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面向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手段，绿色金融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正成为当前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亟待探索的新领域。本文在梳理绿色金融研究缘起、理论内涵与文献趋势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环境规制、市场交易、效应评价、新兴技术、国际竞合等方面出发，对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绿色金融研究议题进行探讨。指出当前的绿色金融研究在基础概念与理论发展、数据获取与技术应用、模型选择与实证计量、多元影响与复杂机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困境与挑战。对绿色金融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①以机理“黑箱”为路径，揭示新型人地关系下的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②以理论框架为支撑，推动多要素、多层次、多目标的全体系研究；③以新兴技术为引领，创新绿色金融研究方法；④以实证研究为导向，立足地理学学科优势开展高质量研究；⑤以成果转化为目标，推动政策与实践的落地与应用。
【目的】本文旨在系统诊断2000—2022年中国农食系统营养供求的演变特征与内在矛盾，为大食物观背景下的农食系统转型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通过构建食物营养转化模型，首先测算了可用于居民直接消费的营养素供给量。进而基于现状消费和健康膳食双重情景，构建了营养素供求平衡指数和营养自给综合指数。据此，本文不仅系统测算了2000—2022年中国在粮食产销功能分区、九大农区、省域单元等多尺度下，三大营养素（热量、脂肪、蛋白质）的供求态势演变，还揭示了动植物性食物在营养供给上的分化态势。【结果】①2000—2022年，三大营养素供给总量增幅均超过30%，但空间格局高度集中，粮食主产区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营养供给。②现状膳食结构下，动植物营养供给分化加剧。一方面，动物脂肪供给缺口持续扩大，其供求平衡指数由2013年的0.74降至2022年的0.67；另一方面，由于植物性食物消费相对不足，植物蛋白呈现显著过剩，同期供求平衡指数维持在7.0以上。③健康膳食模式下的营养供给潜在缺口显著，尤其是植物性营养素供给严重缺位，其中，植物蛋白的问题最为突出，其自给缺口指数从2000年的1.51攀升至2022年的2.21。④在健康膳食情景下，研究期内全国营养自给综合指数仅从1.04微升至1.12；同时，区域差异加剧，粮食主销区的自给综合指数从0.92锐减至0.77。【结论】中国农食系统面临营养资源结构失衡与空间错配的双重风险，当前“以产定需”的营养供给模式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适配度不足。未来政策需推动农食系统向“以需定产”的营养健康导向转型，优化生产格局与流通体系，着力弥补植物蛋白等关键营养素缺口，以提升国家营养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
【目的】基于土地资源错配视角揭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缓解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宏观统计数据，运用OLS混合回归模型、有序Probit和Logit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探讨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①土地资源错配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均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城镇居民幸福感显著降低0.0205。②机制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加剧了地区内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进而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感。③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引致资本过度集中、生产效率损失、企业非生产性寻租及地产投机，造成了初次分配不平等效应；导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扭曲，而引致二次分配不平等效应；两方面共同作用，还加剧了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结论】缓解土地资源错配，进而降低收入不平等是提升城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目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服务恶化，人地矛盾加深，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在保障人类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健康，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方法】本文聚焦中国北方典型半干旱城市——呼和浩特市，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PLUS模型模拟2030年的自然发展、生态保护和城市建设3种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采用InVEST模型评估了生境质量、产水、固碳和土壤保持服务，并运用多种相关性分析方法，量化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①2000—2020年，呼和浩特市建设用地增加了1175.32 km²，林地增加105.64 km²，草地减少189.28 km²，水域减少5.60 km²，2020年水域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90%，水资源对呼和浩特市的制约增强。②2000—2020年，呼和浩特市产水、生境质量和固碳服务均呈现下降趋势，土壤保持服务呈现上升趋势。在2030年的情景模拟中，相比于其他2类情景，生态保护情景的4类生态系统服务值相对较高。③2000—2020年，呼和浩特市产水-生境质量、产水-土壤保持和产水-固碳之间表现为权衡关系，而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土壤保持-固碳和生境质量-固碳之间表现为协同关系。④在2030年的不同情景中，生态保护情景下产水-生境质量、产水-土壤保持和产水-固碳的权衡强度最低，该情景能最有效地缓解半干旱城市产水服务的压力，减缓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趋势。【结论】半干旱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传统的空间扩张模式，转向以生态系统服务承载力为约束的精细化治理模式，需依据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优化土地利用格局，严格守护生态本底，追求基于水资源平衡的绿色发展道路。
