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核算引起了中国生态环境学者以外的经济学家、会计核算和统计研究人员等的关注,但不同学科人员对其核心概念产生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认识。为此,本文首先概要介绍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首个国际统计标准——《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 CF）和准标准——《2012年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SEEA EEA）的主要特点和功能。接着,阐明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核算所涉若干核心概念——自然资源、环境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生态系统资产、生态系统服务、交换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内涵,并就上述核心概念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2008 SNA）、SEEA CF和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方案下的定义差异,及其与国民核算重要概念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本文特别分析了绿色GDP在中国提出的背景、研究进展、理论缺陷以及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生态系统核算的最终目标暨核算框架,阐述中国现阶段开展生态系统核算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并对中国开展资源环境核算特别是生态系统核算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1962—2016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概念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粮食流动的空间网络形态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1962—2016年,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了17.56亿t,年均增长2.09%,世界粮食消费量增加17.03亿t,年均增长2.07%;世界粮食输出量增加了3.45亿t,年均增长3.02%,其中美国、阿根廷和乌克兰等是主要输出地,中国、欧盟和日本等是主要输入地;在粮食贸易格局的演变趋势上,贸易网络的出度和入度均有所增加,表明世界粮食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分布趋于分散化;粮食贸易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节点强度和标准权重熵等特征值差异明显。研究发现：虽然美国粮食贸易的出度值最大,但是输出空间结构的均质性最弱,粮食出口国家十分集中,因而是其软肋;中国标准权重熵值较高,从各国进口粮食的比例相差相对较小,输入结构均质性较好,表明中国应对粮食危机和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较强。本文研究成果揭示了世界粮食供需与流动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中国科学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和粮食贸易政策,应对国际事态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大豆是一种重要的农产品资源,压榨行业是大豆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它的原料来自大豆种植业,生产的豆粕主要用作饲料业和畜牧业的蛋白原料。自1996年以来,中国大豆进口量不断增加,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压榨国,大豆压榨企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也是主要的大豆压榨国,对比分析美国、巴西及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布局特征,对指导中国未来大豆压榨企业投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项目组20多年持续收集的相关资料,以及美国农业部、巴西植物油加工协会的资料,对比美国、巴西和中国的大豆供求基本特点、大豆生产布局、畜牧业和饲料业分布、大豆压榨企业和产能布局特点发现,美国、巴西的大豆压榨企业主要集中在大豆主产区,并与其国内豆粕市场空间高度重合,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布局形态;而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布局和大豆制品销区在空间上不完全重合,逐渐形成了以沿海港口城市为压榨核心,以长江、哈大铁路等交通运输线路扩散的带状布局形态。区域畜牧业、饲料业发展决定着豆粕市场需求空间,但是大豆原料供给与豆粕需求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差异,除了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产业政策外,大豆原料及豆粕的运费成本、豆粕的市场潜力、区域内大豆压榨产能规模及企业间分工协作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是造成大豆压榨企业空间布局形态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选择实验法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大量个体对资源环境属性状态选择集的偏好信息,评估资源环境非市场价值的前沿方法。受访者面对多种选择集的高信息负荷,由于认知水平受限,经常通过为物品属性设定可接受的最低/最高水平,即属性临界值,以简化决策过程,易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针对黄海胶州湾海域浒苔治理支付意愿,考虑属性临界值的存在及违反情况,设计引出属性临界值的选择实验问卷,建立修正选择模型,以青岛市实地调研的397个有效样本为数据来源,对居民浒苔治理意愿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属性临界值的存在及违反具有普遍性,忽略其存在及违反情况将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②将属性临界值存在及违反情况纳入效用方程,对传统选择实验分析框架进行修正,结果表明,经修正的选择模型的拟合度更优,能更好地解释受访者选择行为。在参数估计方面,浒苔治理恢复属性对居民效用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滨海景观、近海水质属性临界值的违反对居民效用水平显著负向影响;③青岛市居民对治理浒苔恢复滨海景观、改善近海水质、增加生物多样性和修复海洋生物资源的年支付意愿分别为90.68元、84.92元、49.34元、43.17元,2017年青岛市胶州湾海域浒苔治理总支付意愿为33.006亿元。与传统模型的对比表明,考虑属性临界值存在及违反情况的选择模型能更有效地反映受访者的实际边际效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支付意愿估计结果的效度。
