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长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开展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土地利用驱动力分析，有助于该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方法】本文基于卫星遥感数据，采用RUSLE模型、InVEST模型等计算了土壤保持量、产水量和固碳量，采用Sen趋势法、热点分析方法等进行了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分析，采用偏相关法分析了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变化，并从土地利用变化角度剖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原因。【结果】①2000—2020年长江流域年均土壤保持量、产水量和固碳量变化趋势度分别为1.75 t/(hm2·a)、-1.33×103 m3/(km2·a)和1.62 gC/(m2·a)，除产水在部分区域呈减少趋势外，其他服务均普遍呈增加趋势，生态系统服务热点区域总体面积有所扩大，特别是以固碳和产水服务为主的热点区域。②土壤保持和固碳、固碳和产水以协同关系为主，土壤保持和产水以不显著权衡关系为主，土壤保持和产水由协同关系转为权衡关系，土壤保持和固碳一直为协同关系且强度呈加强趋势，固碳和产水一直为协同关系且强度呈波动态势。③不同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不同，耕转林对土壤保持服务积极影响较大，耕转草对固碳服务积极影响较大，草转耕对产水服务消极影响较大。④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耕转林草时，土壤保持、产水和固碳两两服务之间趋于协同，林草转耕时则趋于权衡。【结论】2000—2020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有所提升，土地利用变化中林草面积的增加对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及服务之间协同发展有积极作用，国土空间开发和生态保护用地之间的博弈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变化，考虑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需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进行绿色可持续发展。
【目的】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十分敏感，实施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有助于保障生态服务和资源的持续供给，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青海省地理位置特殊、自然资源丰富，其生态环境保护经验可为长江上游地区提供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因此，本文系统梳理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特征并揭示其存在问题，对政策制定和政策效益提升具有借鉴作用，可为长江上游地区相关政策的体制机制建设提供改进方向。【方法】基于ROST Content Mining System V6.0软件，对1998—2022年发布的95份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进行文本挖掘和量化分析。【结果】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总体演变趋势与整体长江上游地区较为一致，而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补助变化在长江上游地区中较为特殊。①生态保护起步阶段（1998—2004年）、生态保护与治理阶段（2005—2011年）、生态文明建设阶段（2012—2022年）3个阶段，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向综合化、系统化方向发展，政策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完善。②政策中实施的生态治理措施的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禁牧、草畜平衡等管理措施。政策补助的类型、来源和对象逐渐多元化，补助标准不断提高。政策实施效益从以生态效益为主向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转变。③当前，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青海省不同地区间、群体间的补助分配不公平，以及政策宣传培训、监管工作不到位。【结论】注重绿色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是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进的重点方向。应提高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监管能力，将公众宣传培训、生态环境监测评估、公职人员考核奖惩工作落实到位；还应加强长江上游各省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横向合作，促进青海省相关政策经验在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的推广实施。
【目的】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优化调整使产业部门低碳转型具备结构性动因，通过分解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类因素，从而分析这一变化规律将为宏观减排路线谋划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本文耦合结构分解分析（SDA）和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指数法（LMDI）两类经典分解法，研制2005—2020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对产业部门整体和细分行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分析。【结果】①2005—2020年，产业部门碳排放总量由48.67亿t增长至106.77亿t，但5年平均增速已下降至2%以下；需求侧视角下，高碳部门向产业链下游延伸。②涉及技术进步的因素中，能源强度和生产结构效应的负贡献强于能源结构效应；涉及需求结构的因素中，投资扩张效应的正贡献始终强于消费拉动和出口变动效应；“十三五”以来，消费拉动效应的增碳和生产结构效应的减碳作用提升显著，部门间技术进步开始主导碳减排效应。③“十三五”时期，资源加工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服务业整体处碳增长阶段，前者和后两者分别主要受投资扩张和消费拉动效应影响；采掘业、轻纺工业、机械及电子工业均由历史上的碳增长转向碳削减阶段，前者和后两者分别主要受进口替代和生产结构效应影响。【结论】2015年后，产业部门碳排放各类驱动因素的效力变化明显，促进最终需求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产业链协同减排以及涉碳市场优化是未来产业部门碳减排的关注重点。
