , 2
展开
  • 1.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 2.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张英男,男,辽宁凤城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土地政策与乡村发展。E-mail:

姜棪峰,男,湖南武冈人,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城乡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4-05-13

  修回日期: 2024-1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2-0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013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04)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4GXNSFBA010097)

Mechanism and implication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promoting village revitalization: Taking Dongheng Village in Deqi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JIANG Yanfeng , 1 ,
  • LUO Danyi 1 ,
  • ZHANG Yingnan , 2
Expand
  • 1. Schooc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13

  Revised date: 2024-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2-08

摘要

【目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一项国土空间调整优化的系统工程正在被广泛用于缓解乡村问题进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村庄是乡村规划和发展的基本单位,从村域尺度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为乡村国土空间调整优化的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在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村庄振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德清县东衡村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①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以政策制度和工程技术为依托促进村域空间重构与发展要素调整,进而影响村庄振兴。②在政策支持、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以及乡村精英间合作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得以顺利开展。③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东衡村通过构建以治理创新为核心的多维子系统联动机制,促进了人才发展、土地增效、产业转型,推动了三生空间的绿色化、集约化、高值化,进而实现了村庄转型发展与振兴。【结论】有条件的地区应充分发挥行政体系内外乡村精英的作用,因地制宜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使其成为连接区域政策、土地工程、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村民就业的平台,增强示范带动作用,进而推动乡村地区的整体振兴。

本文引用格式

姜棪峰 , 罗丹艺 , 张英男 .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村庄振兴的机制及启示——以浙江省德清县东衡村为例[J]. 资源科学, 2025 , 47(1) : 97 -109 . DOI: 10.18402/resci.2025.01.08

Abstract

[Objectiv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is being widely used to alleviate rural issues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The village, being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r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erves as an ideal scale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rural territorial space. [Method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village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takes Dongheng Village in Deqi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study, aiming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by which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fluenc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villages. [Results] (1)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based on the policy system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rives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ces and the layout adjustment of development factors by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ubsystems, thus contributing to village revitalization. (2) Under the joint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industrial foundation, resource endowment, and cooperation among rural elites,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n Dongheng Village has been carried out smoothly. (3) By using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s a platform, Dongheng Village promoted talent development, land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y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subsystem linkage mechanism centered on governance innovation, which led to eco-friendly, intensification and high-valu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s, and ultimately achieved village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Conclusion] Regions with conditions should fully utilize the role of rural elite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rogram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on this basis, promote these programs as platforms for connecting regional policies, land engineer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villagers’ employment. This approach can enhance their demonstrative effect and further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village level to regional level.

1 引言

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必需品,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加剧了中国城市扩张与乡村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导致乡村地区出现区域性资源不足、资源错配、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进而引发乡村衰败。2017年,“乡村振兴”作为破解城乡二元对立和乡村衰落的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相关方案的落地都涉及到对乡村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利用[2,3]
土地整治通过整合优化乡村资源布局和配置,挖掘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进而激发地方活力[4],在应对乡村衰退和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被视为提供社会经济和技术解决方案以改善人地关系、生态安全和农民生计等乡村问题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之一[5,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整治的内涵已从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土地整治工程转变为关注地区整体效益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7,8]。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源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指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念,进行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整治,以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等为依托,对“人口-土地-产业”等发展要素进行整合、对农田进行连片提质建设、对存量建设用地进行集中盘活、对农村人居环境进行治理修复,从而实现对乡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对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2,9-11]。因此,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既是实现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12]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展的背景下,学者们从不同尺度和视角分析了土地整治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其中以模式、机制及优化路径的相关研究最为丰富[13-18]。同时,随着人口增长以及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土地利用问题也更为复杂[19,20]。土地系统的复杂性对研究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村庄是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的基本单元[1,10]。这意味着,从微观尺度(如村/社区层面)开展有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也有利于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相关策略的制定,进而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尽管许多研究从不同层面和尺度分析并讨论了土地整治与乡村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21-26],但聚焦村域层面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待加强[27,28]。与此同时,在传统的“土地整治工程”研究中,农用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工矿用地整治、生态修复等被认为是构成土地整治的主要模块,且通常独立存在。然而,应时而生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不同模块间密切相关、相互支撑,从而构成推动地区整体发展的托举力,有效避免了“木桶效应”。因此,当前有关研究不宜再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行分割式分析,而是从整体性的视角识别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一个完整体与乡村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相比,浙江省作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验区和先行者,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方面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17,29,30]。总体而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需从整体性视角出发丰富微观层面的理论探索,并结合经验丰富地区开展案例分析,进而深化对二者关系的理解。
因此,本文基于村域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以浙江省东衡村为例,对该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发展进行解析,探讨典型村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地方振兴的影响机制,据此为其他具有类似条件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该过程中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策略的提出提供科学依据。

