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编制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我国海洋环境治理工作的基石，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步骤，对于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深远意义。当前，对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有诸多问题，包括关键概念模糊、核算方法欠科学可行、报表体系设计不完善等，迫切需要深入探究。【方法】对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理论进行分析。首先，明确了负债表编制的关键概念；其次，确定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优先核算对象，并提出实用可行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方法；再次，确认了负债形式及相应核算方法；基于此，通过“总表+分类表+扩展表+辅助表”的编制方案设计报表的表式结构，构建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进一步，以浙江省宁波市为试点，探索编制了2013—2017年宁波市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果】①海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包括海洋空间资源资产、海洋生物资源资产和海洋矿产资源资产三大类。②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包括资源过耗、环境损害与生态破坏这3种负债形式。③整个核算期内，宁波市海洋自然资源净资产价值约12662.34亿元；相较于期初，资产价值呈上升趋势，涨幅约47.15%，海洋空间资源资产是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负债总值为 152.07亿元，主要源于海洋生物资源损耗，整体负债率仅为1.18%，负债相对较低。【结论】基于“总表+分类表+扩展表+辅助表”的编制方案构建的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是科学可行的，能较全面有效地反映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和负债值的变化状况，可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提供有益探索。
【目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破解能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困局的关隘，电力价格则是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抓手，评估差别电价政策的效果可以为优化电价结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手工收集了21个省级行政区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企业名单，将其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差别电价政策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检验等方法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结果】①整体上看，差别电价政策提升了目标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细分类别后，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淘汰类和鼓励类企业之中；由于加价标准较低，政策对限制类企业收效甚微。②加价标准与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③差别电价政策对各类企业能效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淘汰类企业的能效提升源于设备更新，鼓励类企业的能效提升源于探索式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别电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鼓励类企业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之中。⑤进一步研究显示，差别电价政策显著提高了鼓励类企业利润，并激励了鼓励类企业协同优化工业用水情况。【结论】制定电力价格除注重差异化原则外，还应使电力价格充分反映消耗能源的环境成本。本文可为评估差别电价的政策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对深化电力价格改革以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政策启示。
【目的】加快现代农村能源体系建设，是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重要一环，更是提高农村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举措。解析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为其清洁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方法】基于2022年对湖北省101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O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影响的异质性及内在机制。【结果】①农村地区家庭劳动力转移现象较为普遍，占比达到79.04%。炊事活动中，农户主要使用电能、液化气、秸秆和薪柴等，仅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占比达到68.51%，同时使用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农户占比为29.23%；②家庭劳动力转移有助于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经稳定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该影响仍然成立。家庭劳动力转移会使得农户使用清洁炊事能源的水平提高10.330%~11.348%；③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户主年龄、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对于中青年组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的影响分别大于老年组和高、中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④家庭劳动力转移分别通过增加经济禀赋、强化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促进农户在炊事活动中使用清洁能源。而在从能源混用向仅使用清洁能源过渡的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家庭经济禀赋增长起着关键性作用。【结论】家庭劳动力转移能够通过改善物质条件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户对清洁炊事能源的消费需求。应重视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保障机制建设，重点普及能源消费的环保与健康知识，推动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目的】数字基础设施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支撑，评估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是科学施政的前提。【方法】通过测算2010—2021年中国263个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还对邻近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享赋能效应和要素优化配置效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③空间分位数回归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联动效应，但随着分位点的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正外部性逐渐减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随着分位点的提升逐渐增加。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结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在空间治理层面，应强化数字枢纽与网络节点布局，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构建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在制度治理层面，应完善资源共享与差异化发展机制，促进数据、资本与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着力缩小区域性差距并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与带动能力。