【目的】从心理账户视角探讨家庭收入对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的影响，为解决中国家庭收入增加与低能源消费水平、高能源贫困共存的矛盾现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基于CFPS2016—2018年数据，对中国能源贫困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心理账户的视角，探讨了家庭收入对家庭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①当前中国能源贫困较为严重。家庭收入的增加能促进家庭的能源消费以及降低能源贫困。②中国家庭存在心理账户效应，能源消费与能源贫困主要是受工资性收入账户与经营性收入账户的影响。③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账户与经营性收入账户能通过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的意愿与完善家庭能源设施的意愿，从而促进家庭的能源消费与降低能源贫困。④异质性结果表明能源消费阈值线越高、收入越低及处于东部地区的家庭，收入心理账户对能源消费与能源能源贫困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结论】对于当前中国低能源消费与高能源贫困现象，应当重视家庭收入来源差异，侧重增加家庭的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并进一步降低家庭的用能成本及增加家庭的能源消费意愿。
【目的】通过分析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为各国政府制定针对性的国民幸福感提升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文基于人类所依托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从“三生”视角提出了国民幸福感分析框架，通过收集2005—2018年146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感汇总数据，在展示国民幸福感全球时空格局的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因果逐步检验方法分析了“三生”因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①国民幸福感呈现以欧洲北部、美洲北部和大洋洲为“高地”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西部和南部以及非洲是其中的“洼地”；同时具有多元分化的趋势，且各大洲内部均存在明显差异。②生产因素中的收入基尼系数和生活因素中的失业率的增加导致了国民幸福感的下降，提高生活因素中的社会支持程度和生态因素中的人均国土绿化面积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感。GDP增长率和收入基尼系数等生产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③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三生”因素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中介因素。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受教育年限和碳排放强度通过情绪变量与国民幸福感存在负向关联，社会支持程度、政府治理能力、少年人口抚养比和人均国土绿化面积对国民幸福感具有间接的正向影响。【结论】因此，中国需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最大化国民福祉。
【目的】为弥补已有核算只关注传统自然资源的不足，进一步充实、发展中国独有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理论，探索编制纳入环境容量资源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方法】与中国污染物排放控制实践紧密结合，对纳入环境容量资源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理论进行分析，以山西作为资源与环境容量载体的水为例，编制2018—2020年山西省水资产负债表。【结果】①中国污染物排放控制实践为环境容量资源纳入核算提供了现实可行性；②环境容量资源纳入核算后，资产核算包括传统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两大类，负债核算包括资源过耗和生态破坏两大类，环境损害归为环境容量资源过耗负债核算；③2018—2020年，山西省累计超额使用水环境容量资源资产42.25亿元，水资产负债差额期末（累计）值为79.73亿元；研究时段山西省使用水环境容量资源资产547.50亿元，占同期使用水资产价值的53%。【结论】可以将环境容量资源作为资产大类纳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理论应该与中国自然资源管理实践紧密联系；与自然资源使用总量控制制度相结合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理论的可行突破口。
