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toNED模型测算了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剖析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时空异质性，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时空异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7—2019年，整体上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具有“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而后缓慢下降”的“M”型时序变化特征。②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呈现总体分片、块状聚集的“连片状”空间格局，且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③金融结构、财政支出能有效支持各省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经济水平、金融水平、信贷结构、储蓄规模、金融开放、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所有制结构对各省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本文研究发现为新时期如何推进金融资源配置提效、优化金融资源布局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厘清金融排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对推动农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利用陕西永寿县和宁夏西吉县2648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排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通过逐步回归法验证非农就业和农业资本投资在金融排斥与农地流转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金融排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金融排斥指数每增加1单位，农户农地转入概率下降4.71%，转出概率下降1.43%。②金融排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负向影响在不同排斥类型和农户间表现出一定差异。在金融排斥异质性方面，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保险排斥均会降低农户农地流转概率；在农户异质性方面，金融排斥对户主年龄在40~59岁、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和耕地规模在20亩以上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负向影响更强。③金融排斥能通过抑制农户非农就业而降低其农地转出概率，同时也能通过抑制农户农业资本投资而降低其农地转入概率。本文结论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缓解农户金融排斥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实证依据和现实参考。
土地流转与服务外包相互渗透发展，已成为中国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理论与分工理论整合嵌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基于土地流转、不同类型服务外包对小农户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剖析，结合2016年江西、安徽、江苏和河南4个粮食主产区小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SM和共前沿面随机前沿模型对转入土地、机械和生物化学服务外包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与比较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有效提升路径。研究表明：①土地流转和生物化学服务外包能分别通过扩展生产前沿面和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小农户全要素生产率；②在未达到一定土地规模条件下，机械服务外包会造成小农户，尤其是转入土地小农户的技术效率损失；③结合共前沿面分析，相比转入土地小农户，自营土地小农户通过服务外包的综合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基于此，应鼓励小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适度土地流转，主要通过积极参与服务外包方式来改善技术效率，充分有效地释放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潜力，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的关键锚点。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深入探讨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2011—2020年能源生态效率演化特征、空间纹理和时空非平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先后经历“振荡期”与“提升期”两个阶段，并呈现自下游到上游再到中游依次递减的“梯度发展”特征；②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明显的高低分区，高值区主要沿江分布，低值区由西部向中部地区“扩散”；③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空间关联性明显，集聚效应从研究期初的H-H和L-L集聚向H-H和L-H集聚转变；④GTWR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在研究初期表现为促进，后期抑制能源生态效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投入对能源生态效率的驱动效果较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抑制作用较严重；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主要表现为正向促进。提升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应针上中下游地区特点分级分类施策，注重发挥不同驱动因子的作用特点，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体系。
随着国内“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国际上有些观点认为中国通过OFDI向其他国家进行碳排放转移。本文构建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异质性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和分析2005—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检验中国OFDI是否导致“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OFDI的碳排放量比较小，占全球投资碳排放的比重远小于中国OFDI存量和流量占全球的比重。②中国OFDI碳排放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在大多数国家的OFDI碳强度小于东道国碳强度，这说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OFDI呈现“污染光环”效应。③中国OFDI碳排放主要分布在投资规模大、投资动机以资源寻求型为主、碳强度高的行业。因此，建议中国政府推动双边低碳投资合作框架，中国企业通过全球产业关联促进低碳技术的溢出和传播。