【目的】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韧性的关系关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黄河流域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韧性协同演化关系及驱动因素，有助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方法】在厘清“乡村数字经济-生态韧性”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2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哈肯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解析复合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①时间维度上，黄河流域乡村数字经济水平波动上升，乡村生态韧性先降后升；空间维度上，乡村数字经济自东向西逐级递减，乡村生态韧性呈现省会城市“领跑”特征。②乡村数字经济为复合系统序参量，乡村生态韧性为快变量，二者处于低级有序状态；考察期内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水平有所上升；区域差异先增后降，下游地区对总差异贡献最大。③协同演化驱动因素的空间非均衡性显著；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规制表现为正向驱动，种植结构趋粮化、财政支农、城乡发展差距存在抑制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较弱。【结论】黄河流域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韧性协同演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拓展数字技术在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监管等场景的应用，加强区域协同联动，以政策整合激活外部要素驱动作用。
【目的】高铁网络深刻影响要素空间配置格局，探讨高铁网络对资源型城市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可为推动此类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方法】基于中心-外围理论，构建高铁网络影响外围要素配置效率的理论框架，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09—2021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检验。【结果】①高铁网络显著提升了资源型城市整体要素配置效率，且节点城市的“中介地位”作用强于“广度地位”作用。②多维要素分解发现，高铁网络显著提升了低技能劳动力和能源配置效率，但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对高技能劳动力影响不显著。其中，对低技能劳动力配置的提升作用尤为突出。③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网络的提升效应在成熟型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300 km范围内的城市以及内陆地区更为显著。且不同类型要素的提升作用也因发展阶段、空间距离和地理区位存在结构性差异。【结论】高铁网络建设有助于缓解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要素类型与城市特征异质性。应结合各地要素禀赋与发展阶段，在完善高铁网络布局的同时实施分类指导，以更精准地发挥其要素再配置功能。
【目的】探讨中国粮食主产区农田管理措施的土壤碳汇效应对于完善农业碳汇理论与评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测算2005—2021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免耕、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的土壤碳汇，并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以及长期演变趋势。【结果】①2005—2021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免耕、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的土壤碳汇以及三者土壤总碳汇年均值分别为2.787、13.819、11.994和29.713 Tg C/a，不同管理措施的土壤碳汇均呈现上升趋势，彼此的交互效应带来的增益与损耗对于土壤总碳汇的影响较小。②研究期内，各管理措施土壤碳汇的省际差距不断扩大；免耕土壤碳汇一直保持着“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与粮食主产区玉米种植的空间分布类似；秸秆还田土壤碳汇在研究期内保持“中部高两边低”的局面，其核心省（区）大多集中于黄淮海区域，与小麦种植的空间分布类似；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碳汇核心省（区）在2010年后稳定在内蒙古、山东、湖南和江西，并无明显的作物类型偏向；土壤总碳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以山东、河南为中心向南北逐步扩张，其碳汇强度具有“南高北低”特征。③各管理措施的土壤碳汇类型具有向更高水平转移的趋势；周边省（区）碳汇水平显著影响本省（区）农田管理措施土壤碳汇的类型转移，并加深了免耕与秸秆还田土壤碳汇高-高或低-低集聚的收敛现象；经过长期发展后，免耕土壤碳汇依旧存在高低各自集聚，秸秆还田碳汇高低集聚的现象有所缓解，测土配方施肥则会向更高碳汇水平发展。【结论】当前中国粮食主产区农田管理措施的土壤碳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省际差距也呈现扩大态势。未来政府应落实技术创新或技术的配套使用，加强省际交流合作，进而助推粮食主产区农田管理碳汇的协调发展。
【目的】数字乡村建设被视为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但其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尚未明确。本文旨在厘清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碳减排的直接效果、间接传导路径与空间溢出特征。【方法】基于2009—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结果】①基准回归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且该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当跨越特定发展阶段后，其对农业碳排放由初期的促进作用转为显著的抑制作用。从碳排放结构看，数字乡村建设在农资投入、稻田甲烷和牲畜养殖3类主要排放源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减排效果，对秸秆燃烧的影响不显著，而在能源利用方面则表现出显著的增排效应。②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与城乡融合来推动农业碳减排。③农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碳减排兼具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④数字乡村建设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在不同作物产区和环境规制强度下存在差异，碳减排效应在小麦玉米主产区及强环境规制地区更为显著。【结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农业碳减排的重要途径，据此建议加大农业数字化转型力度，快速越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碳减排效应的作用拐点；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重点促进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推动技术应用深化、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强化区域之间数据平台链接及数据共享，以更好地推动农业碳减排。
【目的】在全球化进程与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本文旨在从国际技术溢出的视角出发，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从而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对策建议。【方法】本文采用中国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方法，实证考察国际技术溢出调节下数字技术创新的减污降碳效应。【结果】①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有助于减污降碳，但这种激励效应只有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方能显现。②国际技术溢出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减污降碳效应存在异质强化调节机制：在外商直接投资（IFDI）调节下存在“U”型特征，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贸易开放调节下均呈现正向“N”型特征；实施较低强度IFDI、适度强度OFDI和适度水平的贸易开放组合策略，更有利于释放数字技术创新的减污降碳红利。③现阶段国际技术溢出在驱动数字技术创新助力减污降碳的过程中均发挥积极的调节效果，且这一动态调节特征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从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看，IFDI调节作用最强，贸易开放次之，OFDI最弱；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积极调节效果均大于中部地区。【结论】本文证实了数字技术创新在提升中国减污降碳能力方面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并发现动态化、有重点的国际技术溢出途径更有利于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的减污降碳作用，以上发现可对国家有效吸收国际技术溢出、加快释放数字技术创新的减污降碳红利提供有益启示。
