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和国土空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新形势,针对当前生态补偿目标与国土整治修复不匹配、补偿标准不一致、补偿方法单一化等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政策剖析、理论解析及应用分析,提出以生态券为载体实现国土整治修复项目生态价值量化的新思路。主要研究结果：①生态券是特定生态单元生态功效变化程度的价值量化。生态券制度是对生态券生产、应用、交易、评估、监测等进行管理的政策体系;②生态券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以国土整治为生态券实施对象、以占补平衡为需求驱动、以生态补偿为建设目标,以集成生态系统功能、投入、耗散的生态功效框架为生态券测算依据,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潜力评价引导生态券价值修正,实现对项目尺度保护修复的整体生态价值的量化;③生态券测算包括区域背景设定、项目尺度计算、区域系数修正3个步骤,衔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管理流程中区域规划、项目建设、项目评估3个环节。建议建立包括政策法规、监测体系、技术标准等的生态券制度,为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及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实施提供支撑。
实施雾霾污染精准治理是应对局部地区雾霾污染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2001—2016年263个中国城市PM2.5数据,基于机器学习构建了决策树递归分析方法,量化了雾霾污染分区因素和治理因素的交互影响,进而识别出雾霾污染精准治理区域及其治理因素。结果表明：①地理区位、行政级别、产业结构、区域规划、经济地带是识别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精准治理区域的分区因素,据此本文识别出4类城市雾霾污染精准治理区域。②对于沿海城市,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降低第二产业占比有利于提高雾霾污染治理水平;对于非沿海城市,降低人口密度有助于缓解雾霾污染,其中非沿海、非省会城市提高科技进步水平也可以有效控制雾霾污染。③中国城市雾霾污染治理分区因素的长期演变趋势与中国“五年规划”期间的国家政策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科学施策、精准调控有利于雾霾污染精准治理。
在新型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及其多中心发展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国学者2012—2016年的论文发表数据,采用Taylor的多中心性测度,从知识规模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中国19个城市群知识形态多中心与功能多中心进行量化,进而分析不同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发展状况、原因及对策,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城市群的知识规模分布和知识合作格局均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城市群知识多中心发育优于中西部城市群,城市群形态与功能多中心发展整体匹配度高。②以中国19个城市群知识形态和功能多中心度的平均值为界,可将城市群分为4类：Ⅰ知识形态与功能均相对多中心发展的城市群,以长三角城市群最为典型;Ⅱ知识形态相对单中心但功能相对多中心发展的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Ⅲ知识形态与功能均相对单中心发展的城市群,以宁夏沿黄城市群最为典型;Ⅳ知识形态相对多中心但功能相对单中心发展的城市群,如成渝城市群。③中国城市群知识多中心发展是市场驱动和政策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知识形态相对单中心发展的城市群,需重点加强知识创新资源的合理规划与布局;对于知识功能相对单中心发展的城市群,需积极打破知识流通壁垒,形成多元合作共享机制。
理解沿海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行为对于近海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7年中国48个沿海城市近海污染物浓度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数据,考察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相比未采用任何约束,施加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会导致无机氮浓度提高约0.020 mg/L,占无机氮浓度均值的比重约为7.17%。由沿海省级到市级经济增长目标的逐级加码幅度每提高1%,近海无机氮浓度将提高约0.007 mg/L,占无机氮浓度均值的比重约为2.51%。上述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和逐级加码均会加剧近海污染。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会因财政压力以及官员晋升激励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面临高财政压力以及主政官员具有高晋升激励的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以及逐级加码对近海环境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
在缺乏外部激励和经济补偿的情况下,稳定的土地产权是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基础。目前国内外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为找寻相关研究的一般性结论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本文采用归纳总结法和文献分析法,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完整脉络,主要结论如下：①土地产权稳定性的内涵和外延随各国产权实践和土地市场发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中国“三权分置”下既包含非自愿的土地调整,也包含自愿的权利调整;②根据影响机理分析可知,信贷供给、技术或服务约束是制约土地产权在实际中发挥耕地质量保护效应的潜在调节因素;③ 82.5%的样本文献支持稳定的土地产权能促进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结论,但当土地产权涉及农户的租赁行为时,可能出现反向或不显著关系;④关键自变量个数、研究区域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不能收敛。基于现有研究进展,未来的研究需注重特殊性研究,中国情境下需结合农艺实践拓展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研究、探索承包权和经营权流转所产生的地权稳定问题及其耕地质量保护效应。