就近后靠到外迁安置是中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开发性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目的是为了拓展安置区的环境容量并延续移民原有生计。但随着外迁成本升高和经济社会变迁,此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却日渐存疑。为了客观评价其效应,本文首先对外迁农业安置可能产生的异化效应进行机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移民的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研究了外迁政策对移民土地处置行为和生计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易地远迁中的适应压力和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变革耦合作用下,相对于后靠移民,外迁移民更容易放弃农业生产并转出土地的;移民生计非农转型推动了外迁安置区的土地流转,但仅依靠土地政策革新却无法有效提升移民出让土地后的地租收益;外迁导致移民人力资本恢复滞后,使其就业比例及收入严重受限,进而影响到该群体生计非农化的可持续性。因此,移民安置前期更应注重补偿用地的质量、迁入地区位等因素,同时推广无土少土的安置模式;后扶时则要激活土地市场、开展技能培训、拓展就业渠道、实施低保兜底,以防范安置政策失灵带来的风险。
为展现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时空演变现状,并根据其具体原因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促进中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超效率SBM-Global模型、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方法,对中国沿海11个省市2000—2015年海洋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和时空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与一阶段相比,三阶段海洋经济效率整体上升,各省市排名出现不同程度变动;②时间演变上,全国各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效率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不断变大;③空间演变上,全国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格局分布,面积由小变大,效率分布由收缩趋势变为分散趋势,最终呈北、中、南三级格局分布,与三大海洋经济圈分布相吻合;三大海洋经济圈标准差椭圆面积都逐渐缩小,效率分布出现极化现象;④海洋经济区位熵、海洋科研人力资本、海洋环保技术水平与海洋经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陆域经济发展水平、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对海洋科技支持力度、海洋经济政策力度对海洋经济效率呈显著正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对其影响不显著。
闽台间独特的“渐进”开放,对两地农业发展影响深远,因而在开放条件下进行闽台农业技术进步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对比1951—2015年闽台农业发展特征基础上,运用Malmquist指数测度两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建立VAR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开放、闽台渐进开放对闽台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这65年间,福建农业产值总量大于台湾,而台湾农业产值增速总体上高于福建,但两地农业增长率水平趋近,二者差距逐渐缩小;闽台农业存在一定竞合关系,即农业生产部门结构的差异性及其变动的互补性,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赶超与竞争;在农业TFP增长推动因素方面,开放因子对闽台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冲击作用,且渐进开放3个时期间,其冲击效应存在类似“迭代作用”的发展趋势,闽台渐进开放持续影响两地农业技术进步,而闽台农业开放的效应仍在持续显现中。最后,讨论了主要结果所赋予的政策涵义。
当前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功能协调、层次有序和动态反馈考虑不足。本文基于要素供容视角,分别从资源要素的使用强度、保障程度和潜力提升程度,环境污染现状规模、污染物变化率和污染物治理能力,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资源供需平衡法和环境容量法来衡量资源环境要素的承载指数,并对江苏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全面评价,并对资源环境要素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 就资源承载指数而言：江苏省耕地承载指数为0.99,农村和城镇建设用地承载指数分别为1.22和1.96,水资源承载指数为1.24,资源综合承载力为1.25,资源人口承载力范围为7652.6万~11 578.9万人;② 就环境承载力指数而言,江苏省土壤、大气和水环境承载指数分别为1.27、2.68和5.20,环境综合承载力为2.95;③ 就协调发展度而言,各资源和环境要素间的协调度均值都高于0.86,协调发展度均值也都高于7.3,但也存在个别地区的个别要素间处于非协调发展状态。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资源性、结构性和技术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本文评价思路和方法以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理念为基础,恰好契合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功能协调、层次有序和动态反馈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具一定参考价值。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脆弱性评估为易地扶贫搬迁在生计层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本研究通过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运用生计脆弱性指数衡量农户的生计脆弱度,探讨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估计农户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和生计脆弱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调查区域工程移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布不均,内部分化明显,生计脆弱度相对较高,而各种安置方式的农户群体之间均在生计上表现出一定的脆弱程度。高收入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为偏态分布,表现为相对低位均衡化。随着农户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升,从单一生计户到多种生计户,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均趋于升高,而两种生计户的生计脆弱度最低。