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伴随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省域间中间品和最终品流动导致不同计量方法下的省域碳排放责任存在巨大差异，进而探索科学合理的区域碳排放责任计量方法是推进省域间碳减排合作的重要前提。【方法】基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发布的2007—2017年碳排放数据，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首次将生产责任原则、消费责任原则、共担责任原则、技术调整的消费责任原则、生产者碳足迹原则和收入责任原则6种碳排放责任计量方法置于统一的测算框架下，创新设计“一省一期，一票一分”的投票制度，从公平与效率视角对6种计量方法实施比较，进而基于评估结果设计省域综合碳排放责任界定方法，并构建省域间碳补偿方案。【结果】①不同计量方法下界定的省域碳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而共担责任原则和技术调整的消费责任原则计量方法相对折中。②在6种计量方法中，从整体公平视角看，共担责任原则最优；从个体公平视角看，收入责任原则最优；从碳排放效率视角看，生产者碳足迹原则最优；而生产责任原则和消费责任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上均表现欠佳。【结论】多维视角下的省域综合碳排放责任界定方法更加折中和合理。建议以省域综合碳排放责任计量方法为基准，通过建立碳减排合作试点区，探索区域间碳补偿经验。
【目的】面对“碳达峰、碳中和”全球性主题，预测与模拟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探索碳达峰时间及碳中和可实现性，为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文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1986—2019年中国26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从经济、社会、环境、能源、技术5个方面出发，建立了包含18个变量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利用Lasso回归筛选出5个主要因素。运用3种机器学习方法和Lasso回归构建了支持向量机回归（SVR）、随机森林（RF）、BP神经网络和Lasso-SVR、Lasso-RF、Lasso-BP共6种碳排放量预测模型，基于均方误差（MSE）和平均绝对误差（MAE）对6种预测模型进行比较和分析。结合情景分析法设置新常态化情景、绿色低碳情景、2 ℃目标情景和1.5 ℃目标情景4种情景，选择最优预测模型对4种情景下中国2020—2060年的碳排放量进行模拟分析。【结果】研究显示：4种情景下，随着减排力度加强，中国碳达峰平台期逐渐缩短，平台期内碳达峰时间分别为2035、2029、2026、2025年，峰值分别为95.8亿、74.48亿、67.23亿、65.23亿tCO2e，2 ℃目标情景和1.5 ℃目标情景下中国能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4种情景均可能实现2 ℃温升目标，但前两种情景不能实现1.5 ℃温升目标。【结论】4种情景下中国能源消费碳达峰峰值和达峰时间不尽相同，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也有所差别。为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必须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增加绿色资产投资，以技术进步助力减排事业发展。
【目的】针对工业共生链企业碳减排动力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互惠偏好理论，探究工业共生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博弈决策，以期探明影响工业共生链企业碳减排的因素及其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方法】考虑上、下游企业存在互惠偏好，本文从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两种情境入手，分别建立政府干预下的工业共生链企业碳减排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Matlab 2019b软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影响因素的敏感性。【结果】研究表明：①在政府严格监管时，上、下游企业共生概率增加，反之则减小。②直接互惠偏好对工业共生链企业碳减排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收益分配契约，成本分担契约对工业共生链上、下游企业共生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间接互惠偏好对工业共生链企业碳减排行为也产生积极影响。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契约对上游企业共生策略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即成本分担超过一定阈值后，上游企业的非共生概率增大，而收益分配的影响与之相反。但是，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契约对下游企业共生策略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结论】研究认为，政府监管、互惠偏好系数、收益分配系数的增加，成本分担系数的减少均会对企业碳减排积极性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有效监管、完善声誉机制和契约设计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工业共生链企业互惠合作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激励企业碳减排。
【目的】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镇规模体系，是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以单一绝对值为静态刚性约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方法，不符合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本身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点。为此，本文旨在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弹性区间测度和未来情景预测。【方法】本文提出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弹性区间与状态类型的测定方法，构建了一套基于系统动力学和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模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量化分析框架，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提供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未来多情景分析方案，并以兰西城市群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①2000—2020年，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弹性区间由2000年的[1167, 1367]变化至2020年的[2049, 2069]（单位：万人），承载状态由临界超载优化为不超载。②资源环境承载力弹性区间和各项单要素承载力在各地级行政单元基本均呈上升态势，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③2021—2035年，SSP1情景中的多数单要素承载力高于其他情景，同时人口增长率最低；SSP2作为基准情景，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的弹性区间、各项单要素承载力和常住人口均处于中间水平；SSP3是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的弹性区间最低且常住人口最多的情景；SSP5情景下，能源承载力最低，环境承载力居首。④SSP1情景下兰西城市群将呈现全域可承载的均衡格局，其余情景下则呈现“中间差外围优”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分布格局。