农地流转将改变农户的化肥投入配置,进而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基于山东省10县（市、区）892份农户数据,利用内生转换模型估计了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转入农地后农户化肥投入显著减少,而转出农地后农户化肥投入显著增加;从农地流转影响化肥投入的机理来看,农地流转主要通过改变农业劳动供给影响农户化肥投入;②购买社会化服务虽然减少了农户化肥投入,但尚未完全抵消转出农地导致的化肥投入增加;③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以及兼业化程度亦能够对农户化肥投入产生显著影响。为此,应该引导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积极规范农户的生产行为,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减少化肥投入。
基于对土地利用空间均衡的内涵界定与理论分析,探究土地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随着开发价格与数量变动的演化规律。以江苏省为例,解析土地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的空间匹配关系,判断土地利用空间均衡状态,为合理评价土地利用过程、制定管理政策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①江苏土地供给能力指数均值为0.571,处于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格局;土地需求强度指数均值仅为0.255,地区南北之间分异明显,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结构特征。②土地、水等资源保障指数对需求强度变化具有显著正相关,而与环境质量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制约土地资源的空间开发。③空间上,对土地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进行耦合匹配,各类型区（需求不足、过度开发、空间均衡等）并存。其中,土地需求不足区为地区主体,集中分布在苏北、苏中的南通诸县市;过度开发区集中在苏南的城市中心区,对土地资源需求强烈,已超资源环境承载和土地供给能力上限。通过经济要素、常住人口、建设用地的合理配置,强化水、土资源保障与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匹配土地供需,成为土地开发由空间失衡转向均衡的关键途径。
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重要基础。本文以郑州市为例,利用POI数据与随机森林模型精准识别2007年和2017年城市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分布特征,并运用定量模型多尺度分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①整体结构特征上,郑州城市内部生态空间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明显增加,生活空间所占比例相对稳定,生产空间的数量与所占比例变化波动较大。②辖区尺度上,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耦合度不断提高,部分区域呈现出由拮抗时期向协调耦合时期的转化,协调度与耦合度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③街道尺度上,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耦合度平均水平从磨合时期转为协调耦合时期,其空间差异明显减小,“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协调度平均水平由中度失调转为基本协调,协调度水平明显提升。本文通过对城市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耦合协调度的多尺度分析,旨在为城市层面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研究干旱区聚落的空间演变过程对探究历史时期干旱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历史文献、现代地方志、遥感影像等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研究1759—1949年新疆天山北麓中部木垒—奇台—吉木萨尔地区聚落的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759—1949年聚落主要分布在坡度10°以下,且海拔为500~800 m的潜水溢出带和海拔为1100~1400 m的低山丘陵地区。②1865年前聚落演变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1870年后聚落演变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密度增加。③聚落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限制聚落分布的根本因素,人文因素是影响聚落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研究天山北麓中部的聚落空间演变,能够揭示干旱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
