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解决首都北京的生态问题、保障首都生态安全,不能仅局限于北京市所辖范围,必须从更大的生态区域上进行考虑,这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也正因为此,“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改善”被列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三大领域之一。本文基于生态区域的完整性、差异性和空间可度量性,提出了首都生态圈的概念内涵和划定思路;在系统分析北京生态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确定了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和风沙侵袭三个主要外源性生态问题,构建了包括水源供给、大气污染防治和风沙防御在内的首都生态圈范围划定的关键指标;结合行政区域界线,划出了首都生态圈的范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分区县,内蒙古的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部分地区,山西省的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和吕梁市的部分区县,总面积约34.91万km2,涉及到196个县（区、市）;从自然地理特征和生态资源禀赋两方面,对首都生态圈的自然生态状况进行了简要评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2010年遥感影像数据和生态服务价值标准系数方法,评估分析了首都生态圈内地表覆被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差异。结果发现,首都生态圈内地表覆被以森林、草地和农田为主,林草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山地丘陵区,农田主要分布在东南平原农业耕作区,二者组成了京津冀区域绿色空间的主体。2010年首都生态圈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总价值9 440亿元,其中水源涵养、生境维护和固碳释氧功能的价值相对较高。生态服务高值区域分布在天津、唐山和沧州等湿地资源集中的沿海地区,以及林草植被相对集中的西北部地区,是发挥生态屏障功能的主要供给区。此外,不同类型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布有所差异,但生态服务供给区主要分布在承德、赤峰和张家口等林草植被资源丰富的地市。该研究结果对于首都生态圈功能分区与差异化生态保护建设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受自然与人为的双重作用,北京面临着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其中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风沙肆虐更是因危害严重、涉及面广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些区域性生态问题,远不是北京一个城市所能够独立解决,需要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打破行政界线,明确维持城市新陈代谢的生态圈,并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联防控制对策。本文在课题组所划定的首都生态圈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环境问题-关键功能区-核心指标体系”的思路,构建了指标体系,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的支持下,首先进行单因子分区;然后将单因子分区图叠加,进行首都生态圈综合功能分区。将首都生态圈分为六个生态功能区,即京津保城市群中心消费区、水源涵养功能区、防风固沙功能区、水土保持功能区、大气环境调节功能区以及滨海湿地生态功能区。最后,从生态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三个方面,对不同生态功能区进行了评价。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区域的系统性问题,打破行政区界线开展区域生态合作,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尽管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合作已有良好的开端,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及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合作机制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生态合作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参考生态合作研究成果,针对水资源供给与消费、风沙源治理和大气污染治理为核心的生态问题,尝试构建了生态合作机制建设基本思路;提出了生态合作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其生态合作的组成要素,提出了生态合作的各方主体、可以采取的生态合作方式及监督评价机制。
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是构成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之一。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溢出”的惠及范围不尽相同,生态补偿基金的构成比例应以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动和消费为基础。本文以北京-承德生态补偿为例,根据2010年首都生态圈遥感影像和相关调研与问卷资料,引入物理学中的场强模型,计算了承德市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惠及区域,并提出京承生态补偿基金的构成比例。计算发现,2010年承德市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为76.45亿元/年。其中,26.76%被承德本地消费,28.22%被北京消费,18.74%为全国共享,其余被天津、河北等地消费。因此,若在北京-承德生态补偿的框架下,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消费量来构成生态补偿基金,则中央、北京和承德的出资比例为0.70