2 理论分析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一个复杂过程,易受地理条件、政治、资金、科技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7,3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念,意味着该复杂的整治工程实施是以项目为载体推动不同模块之间的协同发展,而不是传统的各模块独立发展模式。因此,分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有必要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影响项目实施的主导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项目开展对于乡村发展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机制。
从整体上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既要满足外部环境(如乡镇发展、产业布局)对村庄功能的需求,又要满足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当地村民和组织)的需求。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规划与实施既要考虑区域政策、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也需兼顾村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内部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决定该工程的类型、布局等属性进而影响项目的开展及其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能力。此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还依赖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即当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地方发展的转变通常取决于内在因素的变动,而外部因素则为转变的发生提供条件[32]。内在因素中,当地精英间的合作与努力和地理位置通常对村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决定了当地资源能否得到合理利用,后者通常决定了村庄发展可能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同时,有两种力量对中国村庄的发展通常起关键作用,即“行政嵌入式力量”和“村庄内生式力量”[33]。同理,乡村精英可分为两类:行政体系内的精英(即村干部)和行政体系外的精英(如乡贤);前者属于外生权威,后者属于内生权威。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构,探索更有效地衔接国家权力与村民意愿的乡村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现代乡村治理的重点[34]。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下,乡村治理日益复杂化,乡贤参与地方治理已成为一种合理的路径[35]。此外,村庄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等条件也会影响整治项目的规划和实施[36]
在宏观层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规划应符合国家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生态红线、主体功能区等制度和政策的要求。例如,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发展战略可以决定地方多功能发展状态及其主导功能,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功能协作[37,38]。在微观层面上,项目的实践及其随后的土地利用变化受利益分配、地方领导、产权界定、公众参与、自然禀赋和农户生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8,39]。在此基础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扮演着政策工具箱和土地工程手段的双重角色[7]。换而言之,地方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首先实现对不同发展政策的组合,然后以土地工程技术手段为切入点,通过整合村域资源、协调多方利益、凸显地方优势、联动区域发展,推动以治理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多维子系统协同发展,带动村庄发展要素相互关系的变迁及三生空间的重构,进而促进地方的转型发展与振兴[15,19,40]。随后,这些转变结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被反馈到区域发展中,进而影响该地区下一阶段的发展(图1)。
图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影响村庄转型与振兴的理论机制

Figure 1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3 案例区与数据

案例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和实证探究方法,常被用于调查特定研究领域中的复杂问题,并在其现实背景下对该问题产生深入且全面的理解,其目的是促进我们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解和知识的增长[41]。鉴于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来进一步阐释如何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村庄振兴,并揭示其机制。

3.1 案例区介绍

东衡村位于湖州市德清县洛舍镇的东南部,面积约10.4 km2。在1970s之前,东衡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村落。自1980s开始,采矿业在湖州地区不断兴起,东衡村部分村民转而从事矿石开采,不再从事或者少量从事农业活动。之后,该村从种植和养殖为主的农业型村庄向资源开采型村庄转变。虽然矿石开采为村集体和村民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配合中国乡村发展战略的生态转型和推动当地经济绿色发展,东衡村的采石场在2009年被永久关停。
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并重新激发地方活力,当地政府和东衡村利用土地制度改革的契机申请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2011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在东衡村开展了包括工矿用地整治、农用地整治、居民点用地整治、生态修复等在内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经过10年的发展,东衡村各方面稳步前进,成功实现了转型发展,并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2014年)、“湖州市美丽村”(2016年)、“3A级旅游景区村”(2019年)、“全国文明村”(2020年)、“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2021年)等国家级及省市级荣誉称号。
如今,东衡村已成功入选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因此,本文选择东衡村来阐释如何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而推动村庄振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数据收集

作者分别于2020年8月和2021年9月对东衡村开展实地调查,主要方式包括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研。第一轮调研中,首先与德清县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局开展了座谈,然后结合座谈情况深入开展村庄调研;村庄调研过程中,与两位村干部开展了半个小时的半结构式访谈后,从受土地整治影响较大的近400户农户中随机抽取了50户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研,并根据问卷填写情况选择了其中对村庄发展较为了解的20户农户进一步开展了10~15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以便对东衡村的发展有更深入了解。第二轮调研中,基于第一轮调研的结果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与一位村干部开展了半个小时的半结构式访谈,并从之前未访谈的农户中随机抽取了10户进行了问卷调研和10~20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从而形成对第一轮调研结果的验证和内容的补充。
访谈和问卷内容除与土地整治直接相关外,还涉及地方发展、农户生计、家庭成员、居住条件、家庭收入等信息。此外,通过地方政府和Google Earth Pro获取了东衡村在2010—2020年的土地利用状况,并在实地调研中对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了核对。通过上述方式,获取了东衡村2010、2015、2020年的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相关数据。