【目的】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是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治理路径。检验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对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具有深远意义。【方法】本文将全国文明城市建设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效果。【结果】①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水平，该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全国文明城市建设能通过推动科技创新绿色转化、空间布局绿色转型、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能源利用绿色转型和产业结构绿色转型5条路径发挥碳减排效应。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碳排放城市、第三届文明城市以及高教育水平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降碳效应相对更强。④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减碳效应具有一定的空间性，其显著作用于本区域碳排放量，也对邻近区域碳排放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结论】以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加快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科技研发，推动产学研合作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持续进行绿植补植补种、绿化精细养护以不断提高城市绿化程度；同时也要通过助推加快新兴绿色产业发展，从根本上降低高碳能源消耗。
【目的】基于前端政策设计视角，系统、全面量化评估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为其优化改进提供参考。【方法】本文基于“路径—工具—评价”框架，梳理2008—2023年中央及地方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文本，并采用PMC指数模型量化评估所选政策样本。【结果】①中央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印发频率、密度呈上升趋势，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地方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数量快速增长，空间异质性较明显。②中央和地方政策文本均注重对监管考核与规划引导的有机协调，但在平衡政策落实监管考核与利益保障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③本文所选中央和地方政策样本PMC指数值评级皆为合格及以上，没有评级为不可接受的政策。其中，四川、山西存在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设计与耕地“非粮化”现状错位的现象。④中央、黑龙江和河南印发的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设计维度较全面，框架建构较合理；而山西印发的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设计存在维度相对局限的问题。【结论】中央和地方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文本设计虽较为合理、全面，但在法律规制转型、内容维度设计及政策工具平衡等方面尚需完善。有鉴于此，本文建议从推动治理政策法治化转型、构建并完善粮食生产补偿机制与监管考核制度、规范耕地“非粮化”治理主体决策及其权限配置等维度出发，改进优化耕地“非粮化”治理政策文本内容。
【目的】基于产权理论和代际理论，揭示产权认知与代际差异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作用机理，以期为优化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方法】采用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江苏省调研数据，借助Logit模型探究了产权认知与代际差异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了代际差异的调节作用。【结果】①整体上看，宅基地产权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宅基地流转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所有权认知、抵押权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所有权认知、继承权认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在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②老一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发生率依次增强。③产权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正向影响在代际传递过程中逐渐增强，对宅基地流转行为的负向影响在代际传递过程中逐渐减弱。具体而言，所有权认知、抵押权认知和继承权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正向影响在代际传递过程中逐渐增强，所有权认知、继承权认知对农户宅基地流转行为的负向影响在代际传递过程中逐渐减弱。【结论】应充分考虑产权认知正向影响流转意愿而负向影响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并重视各代农户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动宅基地流转政策的顺利实施。
【目的】厘清黄河流域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WEF）共生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及形成机制，对实现3种资源的协同安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共生理论构建WEF系统共生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在定量测度2011—2022年黄河流域78个城市WEF系统共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WEF系统共生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与形成机制。【结果】①所有城市均处于WEF系统共生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中，整体网络具有较强的可达性，网络等级并不森严，网络小世界特征显著；②鄂尔多斯、榆林、晋城、东营、郑州、济南等市在网络中拥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且能迅速与其他城市产生联系，要素传递较为便捷；③太原、淄博等15市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焦作、滨州等25市属于“净溢出”板块，定西、乌兰察布等24市属于“经纪人”板块，鄂尔多斯、兰州等14市属于“净受益”板块；④地理邻近性、年降水量差异、居民消费水平差异正向驱动黄河流域WEF系统共生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具有抑制作用。【结论】实现黄河流域WEF系统共生发展水平的协同提升，需要着眼全流域建立和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资源管理机制，畅通区域要素流动渠道，强化板块间联动效应，推动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与协同合作。
【目的】揭示人口收缩背景下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有益参考。【方法】以2005—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4个维度构建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收缩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分区、分类型讨论人口收缩状况及城市韧性结果。【结果】①2005—2021年，发生人口收缩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共136个，占比47.7%；②中国城市韧性水平在过去十几年呈现持续稳步增长趋势，韧性均值从0.085增长到0.113，经济和基础设施韧性持续提升，生态和社会韧性波动下降；③人口收缩城市韧性水平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城市间绝对差异和不均衡程度不断加剧且表现出空间集聚现象；④环境压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金融规模是影响人口收缩城市韧性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结论】中国人口收缩城市的韧性水平提升潜力较大，应结合人口动态特征与区域差异，构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环境治理协同的城市韧性提升路径，以实现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及空间再生。
【目的】在新安全格局下，推进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关乎国运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本文旨在立足组态视角和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探究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方法】依托TOE理论建构整合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2020年31个省级样本，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法，探究了提升粮食安全治理效能的影响要素及其联合驱动路径。【结果】①单个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均无法构成产生粮食安全治理高效能的必要条件。②存在5种等效的产生高治理效能的组态，归纳为组织牵引型、“组织-环境”互构型、“技术-环境”共促型3种驱动模式。③时间维度上，5种组态的解释力呈现出鲜明的时变规律，是注意力属性和关键事件塑造的结果；空间维度上，组织牵引型在非粮食主产区的解释力较弱；西部地区多为“技术-环境”共促型的驱动模式，东部地区则多沿循组织牵引型和“组织-环境”互构型的路径；分异形成的原因是角色压力、激励差序以及生态位。【结论】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效能仍有提升空间，应当强化粮食安全各要素之间的联动协调，充分认识“组织重视”对粮食安全的价值，树立权变治理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