【结论】未来应当基于SSP1发展路径，从城镇发展格局适应性构建和承载潜力动态性提升两方面合力应对资源环境承载风险，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目的】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厘清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进展与特征，将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政策。【方法】本文建立了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水平度量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黄河流域20个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的时空特征，并以工业转型水平、采矿业产值占比和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情况，划分出了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的4种类型，并总结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工业转型路径与模式。【结果】研究发现：①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黄河流域20个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整体进程较缓，多数资源型城市呈现工业部门结构单一、采矿业产值占比高、外商及港澳台企业产值占比低、接续替代产业产值规模小且部门占比不均衡等特征；工业转型水平整体呈“上、中游地区水平低，下游地区水平高”的空间特征。②中游地区资源型城市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工业转型类型以转型深化型和转型迟缓型为主，转型模式主要以矿产资源加工业为主导，具有路径延伸与依赖特征；上游和下游地区资源型城市多处于衰退期或再生期，工业转型类型以转型协同型和转型过渡型为主，转型模式主要以非资源加工型接续替代产业为主导，除具有路径延伸特征外，还具有路径植入、路径创造、路径多元化等特征。【结论】持续推进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提高产业经济韧性是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上、下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要充分利用交通区位、产业基础、自然环境等条件，因地制宜做大做强接续替代产业；中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要高效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深加工水平，推动接续替代产业多样化发展。
【目的】发挥绿色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撬动引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剖析绿色金融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金融的内在逻辑，以期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有益参考。【方法】本文结合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的匹配样本，从微观层面上深入考察了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化转型行为的影响。【结果】①绿色金融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驱动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②融资约束缓解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是绿色金融作用于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的重要渠道，这两种积极效应进一步会带动企业整体规模扩张和局部减排治理；③绿色金融带来的促进效应在不同子样本下表现为非对称特征，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资源型地区企业的绿色化转型效应更大；④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与环境规制下，绿色金融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结论】本文证实了绿色金融在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也发现激活绿色金融的内在优势后更有利于企业从内部多源头助推绿色化转型，这对于未来继续完善优化绿色金融衍生工具和配套服务设施以及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目的】伴随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推动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并有序退出宅基地，对推动城乡人地要素有序流动、促进农村宅基地有效利用，进而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七省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对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宅基地依赖的中介作用。【结果】研究表明：①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对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其宅基地的心理情感依赖、居住保障依赖、财产依赖和未来需求依赖在市民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其中，宅基地心理情感依赖的中介作用最强且表现为“遮掩效应”。③宅基地依赖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对其宅基地退出愿意影响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代际和市民化层次差异。新一代农村转移劳动力居住保障依赖及未来需求依赖的中介作用较为显著，县外市民化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心理情感依赖和未来需求依赖的中介作用较为显著。【结论】为推动城乡人地要素有序流动，应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市民化机制、重点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宅基地的心理情感依赖、制定差异化宅基地退出政策、坚持自愿且有保障的退出原则等方面入手。
【目的】考古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本文以“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为数据源，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了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果】①1993—2022年，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发文量整体呈快速发展趋势；②国外研究机构多以约旦和西班牙的高校为主，缺乏跨地域的机构合作群体；③研究内容上，国外考古旅游多聚焦于旅游目的地开发、旅游者行为以及旅游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等方面，且侧重于某个考古遗址的个案实例研究； ④国外研究多关注于游客体验、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等相关的传统命题，未来气候变化、案例地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将是重点关注的话题。【结论】通过对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国内考古旅游研究应从开拓研究视野、扩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及加强合作交流等方面加以关注。本文深入把握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演进态势与前沿焦点对于提升中国考古旅游研究水平，促进考古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目的】城市近郊景区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健康效益是景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之一。