4 结果与分析

4.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驱动下的村庄转型发展

2010—2020年,东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主要措施有4点。第一,通过土地工程和生物技术对受污染矿区进行了生态修复和复垦,并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增加了村内的建设用地指标。第二,通过征地、工矿用地整治、建设用地复垦等方式在村中心建设了一个面积约80亩的新村,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村庄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和服务效率,并打造村庄名片。经协商,其中一个自然村的全部居民和其他自然村的部分居民迁入新村,并将旧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进行复垦。第三,进行工矿用地整治以及农用地整治和流转,推动了钢琴产业园区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第四,将工矿用地整治和旧厂房改造相结合,基于地方文化打造了以书法、美术、钢琴为主的文化街区。
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东衡村实现了转型发展,并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①在土地利用方面,东衡村以土地工程为主要抓手,通过推动村庄的空间重构(图2),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其中生产空间(水产养殖场、稻田、其他农用地、工矿用地、商服用地)、生活空间(文化、公服、住宅、交通设施用地)、生态空间(水域和林地)和未开发空间(未利用地)的面积比约由2010年的53.89: 5.87: 19.98: 20.26变为2020年的60.33: 7.04: 18.15: 14.48。生产空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空间和工业生产空间的范围扩大和集中布局;生活空间的扩大主要集中在公服空间和文化空间,丰富并便利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②在生态环境方面,在对矿区进行土地平整之后,通过生物工程等技术将原本受污染的矿区进行修复后复垦或者用于新村及公园的建设。这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之前脏乱差的村容村貌,还提升了生产生活环境的舒适度与安全性。③在文化方面,通过建设用地整治和建筑改造等方式,在修缮传统历史建筑、建设文化保护单位的基础上打造了艺术街区,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绘画、艺术、建筑、酿酒等)的传承与发扬,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显化,逐步实现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和文化资本的转变。④在产业方面,钢琴产业园的建设推动了村内及周边钢琴制造企业的集中布局,展现了地方钢琴制造业特色、发挥了规模集聚效应;原采矿区的复垦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推动了近1400亩高标准农田的集中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文化的振兴与环境的改善培育了当地的文化旅游业。东衡村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契机,通过扩大和改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将农业生产、工业制造、文化旅游相结合,推动了三产融合、产村融合,实现了从以采矿为主养殖为辅的资源开采型村庄向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三产融合型村庄的转型发展。
图2 2010—2020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下的东衡村土地利用演变

Figure 2 The land use evolu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Dongheng Village, 2010-2020

截至2020年,东衡村人均年收入约为4.8万元,是2010年的2倍多,主要来源是工资收入、土地分红、农业收入和企业分红;村集体年收入从2010年的不足20万元增长到2020年的2835万元左右,主要来源于厂房租金和企业分红。此外,村内大部分耕地已实现流转,由村民将耕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将整合后的耕地租赁给企业和种粮大户进行规模种植和养殖。

4.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东衡村振兴的机制

在以政策扶持、扎实产业基础、优越自然人文资源以及地方精英共同努力等为主的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东衡村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构建了“治理创新-产业转型-空间重构-文化培育-环境改善”的联动机制,促进了发展要素和乡村空间的重构,进而推动了地方的转型发展与振兴(图3)。
图3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东衡村转型发展与振兴的机制

