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揭示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探究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为促进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将Meta-frontier分析框架与Non-radi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相结合，构建Meta-frontier Non-radial Malmquist-Luenberger（MNML）生产率指数模型，从而有效解决了如何在技术异质性框架下对能够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和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问题。【结果】利用MNML生产率指数对1997—2019年中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和生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评价，研究发现：①共同前沿下中国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均值为0.350，仍有65.0%的可改善空间；除东部地区之外，中、西部地区群组前沿下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远高于共同前沿下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②中国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0%，并且主要由耕地利用技术进步驱动，而耕地利用技术效率则阻碍了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③中国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呈东、西部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且东、中、西部地区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各不相同。【结论】在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或生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时，需要按照某种标准将具有技术异质性特征的决策单元划分为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技术水平的群组；东部地区的生产技术代表了全国潜在最优生产技术，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技术则与全国潜在最优生产技术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中国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构建了差异化的耕地利用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
【目的】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是提高存量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创新型宏观调控工具，但政策实践效果仍有待检验。本文旨在分析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进而明确该政策的实施效果。【方法】基于2009—2019年全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以及不同征收方式的影响异质性。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该政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征后返还模式相比，税收减免模式下该政策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途径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结论】引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有助于客观认识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城市土地使用税政策的创新对于优化城市存量工业用地配置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究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为基础，结合圈层理论，运用SBM模型、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武汉都市圈48个区县2010—2020年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圈层差异，探究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①武汉都市圈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时间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扩散趋势，各圈层平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表现为：核心圈层>紧密圈层>外围圈层。②科技创新能显著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存在中介效应，通过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来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③圈层异质性通过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要素集聚和配置，科技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三大圈层表现出异质性：在核心圈层，科技创新通过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紧密圈层，科技创新通过集聚效应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外围圈层，科技创新抑制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结论】科技创新能促进大都市圈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但城市异质性会影响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影响要素集聚和配置来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目的】通过梳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内涵与测算方法，旨在比较、验证影响测算结果可靠性的相关因素与测算结果的变化特征，为更好地分析能源要素与其他要素在生产中的技术效率，更好地开展节能工作和实现向碳“双控”转变提供关键支撑。【方法】通过梳理大量相关文献，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及相关概念的内涵、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的方法学以及现有典型文献的测算结果开展比较分析。对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开展测算，以此验证影响测算结果的因素与相关变化特征。【结果】文献梳理结果表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存在与其他能源效率概念混用的现象。由于能耗与碳排放高度挂钩，在测算方法上简单将碳排放纳入非期望产出，可能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结果被高估或低估。现有文献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性，甚至截然相反。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决策单元数量和投入产出数据质量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重要影响；而技术异质性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更大。此外，还验证了长三角城市群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结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其时间趋势与其他相关成果基本一致。【结论】应加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内涵与方法学探究，特别是提升在处理非期望产出、技术异质性、空间自相关性等方面的分析能力；并在测算过程中加强对投入产出数据及其质量的控制；同时强化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特征的系统性分析。
【目的】本文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发展效应，从技术赋能和技术外溢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为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方法】使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中国279个地级市2012—2017年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将其作为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代理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通过分解能源利用效率和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技术效应的影响渠道。【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解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将能源进步指数替换为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回归，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这些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来提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能源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对能源技术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绿色技术传播来提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以及西部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的回归系数更大，说明数字经济对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空间大的城市的作用效果更佳。【结论】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提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但未能通过绿色技术效率的渠道起作用。
