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应用于管理实践是当今研究的重要趋势,而构建符合人类管理需求的分类体系则是其基础。通过综述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体系发现：目前研究多从生态系统的产出特征及与人类收益的对应关系进行分类,欠缺针对某一特定管理目标、有助于人类管理决策的分类体系。据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流域普遍面临的水环境问题及管理需求,构建一套适用于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分类体系,并探讨与已有分类的异同。该分类体系将水环境健康作为总体管理目标,根据与该目标的关系确定直接服务、间接服务及生态收益3大类：直接服务是管理目标的具体表征,主要以物理量度量;间接服务有助于支撑管理目标的实现,应综合多学科方法量化;生态收益则体现管理目标的最终效果,可通过价值化方法表征。该分类体系有助于流域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识别及特征分析,为后续开展相应模拟、制图及评价等研究奠定基础。
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是全球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家庭直接和间接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量占有率逐渐扩大的趋势明显,为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带来难题。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及对比分析的方法在整理归纳家庭消费碳排放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明确碳排放系数法、投入产出法、生命周期评价法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法的主要内容与适用对象,比较其优缺点与适用情景。指出了在实证分析中影响研究结果的4个主要因素：问卷数据有效性、家庭消费行为模式差异性、社区影响和回弹效应。发现2009年以来,家庭碳排放研究成果逐年递增,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研究成果显著多于微观调查研究;碳排放系数法和投入产出法是最常用的2种碳排放核算方法,具体应用则取决于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充分考虑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适当优化核算方法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度。本文可为今后城市家庭消费碳排放研究视角与方法提供参考,为城市家庭碳排放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居住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福利保障的基础。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回乡建房农民工福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价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家庭福利效应;借鉴洛伦兹系数的计算方法,比较不同农民工回乡建房前后家庭福利差异。研究发现：回乡建房对农民工家庭福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建房家庭之间的福利差异;但农民工家庭福利仍然低于中等水平,其中家庭经济方面的福利变差。基于提高农民工家庭福利的目标要求,应推进农民工就地城镇化,提高实际居住福利;加强对农民工回乡建房引导与管理,倡导合理适度的住房建设,减轻因建房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盘活闲置宅基地和住房资源,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建房前后福利变化可以较好地研判回乡建房对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并有助于深化对此现象的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依靠非正式制度与环境规制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对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少耕免耕技术、有机肥施用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为例,构建多变量Probit模型,利用湖北省110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非正式制度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存在促进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惩戒监督和传递内化可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而环境规制中的引导规制和激励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亦具有积极作用。②环境规制中的约束规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在约束农户生产行为方面效果欠佳。③非正式制度与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非正式制度可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机制,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基于此,本文认为,非正式制度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是导致环境规制陷入“相对性制度失灵”的重要原因,今后,既要继续加强环境规制在农民绿色生产中的作用,更要培育非正式制度,构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互动机制,从而为诱导和推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创造软硬结合的规制体系。
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经营规模对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并回答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能否提升化肥使用效率、实现化肥零增长目标,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江苏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在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水稻种植户的化肥使用效率及各项要素产出弹性的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进一步对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高效利用化肥的对策。研究发现：江苏地区化肥使用效率平均值仅有0.53,大约有47%的化肥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被作物有效吸收;土地经营规模对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规模扩张前经营面积较大的农户在转入土地后,化肥使用效率提高,而规模扩张前小规模农户在转入土地后,化肥使用效率降低,化肥浪费现象严重。由此可见,江苏省化肥使用效率总体偏低,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扩大经营规模有助于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基于以上分析的政策启示为：应促进分工经济下农户化肥施用成本降低,引导小规模农户主动吸纳施肥环节的外包服务,从而减少“一次多量”的施肥倾向;加强精准施肥技术推广,降低农户“非意愿性”过度施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养殖废弃物污染严重危害农村环境,但养殖场（户）往往缺乏养殖废弃物治理的积极性,而提高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会大大提高养殖场（户）的治理积极性,这使得充分了解养殖场（户）的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北京市2017年调研数据,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进行测算并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管理及规模化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的经济绩效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且技术与管理的促进作用大于规模化;养殖场（户）负责人偏好经营风险、养殖时间长、选择干清粪进一步选择机械干清、环评意愿强、周边农户施用粪肥积极性高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场（户）愿意在适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使用抗生素、约束类政策认知水平高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环境绩效高的养殖废弃物治理行为直接拉低其经济绩效,但能通过稳定社会关系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有促进作用。