Figure 3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Dongheng Village

4.2.1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1)政策改革带来机会和动力。第一,促使地方产业转型。从2005年开始,中央、浙江省、湖州市三级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推动了湖州地区乡村土地利用的生态转型。在此背景下,东衡村采石场因粗放式的开发模式以及矿石资源的逐渐减少而被永久关闭,进而促使东衡村进行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第二,为土地开发提供便利。浙江省于2010年开启省级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以土地开发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进浙江各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东衡村以产村融合发展为目标,成功申请成为省级试点之一。此外,德清县于2015年入选“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区县”。在多重政策契机下,东衡村在用地指标和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被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村集体性经营建设用地入市”等相关政策为东衡村“钢琴众创园”“文化街区”“新村”等的建设提供了可能和机遇。第三,有利于资金筹集。试点政策的实施让东衡村获批了银行高额贷款以及专项支持资金。村干部在访谈中提及:“德清农商银行为我们提供了近3亿元的贷款来开展这个土地整治项目”。此外,东衡村在2017年获批创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并获得了2亿元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之,良好的政策环境为东衡村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提供了机遇,这也坚定了该村进行绿色转型发展的决心。
(2)产业基础指引发展方向。第一阶段,相关产业的积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部沿海省份快速发展的经济热潮使得城市地区对建筑原材料的需求日益攀升,进而推动矿石产业发展成为东衡村的主导产业。东衡村所在的洛舍镇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涉足木材加工及钢琴产业,且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钢琴制造产业链,但由于利润和规模等原因东衡村并未将钢琴制造发展成为村庄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得益于其发达的水网系统,水产养殖一直是东衡村的重要产业之一。第二阶段,以钢琴生产为主导的产业转型与融合。2009年之后,矿山的关闭不仅导致集体收入大幅下降,也严重影响了许多村民的生计。鉴于前期产业基础,许多村民开始转向钢琴产业或回归养殖业。因此,钢琴产业园、规模养殖场的建设成为了东衡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的重要环节。目前,东衡村以钢琴制造为核心实现了一二三产业与村庄的融合发展,保障了村民的生计与健康。另外,约20%的劳动力仍从事水产养殖相关的工作,且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仍是水产养殖场。
(3)资源禀赋提升发展潜力。资源禀赋不仅包含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还包括人文资源。第一,从交通区位来看,东衡村地处浙江省北部,在政策改革、城市化、工业化等方面具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其钢琴产业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东衡村借助水运、道路交通和区位优势,通过招投标在2011年赢得一个价值1.08亿元的杭州地铁渣土堆放项目。这不仅为村内的矿坑平整提供了材料,还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第二,从自然资源来看,东衡村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水资源丰富、日照时间长,为当地生态环境改善和景观提升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也为养殖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人文资源方面,东衡村不仅拥有元代书画名家赵孟頫、关道生夫妇的故居,还曾在宋代到清代之间先后出过15名进士,具有浓厚的教育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次,东衡村的酿酒、养蚕文化历史悠久,传统工艺和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此外,东衡村所在的洛舍镇在2014年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这些不仅坚定了东衡村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对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视,也为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强的竞争力。
(4)乡村精英间的合作促进项目顺利开展。第一,村干部的困境。2011年,东衡村进行了村干部换届选举,新当选的村干部面临着采石场关闭引起的经济压力、矿区环境污染严重不适宜农业生产、村干部人数太少难以协调村内事务、人口流动快导致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减弱等多重压力。接受访谈的村干部也提到:“我们当初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无暇顾及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在这样一个自治的乡村社会中,仅靠少数村干部难以制定被广泛接受的决策,尤其涉及土地等复杂事件时,导致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开展陷入僵局。第二,乡贤理事会的成立。为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搬迁困难和推进问题,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村民投票,东衡村在2011年成立“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并在3年后将其正式发展成为“乡贤理事会”。乡贤理事会通常由村两委成员、老干部、党员、组长代表等乡贤组成,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他们有多年经商或从政经验,通常威望高、能力强、视野开阔,能积极主动参与村内重大事务的规划、决策和宣传。第三,村庄内部的密切合作。村民在遇到问题时通常向乡贤倾诉,乡贤们会将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后传达给村干部,进而高效地解决村内矛盾和难题。这不仅帮助村干部在村民中逐渐树立威信,乡贤们也因得到村民的信任和尊重而更加具有责任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乡贤们还主动与村干部合作,监督各种建设项目,确保工程质量。以此为依托,东衡村乡村精英之间及其与村民之间构建了良好的合作方式,进而保障了土地整治工作如期进行。