【目的】科学解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状态，并以此指引生态空间格局优化，为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提供相关借鉴。【方法】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多源数据与模型方法对区域2005年、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水平、演变历程以及供需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并据此提出生态空间优化方案。【结果】①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在时空和类别维度呈现显著差异性和权衡协同特征，除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以外，生境质量、粮食供给、城市降温服务的供给水平在研究时段内都有不同程度降低；②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等级结构呈现纺锤型特征，需求强度整体北高南低并由长株潭三市中心向四周梯度递减；③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总体协调但结构性错配与低水平协调特征突出，总体以长株潭三市建成区为中心呈现“外围盈余、核心不足”的圈层结构；供需风险涉及生境质量和城市降温服务类别，多集中分布在“湘潭县—醴陵市”连线以北的建成区核心；④生态空间优化应以生态系统服务重要供给源地、核心需求区、生态廊道、生态关键点与生态风险点为中心，构建分区管控、网络连通和节点建设的多维联动体系。【结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通过精准识别区域供需矛盾和隐形风险，为生态空间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据此形成的生态空间优化方案与策略可有效助力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增强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
【目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延伸出的诸多新兴模式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究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提供参考。【方法】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243户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套索算法及LASSO残差回归等方法从家庭层面探讨了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具体机制。【结果】①整体而言，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村农地流转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利于促进农户农地流转，相较于数字技术接入，农户数字平台使用和数字信息获取维度的数字能力提升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更强。②微观样本层面，在中青年、文化程度较高以及收入水平较高等样本群体中，数字能力提升对农户农地流转的促进效应更强；区域样本层面，爱辉—腾冲线东侧的农户数字能力提升对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更强。③农户数字能力提升主要通过促进农户多样化就业、拓宽农户关系网络两个渠道促进农户农地流转，但同时也通过降低农户政府信任度抑制了农户农地流转，即现阶段数字平台带来的政策负面信息暴露导致农户对政府监管能力和制度保障作用的信任弱化效应较强，但这一负向作用机制并非普遍，具有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样本异质性。【结论】提升数字能力并化解其带来的政策信任风险，是释放农地流转数字红利的重要推力。
【目的】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双重背景下，厘清耕地质量保护与产业链参与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揭示产业链参与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9年和2020年每期19066户农户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产业链参与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①无论产业链参与决策还是参与程度，均能显著提升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强度。相比未参与农户，参与产业链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平均提高约3.7%。②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均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电商模式的效果最为显著。③产业链参与通过让农户获得更多机械化服务，实现服务规模经营，从而提升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强度，农业技术效率和村庄产业结构在产业链参与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结论】产业链参与通过组织约束与市场激励，改变农户市场地位、销售渠道与经营规模，促使更多分散小农户有效对接农产品大市场，实现耕地质量保护。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农业产业组织的联农带农作用，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村庄产业结构，并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模式，以促进农户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提升。
【目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突破，本文旨在探究该政策如何影响国有工业用地供给，为优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提供政策参考。【方法】本文以2015和2016年启动的两批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下文统称入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利用2012—2019年县（市）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入市试点对国有工业用地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入市试点显著促进国有工业用地供给，地方政府依然主导着工业用地配置；②这种促进作用会因中央部署批次及地方回应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第二批试点地区、第二产业相对发达县（市）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更明显；③推动城市存量企业向农村流动进而实现存量国有工业用地再供应，以及增加地方政府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入市试点促进国有工业用地供给的两种重要作用机制。【结论】在地方政府干预下，入市试点对国有工业用地供给的促进作用大于挤出作用。据此，需要明确地方政府的干预边界并进行约束，增强集体建设用地不同入市渠道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从而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育。