提高工业水资源效率既是缓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在全要素生产框架下,本文基于绿色发展内涵构建共同前沿与群组前沿函数模型,分析2000—2018年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的时序变迁特点,并对群组前沿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进行空间收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①不同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在共同前沿下,效率整体上呈现“东部领先、中部追赶和西部落后”的空间格局;而在群组前沿下,效率测度过程能够克服共同前沿中总样本估计偏差的弊端,从而更为真实地反映效率实际变化,尤其是在东、中部地区效率均值排序中表现更为明显;②东部地区技术落差比最高（98.9%）,与共同前沿最接近,中、西部地区技术落差比相对较为接近,但都显著低于东部,而多数地区效率均值低于0.65,说明工业节水减排依然具有较大提升潜力;③从空间收敛性来看,全国和中、西部地区效率均表现出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的特点,而东部地区存在内部效率差距逐渐被扩大的可能性;另外,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效率都具有条件β收敛的趋势,其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水减排技术创新和提高环境规制质量尤为迫切。研究结果可为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工业水资源效率驱动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在粮食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日愈重要的作用,研究其粮食贸易带动的虚拟水和灌溉用能流动格局,能够为“一带一路”区域可持续的农业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有力参考。本文基于UN COMTRADE、FAOSTAT和水价值研究报告的数据,构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的粮食贸易及其隐含虚拟水和灌溉用能的流动网络,计算网络指标,并考察各国在网络中的地位和资源流动模式,分析网络社团结构。结果表明：①在粮食贸易网络中,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和泰国是虚拟水和灌溉用能出口国,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是虚拟水和灌溉用能主要进口国。②存在一些粮食出口大国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如俄罗斯,粮食作物灌溉过程消耗大量能源,粮食贸易会加重其农业用能使用负担,这表明目前粮食贸易引起的资源再分配情况还有待优化。③研究国家的虚拟水和灌溉用能流动网络已分化出社团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积极参与粮食国际贸易,在社团内核心贸易国的辐射带动下,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水资源和能源资源短缺的情况能得到一定改善。④非“一带一路”重要粮食贸易国在保障“一带一路”国家粮食需求的同时,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虚拟水和灌溉用能资源,在贸易网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以考虑通过农业贸易来优化本国农业资源结构,并加强农业合作,提高水资源和能源资源的利用率。
目前,中柬水资源合作以技术援助、试点示范、水文信息共享和产能合作为主,但总体上合作水平层次还不高,合作范围还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在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合作历史机遇和新型的澜湄多边合作框架下,未来如何深入推进中柬水资源合作?本文通过构建跨境河流合作“动因—阶段”分析框架,在系统梳理柬埔寨水资源开发利用、水旱灾害防治、水能开发利用、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和合作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中柬水资源合作行动清单,并依据其实现的整体收益目标、利益分配方式和制度保障条件,按单方援助、协调合作、协同合作、联合行动4个阶段将行动清单结构化为一幅合作路径的蓝图。 同时,中柬水资源合作虽然显现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步发展,高水平合作向下兼容低水平合作的基本特性,但当澜湄流域面临不断涌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时,中柬水资源合作会在某些领域呈现跨阶段发展的局面。
基于山东省932个农户2018年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发现：①剔除外界环境和随机干扰的影响前,农户综合效率均值为0.5422,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7048,规模效率均值为0.7693;剔除外界环境和随机干扰的影响后,农户综合效率均值为0.5075,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044,而规模效率均值为0.5611,规模效率下降是引起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综合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②不同区域之间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存在一定差异。剔除外界环境和随机干扰的影响前,各地区综合效率排序为德州市>菏泽市>潍坊市>聊城市>济宁市>临沂市;剔除外界环境和随机干扰的影响后,各地区综合效率排序变为菏泽市>德州市>潍坊市>聊城市>临沂市>济宁市。德州市和济宁市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受外界环境和随机干扰影响较大。③SFA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的技术培训和资金补贴、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导、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和技术的认知等因素能显著降低农户的直接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投入中的浪费,由此提高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总体而言,山东省秸秆主产区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相对较低,可以通过扩大秸秆利用规模、改善外界环境（如技术培训和资金补贴）等途径来提升绩效。