4.2.2 多维子系统联动促进乡村重构与转型发展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并集合了政策制度和工程技术的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东衡村通过构建以治理创新为基础的多维子系统联动机制,重构了村庄“发展要素”和“三生空间”,进而推动了地方转型发展与振兴。
乡村振兴包含了治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5个子系统,其中治理有效是其他子系统目标实现的政治保障和基础[42]。良好的治理环境通常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推动要素整合、促进资源高效利用,进而为其他子系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东衡村通过引导乡贤参与村庄决策,实现了行政系统内外乡村精英之间的合作,促使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方意见的统一,促进了相关决策的顺利制定。在此过程中,政策得以落实,民意得到尊重和协调,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例如,在采石场被关闭后,许多村民们将村内的部分老旧建筑(如住宅和蚕房)进行改造并用于开展钢琴制造。然而,这种做法存在生产安全隐患、工业废水随意排放、产业发展受限等问题。为改变这一现状,东衡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结合国家相关政策,通过借助乡贤的力量实现了对村庄南部矿区的平整、修复与复垦,为钢琴产业园的建设提供空间和用地指标。园区建成后,分散的钢琴厂集中搬迁至园区,实现了产业的统一化管理,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不仅促进了工业污水的集中处理、实现了钢琴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益,也有益于产业文化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截至2020年,东衡村的“钢琴众创园”占地680亩,有46家钢琴企业入驻,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集钢琴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培训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且每年为村集体提供租金收入1000多万元,占村集体年收入的近一半。因此,在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础上,东衡村通过矿山生态修复和村庄环境美化,为文化振兴、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通过发扬农耕、酿酒等传统文化并推动其与现代文化融合,不仅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改善等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基础,也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通过脱离高污染的采矿业向以钢琴制造为主的一二三产融合转变,不仅为社会和谐、文化兴旺提供了足够资金和人力资源,也为环境质量的提升给予了长久保障。此外,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置换等方式,德清县有7个欠发达村庄参与了东衡村钢琴产业园的建设与经营,并在东衡村的带领下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东衡村以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发展为基础,促进了人、地、业等发展要素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发展空间的转变和重构。在发展要素方面,第一,通过引导乡贤回流、吸引外来人口、加大人才培育、助力地方自治,激活了人力资源;第二,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土地价值显化,增加了土地利用价值;第三,通过推动主导二产从采矿业向制造业转型,并同步发展以种植和文旅为主的一三产业,不仅提升了当地的就业率,也增强了地方经济绿色发展的实力。在发展空间方面,矿山修复与复垦和钢琴产业园的修建推动了生产空间的规模化和绿色化,矿山修复及后续的新村建设与旧村搬迁促进了生活空间的集约化、现代化,文化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及其与生态空间的结合推动了东衡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了生态空间的多元价值显化与高值化;三生空间的重构为经济结构转型、环境质量提升、多元文化发展等提供了空间载体。乡村发展要素与三生空间的重构,推动了东衡村从资源开采型村庄成功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一二三产融合型村庄,进而实现了村庄振兴。

5 政策启示、研究贡献与不足

5.1 政策启示

当前,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逐渐兴起[10,23]。许多学者也提到,可以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开展建立乡村发展政策、土地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以及农民就业之间的联系[27,28]。然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并非适用于所有地区,且项目类型的选择具有区域差异性。因此,整治项目的启动需综合多方因素,结合项目的适应性与项目类型的适宜性,进而制定可行的整治方案。此外,在土地综合整治适宜区,地方政府、企业组织、村集体和村民等利益相关者通常对土地用途改变偏好的差异较大,容易导致乡村再开发中的利益冲突严重,这些冲突不仅会造成成本增加、项目时间延长,还会阻碍项目的顺利推进[43]。东衡村通过促进行政系统内外的乡村精英之间的合作不仅有效解决了因项目开展引发的村民间利益冲突,缩短了项目的谈判时间,还为项目的实施和村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因此,其他地区在类似的项目开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地方行政体系内外乡村精英的作用,有助于协调利益关系,推动项目顺利实施[44]
与远离大城市的村庄相比,靠近大城市或者快速城镇化地区的村庄由于物流便利、劳动力资源充足,通常成为商贸物流业的基地,但又因人地关系更为紧张而导致部分村庄存在景观空间破碎、环境脆弱、人口结构混杂等问题[20]。借鉴东衡村的经验,此类村庄宜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开展以下措施。第一,通过建设用地整治,例如破旧厂房和废弃旧房的改造和复垦以及新农村住宅的纵向开发,推动当地建筑的纵向发展,进而为更具价值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第二,可以结合农用地整治和生态环境改善推进农业内部融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可结合地方文化和生态本底,发展“生态农业+文旅”“生态农业+游学”等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例如,东衡村通过推广稻鱼(虾)共生、稻菜轮作等新模式提升耕地经济效益,并应用智能化循环水产养殖系统创新“鱼菜共生”模式,实现工厂化养殖与无土裁培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东衡村将农业文化与钢琴文化相结合,并于2019年秋收季节在稻田中举办了第十二届洛舍钢琴文化节。第三,应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契机,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置换、人力资源整合、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延长等方式,集合区域资源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地区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业,进而推动村庄改造和本地就业率提升,带动周边欠发达村庄实现共同富裕、增强示范带动作用,进而推动区域就地城镇化。
远离大城市的村庄虽然通常土地资源更为丰富,但相对而言资源禀赋较差或产业基础薄弱,此类村庄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宜注意2点。第一,积极开展区域协作。虽然在历史及社会经济等原因的推动下洛舍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开展以东衡村为主体,但这不适用于所有地区,且随着项目的发展东衡村也积极寻求区域合作。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单个村庄通常不具备支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后续发展的产业基础与资源储备,有必要集合一个乡镇乃至多个乡镇力量进行产业统筹和布局。然后,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综合运用相关政策工具,通过整合区域资源、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激发地方内生性活力,进而发展并壮大地方特色产业(例如生态农业、定制农业等)、改善“三生空间”,最终实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开展与地方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二,不宜盲目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该类项目的开展具有一定区域性和条件性,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强行开展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失。因此,在项目开展前,有必要开展周密调研与分析。在具备可行性的前提性,可借鉴东衡村经验,以治理和制度创新为基础,积极争取政策和市场力量,力争实现对自然、人文、金融等资源的高效利用。

