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旨在厘清碳税的具体减排机制，助其充分发挥减排功能，推动碳减排政策体系建设。【方法】本文基于多层递进动因分解视角探究碳税的减排机制，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与结构路径分解（SPD）的耦合模型，识别碳税的关键减排路径，并对促进各路径减排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①碳税的减排作用以产业链引发的间接减排为主，占碳减排总量的80.77%，且碳税的减排效果随生产层级的增加而逐渐减弱；②能源效率效应是碳税促进减排的最主要动因，不同驱动因素在各生产层级、不同减排路径上的作用存在差异；③重工业、火电行业、煤炭行业等少数关键行业提供了主要碳减排贡献，固定资本形成的减排贡献最大，且主要通过影响建筑业对上游高耗能行业的需求这一路径实现碳减排。【结论】因此，应当充分把握和利用各关键因素对不同生产层级和路径碳减排的驱动机制，充分挖掘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减排潜力，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行业间协同减排。
【目的】低碳转型是国际共识，加快低碳建设是世界各国工作重点，探究地缘政治风险这一重大致险因素对于各国低碳转型进程的影响十分必要。【方法】本文在系统阐述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各国低碳转型进程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国家面板数据和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缘政治风险对国家低碳转型的影响和调节作用。【结果】①地缘政治风险会显著减缓各国低碳转型进程，且这一结果在对样本进行截尾处理、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及安慰剂检验后依旧成立；②融资约束和贸易壁垒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各国低碳转型的抑制作用，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则正向调节了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③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本国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是缓解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对国家低碳转型进程不利影响的重要路径；④在地缘政治行动水平高和地缘政治威胁程度高的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对各国低碳转型进程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同时，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不利影响更为明显。【结论】各国应注重地缘政治风险在国家低碳转型过程中的不利影响，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并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加快低碳转型进程。
【目的】高速铁路的低碳优势有利于早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战略目标，因此从多维异质性视角探究高铁建设的低碳减排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意义凸显。【方法】本文基于2006—2020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高铁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空间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探究了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研究发现：①高铁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平均存在4年延迟期；②高铁减排效应在西部城市、成长型和衰退型的资源型城市及非枢纽城市显著，但在其他地区和类型的城市没有显著影响；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建设能通过提高城市经济聚集度和科技创新水平进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④空间双重差分结果显示，高铁建设对邻近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负向“虹吸效应”大于正向“扩散效应”。【结论】因此，对于高铁建设，国家应保存量稳增量，继续发挥其低碳减排作用，各地方政府也应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制定减排政策，在实现城市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目的】电力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技术革命的关键。本文旨在明确中国电力技术创新的战略取向，摸清电力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原因，为加快推进中国电力技术创新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H02类专利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和特化系数对中国2001—2020年电力技术创新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评价，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技术，从空间和专利结构两个维度解析了电力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演化规律及其来源。【结果】①电力技术创新水平呈提升态势，且表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创新能力主要集聚在电力产品的形状、构造及电力方法运用等方面；②发明专利特化系数的空间分异程度较实用新型专利更大，属于实用新型专利特化类的地区数量多于属于发明专利特化类的地区数量；③相比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而言，区域间差异对电力技术创新空间分异的驱动效应更大；实用新型专利对电力技术创新空间分异的驱动效应越来越强，而发明专利则相反。【结论】研究结果对因地制宜统筹区域电力技术创新均衡发展，探索提升中国电力技术创新水平的有效路径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的】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成本低廉、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因此，深入探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其收敛性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现状及其演进趋势，为中国进一步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进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指引。【方法】基于2006—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σ收敛和空间β收敛等方法分析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细致特征。