【目的】本文旨在揭示“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关系特征及驱动机制，为促进“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发展和优化数字贸易合作路径提供政策借鉴。【方法】本文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2006—2022年“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采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考察其网络演化机制。【结果】①“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密度偏低，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性”和层级式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以中国、新加坡在内的经纪人板块位居网络中心位置；②样本国家中心性和多样性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西较高，中间偏低”的分布特征，同时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的中国逐渐占据网络核心地位；③内生机制方面，多连通性、传递闭合性、聚敛性、稳定性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关系形成，而变异性产生显著抑制效应；④外生网络方面，班轮海运网络、政策协同网络、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地理邻近网络和共同国家网络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网络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⑤节点属性方面，较强的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和较弱的贸易壁垒程度等同配性特征，以及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数字技术应用、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制度质量等国家属性特征均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关系形成。【结论】“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网络具备弱联结、等级化和差异化的特征，其结构演变受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的双重影响。
【目的】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能否有效驱动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则成为关键所在。【方法】选取2008—2022年中国A股958家上市企业相关数据，综合采用熵值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协同整合环境规制与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显著提升了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结构维度分析显示，覆盖广度的驱动作用最为突出，使用深度次之，而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则呈U型关系；②作用机制检验揭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提升绿色转型意识3条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③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提升效应因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为协同促进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应强化数字金融的环境规制协同功能，着力拓宽其服务覆盖广度，构建融合“融资支持、技术驱动与意识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依据门槛效应实施精准政策干预，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与企业扶持策略。
【目的】探究精准农业技术能否促进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增长对于精准农业技术的持续推广与应用非常重要。【方法】基于2022年内蒙古、陕西和山西3个省份724份粮食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精准农业技术对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影响及其机制。【结果】①精准农业技术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并能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实现效率和收入的协同增长。②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农业技术对新生代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均高于老一代；对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低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均高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户。③机制分析表明，精准农业技术通过节约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提升农业产出提高生产效率；精准农业技术通过促进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和外出务工实现家庭增收；改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是精准农业技术对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影响机制。【结论】精准农业技术能够实现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增长。未来应持续推进发展精准农业，加大精准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助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
【目的】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增多背景下，研究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的韧性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在对2022年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格局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蓄意攻击和随机攻击两种仿真模拟手段对该年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评估。【结果】①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复杂多元，呈现“多点放射”的现象，进口国家（地区）多且分散，出口国家（地区）少且集中，多数国家（地区）间的双边粮食贸易量较小，仅少数国家（地区）间双边粮食贸易量较大，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主要受核心国家主导；②小麦、玉米、水稻及大豆4种粮食全球供应链网络受到节点攻击后的特征变化较为一致，网络中核心节点国家受到攻击对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关键节点国家功能的丧失对网络的影响更大，且节点蓄意攻击比随机攻击对供应链网络的影响更大；③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具有一定的冗余性和韧性，在供应链中贸易路线受阻时，网络仍能够保持一定的连通性和信息传递能力。【结论】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稳定性主要依赖于核心国家（地区）。因此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应重点加强核心出口国稳定性、推进贸易多元化合作并强化全球供应链监管与韧性建设。