5.2 研究贡献与不足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土地整治作为土地利用政策和土地利用工程的结合,被广泛用于缓解和解决乡村问题,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证实[7,17,45,46]。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和土地利用过程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导致不同规模的土地整治活动可能受到不同的影响因素和运行机制的制约,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18,47]。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分析和讨论了土地整治对地方发展的“双刃剑”效果[48]。虽然以往国内学者对土地整治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尺度的研究,但从村域视角开展土地整治促进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机制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构建了用于理解土地综合整治促进村庄振兴机制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不同于传统的机制框架,更关注微观村落层面的土地利用实践如何影响乡村振兴,而传统的机制框架多侧重宏观分析和大尺度研究[47,49]。此外,与从宏观角度开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村庄层面的研究展示了土地利用实践过程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更重要的是,本文可为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策略和工具提供启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制定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政策和计划,进而促进乡村发展。因此,本文中应用的框架、介绍的案例和取得的成果可为今后评估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给予参考,也可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为乡村振兴提供可行的策略。
本文从微观角度对土地整治与乡村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的样本量仅限于一个村庄,其所在区域城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因此,本文的结果并不适用于中国所有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山区的乡村。其次,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虽然该方法有助于厘清土地整治与村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为土地整治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导,但在涉及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详细规划建议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必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更深入地解析土地系统工程与村庄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土地利用的供求关系[50]。此外,更全面地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亦会有所裨益。

6 结论

本文构建了村域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浙江省东衡村的实践案例对理论模型进行扩展与阐述,旨在更全面地展示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而推动村庄转型发展和振兴。主要结论如下:
(1)在政策制度、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和自然禀赋、地方精英等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具有政策工具箱和土地工程手段双重属性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通过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凸显优势、联动区域,推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治理等多维协同发展,促进村域“三生空间”重构与“人-地-业”发展要素调整,从而实现村庄转型发展与振兴。
(2)在以政策扶持、扎实产业基础、优越自然人文资源以及地方精英共同努力等为主的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东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其具体措施有:第一,通过工程技术手段与土地政策相结合,提升了村内建设用地指标;第二,通过整治与复垦推动新村建设,促进了村庄土地集约利用,同时提高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覆盖率和服务效率;第三,通过土地整治与耕地流转,推动了主导产业——钢琴制造业的发展;第四,将整治工程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促进了地方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
(3)东衡村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开展为契机,通过引导乡贤参与村庄决策实现了行政系统内外乡村精英之间的合作,构建了以治理创新为核心的多维子系统联动机制,促进了人、地、业等发展要素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发展空间的转变和重构,助力村庄从以传统采石为主的资源开采型村庄向以制造业为主的一二三产融合型村庄转变,进而实现了村庄振兴。
[1]
Long H L.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M].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2]
刘彦随.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3): 461-466.

DOI

[Liu Y S.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461-466.]

[3]
张如林, 余建忠, 蔡健, 等. 都市近郊区乡村振兴规划探索: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背景下桐庐乡村振兴规划实践[J]. 城市规划, 2020, 44(S1): 57-66.

[Zhang R L, Yu J Z, Cai J, et al. Explor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in urban suburbs: The practice of Tonglu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land remedi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S1): 57-66.]

[4]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Long H 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5]
Li Y, Li Y, Fan P, et al. Impac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in typical watershed of the Loess Plateau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J]. Land Use Policy, 2019, 86: 339-350.

[6]
吴诗嫚, 祝浩, 卢新海, 等. 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11): 2431-2442.

[Wu S M, Zhu H, Lu X H, et al. Impacts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3, 32(11): 2431-2442.]

[7]
Jiang Y F, Tang Y T, Long H L, et al. Land consolidation: A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2,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1.105790.

[8]
郑荣宝, 黄永坚, 陈美招, 等. 中国国土整治研究进展[J]. 资源科学, 2022, 44(9): 1785-1798.

DOI

[Zheng R B, Huang Y J, Chen M Z,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785-1798.]

DOI

[9]
范业婷, 金晓斌, 张晓琳, 等. 乡村重构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机制解析与案例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4): 109-118.

[Fan Y T, Jin X B, Zhang X L, et al. Mechanism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structuring[J].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4): 109-118.]

