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中国钢铁产品价格的动态风险溢出特征及因果路径，对于理解钢铁行业的市场动态和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具有现实意义。【方法】本文构建了2018年3月—2024年3月中国钢铁产品价格动态风险溢出网络，采用QAP相关性和节点指标分析了网络结构和钢铁产品的动态特征，并通过流算法揭示了产品间风险溢出的因果路径。【结果】①动态网络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时序相关特征，DY（Diebold和Yilmaz）溢出网络比格兰杰因果网络的时序相关性更高，且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2020年4月—2023年4月任意两个窗口间动态风险溢出网络的关联结构高度相关，而其余时期的高相关性仅集中在相邻月份。②冷轧多次作为主要风险溢出产品，COVID-19期间溢出强度大幅增加，造船板和无缝管则多次作为主要风险溢入产品。网络中产品间的连接关系十分紧密，但风险传播速度并不快。③长期且多步骤的因果路径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短期且直接的因果路径占比相对较低。冷轧→无缝管、冷轧→无缝管→冷轧无取向硅钢、冷轧→螺纹钢→无缝管→冷轧无取向硅钢是不同限定条件下的关键路径和产品。【结论】应对中国钢铁产品间存在的风险溢出，应增强对关键钢铁产品如冷轧、无缝管等的跟踪监控；发展长期的风险管理策略，关注因果路径上关键产品的价格和库存变动；加强市场透明度和产业链协调以降低风险溢出带来的市场波动。
地缘政治已成为影响全球资源市场的重要力量。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依赖度高，防范资源海外供应的地缘政治风险是深入实施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关键。本文从资源地缘政治理论视角，系统梳理了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安全的发展历程、关键问题，及当前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文献分析识别出，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的主要路径有3种：“风险—来源危机—供应不确定性”路径，即战争、政局不稳等地缘政治风险引发来源危机对资源供应稳定造成威胁；“风险—供需失衡—价格不确定性”路径，即区域冲突、经济制裁等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市场供需网络造成资源价格波动；以及“风险—通道脆弱—运输不确定性”路径，即地区局势不稳、通道霸权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运输通道脆弱性造成资源运输受阻；同时，系统回顾了主要实证研究，发现相关研究普遍支持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资源供应存在负向影响，但也提出这种影响并非线性的，影响路径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此外，归纳了文献中的资源地缘安全保障策略。最后，从增强资源地缘政治风险量化评估、深入地缘政治风险下资源价格变动规律探索、强化对资源运输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的动态识别等方面提出了未来应深入研究的方向。
【目的】日益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加剧全球关键金属供应的不稳定性，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金属供应风险为国家资源安全、新兴产业稳定发展及外生风险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参考。【方法】本文以中国6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所需的29种关键金属矿产为研究对象，从可获得性、依赖性、承受性3个维度出发，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金属供应风险评估体系，分析2011—2020年不同关键金属的供应风险、受主要国家影响情况，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产品的受影响程度。【结果】①2011—2020年，铂族金属、铪、铌的供应风险尤为突出，镍、钴、锆、锂等关键金属的供应风险伴随热点产业变化而变化，后期逐渐升高；②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巴西影响中国10多种关键金属的供应风险，而南非、智利和刚果（金）影响关键金属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影响程度特别高；③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4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脆弱，特别是催化剂、永磁体、锂离子电池、航空航天设备、电子产品易受铂族金属、铪、锗、钴等关键金属的影响。④镓、铅、铷、铊等一些总体影响较小的关键金属会对少数产品造成较大影响，值得关注。【结论】随着关键金属全球供应不稳定性加剧，加强进出口管控，细化数据统计，完善风控机制，搭建预警平台，强化技术创新，革新资源利用体系，对于防范化解外生风险，保障资源安全和产业安全具有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的】能源贸易一直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开展“一带一路”能源贸易网络演化及韧性分析，对全面认知“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体系、深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综合运用复杂网络前沿分析方法，解构和提取2000—2022年的“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主干网络，多维识别和剖析主干网络拓扑特征，测度在不同扰动策略下“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主干网络的韧性反应表现。【结果】①结构分析表明，“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主干网络趋向多元化发展，其主干结构由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和卡塔尔等主要能源出口国，以及中国、印度、新加坡、波兰和泰国等主要进口国共同组成。②演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主干网络的演化格局经历了多层次的波动，网络整体集聚形态更加显著，节点间联系持续强化。③韧性分析表明，主干网络的韧性与网络规模呈正相关，在随机扰动下，“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主干网络的韧性表现为逐年提升；蓄意扰动策略下，最大连通子图呈现出幂率分布特征，出现“急剧—缓慢—急剧”的持续下降趋势。【结论】“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动了沿线各国（地区）间的能源贸易往来，贸易网络连通程度有所改善，但少数贸易节点仍然拥有极强的控制力，对整体能源贸易网络抵御外界扰动的影响较大。
【目的】能源相关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厘清黄河流域省际贸易隐含能源格局及关键部门的产业链路径，对于合理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实现中国双碳目标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基于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路径分析方法，探索黄河流域省际贸易隐含能源格局演变以及关键部门的产业链路径。【结果】①黄河流域整体为生产型能源区域，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石油及化学工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是流域中能源消耗量最大的3个部门。②流域内省际贸易隐含能源格局总体上是高效的，从低能耗强度省份向高能耗强度省份延伸；而流域与区域外省份间的贸易隐含能源格局则相反。关键的区域外省际产业链路径主要服务于东南沿海省份以及直辖市的建筑部门和其他服务业的最终需求。③流域内87.7%的能耗集中在前5个生产层，前50条产业链路径转移了全部能源消耗的34.7%，且多是为了满足建筑业的最终需求。【结论】黄河流域可利用低能耗强度地区向高能耗强度地区的产业链减少能耗总量，以及在产业链关键节点省份间建立资本技术合作体系的有效措施来实现能耗总量的减少。