【目的】城市是实现省级能源管理目标的关键单元，优化其能源空间配置有利于提高省域能源利用效率和保障能源安全。本文旨在考察省域能源消费总控下城市能源空间配置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能源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方法】本文以2006—2021年中国21个省份下辖的26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城市能源空间配置、能源空间错配以及省域能源空间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并刻画出上述指标的时空演化趋势，最后识别能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因素。【结果】①在能源空间配置方面，严重配置不足和严重配置过剩的城市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多数城市为轻度配置不足且呈现连片分布，而严重配置过剩的城市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分散。②“十三五”规划后，能源空间错配程度显著下降；仅少数城市面临严重的能源空间错配，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陕西、江西、山西和山东等省份。③内蒙古、甘肃、陕西、四川和湖南的能源空间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省份内存在能源消费和能源强度双高的城市是主要原因；除山东和甘肃外，省域能源空间配置效率均显著优化；从四大经济分区看，中部和西部效率低，而东部和东北效率相对较高；从六大行政分区看，华北和西南效率低；东北、华东和中南效率高，而西北效率持续低落。④在影响因素方面，城镇化水平和贸易开放强度的提升有助于缓解能源配置不足城市的错配问题，而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则是减少能源配置过剩城市错配的关键因素。【结论】发达城市的能源虹吸效应与部分城市持续偏高的能源强度是造成能源空间错配的根本原因；推动城市间能源配额的结构性优化和降低配置过度城市的能源强度是提升能源空间配置效率的两大关键路径。
【目的】地缘政治风险被认为是一种极端风险，会引起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本文旨在探究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能源（原油、天然气、取暖油）价格波动的影响，为维护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下能源价格的稳定，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方法】从理论层面出发，基于能源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双重视角，系统解析能源价格波动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对分位数方法及分位数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1990年6月28日—2020年1月6日不同风险水平及市场状态下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能源收益率与波动率的非对称性，以及不同类别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威胁和地缘政治行动）影响能源收益率和波动率的异质性。【结果】①在高风险或低风险阶段，地缘政治风险会引发能源收益率在不同市场环境中出现极端值。②在牛市中，较低的地缘政治风险水平对能源波动率具有抑制作用，而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水平则会放大能源波动率，并在特定区间内出现极端值。③地缘政治风险对不同市场状态的能源收益率和部分能源波动率具有预测作用。④不同类别地缘政治风险对能源收益率及波动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地缘政治威胁的影响更加强烈。【结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不同风险阶段及市场环境下，地缘政治风险影响能源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和异质性，为缓解风险不利影响，稳定能源市场价格，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的】国外消费引致的出口贸易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原因，明确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能够为碳减排提供新的思路。【方法】本文基于2005—2022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出口贸易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地理区位特征和地理气候特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后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受地理相关性的影响。【结果】①出口贸易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碳排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额每增加1倍，碳排放增加0.37 Mt，即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增长。②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存在明显的南北异质性，北方城市的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相对更大，且北方城市之间呈现显著的东中西部梯度分异；海拔和气温对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气压对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③出口贸易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城市的出口贸易会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并且本城市碳排放受周边城市出口贸易的间接影响大于自身出口贸易所带来的直接影响。【结论】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性和空间溢出性，且后者尤为突出。为实现“双碳”目标，应推行差异化的城市碳减排政策，构建跨区域碳排放协同治理网络。
【目的】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思路中，“空间均衡”是破解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配的根本路径。【方法】本文通过构建水资源空间均衡两阶段诊断模型，对黄河流域2012—2021年的水资源空间均衡进行系统性诊断。第一阶段：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内部的水资源空间均衡诊断，基于空间重心模型对各地级市内部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之间的空间均衡性进行诊断；第二阶段：省份间的水资源空间均衡诊断，基于第一阶段获得的各地级市空间均衡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从省份内和相邻省份间诊断黄河流域水资源空间均衡，并分析不均衡原因。【结果】①2012—2021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中超过70%达到水资源空间均衡，未达到水资源空间均衡的地级市占比不超过30%，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甘肃、宁夏和山东；②黄河流域各省份内部的水资源空间均衡状态为：山西和河南两省已实现高水平空间均衡，内蒙古和甘肃处于低水平空间均衡状态，其余省份未达到空间均衡状态；③相邻“省份对”之间基本处于空间不均衡状态，仅有（甘肃，内蒙古）和（山西，河南）两个“省份对”达到了空间均衡状态。【结论】黄河流域地级市内部、省份内部、相邻省份间均未全面达到空间均衡，其中省份间的差异是流域水资源空间不均衡的主导因素，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其贡献率达到5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