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海水养殖仍未从根本上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已成为制约其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环境规制是实现海水养殖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核心工具。本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博弈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PSR-ANP方法测度海水养殖绿色水平。在此基础上,选取沿海地区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绿色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对海水养殖绿色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不同规制工具的作用方式不同,命令型环境规制为立竿见影的治标之策,市场型环境规制为润物无声的治本之策,2种规制方式恰当组合实施方能标本兼治。③从时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④环境规制通过压力减缓机制、状态调整机制与响应提升机制作用于海水养殖绿色水平,当前中国海水养殖的响应提升机制尚不健全。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提供参考依据。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方联动”中国特色环境治理体系是增强环境主体履行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异质型环境责任主体的内外部协同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宏观数据及A股1423家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析“多方联动”的环境责任主体“提质”“减排”“增效”的协同治理效果;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攀升、环境污染治理行政规制适时调整的背景下,考察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环境责任主体协同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政府规制责任与公众监督责任的内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提质”效果,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发展质量。②政府规制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监督责任“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减排”与“增效”作用,不仅降低地区污染排放水平,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而且显著提升地区绿色贡献水平,有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释放了因时、因地、因事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高效匹配的信号,有效提升了“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效果。本文对于加快完善多方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推动经济与环境激励相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8个省的1251户有效农户问卷,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光伏扶贫对促进乡村振兴在村级治理、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以及农户生活等维度的政策效应,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替换变量等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光伏扶贫能够显著提升村级产业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但对提升村级治理的政策效应不显著。②从户级农户生活维度来看,光伏扶贫可以显著改善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但对推动就业的政策效应不显著。③稳健性检验表明,光伏扶贫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光伏扶贫对不同类型光照资源区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对第一、二类资源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层面,对第三类资源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方面;与非贫困户相比,光伏扶贫对贫困户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即不存在“精英俘获”现象。由此可见,光伏扶贫对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集中体现在促进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未来需将提升村级治理能力和推动就业等作为光伏扶贫的工作重点。
改善农村环境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调动农村居民个体参与意愿是提升农村环境整体治理水平的有力抓手。本文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构建Manski互动效应模型和递归双变量Probit（RBP）模型,实证检验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旨在为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①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明显的社会互动效应,社区内生互动效应对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互联网使用对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考虑个体选择性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移动互联网成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互联网连通渠道;③互联网使用在削弱社会互动对个体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正向影响的同时,对个体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发挥促进效应,整体上削弱效应大于促进效应,但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④社会互动、互联网使用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影响在性别及互联网连通渠道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此,提出了加强社区营造建设,激发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加强移动互联网应用,提升农村环境数字治理能力;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创新能力,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效能等对策建议。
