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就草原生态补偿尤其是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牧户行为进行了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就草原生态补偿的国内外发展、生态补偿政策对农牧户行为的干预机理、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户行为的互动影响进行了分析。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为数据源，搜集整理并归纳了相关研究。研究认为：①中国的草原生态补偿有别于国际上广泛实施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是一种自上而下且具有环境管制方式的政策工具，有更为深刻的政府主导性。②草原生态补偿确实影响了农牧户的草场经营行为，基本沿着“生态政策—行为影响机理—政策执行”的机理路径，调节农牧户行为，收获治理成效。但因制度情境、农牧户异质性，呈现了治理结果的差异。③中国的生态补奖政策收获了较好的生态成效，牧民为适应政策调整了经营行为，如减畜、流转、半舍饲、非农就业等，但因生计局限性、对减畜的认知差异，没有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干预模式。本文从3个方面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①减畜替代行为研究。应明确补奖政策的核心目标不是减畜，而是减轻放牧强度从而实现草畜平衡；②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干预机理研究。需要解构政策、揭示单一政策手段对行为的影响规律，进而解析“政策—行为”的互动机理；③融入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完善未来尤其是第四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目的】协同治理在应对动态变化下的复杂草地资源环境问题时越来越重要，但其有效性还部分取决于治理与被治理系统之间的匹配性，因此有必要嵌入匹配视角以综合推进对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机制的科学理解。【方法】基于2020年和2022年对青海省共和县羊让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级网络和最小构建块方法构建并微观表达牧户-草场两级社会-生态网络，在描述网络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多级指数随机图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效应、行动者属性效应、协变量效应和匹配效应在牧户草地资源协同治理网络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结果】①协同治理网络具有低密度和高集中度的特征，每个牧户平均拥有2个协同伙伴。②结构效应中仅闭合效应推动了协同治理网络的形成，即共享协同伙伴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③行动者属性效应中的扩张效应强于趋同效应。对于前者，户主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和牧户草场面积正向影响协同治理关系的形成；对于后者，牲畜数量接近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④情感网络协变量对协同治理网络具有夹带作用，说明拥有亲缘或血缘基础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⑤匹配效应中仅共享匹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生态闭合倒三角参数显著为正，说明共享草场的牧户之间更可能建立协同治理关系；而社会-生态闭合四边形参数并不显著，说明分别管理两块生态连通草场的牧户之间并不存在建立协同治理关系的趋势，即尺度匹配未能促进牧户建立协同治理关系。【结论】牧户草地资源协同治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以在发挥自组织过程和情感依赖作用的同时，推进能力和资源禀赋接近的牧户建立协同，并充分利用资源共享这一路径培育和发展协同治理。此外，应当加强牧户对草原生态变化和草场生态联系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和鼓励牧户协同解决尺度不匹配问题，帮助牧户突破路径依赖以提升协同治理的途径和有效性。
【目的】饲草种植户参与纵向协作模式是破解饲草供给不足与产业链联结松散困境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探究饲草种植户参与纵向协作的关键因素，为促进种植户与市场有效衔接、提高饲草供给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从内部风险偏好与外部交易成本视角构建种植户参与纵向协作模式的数理推导模型，基于2023年在甘肃、内蒙古等饲草典型产区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多元价格序列、多元Logit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讨论。【结果】①不能忽视内部风险偏好对纵向协作行为的关键作用。饲草种植户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参与组织协作、销售契约协作、生产契约协作3类纵向协作模式来保障交易的稳定性。②信息成本、执行成本不仅直接影响饲草种植户参与纵向协作，还对风险偏好程度高的种植户参与纵向协作有正向调节作用。③一年生饲草种植户的信息成本与执行成本对其参与纵向协作行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多年生饲草种植户则无显著影响。镰刀湾区域饲草种植户的交易成本对其参与纵向协作行为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及调节作用，而黄淮海区域饲草种植户则无显著影响。【结论】农户风险偏好度高会对参与纵向协作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交易成本会调节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应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提高种植户对饲草生产经营风险的认知；鼓励引导下游组织或企业提供饲草产销对接的服务体系；完善镰刀湾区域通讯网络、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目的】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草原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从牧户视角探讨草原水资源价值并尝试构建可行的灌溉服务收费方案对于促进草原水资源价值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2021年内蒙古牧区调研数据，通过选择实验法模拟灌溉服务，运用随机参数逻辑回归等模型测算草原水资源价值并分析成本收益。【结果】①牧户视角的草原水资源平均价值约为0.603~0.654元/m3，其中荒漠草原地区水资源价值仅为0.130元/m3，典型草原地区水资源价值达到1.366元/m3，草甸草原地区水资源价值为0.640元/m3；②牧户愿意为改善草原水资源的稀缺状况而购买付费灌溉服务。同时，牧户对不同服务提供方存在差异性偏好，相较于村委会（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更偏好于由政府和农业企业提供灌溉服务，且灌溉频率的提高能显著增加牧户福利。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草原经营面积小的牧户更倾向于购买付费灌溉服务且更偏好高频率的灌溉服务。③草地灌溉服务收费方案和成本-收益分析结果表明，草地灌溉服务的成本小于牧户获得的主观收益。④以提供人工增雨技术服务为例，估算内蒙古牧区牧户通过购买该灌溉服务可获得约10.312亿元/年的消费者剩余。【结论】不同草原类型对水资源价值有显著影响。此外，牧户对改善草原水资源稀缺状况的付费灌溉服务有实际需求，提高灌溉频率可以增加牧户的效用，政府和农业企业在提供灌溉服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最后，提供灌溉服务具有经济可行性，可以通过提供付费草地灌溉服务实现草原水资源价值。