为揭示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演变轨迹,掌握中国在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及供需安全性,本文基于1993—2018年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数据构建有向加权复杂网络模型,主要对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演化、节点中心性演化、集团演化、供需大国竞合关系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供需安全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贸易网络的连通性整体上增强,且表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特性,是“点对点”的贸易模式;北美洲贸易地位下降,亚洲、大洋洲、南美洲贸易地位上升,欧洲仍然是木质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重心;中国与荷兰、法国、美国共同掌握着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的信息与资源,是贸易网络的关键枢纽,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②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存在4大集团,各集团间出现了交织与重叠的现象,表现出相互融合的迹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③中国、美国与加拿大,德国、意大利与法国,荷兰与比利时,荷兰与德国,比利时与法国,德国与波兰彼此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与美国、巴西分别在日本、美国市场存在竞争,加拿大、美国与巴西在中国市场存在竞争,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市场是G1的主要争夺对象;中国、俄罗斯、巴西、意大利、荷兰、美国、芬兰是联系集团内外部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关键枢纽;④防范目标性中断对于保障中国木质林产品的供需安全至关重要。本文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木材产业安全及贸易政策制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受偿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差异性导致条件价值评估法有所争议。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参考点与厌恶损失构建效用函数,对受偿和支付意愿差异性的心理来源进行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并在青岛市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胶州湾围填海造地3项差异化情景进行实证研究,为加强条件价值评估法调查结果的实践应用性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个体参考点偏离增大时,受偿和支付意愿的差异性增大;个体厌恶损失程度越高,表现出的受偿和支付意愿差异性越强。但两者在影响机理上有所差异,参考点通过正向影响受偿意愿,而厌恶损失通过负向影响支付意愿导致受偿和支付意愿间的差异性增大。②内在动机、融合动机以及教育程度均对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并且与受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③政府信任度与收入虽与支付意愿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并未对受偿和支付意愿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出显著影响。研究揭示了影响受偿和支付意愿之间差异性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提高条件价值评估法运用的科学性与可靠性,为推进国内该领域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自2001年9/11事件起,包括非典、巴厘岛爆炸案、亚洲海啸等重大灾难事件极大地打击了世界旅游业,旅游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以2001—2018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96篇与旅游风险研究高度相关论文为基础,对旅游风险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梳理。研究发现：①旅游风险研究受到多学科的广泛关注,按照文献数量和研究热点可分为萌芽期（2001—2006年）、蓄势期（2007—2012年）和发展期（2013—2018年）3个阶段;②国际旅游风险研究在国家及地区层面上表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一超”为美国,处于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多强”为澳大利亚、英国、中国（不含台湾地区）;③旅游风险研究方法种类丰富,主要涵盖了描述分析、访谈法、模型分析和统计分析4类;④旅游风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风险内涵、游客风险、目的地风险、利益相关者风险、宏观背景下的旅游风险5方面。结合国外的研究经验,本文提出未来中国应就完善旅游风险理论体系、深化游客风险感知与行为研究主题、拓宽旅游目的地风险研究思路、重视社区居民在旅游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关注宏观背景下的旅游风险5方面加强研究,以促使研究体系完善和优化。
从空间角度揭示旅游化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可为深刻理解社区现象或问题提供参考。本文选取肇兴侗寨为案例地,通过2013年、2018年2次实地调查,采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获取一手数据,运用景观价值理论和质性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居民视角的景观价值变化探索社区旅游化在空间上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研究发现：①肇兴侗寨社区旅游化的过程包括社区生活功能主导、社区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趋衡两个阶段。旅游化使得社区空间的观赏性和商业性增强,对居民生活的服务性和社会支持功能有所减弱;②社区旅游化表现出非均衡性的空间特征,标志性景观的旅游化程度高,旅游发展重点区域从鼓楼转变为侗族大歌演艺中心;③居民视角的旅游化过程是一个社区生活不断为旅游发展让步,旅游功能空间演变为强势空间,而社区生活功能空间逐渐变为边缘空间甚至消失的过程。居民视角社区旅游化的空间演变研究为全面深入认识旅游化现象提供来自社区内部的观点,为社区变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