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旨在探讨资源环境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管理的内在机理，为推动资源环境协同管理理论与数字技术深入融合、促进中国情境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有益启示。【方法】从资源环境协同管理的相关文献梳理出发，归纳总结出资源环境数智协同管理的整合性研究框架，阐释资源环境数智协同管理的概念内涵、关键问题、方法体系和实现路径，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及明确中国情景下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的议题。【结果】资源环境数智协同管理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包括资源环境数智协同管理的核心内涵，机制标准、理论方法、产业模式相关的3个关键问题，3类交叉研究方法，以及通过数字技术、平台和模式创新实现资源环境协同发展的3个路径。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资源环境数智协同管理的驱动因素、过程机制和结果评估。【结论】需要突出资源环境数智化协同管理在中国情境中的本土特色，并重点关注环境规制如何促进资源环境协同发展、智慧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架构与机制研究、数智化导致的潜在区域发展不平等等研究问题，为全球数字技术赋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提供中国经验和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矿产资源的战略性地位愈发凸显，矿产资源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原生矿产，而是涉及到整个产业链。本文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将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边界界定为“勘探开采—冶炼加工（运输）生产—行业使用—回收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环节，分别从产业链各环节定义关键矿产资源可供性，强调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关键作用。在现有的矿产资源可供性研究方法基础上，识别出20种矿产资源可供性影响因素，将其归纳为地质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地缘因素、规制因素和社会因素等6个方面，并界定其直接影响的产业链环节，从不同环节构建产业链视角下关键矿产资源可供性指标体系。在系统梳理过程中，发现产业链视角下的关键矿产资源可供性研究在其内涵、二次供给、多环节耦合和模型开发利用方面仍有不足，并提出了4个主要前沿方向：①产业链视角下关键矿产资源可供性新内涵；②资源挑战背景下一次资源与二次资源可供性新关系；③关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多环节可供性耦合关系；④关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可供性数据库与研究模型。
【目的】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背景下，传统垃圾分类实践的参与率、分类准确率有待提高，在应对不断增加的垃圾量和资源回收需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数字技术路径对垃圾分类模式的提升与变革，促进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方法】通过实证案例研究数字技术在生活垃圾产生源头、中转收运、最终处理环节的不同应用场景，针对不同案例结合深度学习算法、遗传算法等开展深入分析。【结果】数字技术在前端环节的应用可有效提高居民垃圾参与率与投递准确率；并且基于物联网与深度学习技术可预测未来产废变化趋势，预测误差控制在21.94%。中端环节的应用优化了传统模式在垃圾收运过程的低效问题，基于遗传算法规划最优收运路线，实现经济成本、碳排放、收运效率的多目标统一。末端环节的应用则有助于提高垃圾处理处置的综合效益，实现净效益提高8.23%~39.72%。【结论】本文提出的垃圾分类新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基，以全链条管理为核心，在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加持下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更为高效、精准的解决方案，以数字技术解决了传统垃圾分类模式的信息缺失问题，以全链条思想统筹了垃圾分类模式的前端、中端、后端环节，以期助力于提高城市典型废物的回收利用率、实现城市垃圾可持续发展。
【目的】钢铁行业是能源终端消费领域碳排放最大的行业，其碳减排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识别碳减排措施产生的资源环境影响并揭示区域差异性可为中国钢铁行业实现高质量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撑。【方法】本文基于自下而上的Asian-Pacific Integrated Model （AIM）/Enduse模型建立了反映资源环境经济关联的工厂级中国钢铁行业综合评估模型，预测了2060年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下粗钢需求，重点识别了生产结构调整、减排技术普及、碳政策以及碳中和技术措施产生的资源影响（燃料、焦炭、电力、氢能、废能废热、铁矿石和废钢）和环境影响（CO2、十种大气污染物以及汞），揭示了典型环境排放（CO2、甲烷和汞）的区域差异性及空间格局。【结果】①随着可回收废钢存量增加，短流程的粗钢产量占比将由2020年的10.6%提高到2060年的70%；②在多种减排措施协同作用下，相较于2020年，2060年中国钢铁行业的总能耗将下降70%~76%，燃料消耗减少92%（其中煤炭占比将下降为0，生物质能占比将上升69%，具有还原剂属性的焦炭消耗量将下降90%），CO2排放量将减少89%~91%，但甲烷、有机碳和汞排放增加需引起关注；③在多种减排措施协同作用下，不同粗钢需求路径下钢铁行业省级碳减排差异明显，高粗钢需求情景下呈汞排放增加趋势的省份数量较多。【结论】中国钢铁行业碳减排应加强系统筹划，警惕减排措施产生的环境排放要素间“抵消”影响；钢铁行业高质量绿色低碳转型应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差异以及资源禀赋承载力。
【目的】私家车行驶碳排放是中国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现有测算方法局限于宏观层面研究，本文以车主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为基础，旨在构建燃油私家车出行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可为道路交通碳排放量核算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法】本文以2014—2023年中国13万余燃油车主披露的多维度数据为基础，运用线性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等方法，提出车辆（单辆车）累积出行碳排放量、相同行驶天数车辆群的平均累积出行碳排放量计算模型及预测模型，构建车辆年均出行碳排放量计算模型。【结果】①在车辆累积出行碳排放量预测方面，相比仅基于车龄的预测模型，由车型、制造商、区域、城市级别、价格区间等5个类别以及车龄构建的包含25个变量的模型可将预测精度（R2）由0.666提高到0.821，其中车龄对车辆累积出行碳排放量预测的影响程度仍然最高；②在相同行驶天数车辆群的平均累积出行碳排放量预测方面，基于神经网络方法的预测结果显示，全国层面的车辆平均累积出行碳排放量的预测精度达到0.915，车型、制造商、区域、城市级别、价格区间等5个类别的车辆平均累积出行碳排放量的预测精度处于0.875~0.925之间；③在车辆年均出行碳排放量测算方面，全国层面的车辆年均出行碳排放量为2.99 t，进口制造商、价格区间在(50, 100]万、价格高于100万等3个类别下的车辆年均出行碳排放量高于4 t，MPV、SUV车型、华南区域、超大城市级别、价格区间在(20, 30]万、价格区间在(30, 50]万等6个类别下的车辆年均出行碳排放量处于3.00~3.99 t之间，其余15个子类别划分下车辆年均出行碳排放量均低于全国层面的平均水平，处于2.15~2.99 t之间。