[10]
董祚继, 韦艳莹, 任聪慧, 等. 面向乡村振兴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创新: 公共价值创造与实现[J]. 资源科学, 2022, 44(7): 1305-1315.

DOI

[Dong Z J, Wei Y Y, Ren C H, et al. Comprehensive land improvement innov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Public value creation and realiz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7): 1305-1315.]

DOI

[11]
游和远, 张津榕, 夏舒怡. 基于生态价值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权衡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2): 2950-2965.

DOI

[You H Y, Zhang J R, Xia S Y. Land use optim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ecological value and realization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2): 2950-2965.]

[12]
曲衍波, 张彦军, 朱伟亚, 等. “三生”功能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格局与模式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1, (3): 33-39.

[Qu Y B, Zhang Y J, Zhu W Y, et al. Pattern and mode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life-ecological function[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1, (3): 33-39.]

[13]
Jiang Y, Long H, Ives C D, et al. Modes and practices of rural vitalisation promoted by land consolidation in a rapidly urbanising China: A perspective of multifunctionality[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2,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2.102514

[14]
姜棪峰, 龙花楼, 唐郁婷.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 487-497.

DOI

[Jiang Y F, Long H L, Tang Y T.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 perspective of land use multifunctional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3): 487-497.]

[15]
林元城, 杨忍, 葛语思.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J]. 规划师, 2023, 39(5): 12-18.

[Lin Y C, Yang R, Ge Y S. Internal logic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J]. Planners, 2023, 39(5): 12-18.]

[16]
刘恬, 胡伟艳, 杜晓华, 等. 基于村庄类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5): 100-108.

[Liu T, Hu W Y, Du X H, et al.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based on village types[J].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5): 100-108.]

[17]
刘永强, 戴琳, 龙花楼,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模式与生态导向转型: 以浙江省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11): 71-79.

[Liu Y Q, Dai L, Long H L, et al. Land consolidation mode and ecological oriented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J].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11): 71-79.]

[18]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

DOI

[Long H L, Zhang Y N, Tu S S.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DOI

[19]
朱琳, 黎磊, 刘素, 等.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 535-549.

DOI

[Zhu L, Li L, Liu S, et al. The evolution of village land-use fun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jiayan Village in Chengdu C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35-549.]

[20]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等. 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 2016, 32(2): 220-229.

[Ren G P, Liu L M, Fu Y H, et al.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pattern in metropolitan suburb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6, 32(2): 220-229.]

[21]
郭斌, 应苏辰, 闫怀树, 等. “内核-外缘”系统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与策略研究: 以宿迁市宿豫区新庄镇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23, (6): 38-44.

[Guo B, Ying S C, Yan H S, et al. The model and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peripher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Xinzhuang Town, Suyu District, Suqian City[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3, (6): 38-44.]

[22]
罗秀丽, 金晓斌, 刘笑杰, 等. 共生理论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市边缘区城乡融合机制与模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5): 1053-1067.

DOI

[Luo X L, Jin X B, Liu X J, et al. Mechanism and model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peri-urb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4, 39(5): 1053-1067.]

[23]
金晓斌, 应苏辰. 面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适应性转型与路径优化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10): 1-11.

[Jin X B, Ying S C. Research on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or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China Land Science, 2023, 37(10): 1-11.]

[24]
许恒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机理与实施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5): 144-152.

[Xu H Z.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1, (5): 144-152.]

[25]
应苏辰, 金晓斌, 罗秀丽, 等.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空心化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 基于乡村功能演化视角[J]. 中国土地科学, 2023, 37(11): 84-94.

[Su C Y, Jin X B, Luo X L, et al.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governing rural hollo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function evolution[J]. China Land Science, 2023, 37(11): 84-94.]

[26]
胡新艳, 黄婕, 许金海. “小田并大田”政策对三重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 以广东省阳山县为例[J]. 资源科学, 2024, 46(8): 1540-1553.

DOI

[Hu X Y, Huang J, Xu J H. Impact of “consolidating small plots into a large field” policy on farmland large-scale manage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Taking Yangshan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8): 1540-1553.]

DOI

[27]
朱菁, 马思琪, 洪尉凯, 等.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导向下村庄产业振兴发展路径探析: 以甘肃省显胜乡蒲河村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2(4): 602-616.

[Zhu J, Ma S Q, Hong W K, et al.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village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y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 case study of Puhe Village[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2, 52(4): 602-616.]

[28]
Jiang Y F, Long H L, Tang Y T, et al. The impact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vitalization at village level: A case study of a Chinese villag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6: 485-496.

[29]
熊子昕, 匡兵, 吴楚仪, 等. 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5): 197-207.