【目的】本文旨在厘清中国工业智能化的时空跃迁特征，探索其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为推动工业智能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在测度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工业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ESTDA）、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镶嵌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时空跃迁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①2010—2021年中国工业智能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增速呈波动型增长趋势，并呈现出“东部占优，中西低平”空间不均衡格局。②时空跃迁分析显示，中国工业智能化具有较强的路径锁定和空间依赖特征，其中多数西部省（市、区）始终锁定在低水平“俱乐部”；空间格局演化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其中正向协同跃迁为主要发展模式。③机制分析显示，各地区工业智能化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各异，其中，多数东部沿海省（市、区）的跃迁动力主要来自“经济水平-对外开放-区域创新”驱动模式，多数中西部内陆省（市、区）的跃迁阻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制约模式。在空间上，工业智能化时空跃迁模式自东向西呈现出“同向发展→同向制约”梯式演变格局。【结论】中国工业智能化发展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亟需因地制宜填补地缘劣势，突破空间路径锁定，强化工业数智融合，形成工业发展合力。
【目的】钨在新能源、智能制造以及国防军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突发事件频发导致各国（地区）对钨矿需求减少，厘清贸易需求短缺风险在钨产业链贸易中的动态传播机制可为规避风险和保障中国钨资源供应安全提供决策支持。【方法】本文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结合传染病模型，构建了全球钨产业链贸易网络风险传播模型，模拟了与中国出口贸易依赖度排名前5的国家（地区）在发生贸易需求短缺风险时，风险在钨产业链贸易多层网络中的影响程度和传播路径。【结果】①在不同的需求风险冲击下，钨产业链贸易网络雪崩规模差别较大，但整体呈阶梯式下降趋势。且随着需求冲击的加剧，危机影响逐渐向上游转移，受影响国家（地区）数量逐渐增加。②钨产业链贸易网络风险传播属于一种“少数影响”现象，表现出“既稳健又脆弱”的特点。即当美国、英国（上游）、德国（中游）、泰国（下游）等关键贸易国家（地区）出现需求短缺时，网络是脆弱的，而非关键贸易国家（地区）出现需求短缺则对其他国家影响不大。③对中国而言，钨上游主要受到英国（层内传播）、美国和德国（层间传播）的直接影响以及日本、韩国和荷兰（层间传播）的间接影响，中游主要受到日本（层内传播）的直接影响，美国和德国（层内传播）的间接影响以及美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层间传播）的间接影响，下游主要受到美国（层内传播）的间接影响。【结论】因此，努力推动中国钨资源出口贸易多元化，在关注重要贸易国家（地区）政策和供需异动情况的同时注重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完善钨资源供应链安全审查与风险评估并深化全球供应链合作，是促进中国钨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实施精准化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
【目的】食物安全关乎国计民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新发展阶段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举措。【方法】本文基于2014—2022年中国谷物，肉类及其副产品，蛋、奶等产品，水产品，糖类，食用油料，蔬菜以及水果8类主要食物进口贸易数据，从进口贸易需求层面，使用GM（1，1）模型预测2023—2027年主要食物进口贸易规模变化情况，从进口贸易市场现状层面，测算市场集中度（CR4指数、HHI指数）以及进口贸易重心变化，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影响主要食物进口贸易额增长率的主要因素，研判进口贸易安全态势，为保障中国食物安全提供建议。【结果】①中国目前口粮绝对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但非口粮食物供给无法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得到满足，需要长期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而除水产品外的主要食物进口贸易均存在一定风险；②肉类及其副产品、谷物、糖类进口贸易额增长率波动明显、幅度较大，且对于其他主要食物进口贸易存在较大影响；③主要食物进口贸易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南美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在中国食物进口结构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结论】通过中国食物进口贸易向“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的战略调整，贸易稳定性有所提升，然而随着未来中国食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大，要保障进口贸易安全仍需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
【目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获得感关乎易地扶贫搬迁的最终成效，本文旨在探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的个体收入不平等对搬迁农民获得感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本文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利用2021年在陕西省4市8县（区）收集的1202份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融入和易地扶贫搬迁农民获得感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①总体上，被调查农民认为在易地扶贫搬迁中“获得的”比“失去的”更多，但个体收入不平等对其获得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社会融入在个体收入不平等影响获得感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从子维度来看，经济融入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社会关系和社区参与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心理融入具有遮掩作用。③在获得医疗、教育后续帮扶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民中，个体收入不平等对其获得感的影响更小甚至不显著。【结论】基于此，政府应出台瞄准低收入搬迁户的就业政策，帮助其扩大社会网络，完善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