【结果】①在发展水平上，全国及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东北地区年均增长率最高；②在区域差异上，全国及四大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逐渐减小，区域间不平衡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仍在逐渐增大；③在分布动态上，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四大地区内部出现极化现象，但极化现象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④在收敛性上，全国及四大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均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其中，东北地区收敛性最强，西部地区收敛性最弱。【结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激励政策，同时应加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多方联动共同推进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目的】如何根据耕地的多功能，合理地配置耕地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耕地所形成的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是当前耕地保护工作的难点和热点，也是耕地资源系统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系统梳理了耕地多功能供给和需求的内涵与表征、供需匹配状况识别及时空演变、供需影响因素、供需失配效应及政策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及未来的重点领域和方向。【结果】现有研究多从供给视角关注了耕地多功能变化及其权衡/协同关系，较少从需求以及整合供需视角来开展研究；在表征耕地多功能供给和需求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所采用的标准化评价方法和模型较少，导致量化结果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在识别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面有所涉及，但深入探究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状况动态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仍较为鲜见。【结论】未来研究应以耕地资源系统与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为核心，宏微观尺度相结合深化耕地多功能供需匹配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的刻画和认知，探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耕地多功能管理决策机制和调控方法。
【目的】精准识别三生空间类型，协调优化三生空间格局，可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开发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精准落地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土地功能格网化计算方法、力学平衡模型、比较优势指数等方法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技术方法体系，有效解决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过程中对土地功能强弱关系考虑不足、尺度精细化程度不够的问题。【结果】①2000、2019年襄阳市存在3种功能主导型空间中，生态主导型空间面积最大，生活主导型空间面积最小，但前者呈增加、后者呈减少的态势；12种功能复合型空间中，生态主-生活弱-生产劣空间面积最大，生活主-生产弱-生态劣空间面积最小，二者均呈增加趋势；②生产主导型空间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地区，生态主导型空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生活主导型空间集聚分布在各县（区、市）的中心城区。同时，功能复合型空间的集聚格局与程度也表现出明显异质性；③基于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需求将襄阳市划定为生态保育区、农业生产区、乡村改善区和城镇发展区，与襄阳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具有整体一致性与局部差异性。【结论】全面考虑土地功能强弱关系，科学识别格网尺度的三生空间并制定差异化的优化方案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有助于理解三生空间的功能复合性与时空异质性，是促进襄阳市主体功能区精准施策、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目的】构建生态网络、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对协调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本文以陕西省为例，在土地利用变化（LUCC）分析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定量评价基础上，利用MSPA方法、Linkage Mapper工具等手段构建生态网络，并进一步展开了生态空间优化布局研究。【结果】①陕西省各地类面积在2000—202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期间面积（绝对值）变化从大到小依次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草地>未利用地>水域；②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00—2020年增加了47.84亿元，其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保持稳定，高价值区主要分布在秦岭、巴山和延安市南部，低价值区集中分布在关中地区；③识别30处生态源地总面积约46465.92 km2，提取生态廊道62条、生态夹点36个、生态障碍点85个，共同组成生态网络；④提出“五带、六区、多廊道、多组团”的生态空间优化布局方案，为陕西省生态空间的修复管理提供了参考。【结论】从LUCC及ESV变化出发构建生态网络，识别生态空间中的问题区域并提出针对策略，可有效解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生态破坏、生态孤岛等问题，为统筹省域生态保护、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也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科学借鉴。
【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挑战。【方法】本文引入共生理论，构建了传统村落语境下非遗“共生模式识别-共生模式评价-共生模式优化”的综合分析框架，结合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具有代表性非遗和典型性发展问题的江西省寒信村展开例证研究分析。【结果】①本文构建的传统村落非遗共生模式分析框架能够较好的识别案例地非遗共生模式，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被证实。②非遗发展存在村民与政府供养的偏利间歇共生模式。③非遗与村民和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获益不对等，且具有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共生模式状态不健康。【结论】短期对策方面，建议政府在非遗发展初期及时介入，提供初期资金支持以补足非遗传承者的收益不足。长期对策方面，需以旅游发展带动非遗创收能力的提高。