风险冲击、信贷可能性和已搬迁时间以及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教育和对周围人信任度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针对项目区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和重要影响因素,提出降解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农村土地确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承包制的不完全契约特性,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土地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农民,必然深刻影响土地流转投资、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库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对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样本进行分类回归,经验验证发现,确权使农户转出土地意愿提高,转出土地面积增多,转出价格升高;确权对不同类农户转入土地面积的影响有差异,确权提高了转入面积在0.2hm2以下和0.6hm2以上农户的转入,抑制了转入面积在0.3~0.6hm2农户的转入,解释了确权是否推动土地流转的研究争议。确权推动了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对经营面积0.6hm2以上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交互项回归结果验证了确权通过作用于农户土地流转投资、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进而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机制。控制实验的结果表明,确权对不同地区、地形的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影响有差异,确权显著提高了经营面积在0.6hm2以上、东部平原地区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引起林地细碎化程度的变化,进而会对农户营林积极性产生影响。利用国家林业局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的大样本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林地细碎化程度的动态变化,并从整体和异质性两个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变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的影响。考虑到林地细碎化的内生性问题,倾向值匹配方法被采用。研究发现：①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林地细碎化程度整体上得到改善,仅有少数（11.70%）农户的林地细碎化程度出现加剧现象;② 受林地细碎化程度改善的影响,农户的单位面积资本投入增加了35%~37%,劳动投入增加了10%~11%;受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农户对林地的要素投入呈现出资本替代劳动的态势;③ 异质性角度看,上述积极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仅对务农为主、商品林为主、较大林地规模、中高收入水平的农户显著。这为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目标群体识别提供了决策支持。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安徽省郎溪县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以期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选择,主要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控制影响;而转出行为是现实状态下的决定,主要受行为态度和知觉控制影响;②农地流转后转入户毁约弃耕、承包地被过度利用或撂荒等风险严重阻滞了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向转出行为顺利转化,是导致意愿与行为相悖离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想切实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必须为年龄偏大的农户提供就业培训,为其增加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强农地流转相关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增强农户流转意识;慎重对待农地流转可能带来的各类隐性风险,严防毁约弃耕、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行为以及大规模囤地、撂荒等现象的发生。
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2005—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之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显著提高,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同幅度下降;②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呈现下游地区显著高于中、上游地区,长江沿线以南地区显著高于以北地区的分布态势,与纯技术效率联系密切;③土地利用规模报酬空间分异明显,长江中上游地区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中下游地区投入冗余情况显著;④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7%,前期受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抑制,后期由技术进步推动发展,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趋于均衡。
科学度量土地城镇化的空间变化,实现人口、土地、产业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推动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运用经验贝叶斯修正的空间自相关指数,探索分析安徽省土地城镇化的总体空间分布、空间分异格局及局部空间差异,借助R语言支持下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其驱动因素,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区域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安徽省土地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以铜陵、合肥、马鞍山、蚌埠、黄山、芜湖、淮南及滁州等地市的部分市辖区为核心,构成的高值集聚斑块日益凸显;以安徽省农产品主产区为核心,向四周渐进式扩展的环绕式空间结构则为低值区;② 省内土地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分异显著;③ 土地城镇化受人口、产业、投资、产出等因素影响,影响强度呈区域差异特征,土地城镇化驱动类型可沿淮河分为以北地区的人口—投资驱动型及以南地区的人口—产业驱动型。