【结论】具有车龄、车型、制造商、区域、城市级别、价格区间等多维特征的大规模车主数据以及神经网络模型有助于提高私家车使用周期碳排放量测算的科学性、全面性，不同区域的道路交通碳排放量测算应考虑上述特征差异。本文可为新能源私家车出行碳排放量测算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以城市为主体推进碳减排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以智能化和自动化为核心特征的智能制造对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愈发显现，评估智能制造的碳减排效应为经济社会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作为智能制造赋能低碳发展的切入，基于中国2006—2019年27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①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促进数字化转型等途径助力城市碳减排。③工业机器人的碳减排效应在资源型城市、未参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以及政商关系较好的城市更加突出。【结论】本文识别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助力城市碳减排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加强核心技术研发、产业智能化升级、城市治理与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制度设计，促成新时期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新生动力源泉。
【目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能否协同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长江经济带作为数字产业重要集群带和减污降碳协同的重点区域，数字产业集聚能否实现其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与双碳目标的实现。【方法】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数字产业股权投资数据和环境污染与碳排放数据，刻画其数字产业时空格局及减污降碳时空演化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产业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和衰减边界。【结果】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投资网络呈现出“多线程、多极化”的空间演化趋势，净投资流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倾向，形成“中心流出、外围承接”的分布格局。②数字产业集聚显著地促进了减污降碳，且兼具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③数字产业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呈现“右拖尾U型”特征。同时，在 250 km以内为空间溢出效应的“增强”区域，250~450 km之间为“衰减”区域，450 km以外空间溢出效应趋近于0且不再显著。【结论】研究证实了发挥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据此建议推进数字产业集聚与网络化发展、鼓励数字产业跨区域投资，并提出了差异化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
【目的】近几十年，中国工业和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一系列频发的污染事件，如石油泄漏、重金属污染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污染全过程的精准评估和污染场地的管控是实现污染场地治理和修复的重要环节。【方法】本文以石油泄漏污染为例，采用对象化的视角和系统性的分析方法，描述污染物从源到汇的完整过程，表达污染物在迁移过程中的环境行为。首先，将污染场地及关联的实体抽象表达为时空对象，并说明其组织结构；其次，围绕污染物的浓度表达，描述各时空对象与之相关的属性特征；然后，从时间、空间、属性3个方面描述各时空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后，描述各时空对象相互之间的动态影响。【结果】①以2014年某地的一起原油泄漏真实事件为例，以XML结构的表达方式，构建了污染场地的对象化表达模型；②构建了污染场地对象可视化表达方法，用于展示各时空对象的关联关系和属性特征；③尝试应用表达模型开展对污染物浓度的归因分析，快速获取暴露评估指标的相关计算参数，从而更便捷地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论】本文通过对象化表达方法构建的模型能够有效描述污染场地并对其建模，有助于对污染从源到汇的全过程分析和评估，为实现污染场地的管控和修复提供重要支持。此外，本文提出的对象化表达方法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具有实践可借鉴性。通过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对象，从组成结构、属性特征、相互关系以及行为动态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表达，可以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内部关系和相互影响，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评估提供清晰的视角。
【目的】面对自然资源“两统一”管理职责新要求、新需求，在自然资源管理中，自然资源情报获取能力、分析挖掘能力和决策支撑能力总体滞后于发展需要。构建自然资源领域新型高端智库体系，对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关键问题研究和相关政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总结分析了中国已有自然资源观测数据基础、特点，以及梳理国内外自然资源领域智库建设现状；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然资源观测数据，聚焦服务自然资源管理需求，构建新型高端智库体系总体框架。【结果】提出了构建新型高端智库体系的基本原则、服务路径，初步探讨形成了由数据管理、技术支撑、组织保障和应用服务体系构成的总体框架。【结论】建设自然资源新型高端智库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丰富和完善自然资源领域智库体系建设内容和相关体制机制；加强与已有智库平台的整合、准入、供给、共享机制等方面建设；建立中国自然资源领域智库联盟，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用、优势互补、发展互促的良性互动局面，支撑服务新时代自然资源精细化、智慧化、科学化管理。