在中国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背景下,本文采用2006—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Tapio脱钩弹性指数及追赶脱钩模型考察黄河流域碳排放特征及脱钩状态。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碳排放总量与人均量增速放缓,两项指标的年均增速分别由2006—2010年期间的6.5%和5.4%下降至2011—2019年期间的1.6%和0.8%,碳强度大幅下降,年平均降速为5.1%;②黄河流域91.2%的城市实现了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脱钩,但其总体脱钩程度仍低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③各城市追赶脱钩状态不同,大部分城市处于强负脱钩状态,即与标杆城市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步扩大,但是碳强度差距逐步缩小。未呈现强负脱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河南、宁夏与甘肃省。因此,为促进黄河流域低碳集约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绝对脱钩,应考虑在城市自身发展基础上,借鉴标杆城市和发达地区低碳发展经验,制定合理的人口、产业和节能减排政策。
稀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从长时间尺度分析其进口竞争格局并预测未来潜在的贸易联系可为稀土进出口国制定和调整稀土贸易政策提供参考。以稀土（HS：280530）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方法,构建1990—2018年全球稀土进口竞争网络,分析全球稀土进口竞争格局、演变特征,大洲、国家间竞争特点以及对中国稀土的竞争状况。然后,使用基于局部信息相似性的链路预测算法,揭示稀土贸易联系动机,预测潜在贸易联系。结果显示：①全球稀土进口竞争网络规模有所扩大,竞争的全球化程度有所提高且呈现“紧密性”;②大洲间竞争关系及强度主要分布在欧洲内部、亚洲内部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国家间竞争强度高度集中于少数竞争关系;稀土进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全球稀土进口竞争格局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主导着竞争格局的形成演化;日本与其他稀土进口国竞争最为激烈;③受中国稀土生产出口政策等因素影响,稀土进口国竞争全球和中国稀土由“日趋激烈”向“总体和缓”转变;竞争强度高度集中于中国,稀土进口国竞争中国稀土最为激烈;④优先链接是稀土进出口国的结构性贸易联系动机。未来,美国与比利时、日本与德国等国家之间建立稀土贸易联系的可能性大,瑞典等国可能与中国建立稀土贸易联系。
关键矿产资源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全球贸易网络频繁受到突发风险的冲击,对进口依赖型国家的资源供给安全造成威胁。本文从关键矿产资源全球贸易网络和产业链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基于多层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关键矿产资源全球贸易模型,并提出风险传导机制对贸易网络突发风险进行仿真分析,最后运用多风险场景仿真结果对网络节点的风险韧性进行评价。以镍矿资源产业链中6种产品为例,运用2018年全球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镍矿资源进口结构极不均衡,对供给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相对下游产品,中国对镍矿石、镍锍等产业链上游产品需求更为刚性,价格敏感度小。②风险所造成的价格波动对中国进口损失影响并不显著,而对风险韧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资源竞争能力,这与进口结构、占风险源出口份额、以及国家产业对于额外成本的转嫁能力有直接的关系。③同一国家在面对不同风险源时表现出不同的风险韧性。当风险源分别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时,其风险规模每上升1%,中国因此而承受的镍矿资源进口损失规模将分别上升1.74%和1.77%,中国在面对来自菲律宾的突发风险时韧性较低。评价节点国家在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网络中的的风险韧性,对把控资源供给宏观形势,提高资源政策针对性具有重要意义。
新能源汽车是锂资源消费主力,回收新能源汽车报废锂电池中的锂对于增加锂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建立锂电池储电量与锂消费对应关系,利用新能源汽车生产大数据,测算不同类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单位储电量锂消费,并在对锂电池退役相关参数作修正的基础上,测算了不同情景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锂回收潜力,结果显示：①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锂回收潜力规模不大,但增速快;②新能源汽车退役锂电池直接报废是锂回收潜力的主要来源,退役锂电池再利用后报废产生的锂回收潜力较小;③从车辆类型看,过去新能源客车产生的锂回收潜力最大,未来新能源乘用车产生的锂回收潜力将最大;从锂电池类型看,过去报废磷酸铁锂电池产生的锂回收潜力最大,未来报废三元材料锂电池产生的锂回收潜力将最大。为确保新能源汽车锂回收由潜力变成现实,建议加快制定强制性、差异性锂电池回收政策体系,加快推动锂电池回收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转变。
科技创新是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首先,基于修正后熵值法分别评价中国30个省（区、市）2004—2018年的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其次,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析二者的耦合协调状态;最后,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佐证二者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8年,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水平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势,二者的均值分别由2004年的0.197和0.337上升为2018年的0.206和0.363,且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研究期内,中国省域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且耦合协调度均值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具有强自我发展惯性,且二者存在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及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优化提供一定借鉴。
“文化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旅融合背景下,城市旅游文化元素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的吸引力和旅游品质,有必要对城市旅游文化元素深入解构,形成系统的认知框架。本文以上海为例,基于携程网站的上海游记文本,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通过三级编码过程生成城市旅游文化元素分类体系,并结合上海旅游文化元素关键词表,分析城市旅游文化元素各维度的作用和具体内容。研究发现：①城市旅游文化元素是一个由“资源—体验—获得”建构的完整体系,具体包含文化地标、居民生活、文娱活动、文化印记、文化感知5个主范畴。②文化地标奠定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基础,是吸引游客的旅游“第一空间”;居民生活加强游客地方性认知,文娱活动丰富游客多层次旅游体验,延伸文旅产业链,文化印记丰富文化叙事体系,提升文旅资源吸引力,这3个维度综合反映城市文化旅游“体验”的内容和过程;文化感知反映游客对文化识别、认知、感受、内化后的“获得”感。本文丰富了旅游地理学科中的旅游文化理论,有助于厘清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布局方向和着力点。