本文基于中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深入分析了2000-2010年间中国耕地变化及其空间差异,并对中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0年间中国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由2000年的1.85亿hm2,减少到2010年的1.81亿hm2,耕地减少的主要方式为耕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耕地变化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增东减,北增南减,东部沿海自然条件良好地区以及中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耕地减少,西部水资源缺乏地区耕地增加的基本格局。大部分省份没有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基本目标,有18个省份占补平衡指数小于-50％。建设占用的耕地多适宜农业耕作,而新增耕地只有不到一半适宜农业耕作。研究时段内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导致的建设用地需求快速增加,决定了东部地区耕地占补平衡很难有效实施。全国耕地总体占补平衡背后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风险,耕地增加过于依赖土地开发,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亟待加强。
从不同空间尺度识别中部粮食主产区耕地等别的分布特征,为制定适合区域耕地质量保护提升对策及耕地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以中部6省农用地分等国家级汇总成果和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分省卷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将中部粮食主产区耕地通过ArcGIS空间统计分析,应用加权平均法进行数据处理,探讨耕地等别在不同空间尺度的数量结构分布特征,分析了省际之间、土地利用区、标准耕作制度分区及区域资源本底要素即耕作制度与耕地类型之间的耕地等别特征与平均等别状况。研究表明中部粮食主产区耕地分布在1~15等,其中以6-10等为主;在省际之间对比分析发现湖北、湖南和江西的耕地等别较高,集中在5~8等;从土地利用区来看,湘鄂皖赣区耕地等别高于晋豫区;从标准耕作制度分区来看,长江中下游区、江南区、四川盆地和黄淮海区耕地等别较高,黄土高原区和云贵高原区耕地等别较低;耕地等别与区域资源本底要素水平总体一致,耕地复种次数越多,等别越高,灌溉水田和水浇地等别一般高于旱地和其他宜农地。根据耕地质量等别分布特征,应优先保护复种指数较高的水田和水浇地,重点提升复种指数较低的旱地和其他宜农地。从宏观方面对不同空间尺度的耕地等别分布差异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总体上把握区域耕地质量分布特征,实施差别化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是耕地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等功能的综合体现,反映特定土地产权制度与农地经营模式下耕地的综合产出能力。本文基于系统理论提出耕地利用系统框架,构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对富锦市垦区与农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①利用从经济、生态、社会3个方面构建由气候等12个要素组成的耕地利用系统,能够较为清晰地阐明耕地功能与效益内在关系;②受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等土地产权影响,农区综合效益高于垦区,农区社会效益明显高于垦区,垦区生态效益却显著高于农区,垦区经济效益略高于农区;③在农业生产和制度改革方面,垦区与农区应相互借鉴∶垦区适度放宽农业生产管理行为,增强职工自主权,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区适当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基础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作为实现农村土地与金融对接的纽带,对破解农户融资担保难题、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开展的众多因素中,农户的参与意愿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对湖南省长沙县8个村220户农户的调查,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影响长沙县农户参加意愿的显著因素有户主年龄、农田设施状况、家庭人均收入以及耕种意愿。其中,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即人均收入越高,农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越强,而其他三个因素有负向影响,即户主年龄年龄越大、农田设施状况越好、耕种意愿越强,农户参与该业务的意愿就越弱。
世界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也承担着对公众科普教育的社会责任。本文以Lancaster的特性理论和消费技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旅游消费技术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并以西湖和江郎山为案例地,试图证明游客的旅游消费技术与其体验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而将遗产旅游的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和人民满意三个战略目标统一起来。研究显示,旅游者的知识储备、旅游经历、涉入和认知程度以及解说系统是影响旅游消费技术的重要维度。其中,知识储备是文化遗产审美的基本条件,而旅游经历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因“行万里路”而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消费技术,并进而提升其旅游体验满意度,又有可能因“见多识广”而提高旅游者的“挑剔”度,导致满意度的降低;旅游者对遗产地的涉入程度（做功课）和认知程度是影响自身旅游体验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解说系统也能有效提高旅游者的消费技术,从而提升其旅游体验满意度;游客的体验满意度能有效提高其推荐意愿,有利于提升遗产地的口碑和旅游形象。