本文结论对提高养殖场（户）的治理积极性,进而提高养殖废弃物治理的环境与社会绩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镇建设用地在利用和扩张过程中承载和拉动着大量的碳排放。揭示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城镇建设用地的碳排放差异,并探讨其驱动因素,能为东西部的协调发展、碳减排工作和新型城镇化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借助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和GIS技术,提出了边界阈值法,对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城镇建设用地进行了提取和分析,并综合相关文献中的碳排放估算方法对其所承载的碳排放进行估算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关联性进行了剖析,并结合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讨论。研究表明：①边界阈值法提取结果的检验结果较好,优于经验阈值法和邻域分析法。②胡焕庸线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2000—2013年东、西两侧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比从95：5变为92：8,差异缩小。③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是以高碳排放为代价的,2000—2013年东、西两侧年碳排放量比值从93：7变为90：10,差异缩小。④东、西两侧的城镇建设用地每增加1 km2时,年均碳排放量分别增长1.79万t和2.58万t。因此,国家在继续重视碳排放量较大的东部地区的同时,也应重视西部地区加剧的高碳排放问题。可通过引导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式扩张、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手段促使西部地区走上集约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绿色发展要求下,中国建筑业碳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因素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测算了2005—2016年中国各省（市、区）各年的建筑业单要素碳生产率（SFCP）和全局全要素碳生产率（GTFCP）,应用相关性检验实证了SFCP和GTFCP之间的关系,分别应用加和式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I（A-LMDI-I）和数据包络分析（DEA）分解方法对SFCP和GTFCP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结果显示：①SFCP和GTFCP之间显著正相关。②技术创新正向驱动SFCP,地区调整负向驱动SFCP;2008—2011年是技术创新和地区调整对SFCP影响最大的时段;四川省的技术创新、广东省的地区调整对SFCP的影响最大。③技术进步正向驱动GTFCP,管理效率和规模效率负向驱动GTFCP;2011—2014年是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影响最大的时段;2005—2008年是规模效率对GTFCP影响最大的时段;江西的技术进步、海南的规模效率和贵州的管理效率对GTFCP的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结果总结出相应的管理启示和不足。
农业生产活动是大气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不同作物栽培体系和管理方式都会影响农田温室气体的排放。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规律和控制机理的研究,但关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对温室气体排放规律和影响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中科院千烟洲红壤丘陵综合开发试验站为研究平台,通过对新（刚从旱田转为稻田）老（过去20余年一直为稻田）稻田进行连续4年（2013—2016）观测,分析稻田温室气体排放规律及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预测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旱田转变为稻田后,前4年新稻田CH4排放通量显著低于老稻田,但随着耕作年限的延长新稻田的CH4排放速率呈增加趋势,而老稻田的CH4排放速率没有明显变化趋势;耕作年限对CO2和N2O的排放速率影响不显著;新稻田的pH值和土壤有机碳含量低于老稻田。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缩短稻田轮作（水-旱轮作）期（小于7年）能够有效降低稻田CH4和总温室气体排放量。该结果表明利用老稻田的CH4排放系数可能会显著高估新稻田的CH4排放量。研究结论可为准确评估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为区域农业温室气体管理和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能源使用效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重要方面,其地区间的收敛性研究对于解决当下社会主要矛盾、提升发展质量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衡量指标,以中国2001—2016年各省（市、区）数据为样本,构建滞后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地区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差异的收敛性、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差异间的收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了形成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①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均存在收敛趋势;②在全国范围和中、西部区域内,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随增长集约化程度差异的收敛呈发散趋势;在东部区域内,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随增长集约化程度差异的收敛而收敛;③产业结构、能源与非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能源价格等在不同区域范围内的差异性,是导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随增长集约化程度而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呈现不同变化特征的重要原因。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能源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与政府环境政策相比,市场力量是否能更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本文以可再生能源技术世界领先、政府环境政策实施较早以及能源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欧盟为研究对象,结合线性与非线性、静态与动态面板回归方法研究政府政策和市场竞争对欧盟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影响。研究发现：①政府环境政策和市场竞争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即两者能有效诱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②政府环境政策和市场竞争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政府环境政策强度加大,其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逐渐递减,即环境政策对创新的诱发作用是有限的。随着能源市场竞争程度加深,市场竞争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加,即市场竞争对创新的诱发作用是有效且持续的。③通过将各成员国现状与门槛值进行比较,发现欧盟现阶段环境政策强度处于过高的门槛区间,市场竞争强度处于较为合适的门槛区间。④进一步研究更有针对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发现不同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实现能源转型、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全国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交易机制提供政策依据。
镍是中国紧缺的矿产资源。近年来,由于镍在不锈钢、新能源电池中的大量使用,中国镍资源面临严峻的供应形势。为深入研究中国镍资源的供应安全问题,本文从镍资源存量状况、资源供需状况、资源开发状况、国际产销状况、国际市场价格状况5个维度构建中国镍资源供应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运用熵值法计算2000—2016年中国镍资源各年的供应安全综合得分,然后运用雷达法分析影响2016年中国镍资源供应安全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2000—2016年中国镍资源供应安全综合得分持续下降,供应风险不断增加;储量下降、消费量增加、地质勘查投入减少、对国外资源依赖较大、主要进口国政策变化较大等因素是影响中国镍资源供应安全的主要因素。根据评价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安全对策：加大镍矿勘探投入,提高镍资源开发水平;提高二次回收率,加强不锈钢领域节镍技术研发;开拓国外镍矿资源市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中国镍资源的供应安全保障水平。