【目的】旨在引导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通过合理布局金融资源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以2007—2019年中国153个非资源型城市和113个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资源依赖视角下金融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①整体来看，在非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在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②构建以金融集聚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时，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金融集聚区间为[0.000, 0.475]，在资源型城市中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金融集聚区间为[0.000, 0.385]和[0.475, +∞]。③构建以资源依赖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时，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资源型城市中，当资源依赖程度大于0.018时，金融集聚将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④在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只有在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中，金融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结论】地方政府在合理规划金融资源集聚的过程中，应兼顾地区资源依赖程度进一步因地施策，为推动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
【目的】旨在探讨大数据驱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为推动中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实现现代化提供参考。【方法】从全球矿产资源安全战略发展与管理现状出发，揭示中国矿产资源安全面临的形势、战略管理面对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梳理大数据应用于矿产资源安全管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系统论述大数据驱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现代化的可行性、内在逻辑、基本问题与研究框架，提出主要研究议题。【结果】大数据应用于政府管理的技术、政策、经验趋于成熟，矿产资源安全数据基础良好，大数据驱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现代化具有可行性。大数据驱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可以有效推动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决策的科学化与精准化、预警与处置的协同化，系统解决中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的现实问题。利用大数据驱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现代化，核心在于解决“造”大数据与“用”大数据两大基本问题，可以从“理论分析—技术操作—对策设计”3个层面构建研究框架。【结论】大数据驱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管理现代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夯实大数据基础、构建新型决策系统、再造体制与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等方向展开。
【目的】为推动钢铁行业尽快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已有研究主要从成本影响角度分配钢铁企业碳配额。然而，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大、生产工艺复杂，过度强调成本影响易降低减排效益，不利于推动钢铁企业低碳转型。本文基于碳减排效率与产出效率，旨在设计符合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现状的碳配额分配方案。【方法】梳理不同流程钢铁生产工序，将碳配额作为各工序连续生产的必要原料，重新得到钢铁生产流程；叠加碳配额，构建投入-产出随机前沿模型，得到钢铁行业生产效率与碳配额效率估计公式；对比不同碳配额基准值对钢铁生产工序产出率的影响，以提高效率为标准，确定中国钢铁业跨区域碳配额基准线。【结果】相较于历史排放法，基准线法更适于中国钢铁行业碳配额分配。碳配额基准线设定在行业前[30%, 50%]区间有助于提升钢铁行业总体产出率，且当碳配额基准线设定在行业前40%时的产出率水平最高。当碳配额基准线设定大于钢铁行业前50%企业碳排放值时，行业产出率随着碳排放基准线设定的增加而降低。以基准线法推进钢铁行业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钢铁行业将在节约碳关税的同时，获得碳排放交易收益。【结论】基于产出效率分配碳配额有助于提升钢铁行业减排效益，激发钢铁行业自主减排潜力，助力中国钢铁行业全流程脱碳。
【目的】稀土镥是全球新材料产业的关键矿产之一，厘清镥资源在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代谢过程及动态演变规律是保障中国镥资源供应安全的重要基础。【方法】运用动态物质流分析法，本文定量刻画了2011—2020年中国镥资源的物质代谢全景图，追踪了镥资源在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流动规律及关键驱动因素，分析了镥资源的存量分布及报废量，并提出针对性的镥资源管理建议。【结果】①2011—2020年中国镥资源的消费量持续增加，且在核医疗器械和激光器等新兴产业的消费占比稳步上升，其中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设备（PET）的消费增速最快，是镥资源的“明星”产品。②镥产业具有典型的需求驱动特征，新兴产业政策刺激终端产品消费量及其结构演变，并进一步驱动中上游的资源与材料供应。③中国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进口成为满足国内强劲需求的重要途径，国际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镥资源国际贸易格局的重要因素。④中国镥资源的社会存量和理论报废量均呈直线上升趋势，具有可观的二次资源开发潜力。【结论】在人口老龄化和产业政策的驱动下，中国镥资源的新兴战略价值正在凸显，具有多元化和高端化的应用趋势。然而，中国镥资源的国际供应依赖性较高，且缺乏二次镥资源循环体系，存在较强的供应风险。动态监测镥资源物质流、提升高端镥基产品研发制造能力、开发二次镥资源等，有望促进中国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的】旨在通过对中国旅游减贫经验的总结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指南和理论支撑。【方法】以一体化乡村旅游（IRT）框架对2018—2020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中90个中国案例进行内容分析。【结果】①IRT框架可修订为由速度、质量、外源性和内源性重构的SQEI框架，并建立起4大类10子类旅游发展模式体系；②旅游减贫模式以“企业+就业”的外源质量型模式占比最多、分布最广；③东、中、西部减贫模式分别多采用“合作社+就业”的内源质量型、“村企+产业”的内源速度型、“企业+产业”的外源速度型模式；④旅游发展模式演化存在垂直和水平两种演化路径。【结论】①在IRT框架基础上重构的SQEI框架更加契合中国情境；②通过政府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的中国旅游减贫呈现出政府主导、外源帮扶为主、减贫质量较高三大特征；③“企业+农户+合作社”的平衡发展模式是理想的旅游发展型态。推进乡村振兴，各地需要在旅游发展中发挥既有经验优势防止返贫，注重因地制宜振兴乡村，并构建多元主体利益关联的共创机制。
【目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持续改善是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宗旨。【方法】本文以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所在的云南省元阳县大鱼塘村、箐口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纳入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访谈法与数理统计法对居民福祉水平进行测度及对比分析，并探析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结果】①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间福祉水平差异较大，福祉水平最高值为0.85，最低值仅为0.23，均值为0.56。②居民是否参与旅游业、家庭年收入、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对居民福祉水平产生显著影响。③经济条件变化感知、生活环境变化感知和保护与发展变化感知对遗产地居民福祉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关系变化感知、教育资源变化感知和健康安全变化感知对遗产地居民福祉影响不显著。【结论】地方政府在推动旅游发展的同时，有必要引导旅游相关生计方式融入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提高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社区参与水平，努力实现旅游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居民福祉改善的共赢。