【目的】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所引发的隐含碳与增加值转移改变较少受到关注，研究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可揭示中国南北区域差距扩大前后贸易流动的不均衡性。【方法】本文在2013年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基于环境拓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追踪南北间的隐含碳与增加值流动变化新特征，明确主导产业和地区，并结合结构分解方法分析背后的驱动因素。【结果】①从2007年、2012年再到2017年南北隐含碳转移总量均处于增长态势，但在2013年南北差距扩大之后，由南向北的隐含碳流动增长相对较快，遏制了原净碳转移的快速扩大趋势并趋于规模平衡；②南北之间增加值的流动格局，2007年、2012年为由南向北流动，到2017年转变为由北向南，此外北方的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和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业分别是隐含碳和增加值的重要生产方，而南方的纺织业和服务业分别是其隐含碳和增加值的主导行业。③碳排放与增加值在南北方间转移主要原因均是来自城镇居民消费。【结论】南北差距扩大后，南方向北方继续转移碳排放，同时增加值则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南北间经济收益与碳流动开始处于不均衡态势。未来在制定碳减排和交易政策规定时，需要基于低碳消费的生活理念，更多关注重点行业和地区。
【目的】本文旨在评价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绩效，探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进趋势，为协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方法】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Global-Luenberger指数对2012—2020年重大战略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绩效进行科学评价，运用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传统与空间Kernel密度估计等方法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动态演进规律以及长期转移趋势。【结果】①样本考察期内，重大战略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绩效均得到提升，整体表现出“粤港澳”>“成渝”>“京津冀”>“长三角”>“黄河流域”>“长江中游”的区域非均衡特征。②重大战略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较小，随时间推移呈现先下降再上升趋势。超变密度差异是主要空间差异来源；结构差异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差异、投入要素和非期望产出生产率差异，进一步细分要素，环境污染治理生产率差异和净碳减排生产率差异是绿色低碳发展绩效地区差距的主要驱动力。③重大战略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绩效总体向好但存在空间极化趋势。各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均表现为“低绩效城市向上转移、中间绩效城市持续性较强、高绩效城市向下转移”，总体呈现出逆转的分布特征。考虑空间条件时，黄河流域、长江中游、长三角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粤港澳、成渝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京津冀存在“以邻为壑”现象。【结论】为建立以重大战略区域为引领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应合理优化空间布局并科学把握结构差异以协同提升绿色低碳发展绩效，同时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绩效提升合力。
【目的】本文旨在构建测算可持续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的分析方法，为评价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碳排放脱钩关系提供工具支撑，帮助决策者找出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减碳短板，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碳排放全面脱钩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论断，借鉴Tapio脱钩模型建设机理和分类标准，结合联合国SDGs目标，采用“可持续发展指标增长率”与“碳排放增长率”之间的弹性变化关系度量两者脱钩关系的方法构建了可持续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模型（SDCEM），运用SDCEM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21年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4个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碳排放脱钩状态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①从SDCEM脱钩综合指数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正朝着与碳排放脱钩的方向演进，2006—2021年，呈“弱脱钩”状态的省份数量由8个增长到14个，“扩张性连接”状态的省份数量由5个增加到11个，“扩张性负脱钩”状态的省份数量由13个下降到4个；②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碳排放脱钩状态存在较大省际差异，脱钩进程不一，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地区的脱钩状态相对较好，2021年这些地区大部分省份已经处于“弱脱钩”状态；中南、华东和西北地区的脱钩状态相对较差，2021年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扩张连接”状态；③2021年中国30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碳排放脱钩状态低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态，主要原因在于非经济要素与碳排放脱钩状态差。【结论】①SDCEM模型适用于度量可持续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显著性和政策效果映射性；②非经济要素对碳排放增速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生态文明建设对推进可持续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具有显著成效，建议未来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非经济要素脱碳管理，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双碳”战略目标。