【目的】草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地地上生物量可以直接反映草地资源的现状。准确评估草地地上生物量并揭示其长期变化趋势是草地生产力维持与提升、草地合理载畜量核定以及草地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方法】本文依据中国草原分区，使用多年累积采集的11703个野外地面调查样方数据，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7个草原亚区分别构建草地地上生物量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模型，通过精度评估确定最佳模型；然后使用Landsat影像反演得到30 m分辨率的1990—2020年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在揭示31年地上生物量时空演变的基础上，从气象、地形、土壤和人类活动4个方面选择了14个可能的驱动因子，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主要驱动力。【结果】①7个草原亚区的草地地上生物量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平均R2达到了0.74，平均RMSE为786.89 kg/hm2，均优于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模型。②1990—2020年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整体呈现增加趋势，全疆草地31年平均地上生物量为2137.31 kg/hm2；其中，山地草甸类的平均地上生物量最高（4847.47 kg/hm2），高寒荒漠类的平均地上生物量最低（804.51 kg/hm2）。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年平均变化值为15.05 kg/hm2/a。③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空间格局呈现山区多于平原，北疆多于南疆的分布特点；伊犁河流域和阿勒泰地区草地地上生物量较高，准噶尔盆地以及塔里木盆地东南部草地地上生物量较低。④地理探测结果显示，3个时间段的降水和土壤有机碳含量对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人类足迹的影响在2010—2020年这一时间段有所增强。【结论】1990—2020年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气象因素和土壤因素共同驱动着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变化。未来需更加关注人类活动因素对草地地上生物量的影响，以实现新疆草地地上生物量持续向好发展。
【目的】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日益显现。系统分析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与互馈机制、驱动机制与保护管理，对提高草地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现有研究进展，总结梳理了当前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构成要素、耦合与互馈机制、驱动机制与保护管理。【结果】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正在从单一的生态学研究向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转变；土壤、水资源、植被、牲畜、牧民是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草地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机制和互馈机制研究在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发生了转变；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是草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建立保护区、恢复退化草地、实施围栏封育是草地社会-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的主要措施，同时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创新与改革在草地恢复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结论】在人地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及全球变化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未来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应重点开发跨尺度和跨区域的综合研究理论；同时，外部政策应被纳入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要素组成，以更全面地理解草地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变化机制；此外，未来研究应深化草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多要素交互与政策适用性分析，优化管理策略，确保牧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发展。
【目的】“小田并大田”已成为国家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评估“小田并大田”政策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方法】基于全国“小田并大田”的政策背景，本文以广东省阳山县实施“土地整治并块”的外生政策冲击为观察窗口，利用一套土地专题跟踪调查的准实验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从地块规模、经营规模和连片规模3个维度识别其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①土地整治政策的地块规模的扩大效应显著，促使农户的平均地块面积扩大12.0%，地块数量减少28.8%；②土地整治有助于激励农户将土地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变“小农复制”的格局，有效扩大农地经营规模；③土地整治还会提升农户邻近地块种植同类作物的可能性，实现连片规模经营；④土地整治政策所激发的农业规模经营效应将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走向专业化就业，但相对于纯务农而言，对纯务工的影响更大。【结论】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贯彻实施兼顾“工程建设与权属调整”的“小田并大田”政策是中国农业经营方式从细碎化向规模化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战略意义。需要明确强调的是，必须改变以往中国土地整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工程化趋势，高度重视土地权属调整合并工作。