近年来,中国各地投入了大量资金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安排项目及其资金投入的先后顺序方面,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已成为土地整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甘肃省华池县为例,在“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确定的整治潜力的基础上,运用相对风险模型（RRM模型）,对华池县15个乡镇的生态风险空间差异进行评价,确定土地整治投入优先序。结果显示：①华池县土地整治生态风险划分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较高风险区、高风险区4个等级;②土地整治投入优先序划分为整治优先投入区、一般投入区、投入紧缩区、限制投入区,并从管控风险的角度提出各区域未来土地整治的重点方向和注意问题。研究表明：运用相对风险模型（RRM模型）评价生态风险更符合土地整治工程建设实际,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土地整治优先序符合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实际情况,在确定土地整治资金投入顺序中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是优化农村土地利用布局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解决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合理性,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土地资源的转型、优化利用,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文引入机器学习方法,通过对小规模已知样本的学习实现大规模未知数据的高精度分类与评价,从方法可行性、数模结合、优化策略和预测实现等方面进行探讨,应用随机森林算法对湖北省房县农村居民点利用的适宜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 房县农村居民点适宜性受其可通达能力、海拔高度、地块面积及当地农业生产活跃程度的影响较大,也与农民生活、收入水平紧密相关;② 训练模型的性能受特征（评价因子）规模变化的影响较小,其中,16维特征集合模型的测试精度可达83.54%;③ 不同训练模型的预测结果均反映出房县的非适宜型居民点规模较大,该算法的鲁棒性强,评价结果稳定可靠。研究表明,机器学习方法能较好地支撑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工作,评价结果能为优化农村土地利用和基层治理提供数据基础。
为了提高玉米的遥感长势监测的准确度,以河北省中部平原地区为研究区域,以MODIS遥感数据反演的条件植被温度指数（Vegetation Temperature Condition Index, VTCI）与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 LAI）作为玉米长势监测指标,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确定玉米各生育时期（出苗—拔节期、拔节—抽雄期、抽雄—灌浆期与灌浆—成熟期）VTCI与LAI作为相应生育时期长势监测指标的权重值,以及4个生育时期的玉米长势在总体长势与产量形成中的权重值,并基于权重结果分别构建玉米在4个生育时期与主要生育期的长势综合监测指标,进而评估研究区域2011—2016年间的玉米长势。结果表明,各生育时期VTCI作为长势监测指标的权重值均大于LAI,且以拔节—抽雄期最大,抽雄—灌浆期次之,说明玉米各生育时期的长势与最终产量较易受到水分胁迫的影响,并以拔节—抽雄期与抽雄—灌浆期对水分胁迫最为敏感;而玉米长势综合监测指标在4个生育时期的权重值较为接近,并以灌浆—成熟期略大,说明该时期的玉米长势与最终产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研究区域5市的县域尺度玉米长势综合监测指标与单产之间的决定系数（R2）介于0.247~0.598之间,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P<0.001）,优于单一的VTCI或LAI指标,表明基于长势综合监测指标的玉米长势监测结果准确度较高。研究年份间该区域的玉米长势以2011年的长势最好,2014年与2015年长势最差,且西部长势优于东部。
土壤盐渍化是当今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不仅严重制约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并且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造成威胁。本研究以新疆于田绿洲为研究区,利用四极化PALSAR （Phased Array type L-b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数据后向散射系数,土壤含水量,土壤pH值以及土壤盐分实测值,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以土壤含盐量作为因变量建立了定量反演模型。从土壤盐分反演结果图可以看出,反演结果与地面实地考察结果基本一致。经过模型验证得知,3层BPANN模型的均方根误差RMSE=0.99,平均相对误差MRE=0.31,模型性能指数RPD=5.34,其模型预测能力优于前2种传统模型。本文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无需考虑复杂的介电常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土壤盐渍化监测的需要,促进PALSAR数据在土壤盐渍化监测中的应用。
当各地区减排成本增速高于经济增速时,单一碳排放效率指标已无法完整刻画减排情况。本文基于全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Global NDDF）及其对偶原理测算得出2010—2015年中国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效率最高,而东北与西部地区效率最低;全国各地区总的碳减排成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速比值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大部分地区总减排成本增速大于经济增速。这表明碳排放效率提升是以高于经济增速的减排成本投入实现的。数理推导结论表明,解决减排成本增速远超GDP增速的困境,需满足碳影子价格增速小于碳生产率增速。计量模型进一步证明,中国碳影子价格增长速度高于碳生产率增速导致了减排成本增速快于经济增速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以多元指标体系替代单一的碳排放效率指标,全面衡量减排能力;构建全国碳交易市场以缓解各地区碳影子价格异质性现象;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海运量持续增长,海运CO2排放量显著增加,海运业碳减排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1—2016年的中国海运量数据,运用IPCC清单中“自下向上”的方法,按照实际货物运输类别将海运细分成液体散货运输、干散货运输、集装箱运输三种方式,分别按船型核算以中国为始发地或目的地的国际贸易海运产生的CO2排放,并对CO2排放总量进行时序特征分析;应用LMDI模型对中国国际贸易海运CO2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间,中国国际贸易海运CO2排放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总体呈显著增加趋势;② 人均GDP和人口始终是加剧CO2排放的因素,其中人均GDP是CO2排放增加的最大拉动因素,反映出中国国际贸易海运CO2排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③ 能源强度因素抑制了海运CO2排放增加,成为海运业未来强有力的碳减排驱动因素;降低海运强度有助于降低CO2排放;④ 基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在没有出台新的针对性政策的情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贸易海运CO2将会保持增长。研究结果可对中国制定海运领域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