【目的】土地流转作为农业生产集聚和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推动力，是否能实现节能减排，关系到中国农业绿色化转型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究土地流转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旨在为中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方法】基于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动态空间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土地流转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结果】①土地流转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即土地流转具有较好的减排效应；能源消耗是引起农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而土地流转能通过降低能源消耗来抑制农业碳排放，即土地流转发挥了显著的节能效应；②土地流转能通过促进农业生产集聚来推动节能减排；③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胡焕庸线东南侧地区的土地流转表现出显著的减排效应，产销平衡区、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区的土地流转表现出显著的节能效应；④土地流转的节能减排效应只在适度经营规模内得以呈现，经营规模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节能减排效应的实现。【结论】在推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重视降低农业能源消耗的政策举措，并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加快农业生产集聚，并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目的】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碳效应机理构建相应的评估模型，进而预测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实施下的碳效应，从而为“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参考与支撑。【方法】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与情景分析方法，构建了国土空间规划碳效应评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江苏省为实证区域，基于1990—2020年历史数据，实现了研究区2020—2060年包括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实施在内的多种情景碳效应模拟预测，随后提出了相应的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结果】①1990—2020年，国土空间净碳排放从3257万t增加至35772万t，呈“先减后增，但整体增加”变化趋势；②自然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实施两种情景下，国土空间净碳排放量2020—2060年均呈下降趋势，但直至2060年仍为正值，均未实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情景下基于非规划指标调控与规划指标调控的两种方案下，江苏省则可提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但调控非规划指标方案的可操作性更强；③分类国土空间净碳排放中，城镇空间中的工业碳排放贡献比重最大、农业空间则是国土空间的主要碳汇。【结论】国土空间规划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江苏省若要按期实现碳中和目标，可通过调整部分国土空间规划指标，或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以调控非规划指标因子实现。
【目的】优化资源配置是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分析金融改革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果仍成立。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工业主导型城市、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以及土地供给放松城市设立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③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可通过提高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和加快产业集聚等渠道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结论】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能够在深化金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金融制度改革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推动金融制度改革与要素优化配置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目的】气候变暖对作物种植格局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旨在探究气候变暖与作物种植格局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不同气候因子对作物生长的贡献程度，从而为区域种植业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本文基于东北地区2000、2010、2020年作物分类数据，运用GIS格网、地学信息图谱等方法，对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规模和模式变化进行分析，使用最大熵模型揭示作物种植时空格局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①东北地区玉米大豆种植规模呈现出玉米增、大豆减的变化趋势。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增幅最大，为69.01%，吉林省大豆种植面积降幅最大，为68.21%。②2000—2020年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种植过渡带“北移”趋势显著。其中，2000—2010年玉米和大豆种植过渡带在松嫩平原地区向北移动了约129.10 km；2010—2020年在三江平原地区向北移动了约283.80 km。③影响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适宜性和种植区域移动变化的主导生物气候因子分别为最热季度的平均温度和最干燥季度的平均温度。玉米和大豆种植过渡带北界主要位于≥10℃活动积温[2900, 3100）℃范围内，随着积温带的不断北移，种植过渡带随之移动。【结论】2000—2020年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的种植结构和布局受温度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未来需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对作物种植的影响，以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长期稳定。