【目的】旨在分析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对农户水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有效应对复杂气候变化，缓解农户水贫困问题。【方法】利用陕西、宁夏两省共603户农村居民调查数据，构建微观尺度水贫困指数测算农户水贫困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对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与农户水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①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采纳能够显著缓解农户水贫困；②不同类型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对农户水贫困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节水类行为对农户水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可使农户水贫困下降0.227；工程类、非工程类行为则分别使农户水贫困下降0.210和0.166。③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分别通过提高农药施用效率、农机使用效率、化肥施用效率和农业用水效率来影响农户水贫困。【结论】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采纳通过提升农药施用效率、农机使用效率、化肥施用效率及农业用水效率4个途径有效缓解农户水贫困，但未来仍需关注农户水贫困问题，助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目的】在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背景下，高质量且平等的为老年群体配置城市健康资源是当前城市规划与资源配置的重要目标。【方法】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从主动和被动健康需求视角构建城市老年健康资源类型体系，采用平均最近邻、协同区位商和高斯二步移动搜索法等多种定量方法，探究老年健康资源空间公平性。【结果】①各类老年健康资源均表现出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存在显著差异。②居住小区与各类老年健康资源均表现出非邻近性。其中，被动式健康资源与居住小区联系程度相对更强，而单类健康资源之间也存在互补性。③主动和被动式健康资源在空间可达性上均呈现中心-外围结构，而单类型的老年健康资源社区可达性差异显著。④被动式健康资源相较于主动式健康资源更为公平，而这两者整体公平性均优于单类健康资源；即除医院健康资源外，其他单类老年健康资源供需失衡较为严重。【结论】武汉市中心城区各类老年健康资源空间公平性差异较大，进行资源配置时应充分考虑资源互补效应，根据老年人主被动健康需求制定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研究结果可为类似高密度城区老年健康资源体系构建及空间配置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在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的背景下，厘清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对推进粮食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促进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方法】基于湖北、河南两省770份粮农调查数据，利用DEA-SBM模型对其粮食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并通过Tobit模型论证了劳动力转移、技术推广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①劳动力转移在时间、空间维度均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效率存在抑制作用。②政府绿色技术推广措施能够促进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有效缓解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③技术推广对农户绿色生产效率的缓解作用存在年龄和种植规模的门槛限制，对年轻农户与高收入农户而言，其缓解作用不显著。【结论】应健全农村劳动力保障机制，拓宽绿色生产技术推广渠道，重点着眼于老龄农户、低收入户的绿色生产技术推广途径，以推进粮食绿色生产效率提升，有效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进程。
【目的】科学理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其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方案选择偏好的影响，是科学推动宅基地有序退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方法】本文基于参与者智力模型，构建家庭化迁移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9年11省份的典型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化迁移对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并揭示其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方案选择偏好的影响。【结果】①农村家庭化迁移表现为家庭成员逐步向城镇迁移，农村家庭成员迁移规模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宅基地退出意愿；②在家庭化迁移初期，家庭成员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在家庭化迁移后期，家庭成员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作用下降；③家庭化迁移对宅地基退出意愿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④在宅基地退出补偿方案选择偏好方面，家庭化迁移使得家庭对现金和农村户籍地住房综合补偿方案的偏好最强，其次为现金补偿方案，最后为农村户籍地住房补偿方案。【结论】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了宅基地退出意愿，但是家庭迁移遇到的阻力降低了宅基地退出意愿，并进一步影响到其退出方案选择偏好。本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宅基地财产权制度与有效降低宅基地退出难度提供政策启示。
【目的】社会期望效应使受访者倾向于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方式展现自己以获取满足感，造成资源环境物品的估值偏差，本文试图探讨假想市场评估法中的社会期望效应偏差及其修正，以提高估值效度。【方法】本文基于胶州湾402份有效样本，使用推断价值评估法（IVM），采用间接询问方式，获取反映受访者真实偏好的支付意愿，修正社会期望效应偏差。【结果】①IVM通过要求受访者推测他人支付意愿的方式，能够有效降低社会期望效应偏差对个人支付意愿的影响，避免支付意愿高估，提高环境经济价值评估的精确度；②受访者年龄、推测支付占比、对政府垃圾治理的认可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影响显著；③运用IVM估算的公众海洋垃圾治理平均支付意愿为179.17元/年，而传统条件价值评估法估值结果为275.87元/年，IVM提供更为保守的估值结果，进一步验证IVM避免支付意愿高估的有效性。【结论】研究结论可为推断价值评估法在中国资源环境价值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经验借鉴，也可为政府治理海洋垃圾污染提供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