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对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情况，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探究3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6—2019年中国“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呈现“低发展水平、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特点，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耦合度呈现曲折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上由失调衰退阶段向协调阶段转变。②3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相对更高，绝大多数城市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等级，但耦合协调度没有达到协调发展阶段。③经济实力、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规模对3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费能力、环境规制、政府能力及金融效率则不利于3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丰富了“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对助推3个系统的协同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科学识别“三生”空间能够帮助摸清区域空间本底，促进国土空间的有序开发利用，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本文选取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研究区，以土地利用类型“三生”功能为基础，结合“三生”功能适宜性识别划定“三生”空间，并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职能分类，分别评价2010—2020年城市群整体与各类城市的“三生”空间格局与转移变化。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三生”空间地理分异规律明显，由西北向东南依次呈现生态-自然生产空间、自然生产-生态空间和生态空间，其中穿插着以各个城市中心为主体的生活-工业生产空间；②2010—2020年，仅有生活-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增加，其余空间均减少，4类空间均有不同程度的转移，其中生态-自然生产空间转为自然生产-生态空间面积最大；③京津冀城市群“三生”空间中多为复合功能空间，生态与生产功能呈现多种强度组合方式，2020年新增自然生产-生态空间自然生产适宜性较2010年有所下降；④京津冀城市群职能结构分工不明确，相同职能类型的城市“三生”空间变化相似。结合土地利用类型与适宜性识别“三生”空间更加科学准确，划分城市职能类型评价各类城市“三生”功能特征，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揭示农村居民点三生功能水平及其协调性可有效指导乡村分类发展。本文以内蒙古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可镇）为例，基于三生功能理论，从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3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村居民点三生总体功能值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三生功能协调性；运用通用矩阵模型并依据相关研究识别农村居民点优化类型，结合三角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提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可镇三生总体功能值高、中、低的农村居民点分别占31.94%、42.38%、25.68%，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由南到北递减趋势；②可镇农村居民点三生功能协调性较好，以基本协调为主，占60.12%，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建制镇为中心向四周环状递减特征；③可镇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一般存续类和搬迁撤并类，集聚提升类数量最多，共65个，主要分布在建制镇周边及交通干线附近。本文可为实现乡村地区三生功能协调发展及分类推进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需求侧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充与完善，在腾退“一户多宅”的进程中，为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求提供保障。本文以传统农区福建省建瓯市为例，从农业需求侧视角出发，诊断“一户多宅”类型，利用人-地-业系统分析耦合协调关系，提出理论、现实与规划3种整治测算方法，并比较包括空间整治潜力和农业需求侧耦合协调度在内的整治效应差异，为“一户多宅”分类退出工作提供借鉴。结果表明：①地方管理对“宅”“户”认定方式模糊，形成继承型、附属型、村内型、跨村型4类“一户多宅”。②耦合度上，“一户一宅”与“一户多宅”均呈现出高水平；耦合协调度上，“一户一宅”、跨村型与附属型为中级或初级协调，继承型和村内型为失调状态。③退出耦合协调度失调的村内型和继承型“一户多宅”，疏解非合理性需求；保留跨村型、附属型为有偿使用，确保农业需求侧稳定发展。④宅基地空间整治潜力方面，理论整治方式最优，规划整治方式最差；但农业需求侧耦合协调度方面，规划整治方式最优，理论整治方式最差。研究认为，挖掘农村存量用地固然是“一户多宅”退出的目标，但农户的生产生计以及农业发展是农区宅基地退出需考虑的首要前提，应当优先依据农业需求侧诉求，分类、分序选择退出。
为有效提升农村居民实施环保行为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有必要识别各种可能影响其行为决策的潜在因素。本文基于太湖流域547户农村居民的数据，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法、DID模型与KHB模型分析了垃圾分类的信息干预对农村居民环保行为的溢出效应，并分析了环境关注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①健康、环境和技术3种信息干预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环保行为的参与水平；②相比于环境信息、技术信息，农村居民对健康信息更为敏感，他们对环境关注的实质，在于环境的好坏对其自身健康的潜在影响，所以健康信息能够调动他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与自觉性；③环境关注度是影响健康信息正向溢出的一种重要心理机制。在健康信息干预对农村居民环保行为参与水平的溢出效应中，居民的环境关注度具有中介作用，但并未发现环境关注度在环境和技术信息干预中的影响。因此，建议建立起中国在垃圾分类治理与其他环保领域（如节能减排等）的联动治理机制，在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中，要更为聚焦农村居民的价值诉求，开展针对性的、及时性的信息干预，切实增强农村居民对环境保护的认同感与自觉性，深入推进农村居民环保理念的树立、环保意识的强化。
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形成机理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类型划分与个案研究，对其模式形成机理的考察缺乏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本文以物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为依据，归纳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4种基本模式，并结合4个典型案例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从生态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和参与主体维度阐释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以排他性和竞争性为主线，生态产品可划分为纯公共生态产品、公共资源产品、生态俱乐部产品和私人生态产品，生态产品的不同属性意味着其价值实现模式的差异性；②不同地区的生态系统特征影响生态资源的利用方式，政治、市场、文化等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影响生态产品供给的过程与结果，参与主体的类型以及各自的能力与意愿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的选择，三者共同驱动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差异化模式的形成；③一种生态产品可能同时采用多种价值实现模式，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创新，生态产品属性的变化会带来价值实现模式的相应调整。