旅游环境效率表征绿色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基于中国西部地区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 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方法阐释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西部地区的旅游环境效率平均水平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表现出曲折式上升态势,并且西部地区各省（区、市）旅游环境效率均值具有显著差异,效率均值极差较大,呈现高离散性现象;②研究期内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西低东高,北低南高,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并且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冷热交替现象,热点区聚集南部地区,冷点区分布西北地区,同时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发生了明显空间层级变化,高效率区和次高效率区占比逐渐增加;③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环境自净能力、产业支撑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人力资本、科技发展水平是旅游环境效率的重要影响因子,不同的交互因子驱动力均高于单独因子的力度,而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旅游资源相对丰度、环境规制水平等因子对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的解释力度较小。为此,本文建议根据重要影响因素大力提升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并优化空间分异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近年来中国电价的普遍性、连续性下调可能诱导资源向高耗能产业聚集,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本文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别在电价管制和电价市场化两类情景下分析电价调整对高耗能产业及新动能产业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普遍性降电价”会导致高耗能产业增加值占比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而仅对新动能产业的“精准性降电价”可以在促进新动能产业发展的同时避免高耗能产业盲目过快增长。②若同时对高耗能产业提高差别电价等绿色电价加价标准,虽然有效降低了高耗能产业产出,但也会对新动能制造业产生不利影响。③若政府将电力行业利润或电力消费税收入用于补贴新动能产业投资,不仅可以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还可能产生社会福利上升的双重红利效应。因此,应对新动能产业“精准性降电价”,加大高耗能产业差别电价实施力度,进一步发挥电价杠杆作用。
粮食生产离不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支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会导致农户粮食生产陷入“效率损失”陷阱之中。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9—2018年数据为样本,以秦岭—淮河为界,将全国划为南方、北方和秦岭—淮河3个区域,构建缺口测度模型和EBM模型,分别测度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和粮食生产效率损失,并基于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中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严重,且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南方小小小北方小小小秦岭—淮河的空间特征;②南方和秦岭-淮河区域的粮食生产效率损失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损失,而北方区域主要源于规模效率损失;③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对粮食生产综合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损失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和人口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综合效率损失和纯技术效率损失存在显著负向影响;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粮食生产效率损失效应存在功能区差异。对此,应实行功能区策略,即在主产区走“农田水利+技术创新”路径、在非主产区走“农田水利+技术不掉队”路径,并与提升农业经营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协调配合,以提升中国粮食生产效率。
探讨中国藏粮于地战略实施现状及方向有助于寻求应对全球变化新形势的中国特色藏粮路径。本文基于文献调查法和理论分析法,按照现实问题、解决方案、保障措施的逻辑主线对藏粮战略相关政策及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结果表明：①藏粮战略相关研究重心逐渐由供需关系层面转向复杂形势下的综合生产能力,但目前仍存在综合目标实现困难、政策内容匹配失衡、实施过程缺乏监管等问题。②融合恢复力视角的藏粮理论内涵拓展为政策整合和战略落地提供了可借鉴思路,即通过挖掘耕地资源生产潜力可实现粮食系统适应能力与抗干扰能力的优化与提升。整体而言,在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目标约束下亟需构建面向全球变化视野、以农业生产潜力评估为基础的国家耕地战略储备制度。通过明确战略储备空间,丰富和完善国家层面耕地占补平衡跨区域统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相关政策,服务于藏粮于地战略的落地与实践。
南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开展各类科研活动的热点区域。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可视化方法,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为数据源,分析了2000—2020年南极科学研究的中外发展态势和进程,明晰了近20年南极科学研究的热点及前沿研究领域,并对比分析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南极开展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而为推动中国南极科学研究提供支撑。结果表明：①国际南极科学研究在地球科学（综合）、生态学和海洋学等学科领域发文量较高,而环境科学在南极研究的受关注程度呈不断提高态势;②美国在南极领域的发文量最多,远超其他国家。中国在南极科学研究中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合作密切;③近年国际南极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南大洋生物资源和碳循环,南极气候变化和海冰异常过程,南极地质演化和古环境,南极微生物资源开发以及南大洋水团及其动力学等;冰盖质量平衡、乔治王岛、生物地理学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领域是近年南极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④中国在南极的科学研究相对侧重环境科学、微生物学和食品科技等领域,而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生态学和自然地理等领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与南极科考强国之间的合作,在学科交叉、边缘部分寻求突破,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
自然资源法律概念是自然资源法学研究的基础。深圳“鹦鹉案”和江西“鹦鹉案”出现的“类案不同判”现象凸显了自然资源法律概念缺失的司法流弊。目前,学界对自然资源法律概念的阐释主要移植了自然资源的科学概念,并依据自然资源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分别形成了“状态论”和“行为论”的阐释路径,而这两条阐释路径都难以做到逻辑自洽。自然资源法律概念的形成具有有限自主性,同时受到自然资源特殊性和法律规范约束性的限制。自然资源的法律概念需要立足于其生成逻辑,即法律上的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一切能为人类所利用,且没有成为产品,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天然形成或生成之物。自然资源法律概念体现了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是自然资源融入法律规范的应然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