权属调整作为农地整治工作的核心环节,在降低土地细碎化、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及化解农地权属纠纷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户作为农地整治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提高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是促进其参与权属调整,从而推进农地整治工作的关键。本文基于湖北省11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的认知差异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各类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行为态度的认知普遍较高,对主观规范的认知普遍不高,而对感知行为控制普遍较低;不同类型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3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其认知的影响因素也不相同。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差别化入户宣传工作,发挥各类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利益协调作用,加强权属调整的相关培训,充分发挥认知态度较高农户的带头示范作用等,以促使农户转变观念并形成科学认知,进而促进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工作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山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零租金现象较为普遍,厘清土地零租金流转的规模及其原因对于提高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本文基于重庆市永川区、忠县和酉阳县的农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测算了土地零租金流转的规模,并构建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交易费用对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案例区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比例达到78.62%,其中75.47%的地块转给了亲人或熟人;实证模拟显示,事前、事中和事后3类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土地零租金流转的重要原因,低成本的流转中介组织、第三方协调机构的存在以及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均能显著降低土地零租金流转的概率;规模偏小、质量等级较低、灌溉条件较差和地理位置偏远的劣质地块的零租金流转概率普遍较高。目前,山区土地边际化导致的地租下降是零租金现象的根源,而交易费用偏高则是土地零租金流转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今后应着重降低山区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建立以乡镇为网络节点的低成本流转平台,引导双方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同时,还应关注山区耕地撂荒和农户耕地资产贬值等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食物消费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目前对城市尺度食物消费的土地需求研究仍存在不足。本文利用CPI指数法,估算了北京市城乡居民1980—2016年的食物消费情况,揭示了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变对土地需求的演变特征,并探讨了未来不同消费模式下的土地需求情况,以期为实现居民的可持续消费提供参考,从而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食物消费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结果表明：北京市食物消费结构已经由“粮食主导”的消费模式逐渐变为多元化的消费模式,且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1980—2016年,北京市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的土地需求量呈“U”型的变化特征,其中粮食消费的土地需求不断减少,而蔬果和动物性食物的土地需求不断增加;在2016年,北京市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的土地需求量达到了1227.04 m2/人,使得北京市居民消费的土地需求总量达到了266.62万hm2,其中动物性食物消费占70.36%,城市居民食物消费占95%以上;在2016年,北京市居民食物消费的土地需求压力达到了14。健康合理的食物消费结构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也能够缓解食物消费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在健康饮食情景下,北京市每年居民食物消费最多可节约95.20~153.32万hm2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北京市现有耕地和果园面积的5~8倍。因此,通过合理的饮食结构调整对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食物消费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并对其分区管控有助于提升人类福祉。本文针对如何表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状态及其空间异质性问题,采用基于LUCC的生态系统服务矩阵,构建供需匹配度和供需协调度2个指标,并对2015年河北省曲周县村级行政单元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状态和可持续能力进行评判;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为依据,通过空间叠加产生的组合类型划分曲周县的农业生态管理区,并提出针对分区的管理措施。研究结果表明：①供需匹配度和供需协调度指标能实现区域内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评价,且具有可应用性和普适性。②2015年曲周县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区域供需匹配度为1.0647,处于一般均衡等级,表明2015年曲周县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处于均衡状态;区域供需协调度为0.8977,处于良好协调状态,表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能力较高。③将曲周县339个村级行政单元划分为4个一级生态管理区和12个二级生态管理亚区。提出的管理措施如下：生态保育区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大规模建设;生态培育区实施综合保护,提升投产效益;生态改良区实施综合改良,促使生态环境转好;生态重构区实施整体生态整治和针对性生态重构。该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精细化管理、差异化保护提供思路。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蒙古高原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作用更加凸显。锡林郭勒作为蒙古高原南端的典型内流区与生态敏感区,其草原植被覆盖变化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表征中国北方整体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态势。本文采用MODIS13Q1的产品NDVI数据集,运用势分析法、偏相关性及残差分析法,分析锡林郭勒草原2000—2015年生长期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特征,探讨草原植被变化的归因。研究结果表明：16年来锡林郭勒草原的生长期植植被覆盖每年以0.0021的速率缓慢增长,但其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地域差异性;比较发现,降水因子是影响锡林郭勒地区植被覆盖变化的主要因素;人类活动对该地区植被覆盖变化的改善促进和破坏抑制作用并存,总体是正向干扰效应大于负向干扰效应,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度改善作用的面积占34.911%,京津风沙源地治理工程等在草原生态环境改善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人类活动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面积占19.348%,尤其是草原露天煤矿开采严重破坏草原植被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