【目的】从消费和需求两个角度探讨口粮安全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敛散性，以期为各区域更好地承担口粮安全责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以口粮自给率作为衡量口粮安全的标准，基于消费统计法测量2000—2020年中国省域口粮自给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全国及四大区域口粮自给率相对差异的大小、来源及演变态势，进一步应用Kernel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分析其绝对差异分布的动态演进过程及空间敛散性特征。【结果】①2000—2020年全国口粮自给率呈三阶段上升，四大区域口粮自给率上升程度差异明显，上升程度总体呈现中部>东北>东部>西部的变化特征。②研究期内，东部及东北地区口粮自给率区域内差异显著扩大，中、西部地区略微扩大；区域间差异对全国口粮自给率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均值高达47.92%，远高于区域内差异20.38%的贡献率和超变密度31.71%的贡献率。③与西部地区不同，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口粮自给率在分布形态和极化趋势上相似，表明研究期内三大区域内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存在高低两极分化现象。④空间溢出效应情境下，全国和四大区域口粮自给率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口粮生产的各影响因素对区域口粮自给率条件收敛起着决定作用。【结论】中国整体口粮的绝对安全掩盖了区域口粮的不安全，但是未来口粮安全区域差异有缩小的可能。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探索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的互动关系、促进两者适配发展，对重塑乡村空间、促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在解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的基础条件、动力机制、互动过程及互动特征，尝试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理论框架，进而探讨了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理论的应用方向。研究认为：①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是农村居民点系统受到内外部环境影响而引发的“要素-结构-功能”适调过程，具有阶段性、自适应性及驱动性等特征。②受区域经济发展速率、转型程度及社会结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互动可能存在时空尺度上的不对应，呈现错位、竞争、协同等互动类型。③可通过“以功能引导用地结构调整”的思路开展乡村空间重构、重视村庄功能到物质空间的投射、创新混合性村庄规划及完善相关制度配套等措施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协调适配。
【目的】产业集聚是城市协同分工发展的产物，是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探究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其作用路径与效果，可为优化城市群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文首先从城市经济理论出发，构造“产业集聚—生产改善—土地利用—配置效率”作用路径阐释产业集聚影响土地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9—2018年全国九大国家级城市群128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松弛值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了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其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关联，从区域阶段效应、产业集聚特征效应视角分析了其作用差异与机理。【结果】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中国城市群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呈上升—下降—上升的演化趋势，且在地理分布上大致表现出东部和东北部上升、中部平稳、西部下降的空间差异。②产业集聚程度提高能显著促进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提升。③产业集聚对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边际递减。④产业多样化集聚对生产性用地配置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用地配置的促进作用存在着空间区域差异、集聚效应差异。因此，优化中国城市群产业发展格局需要契合城市群发展特征而进行差异化政策改进，包括加强产业集群资源配置、调整资源向优势区域倾斜、革新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区域协作三方面内容。
【目的】基于风险应对能力差异视角剖析自然风险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为改善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方法】基于2019年江苏、吉林和四川3省调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自然风险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在不同农户风险应对能力差异的视角下揭示自然风险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①现阶段中国仍存在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自然风险可能降低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但存在一定的风险水平门槛，只有在自然风险上升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自然风险才会降低农地资源配置效率。②高自然风险将抑制农地向经营效率较高的规模户流动，从而不利于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规模户的风险应对能力在自然风险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规模户的风险应对能力会弱化自然风险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负向影响。【结论】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应对能力是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政府应注重完善自然风险管理体系、解决禀赋约束问题以及规范农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自然风险应对能力，以有效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目的】本文旨在系统研究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脱钩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驱动效应，以期为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指导。【方法】基于脱钩理论与人地关系理论，分析了农村居民点“人减地增”现象的演化过程，并以湖北省为例，利用2000—2020年多期遥感影像与社会统计数据，结合Tapio脱钩模型和LMDI分解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①从城镇化发展初期、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发展深化期至乡村振兴期，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关系依次呈现出增长负脱钩、强负脱钩、衰退负脱钩及强负脱钩的演变过程。②近20年来，湖北省整体呈现“人减地增”态势，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了1.71万hm2，同期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1375.07万人，农村人地关系不协调；湖北省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长期处于强负脱钩状态，但2015—2020年的农村人地关系略优于2000—2015年，鄂东地区的农村人地关系优于鄂西地区。③土地利用集约度效应与城镇化效应是农村居民点扩张的主导因素，而城乡人口结构效应与区域总人口效应则是主要的阻碍因素；且各因素在区域上的贡献度差异显著。【结论】缓解农村“人减地增”现象的关键在于优化城乡人口结构，并提升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