为了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需要从生态资源保护与挖掘、制度环境优化、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着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水资源短缺与水-土-粮系统不协调是制约中国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种植结构优化作为农业结构型节水的重要举措，对保障中国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中国北方10省，揭示水足迹视角下水资源压力与三大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关系，探讨不同目标权重情景下三大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趋势，并通过构建多目标种植结构优化模型，得出不同节水情景下北方10省三大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方案。研究表明：①中国北方10省中粮食种植规模较大的地区水资源压力指数普遍偏高，水资源约束呈趋紧态势；②当使用熵权法对经济收益、蓝水（灌溉水）消耗和绿水（雨水）利用目标客观赋权时，北方10省将增加高收益高耗水的水稻种植。随着蓝水消耗最小化目标的权重逐渐加大，水稻种植面积和蓝水耗水量会逐步减少；③在15%节水情景中，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应调增玉米种植面积而减少水稻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宁夏和新疆应调增小麦种植面积而调减水稻和玉米的种植面积，河南应调增水稻和玉米的种植面积而减少小麦的种植面积；④在节水5%、10%和15%情景中，优化的种植结构能够使北方10省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蓝水足迹总量较2019年分别减少38亿m3、51亿m3和64亿m3，平均单位蓝水足迹的现金收益提升4%、3%和2%。本文结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京津冀各地的水资源与能源通过区域内外产业链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分析该地区的水-能系统关联有助于制定资源协同管理政策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京津冀地区水-能系统关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核算了水-能协同节约效益。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各地能源部门与水资源的完全关联均远大于直接关联。其中北京市能源部门由于从中国其他地区调入了大量高耗水产品，从直接关联最低一跃成为完全关联最高。②京津冀各地水部门与能源的完全关联均大于直接关联。其中北京市由于循环利用了大量的再生水，在三地中直接关联最大；河北省由于本地其他部门的用水效率较低，在三地中完全关联最大。③京津冀地区能部门对水和水部门对能完全关联在2012—2017年间均有所下降，其中前者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除京津冀）地区的技术变动效应和生产结构变动效应，而后者则是由各地自身和中国（除京津冀）地区的技术变动效应和生产结构变动效应共同驱动的。④京津冀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水-能协同效益，但2017年相对2012年收益有所下降。随着水/能生产部门用能/用水效率的快速提升，京津冀地区未来的水-能协同效益可能继续下降。
研究旅游发展水平对贫困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协调区域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基于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0—2018年旅游发展水平对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研究期内，旅游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显著缩小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但其缩减作用存在单重门槛效应。随着旅游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会显著减弱。②在旅游发展早期阶段，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优于城镇居民，但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③地方财政、地区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调节西南地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西南地区内部，各省（市）旅游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异质性。地方财政、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是影响重庆、云南、四川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四川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财政等多因素综合影响。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出境客源市场，出境旅游的国际影响力处于领先地位。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动态影响并剖析其作用机制，对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中国出境旅游影响力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理论分析，本文系统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关系，使用2001—2019年117个国家的国际面板和文本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影响，并结合中介效应、文本挖掘与分析、三重差分法、调节效应模型探索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前往参与国的中国出境旅游流，这种影响表现出参与当年的及时效应、较晚参与的红利缩减，且参与国出境市场潜力更大的特点。②“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参与国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前往参与国的商务、文化及相关旅游活动，存在“因商而游”和“寻文而至”的影响路径。不同贸易和文化实力情境下，由于小规模贸易的经济理性和文化交流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减，两种机制分别呈现出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差异性特征。③“因商而游”和“寻文而至”间存在良性互动，有着交互促进的正向影响。本文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启示。
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极大地影响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居民幸福水平提升。构建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运用熵权TOPSIS法、适配性量化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2002—2020年适配时空演化特征，并对其内外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逐渐向高级别演化，经历了“不适配—较适配—相对适配—高度适配”的转变，时序演化态势总体向好，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特征。②内部要素驱动方面，旅游城市韧性系统中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居民幸福水平系统中家庭环境和共建共享是影响适配的主要障碍因素。③外部环境驱动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公路通车里程、城市人口密度、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比重4项要素与适配度的关联较强，对适配的贡献较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旅游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幸福水平提升提供一定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