【目的】中国农村的能源清洁转型正面临村庄人口流失造成的低效率瓶颈，本文试图从村庄吸引力和家庭生计选择视角对农村家庭的清洁能源消费决策给出解释。【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间的家庭数据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测算了县级层面的村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村庄吸引力对家庭生活能源清洁转型的影响及其中的生计决策机制。【结果】首先，村庄吸引力对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清洁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村庄吸引力越大，家庭越倾向于在本地非正式就业，进而消费更高比重的清洁能源。最后，进一步讨论发现，村庄吸引力对家庭非正式就业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七零后”家庭更容易受到高村庄吸引力影响而选择非正式就业，而非正式就业可以促进家庭的生活用能清洁转型。【结论】村庄吸引力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当地家庭向清洁生活能源转型，而家庭本地非正式就业是实现这一影响的关键机制，且在“农二代”家庭中体现更为明显。这些研究结论为城乡剧变中的农村能源清洁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的】在农业生产仍以小农经营为主导的基本国情下，农户规模经营意愿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专用性资产投资是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关键因素，本文结合苹果的生产经营特征，从资产专用性视角分析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形成机理。【方法】利用山东和陕西两个苹果主产省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风险偏好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气候变化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①农户规模经营意愿较弱，仅有12.20%的样本农户愿意扩大经营规模；②资产专用性能够显著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主要是土地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专用性和实物资产专用性发挥了促进作用，且前两者的作用更大；而人力资本专用性会抑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③风险偏好在资产专用性与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④气候变化感知对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农户气候变化感知水平的提升，资产专用性更容易通过提高农户的损失风险厌恶程度进而增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结论】需要激励高资产专用性的农户进行规模经营，完善正规的农业风险规避机制，强化作物优生区的区位优势。
【目的】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为首要功能，兼顾区域经济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公园的应有之义与重要途径。本文旨在探讨国家公园建设与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关系及其驱动机制。【方法】以神农架林区为例，基于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对比分析神农架国家公园建设前后林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状况；结合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探讨神农架国家公园建设与林区发展的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结果】①2014—2020年神农架林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状况显著改善，其生态、经济、社会评价指数由0.132、0.107、0.166提升至0.438、0.213、0.240；②林区生态、经济、社会的耦合程度保持高水平（均值为0.988），协调水平由初度失调提升至勉强协调（由0.359至0.551），表明国家公园建设促进了林区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③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促进了林区自然资源、投资等要素配置的结构和空间优化，在生态保护、社区发展及文化服务功能建设方面与林区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耦合联系，国家公园服务功能得到完善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结论】本文验证了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可为国家公园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本文旨在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地不同类型农户适合的生态产品旅游价值实现路径，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广东潮州单丛茶文化系统农户访谈数据，从农户视角构建了旅游价值转化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评价不同类型农户所持的资本情况，并进一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讨论不同类型农户所持资本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结果】①高山种茶区农户参与旅游的优势资本为经济资本和物质资本；低山种茶区F1农户参与旅游的优势资本为自然资本，低山种茶区F2农户参与旅游的优势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②不同类型农户所持的五大资本中，高山种茶区与低山种茶区农户之间经济资本和物质资本具有显著性差异。③高山种茶区与低山种茶区农户可进一步归纳为3种代表性茶类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类型：强经济资本-弱自然资本型、强自然资本-弱经济资本型和强人力资本-强社会文化资本型。从而针对性地提出3条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的旅游价值实现路径。【结论】旅游对于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增强遗产的传承利用具有重要作用。遗产地不同类型农户所持生计资本不同，可以通过不同资本组合实现生态产品的旅游价值，从而助力农户更好地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效益、增强其生计韧性，促进农户生态保护和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以经济收益反哺生态系统修复和遗产保护传承。
【目的】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与发展项目以来，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也一直存在农业文化遗产本底资源不清的问题。本文旨在探索用模型方法识别农业文化遗产地潜在分布区域，为进一步明确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底资源提供数据支撑。【方法】从传统种质资源的角度出发，将最大熵模型用于识别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潜在区域。以中国传统枣类种质资源为例，给出了第一张中国传统枣类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潜在区域图。【结果】以传统枣类为栽培核心的农业文化遗产潜在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5个省份是高潜力分布区和中潜力区分布较集中的区域，其中河北省高潜力区面积居全国首位。通过概率密度函数耦合适宜区面积，得到临猗县、盐湖区、献县等20个高潜力分布区是下一步发掘和保护工作的重点。【结论】本文证实了以核心种质资源分布为抓手，可以从理论上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在分布区域。同时，本文方法具有推广性，可以为实地调研节省大量人力与物力，有助于从国家层面把握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底资源，为其进一步发掘、保护和传承利用奠定基础。
【目的】本文旨在解构乡村多元价值的内涵，测度重庆市乡村多元价值水平，为进一步促进重庆市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方法】基于2020年重庆市乡村矢量数据与属性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构建乡村多元价值评价模型，测度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多元价值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运用区位熵法识别乡村多元价值短板。【结果】2020年重庆市乡村多元价值总体上呈现出“南高北低，高值集聚分布、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具体地，重庆市乡村经济价值呈现出“西高东低，高值显著集中”的空间特征；乡村社会价值“西高东低”；乡村生态价值“由渝东北、渝东南向西逐渐递减”；乡村文化价值呈现出“高值点缀，低值连片分布”的空间格局。按照“分区—划片—重点”的思路，结合区位熵法计算结果，将重庆市乡村分为了9种类型。【结论】以乡村空间为介质探讨了乡村多元价值的实质与表征，为不同乡村类型提出了乡村振兴路径。研究结果可为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