【目的】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提升了贫困家庭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其在改善家庭相对福利，如消费相对剥夺的作用尚待讨论，上述问题的解答对现阶段政府帮扶政策如何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2013—2019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首先使用Kakwani指数法计算城市（省份）层面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其次，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效果；最后，通过消费分类、引入扶贫方式交互项模型以及致贫成因异质性分析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靶向影响。【结果】①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降低了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但其经济效果较弱，在经过一系列安慰剂检验与匹配样本回归后结果仍然成立；②对消费类型、扶贫方式与致贫成因的进一步分类检验发现，贫困家庭在医疗保障与文教方面的消费相对剥夺因扶贫政策得到明显的减轻。因为保障型的扶贫政策如医疗保障、住房生活帮扶、子女教育帮扶能显著改善贫困家庭的消费福利，而其他发展型帮扶方式未能发现统计效力。【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总体影响较弱，且集中于保障型扶贫政策如医疗帮扶与教育帮扶，未来政府帮扶需要在发展型帮扶上进行增效优化。
【目的】探究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耦合关系的驱动因素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对于明确生态恢复背景下社会-生态系统的互馈机制至关重要。【方法】本文以典型植被恢复区延安市为研究区，量化了2000—2020年碳固存、产水量、基流调节与土壤保持服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指数（ESI）表征4项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基于贝叶斯信念网络模型（BBNs）构建社会-生态驱动因素识别框架，并揭示了植被恢复以来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的驱动因素及其变化特征。【结果】①2000—2020年延安市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改善，ESI高值区由中部向南北扩张，低值区集中在城镇周围以及北部边缘地区；但基流调节高值概率持续降低。②降水、植被覆盖度、实际蒸散发与气温对延安市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变化的综合贡献率达70%以上，且降水和植被覆盖度是主导驱动因素。③20年间，降水的贡献率波动减少，植被覆盖度的贡献率持续上升；概率推理表明，气候暖湿化将加剧基流调节下降的风险，而持续的植被恢复也将引起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优化的阈值效应。【结论】对植被恢复区开展长期监测、提高区域基流调节功能是维持植被恢复成效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的优先事项。
【目的】本文旨在对黑土区耕地可持续利用进行分析与评价，探讨耕地自然资本使用情况，为推动黑土区耕地资源合理利用提供政策建议。【方法】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国黑土区耕地利用过程中的作物产量和人口经济等数据，通过构建“开放”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以及综合可持续利用指数来对耕地可持续利用进行分析。【结果】①从调整后的生态足迹来看，在2009—2016年黑土区人均耕地资源有0.084 hm2由外地居民占用，本地居民占用0.208 hm2。②从自然资本流量角度来看，黑土区全域耕地自然资本流量的人均占用量在0.199 hm2左右，最高值为2016年的0.200 hm2；从自然资本存量角度来看，2009—2016年黑土区耕地足迹深度先增长至1.114后波动下降至1.071。③黑土区耕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基本在0.55上下浮动；分省份来看，除辽宁外，其他省份均处在0.45~0.56之间。【结论】黑土区承载了部分耕地转移压力，其自然资本经历了存量保持、存量消耗和存量恢复的三阶段演进路径，黑土区及各省份的耕地可持续利用程度不高，还有很大的政策提升空间。本文可为黑土区耕地资源后续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及政策启示。
【目的】从种植结构视角，探究耕地利用下水分供需态势并实现其多目标优化调整，为“以水定地”及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衡邵干旱走廊为研究区，在气象站点、土地利用、作物种植以及农业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支持下，基于耕地种植结构视角，微观精准揭示1980—2020年不同气候类型年份耕地种植结构下的水分供需态势及灌溉需求，并构建不同灌溉需水情景下的耕地种植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同时设定“水-土-粮”多重约束，确定耕地种植结构优化策略。【结果】①双季稻和油菜全生育期的水分自然供给优于单季稻及玉米，且水稻耗水量较高，尤其干旱年双季稻平均需水量高达608.29 mm；②水稻和玉米全生育期的有效降水空间与需水格局相异，导致研究区东南部的作物干旱情势加剧，而油菜整体水分供需态势良好；③双季稻和单季稻的水分亏缺程度较高，年均净灌溉需水量分别达到303.68 mm、257.00 mm，旱生作物的水分供需矛盾较小，种植管理过程无需过度依赖农业灌溉；④经种植结构优化，在设定节水目标并实现优化调控后能够显著提高耕地生产综合效益，尤其是权重情景3的湿润年水资源约束下预期粮食产量可提升5.12%；权重情景1和2的湿润年水资源约束下作物种植减税纯收益可提升22.34%。【结论】衡邵干旱走廊在干旱年的种植结构应基本保持稳定，平水年可适当增加单季稻面积、调减旱作物种植比例，湿润年可大幅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并调减油菜面积，以提升耕地种植的综合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