[Xiong Z X, Kuang B, Wu C Y, et al.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est points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4, 29(5): 197-207.]

[30]
何佑勇, 徐汉梁, 虞舟鲁, 等. “千万工程”视角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涵与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J]. 浙江农业学报, 2023, 35(12): 2988-2998.

DOI

[He Y Y, Xu L H, Yu Z L, et al.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Thousand Demonstration Villages and Rectification of Ten Thousand Villages” project: A case study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J]. Acta Agriculturae Zhejiangensis, 2023, 35(12): 2988-2998.]

DOI

[31]
匡兵, 王丽英, 卢新海. 国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7(4): 599-606.

[Kuang B, Wang L Y, Lu X H.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pilot area for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J].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3, 57(4): 599-606.]

[32]
Harpine E C. Is intrinsic motivation better than extrinsic motivation?[M]. In: Group-Centered Prevention in Mental Health. Springer, Cham, 2015,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19102-7_6.

[33]
李强彬. 乡村“能人”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 (5): 89-92.

[Li Q B. Governa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in rural elites[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06, (5): 89-92.]

[34]
郎友兴, 张品, 肖可扬. 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 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 33(4): 16-24.

[Lang Y X, Zhang P, Xiao K Y. New rural gentri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from Dongheng Village, Luoshe Township, Deqi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J]. Journal of ZheJiang Party School of C.P.C, 2017, 33(4): 16-24.]

[35]
刘开君. 从士绅到新乡贤: 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流变: 基于晚清以来浙江上虞乡村治理的案例分析[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4): 20-31.

[Liu K J. From gentry to new rural gentry: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rural eli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Shangyu Zhejiang Province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23, 12(4): 20-31.]

[36]
石鑫, 张洪元, 苏梦园, 等.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与村庄规划的现实问题与协同优化[J]. 中国土地科学, 2024, 38(5): 12-20.

[Shi X, Zhang H Y, Su M Y, et al. Realistic problems and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lanning and village planning[J]. China Land Science, 2024, 38(5): 12-20.]

[37]
Zhang X, Ye Y. The Evolvement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ing Tens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Farmland Protection[M]. Oxfordshire & Boston: CABI, 2022.

[38]
鲁春霞, 谢高地, 马蓓蓓, 等. 中国区域发展过程的空间多功能利用演变[J]. 资源科学, 2009, 31(4): 531-538.

[Lu C X, Xie G D, Ma B B, et al. The evolution of multifunctional use of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09, 31(4): 531-538.]

[39]
Gong Y, Tan R. Emergence of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for land adjustment in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An archetype analysi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1,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104160.

[40]
孙婧雯, 刘彦随, 戈大专, 等.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J]. 地理学报, 2022, 77(8): 1971-1986.

DOI

[Sun J W, Liu Y S, Ge D Z, et al. Coordinated mechanism betwee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plain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8): 1971-1986.]

DOI

[41]
Crowe S, Cresswell K, Robertson A, et al. The case study approach[J].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11, 11(1): 1-9.

[42]
张海鹏, 郜亮亮, 闫坤.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11): 2-16.

[Zhang H P, Gao L L, Yan K. Strategic thinking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origin, main innov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11): 2-16.]

[43]
Yao Z H, Tian L. How did collectivity retention affect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peri-urban areas of China? A case of Panyu, Guangzhou[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9: 1-10.

[44]
郭苏建, 王鹏翔. 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 62-75.

[Guo S J, Wang P X. Rural governance elit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Nank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2019, (4): 62-75.]

[45]
Asiama K O, Voss W, Bennett R, et al. Land consolidation activit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towards the agenda 2030: A tale of three countries[J]. Land Use Policy, 2021, DOI: 10.1016/j.landusepol.2020.105140.

[46]
Huy Q N, Warr P. Land consolidation as technical change: Economic impacts in rural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20, DOI:10.1016/j.landusepol.2020.105140.

[47]
Zhou Y, Li Y, Xu C.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Mechanisms and paths[J]. Land Use Policy, 2020, DOI: 10.1016/j.landusepol.2019.104379.

[48]
Zhang Z F, Zhao W, Gu X K. Changes resulting from a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LCP) and its resource-environment effects: A case study in Tianmen City of Hubei Province,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74-82.

[49]
陈坤秋, 龙花楼. 土地整治与乡村发展转型: 互馈机理与区域调控[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6): 1-9.

[Chen K Q, Long H 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and regional regulation[J]. China Land Science, 2020, 34(6): 1-9.]

[50]
Jiang Y F, Long H L, Tang Y T, et al. Measuring the role of land consolidation to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in rapidly urbanizing rural China: A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supply-demand[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5,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4.103237.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