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是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态度，厘清二者的互动关系对提升景区健康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构建城市型风景名胜区中游憩者的环境偏好、场所依恋与健康效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以琅琊山风景名胜区为例，展开模型验证。【结果】游憩者对景区环境健康效益感知的心理路径可以分为两类：直接影响路径为“环境偏好→健康效益感知”；间接影响路径为“环境偏好→场所依赖→场所认同→健康效益感知”与“环境偏好→场所认同→健康效益感知”。说明游憩者对外部环境的偏好会促进场所依赖的产生，进而引发深层次的情感认同。【结论】通过增强游憩者的环境偏好，以及提升游憩者的场所依恋感知，能够提高景区的健康效益。厘清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为理解人们对城市型风景名胜区的情感认知及产生的生理、心理效益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同类型风景名胜区的设计和管理提供了参考。
【目的】保护性耕作是促进耕地可持续集约化利用、应对气候变化和助推粮食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准确评估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仅可为推进保护性耕作“提质扩面”提供经验证据，还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2019年全国14省粮食种植户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考察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对粮食增产和稳产的影响，及其在区域、熟制、技术组合方面的异质性。【结果】①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在增加粮食产出的同时降低了粮食产出风险，体现出显著的增产与稳产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采纳农户若未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其亩均粮食产出将下降3.4%，产出风险将增加17.5%。②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增产与稳产效应存在异质性。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对东部地区农户粮食产出的提升强度大于对中西部地区，且仅能降低东部地区农户的粮食产出风险；相比于一年两熟及以上熟制，一年一熟制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未能增加粮食产出，反而加剧了粮食产出风险。③保护性耕作技术存在集成采纳效应，秸秆还田+深松或免耕直播组合技术的增产与稳产效应优于单独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结论】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可以缓解耕地资源约束带来的粮食安全压力，但需要与其相匹配的区域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和技术生态环境作为支撑。因此，应提升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服务和研发能力，增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适用性和稳定性，尽快建立起配套制度及政策体系，以充分发挥保护性耕作技术在促进粮食安全效应提升中的作用。
【目的】在后扶贫时代，根据脱贫农民家庭食物消费行为的特点，研究其家庭收入增长与营养结构的关系，既是测度脱贫农民家庭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效衔接需考虑的重要问题。【方法】本文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1026份脱贫农民的调研数据，首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增长对脱贫农民家庭营养结构的影响；其次，从多维度对OLS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内生性讨论及稳健性检验；最后，比较了该影响在不同脱贫农民家庭组群间的差异。【结果】收入增长对脱贫农民家庭营养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脱贫农民家庭总热量、碳化物、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需求的收入弹性分别为0.221、-0.135、0.253、0.218和-0.092，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支持这一结论。另外，组群差异分析表明，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41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从事养殖业的家庭，营养结构受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结论】合理的膳食营养摄入是决定人口健康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建议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以提高脱贫农民家庭收入的同时，也要关注收入增长导致的家庭营养结构不均衡问题。
【目的】光伏发电是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其大规模部署也带来了废弃物管理问题。研究光伏发电设备报废量及资源化潜力对科学有效管理废弃物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以2013—2021年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发电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市场供给A模型、logistic模型以及资源量估算模型，预测了2022—2060年京津冀地区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报废量及可回收资源量。【结果】①2022—2060年北京、天津、河北分布式光伏组件累计报废量最高分别可达489.84万、393.00万和8337.78万kW；②2022—2060年京津冀报废光伏组件中累计资源含量为297.37万t，其中，其他材料（主要为钢和玻璃）279.26万t，基本金属13.95万t，关键金属3.75万t，贵金属银0.39万t，特殊金属0.02万t，有毒金属0.11万t；③2022—2060年京津冀报废光伏安装系统中累计资源含量为7.65万~10.01万t，光伏安装系统中铝、铜、钢、锌分别为0.67万~0.88万t、1.28万~1.68万t、5.68万~7.44万t、0.013万~0.017万t。【结论】京津冀地区未来分布式光伏报废量较高，需要采取及时有效的管理措施，同时光伏废弃物中材料种类众多，资源回收潜力大，完善的回收利用系统设计必不可少。
【目的】本文旨在研究分析海外中资矿业产业园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中资海外矿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通过实地调研、文献研究、专家问卷和评议，梳理了已建成的24个海外中资矿业产业园的发展特征，从政府认证情况、经济效益、产业园规模、产业链长度、社会效益5个方面对产业园建设发展现状进行定性评判。【结果】矿业发展和产能转移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海外矿业产业集群，其中部分集群逐步形成了产业园。海外中资矿业产业园开发主体多为大中型民营企业，通常与东道国投资主体合资开发，选址总体倾向于贴近消费市场。尽管产业园建设程度存在差异性，但总体进入快速发展期。【结论】依靠国际大循环形成的外贸型沿海矿业产业园是长期发展趋势。海外矿业产业集群建设既有中外产业结构互补、资源国强烈需求和碳排放空间互补等机遇，也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才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顶层设计、政策保障、科学评级评价等方面加强国际矿业产业园建设的政策支持和风险防控，促进全球矿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