【目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尚无定论。因此，亟须厘清农业社会化服务与耕地撂荒的关系，以期为进一步缓解耕地撂荒提供参考。【方法】本文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耕地撂荒的理论模型，基于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从村庄和农户层面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显性撂荒和隐性撂荒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①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显性撂荒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集约利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抑制了耕地隐性撂荒。②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抑制效应在粮食主产区内表现明显；同时，相较于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高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的抑制效应更强。③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抑制耕地撂荒的主要作用机制，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后，劳动生产率提高17.9%。【结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撂荒具有抑制效应，且呈现出区域和服务内容的异质性；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抑制耕地撂荒。因此，应完善耕地保护制度设计，严格和强化耕地用途管制、鼓励和支持土地整治项目；同时，加快培育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升服务能力、拓宽服务领域；另外，要注重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治理耕地撂荒问题。
【目的】城乡融合是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关键要素，本文通过厘清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机制，为推动农业生态效率稳步提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Super-NSBM模型分别对城乡融合水平、农业生态效率及其子阶段进行测度，分析城乡融合和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进，然后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剖析了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①城乡融合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而且在农业生产积累阶段和农业生态治理阶段均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融合主要是通过改善技术效率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影响。从城乡融合分解项来看，土地的融合和资本的融合是农业生态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②从地理区位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异质性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相较于粮食主产区，城乡融合在非粮食主产区可以产生出更大的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效应。③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城乡融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具备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结论】城乡融合对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具有积极影响，且这一影响具备地理区位异质性、粮食生产功能区异质性和门槛效应。为此，应鼓励绿色创新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引进，拓宽绿色生产技术应用渠道，通过建立差别化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人、土地、资本高效融合，以实现农业绿色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目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是助推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途径，但其应用效果受农户决策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影响，基于农户决策偏好视角探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富民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利用2020和2021年两期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解析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富民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农户决策偏好的调节作用。【结果】①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具有显著的富民效应，且对农作物的增产效应比增收效应更加明显。②农户决策偏好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富民效应存在调节作用，表现为农户时间偏好越低（即越偏好长期收益）、风险偏好越高，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富民效应就越明显。③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富民效应具有异质性。就技术供给主体而言，在3类主体的引导下，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均能产生增产效应，其中准公益性主体引导效果最强；针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产生增收效应，准公益性主体引导效果优于公益性主体引导效果，但经营性主体引导效果不显著。就农户而言，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对助推家庭兼业化程度低的农户、种植细碎化程度高的农户增产增收具有较强的边际作用。【结论】农户决策偏好异质性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发挥富民效应的关键因素，同时也要注意富民效应在不同家庭经营方式和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中表现出的差异化现象，进而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方案。