【目的】针对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过度投资问题，以土地资源配置为切入点，探究土地资源空间与用途双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过度投资，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缓解中国企业过度投资提供政策启示。【方法】利用2007—2021年1017家上市公司及其所在185个城市的数据，构建宏微观变量结合的面板Tobit模型，刻画土地资源空间错配、用途错配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并检验其作用路径。【结果】①土地资源空间错配与用途错配都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且用途错配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受到空间错配的调节。②土地资源空间错配在土地供给相对过剩城市内，通过加剧企业无序扩张与经济结构失衡，推升企业过度投资；在土地供给相对短缺城市内，通过推动融资膨胀与要素替代，推升企业过度投资。③土地资源用途错配在土地供给相对过剩城市内，通过提供多重补贴与降低企业进入门槛，推升企业过度投资；在土地供给相对短缺城市内，通过引发资产泡沫与需求抑制，推升企业过度投资。【结论】应合理调整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的空间格局，积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缓解企业过度投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目的】深入研究农户分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有助于优化政策干预，能更有效地控制耕地非粮化趋势。【方法】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1995户农户数据，采用METE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分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结果】①与生存型小农相比，生活型小农耕地非粮化倾向不显著，而生产型和功能型小农非粮化倾向显著。②三大要素市场对农户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生产型和功能型小农的非粮化程度更高；而在土地流转市场和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生产型小农的非粮化程度降低，功能型小农的非粮化程度提高。③相比于非平原地区和城郊区，平原地区和非城郊区的生产型和功能型小农非粮化程度更低。【结论】整体来看，农户分化加剧了耕地非粮化，尤其是生产型和功能型小农的非粮化。政府可通过优化农户种植结构、合理引导三大要素市场的发育、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等措施来减缓耕地非粮化的问题。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均为中国重要的流域型战略。然而，两大流域型战略确立的时间不同，自然环境、生态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借助CiteSpace工具，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型战略自确立以来至2023年9月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厘清研究的特点和差异，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结果表明：①位于流域沿线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机构间均初步形成合作网络，但联系与合作程度较低。长江中下游的研究机构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力量，而黄河中上游的研究机构是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力量。②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环境规制是两大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共同热点。长江经济带侧重如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化发展，黄河流域侧重原生生态保护，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③在SDGs框架下，两大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有着共同的议题，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SDG9、SDG12、SDG15是两大流域共同关注的重点；从环境、经济、社会3个领域核心目标来看，经济领域的SDG8和SDG9、环境领域的SDG12和SDG15，以及社会领域的SDG2和SDG16受到更多关注。此外，SDG8下的数字经济和SDG13下的双碳目标是近年来的新兴热点，SDG6对应的水资源问题是两大流域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据此，从提高研究区域和尺度的多元化等方面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目的】蓝色食物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人类营养健康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解决方案。因其营养健康性和环境友好性，正在成为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的关注焦点。通过全面梳理蓝色食物发展脉络与研究动态，可进一步归纳其热点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方法】本文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1985—2023年）为数据源，基于CiteSpace软件对蓝色食物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并探讨地理学视角下蓝色食物的研究框架和未来的关键议题。【结果】①已有研究总体经历了初始稳步增长、中期缓慢增长、近期快速发展3个阶段，研究领域广，研究机构多，但存在理论建构不足，国际交流与合作薄弱等问题。②研究持续关注水产养殖、食品安全检测、居民消费等方面，近年热点议题更加注重人地关系和可持续食物系统的构建，主要围绕蓝色食物的营养健康价值、资源环境效应、社会经济价值、需求与消费、饮食建议等方面。【结论】通过对蓝色食物研究进展的分析以及地理学视角下蓝色食物研究框架体系的构建，本文认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不同场景和群体的蓝色食物消费研究、蓝色食物生产和消费的时空分异研究、蓝色食物环境效应的多尺度评估及作用机理分析、蓝色食物系统的稳定性及未来变化应对、蓝色食物消费结构的多目标优化研究等关键议题，推动中国蓝色食物研究的理论提升和实践创新。
【目的】揭示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各省份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的影响因素，从关系视角为提升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提振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本文将旅游流循环的概念从国内旅游引至入境旅游，探究了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及其测评指标体系，利用2005—2019年的入境旅游抽样调查数据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个体、社群3个层面揭示了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网络的拓扑结构及演化特征，最后采用QAP回归分析了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①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网络表现出小世界特性，但网络规模有所缩小。②各省份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网络结构有待优化。③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网络的社群逐渐清晰化，地理集聚性增强。④旅游资源禀赋、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的作用强度及方向存在差异，导致了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的分化。【结论】中国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网络紧密度有所下降，网络结构不合理。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努力扩大入境流量基数的同时也有必要持续推进跨省旅游协作，扩大旅游合作半径，以推动入境旅游流循环质量网络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