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土地利用冲突作为人地关系矛盾的空间表现，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相关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凝练土地利用冲突研究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为实现中国新时代土地利用冲突问题的科学有效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系统梳理土地利用冲突系列成果与研究进展。【结果】当前土地利用冲突研究在基础理论体系建构、科学系统的冲突评价体系形成、冲突演化机理深度研究以及冲突模拟精度提升与有效治理路径形成等方面仍存在薄弱之处。未来土地利用冲突应以“基础理论建构—识别评价与演化过程—机理解析—效应与影响—情境模拟与预测—调控路径与反馈”为研究逻辑主线。基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围绕以动力机制理论为核心的土地利用冲突基础理论构建与完善，基于多重属性特征的土地利用冲突精确识别与综合评价，典型尺度与类型区域土地利用冲突时空演化过程，基于多尺度与多维度交互的土地利用冲突演化机制，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效应认知与评价，以及基于主体行为的土地利用冲突模拟与优化路径等问题开展系统研究。【结论】基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建构多学科共融交叉的理论基点，对相关方法体系与研究路径形成等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对引导土地利用冲突研究深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的】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提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强度分析框架，从绝对和相对强度两个角度分析地类之间的转换趋势及其对土地利用/覆被结构的影响。【方法】构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度图谱以直观展现区域LUCC关键模式，并以兰西城市群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度图谱融合绝对和相对强度信息，既可反映如耕地倾向于转化为建设用地、水域向林地转化的强度较低等LUCC的区域共性规律；也能较好地揭示兰西城市群作为西部生态脆弱区中城市化重点区的特异性变化模式，如2010—2020年期间，兰西城市群在未利用地向水域、草地向耕地及建设用地向未利用地的转化过程中均表现出倾向性的变化模式，但受气候变化、占补平衡政策及土地整治项目管护不周等因素影响，分别表现为系统倾向性、绝对倾向性及相对倾向性的变化特征。进一步与转移矩阵及桑基图对比解析可知，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性，所构建的强度分析框架及图谱受地类比例和区域整体LUCC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结论】本文提出的强度分析框架具有可行性，可为识别及解析区域LUCC关键模式及规律，优化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目的】耕地利用效率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探究国际国内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将为未来耕地利用效率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与方向。【方法】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采用CiteSpace软件从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分析国际国内耕地利用效率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热点趋势。【结果】研究发现：①国内研究可划分为起步探索阶段与平稳发展阶段，国际研究可划分为起步探索阶段与快速发展阶段；②中国的研究学者与机构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整体研究力量薄弱，机构间合作有待加强；③国际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土地与生态环境3个领域，而国内研究除此之外还涉及资源环境、干旱区等领域；④国际研究主题可分为“耕地利用效率提高”与“农作物生产”，而国内则包括“特定区域与产量”“耕地利用要素效率”；⑤耕地利用效率主题研究主线为“粮食安全问题—耕地利用效率评价—研究尺度差异—制约因素探究”，且研究目标与作用机理呈现多元化特征。【结论】未来国内应加强对耕地利用效率主题的相关研究，且学界需更加关注特殊区域或特定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问题，并从多方面探究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要素。
【目的】本文旨在查明江苏全省及各区域耕地压力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趋势，为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用压力指数模型、泰尔指数、灰色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5个年份的江苏耕地压力时空特征及影响因子，并对2025年、2030年进行预测。【结果】研究表明：①研究期内全省耕地压力指数处于0.94~1.07之间，总体处于预警压力区；全省耕地压力泰尔指数呈增加趋势，各市耕地压力空间分异增大，苏南、苏中、苏北区域之间极不平衡，由南至北快速降低。②在耕地压力的影响因子中，粮农比、人均耕地、粮食单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其中粮农比起到决定性作用，说明在其他因子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粮农比是全省粮食生产的关键变量。③趋势分析表明2025年、2030年全省耕地压力将缓慢下降，但仍处于预警压力区，其中无锡、常州2市耕地压力增加较快，其余各市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结论】江苏省耕地压力水平整体较高，且各区域间差异大，粮农比对耕地压力影响最大，这一结果对江苏省未来缓解耕地压力、保障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
【目的】在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改善能源要素错配对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以及早日实现“双碳”目标有重要作用。【方法】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加入能源因子的扩展C-D函数计算了能源要素错配程度，其次运用熵权—TOPSIS二元法计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接着通过基准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要素错配之间线性与非线性的相关关系。【结果】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当地能源要素错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分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高度一致，其中中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最能够改善区域能源要素错配程度，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②在门槛约束条件下，城市蔓延和外商投资呈现显著的单一门槛特征，即在城市蔓延和外商投资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越能改善当地能源要素错配。③空间效应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能源要素错配程度在空间上均为显著正相关。由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在改善当地能源要素错配的同时，对周围地区能源要素错配同样起到了抑制作用。【结论】在未来发展数字经济时不但要因地制宜，还要考虑空间相关性。对此从强化基础设施、实现地区联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有关建议。