【目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及封存（CCUS）技术是燃煤电厂减排降碳的核心工具，被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然而，中国在CCUS方面的投资经济回报低、综合效益不确定且难以衡量，CCUS仍处于示范阶段，精准预测CCUS投资效益，对明确技术路径、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其商业化具有科学意义。【方法】本文以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经济发展、电力能源、环境减排和社会保障4个维度，对中国燃煤电厂CCUS投资的综合效益进行预测。【结果】研究发现：①燃煤电厂加装CCUS技术后，CCUS投资综合效益经历了从低位徘徊、波动上升到快速增长的变化。②在技术进步与规模效应的推动下，CCUS投资效益显著提升。技术进步提高了捕集效率并降低成本；而规模效应则通过装机容量增加与碳减排效率的提升，增强了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整体投资回报大幅改善。③政府补贴、碳税和碳交易价格均显著提升CCUS投资效益。其中，碳交易价格对经济效益和环境减排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而碳税则通过提高发电成本，不仅间接促使企业进行CCUS技术改造，还进一步提升了整体投资效益。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在初期对社会保障效益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结论】在CCUS商业化部署和综合效益提升的过程中，CCUS自身迭代和规模化带来的成本降低起到核心作用，碳市场交易机制相对于补贴等政策扶持措施对CCUS发展的激励作用更大。基于此，中国应加强CCUS技术研究、推动CCUS项目尽快纳入碳交易机制、制定适度CCUS补贴激励政策，以增加CCUS投资效益，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目的】在不断提升人类福祉水平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内涵。本文对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与驱动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双碳”战略下鄱阳湖流域提升人类福祉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嵌入人均净碳排放量指标，构建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CHDI）。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Dagum基尼系数、LMDI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演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研究表明：①鄱阳湖流域的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由1990年的0.5415提高到2020年的0.7922，实现了由低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跃迁。②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整体趋于缩小。其中，各子流域内差异稳步缩小，子流域间差异先降后升。因此，缩小子流域间差异是解缓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关键。③鄱阳湖流域碳排放敏感性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主要由经济效应和技术效应双轮驱动，社会效应及环境效应则显现出减量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发现，富裕程度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公共财政支出增加和城镇化对鄱阳湖流域人类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和人口密度提高则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结论】1990—2020年鄱阳湖流域人类低碳发展在迈向高人类发展进程中不断均衡发展，缩小子流域间差异及加强经济与技术效应的双轮驱动是进一步推进鄱阳湖流域人类福祉均衡的着力点。
【目的】城市网络结构韧性是城市空间组织恢复力与稳定性的重要保障，当前研究多采用单一要素流且聚焦发达地区，而结合多维要素流同时关注欠发达地区网络结构韧性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欠发达的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并基于多维要素流探究其网络结构韧性，以期弥补相关研究在地域上的留白，并丰富多维要素流视角下网络韧性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西北地区51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交通、信息3个视角入手探究2022年西北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定量测度其层级性、匹配性、传输性和集聚性，进而利用计算机仿真模拟研究中断场景下西北城市网络结构韧性，据此提出优化策略。【结果】①西北51个地级行政单元的经济、交通、信息网络总体呈“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网络具有“核心-边缘”特点，但3类网络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经济网络密度较小、核心节点间的粘性较大，呈现出“以强带弱”与“强强联合”共存的特征、“多组团”格局和“片态化”发展态势；交通网络联系较为紧密，城际联系惯性较强，呈现出“小世界”效应、“纺锤型”格局和“紊态化”发展态势；信息网络具有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呈现出协调性特征、“条带状”格局和“湍态化”发展态势。②3类网络的层级性和匹配性差异较大，传输性和集聚性差异较小。经济网络“马太效应”明显，呈现出核心强同配性和边缘弱异配性特征；交通网络趋于立体化发展，表现出小范围“健壮性”和大面积“脆弱性”；信息网络具有高异配韧性，表现出网络结构扁平化和联系路径多元化特征。③蓄意攻击对网络韧性的破坏力显著高于随机攻击，对比脆弱节点，核心节点遭受打击对网络运转效率具有更大影响。【结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核心城市“权力”集中但辐射半径较短，位于边缘的城市发展动力不足。3类网络之间的韧性特征同中存异，不同攻击模式下网络韧性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应针对区域特性制定应对政策。
【目的】智慧城市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资源与环境管理，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关注智慧城市的本地环境治理效果，却忽视了其可能对邻地污染的影响，以及对邻近智慧城市和非智慧城市的差异性溢出效果。【方法】基于2005—2020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的“本地-邻地”污染效应。【结果】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政策对邻地的污染排放在4种空间矩阵下均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过数据缩尾、证伪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政策时空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对污染的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而在空间距离上遵循地理距离衰减规律。③机制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形成区域创新效应，通过知识溢出使智慧城市污染减少，但导致传统重工重污染产业向邻近非智慧城市转移而使其污染增加。【结论】智慧城市政策虽然改善了本地环境，但是产生了“以邻为壑”的环境污染现象，污染主要转入了邻近的非智慧城市。政府应强化智慧城市政策中“协同治理”概念，加强相邻地区地方政府间，特别是智慧城市与邻接非智慧城市之间的区域联防联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