【目的】数字化转型作为焕发内在动力的重要举措，能否促进资源型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研究。【方法】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资源型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技术刻画数字化转型，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研究发现：①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专业化分工是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机制，即数字化转型能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促使专业化分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③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同时在专业化分工的门槛下，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④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外部交易成本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如在资产专用性较高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环境中，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未来应积极引导资源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化分工，为资源型企业提供助推数字化转型发展、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良好制度环境。
【目的】加快构建清洁低碳能源系统和集约高效产业系统是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关键。【方法】本文基于Kaya恒等式构建了产业系统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以中国30个省份发展规划中政策性目标作为约束条件，利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对“孤立式”与“协同式”两种优化策略下省际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碳排放量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研究发现：①在当前能源与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兼顾，“协同式”优化策略下中国二氧化碳潜在减排规模更大，为78082.90万t。②能源强度是现阶段影响碳排放的主导因素，省际产业能源协同的碳排放效应具有两面性，应重视碳排放随产业发生转移的问题。③在充分实现能源调配和产业转移的情况下，东中西部总产值平均增长幅度为7.98%，经济结构显著优化，地区特色更为突显，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区间产业同构的窘境。【结论】本文通过对多重目标约束下地区差异化发展策略的碳排放效应进行探讨，证实了多重目标约束下省际“协同式”策略的碳减排效应更为显著，为构建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供方法借鉴和政策启示。
【目的】本文旨在评价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探析其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的地区差距，为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方法】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借助EBM模型的Global-Luenberger指数对2007—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进行科学评价，运用泰尔指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别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深入剖析其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地区差距来源，并采用地理探测器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揭示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差距的驱动因素。【结果】样本考察期内，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呈现波动上升态势，流域内表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地区非均衡特征。地区内差距是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空间差距的主要来源，技术进步的差距、非期望产出生产率差距以及社会产出生产率差距对其结构差距的贡献呈依次递减。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后对黄河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地区差距解释力远超单因子，但其作用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结论】缩小中游、下游地区内部差距是未来黄河流域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绩效的重点方向，同时应注重内外源动力的匹配程度，充分发挥因子的交互作用以期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协同发展。
【目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为提升耕地质量的重要手段，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方法】本文基于黄土高原陕甘宁地区1268份玉米种植户调查问卷，运用随机前沿（SFA）模型测算农业生产效率后，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M）检验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利用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IPWRA）估计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对增收减贫的影响效应。【结果】①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考虑反事实情况的基础上，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农户生产效率比未采用农户高2.9%。②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对农户增收减贫有着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人均家庭纯收入比未采用农户显著增加8.9%，进一步使用PSM不同匹配方法验证了该结果的有效性。③相比单一技术采用，农户联合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生产效率提升更高；相比甘肃和宁夏，陕西地区的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增收减贫效果更为显著。【结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政府应积极推广、激励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为耕地保护的保数量、提质量、增效率、减贫困等目标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目的】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重要路径，本文旨在展开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方法】从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切入，运用中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及农业碳排放强度数据，基于核密度估计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演化特征，利用动态杜宾模型以及中介效应等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研究表明：①农业碳排放强度水平在持续下降，空间异质性较强，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叠加形态存在一定的错位发展特征。②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基于内生性检验、剔除样本及政策效应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及农业创业活跃度影响农业碳排放水平。而城镇化水平及市场化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减碳的效应。【结论】建议进一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低碳农业发展的组织模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激发农业创新创业活力，以此助推低碳农业发展。
【目的】科学测度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多维视角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分析，对于促进陆海统筹战略下蓝色经济空间拓展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运用全局参比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2007—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科学测度，随后从时空两大维度出发，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方法和Markov链方法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深入揭示，并运用α收敛和β收敛探究其收敛性。【结果】研究表明：①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但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空间非均衡性。②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整体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阶段性波动特征，呈现“东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③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级分化现象先加剧后得到改善，空间异质性变动明显。④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阶段性的收敛和发散特征，其中“十一五”“十三五”时期发散，“十二五”时期收敛。【结论】本文认为，“十四五”时期应注重优化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空间布局，促进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目的】居民生活绿色低碳化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内容之一。【方法】本文基于陕西省西安市、吉林省长春市和河南省郑州市的902份微观调查数据，通过Tobit模型检验引导型环境规制、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层次回归探究面子观念在3种环境规制与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①3种环境规制对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引导型环境规制发挥的作用最大；②面子观念在“引导型环境规制-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关系中均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而在“约束型环境规制-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效应；③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和环境认知对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收入则对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有负向影响；④环境规制和面子观念对居民绿色低碳生活行为的影响程度在城乡居民中亦不同。【结论】因此，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与科普宣传、适度的奖励与惩罚发挥3种环境规制的作用，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环境认知，可以有效促进居民采纳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目的】能源行业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本文旨在研究常态和极端情形下能源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方向及特点，为能源行业系统性风险管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方法】本文基于波动分解视角，将能源行业的波动风险分解为连续性和跳跃性成分，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广义误差方差分解思想，构建系统分析下各能源子行业及各波动成分间的溢出矩阵及溢出指标，并据此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了中国能源行业系统性波动风险溢出效应。【结果】实证结果表明：①能源行业有明显的跳跃性波动，行业内极端跳跃风险的积累会导致行业间系统性风险增加。②能源行业之间的系统风险溢出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在股市动荡期风险易向行业外扩散，系统性风险水平相对较高，但在稳定期则易转向行业内传染，系统性风险水平相对较低。③能源行业波动风险易在同种风险类型中传导，交叉风险传染有限，其中，能源系统性波动风险在行业间的溢出主要通过连续对连续路径实现，而行业内主要为跳跃对跳跃路径。④煤炭行业是连续性风险的最大发出者，电力行业是跳跃性波动风险的唯一发出者，新能源行业是以跳跃性波动形式接收外部风险的最大接收者。【结论】应密切关注能源行业系统性风险，并根据其传染特点进行灵活动态监管，稳定时期需重点关注行业内同类型风险间的溢出，在波动较大时期，应重点关注风险在跨行业和跨成分间的传染，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目的】本文旨在对低碳试点政策进行多维度量化评估，为低碳试点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更有效的依据，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方法】基于政策文本视角，通过文本挖掘得到低碳试点主题词，进而构建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数模型，对中国128项低碳试点政策进行多维度量化评估。【结果】研究发现：①低碳试点政策整体设计较好，平均PMC指数为5.69，属良好级。2010—2018年间PMC指数和政策回应力度指数均值呈上升趋势。②不同试点政策的设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PMC指数标准差为1.89，非优秀类政策占比高达57.03%，存在长期规划较少、政策级别和效力级别不够高、激励保障不足、对科技重视不够等突出问题。③中央政府制定的低碳试点政策PMC指数均值高于地方政策，大部分中央政策属于良好级，但地方政策回应力度指数高于中央政策，且优秀类政策以地方政策为主，可接受类政策的政策质量和回应力度指数都有待提升。④由于重要试点城市政策的参与对象较明确、政策功能更完善、激励保障制度更健全，其PMC指数均值高于全样本和地方政策，重要试点城市的政策为其他城市优化试点政策提供了指引。【结论】未来应从明确参与对象、完善政策功能和激励保障、增强政策时效性以及推进低碳法律体系建设入手，优化和提升低碳试点政策。
【目的】从多尺度视角揭示长三角产学协同创新的空间格局、组织模式及其演化过程，提出新发展格局下区域产学一体化的空间优化对策及建议。【方法】基于2001—2020年长三角专利数据和多元化产学合作模式，深度挖掘产学协同关系的空间信息，通过测度强度与中心性指标，识别城市发展与区域协同模式。【结果】①长三角产学协同创新经历了从地方化向区域化发展的历程，但区内合作比例有下降趋势，同时出现再地化倾向；②长三角产学协同创新的空间均衡性不断提升，但区外合作进一步集聚，城际网络向单中心、轴辐式和多层级结构演化；③大学资源有助于城市产学协同创新的尺度扩张和内生发展，从而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并在多尺度知识交互中发挥重要的桥接功能。【结论】长三角区内产学合作相对于本地和全国尺度而言仍有较大发展潜力，需要加强区域产学资源的有效流动，重视其在推动一体化协同中的功能定位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