聘请名人担任形象代言人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目的地营销策略,但旅游学界对名人代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采用准实验设计研究方法,以大学生为样本收集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名人代言的主流范式“一致性假说”在旅游研究领域的适用性。研究发现：①名人/目的地一致性通过名人可信度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态度和旅游意向,即旅游者感知到名人形象与目的地形象越一致,他们对该名人担任代言人的信任度就越高,进而就会对其代言的目的地形成好感并产生较强的旅游意向;②名人/自我一致性通过名人认同影响旅游者的目的地态度和旅游意向,即旅游者感知到名人形象与自我形象越相似,他们对该名人的认同度就越高,因而对其代言的目的地就会产生较好的态度和较强的旅游意向。
温泉保养地的概念与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1954年日本由德国引入并予以制度化及本土化,不但将其发扬光大,而且使其更合乎东方人使用。这种温泉保养地既有利于公民身心健康又可作为旅游吸引物发展成为温泉休闲产品。中国温泉资源利用发展迅速,但是仍缺乏一套较完整的资源管理制度。本研究主要是透过日文文献资料的搜集、阅读及分析,首先建立日本温泉保养地发展系统,再梳理出温泉保养地评定条件及标准,接着又指出温泉保养地的设施设计准则,再指出温泉保养地人力资源开发及专业人才资格认证程序。另外,本研究又借鉴日本的经验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温泉保养地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管理。最后依据日本经验提出对中国温泉资源管理的9个重要的启示,希望对中国政府部门及实业界规划及管理温泉保养地时有所参考。
本文依据国家标准GB/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对西沙群岛进行旅游资源调查、分类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西沙群岛旅游资源拥有8个主类,26个亚类及79个基本类型,分别占全国的100%、83.87%和50.97%;西沙群岛354个旅游资源单体中,特品级旅游资源单体有2个,占总数的0.56%,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41个,占11.58%,普通级旅游资源单体101个,占28.53%,未获等级旅游资源单体212个,占59.89%。西沙群岛旅游资源基本特征为：数量大,类型丰,高等级资源少。西沙群岛旅游资源区可分为宣德群岛旅游资源区和永乐群岛旅游资源区两个基本对等的区域。西沙群岛旅游资源优势表现在资源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环境优良;其劣势表现在高端旅游资源数量少、交通不便、环境容量小、 地缘关系复杂。西沙群岛是中国热带海洋和海岛旅游资源最典型的分布区域,具有重要发展意义。
城市新陈代谢注重分析城市资源与能源流动过程,这为探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以石嘴山市为例,运用能值分析方法核算2000-2013年石嘴山市各能值组成部分,通过构建代谢通量、代谢结构、能值货币比、代谢密度、代谢强度和代谢效率等指标评价石嘴山市新陈代谢水平,继而为石嘴山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石嘴山市代谢通量不断提高,但其增长率逐年降低;虽对外界环境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但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仍高度依赖于不可更新资源的大量消耗;石嘴山市能值货币比逐渐下降,城市开发程度不断加大,但石嘴山市人均能值占用增长速度逐渐减少,能值利用上存在巨大的浪费,集约化程度较低,且土地经济投入粗放不紧凑,代谢强度和代谢密度难以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持续下降,而资源效率与环境效率并未得到有效的提升,这导致石嘴山市代谢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从产业转型升级、循环经济与城市土地合理利用三个角度,对提高石嘴山市城市新陈代谢机能提出建议。
技术革新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援助是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重要方式。本文选取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所在地奥罗米亚（Oromia）州进行农户调研,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特点对已有技术接受模型（TAM）进行调整与扩展,以埃塞俄比亚当地推广的小麦苗床拓宽技术（BBM）为例,实证分析农户资源禀赋与内在感知对非洲农户新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资源禀赋作为外在约束对新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小麦种植面积对新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规模、劳动力数量对新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农户对技术认知的内在约束,对农户新技术采纳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社会规范是农户个体内化的社会约束,传统技术的社会规范对农户新技术采纳决策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由研究结论提出,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与推广应在实施对象、前期推广、传统转变等方面做好策略准备。
稳定的能源供应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国对石油需求量的大幅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在持续上升,石油进口通道的安全及格局问题便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现阶段有关新的北极石油战略通道对现有中国石油进口通道格局影响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在分析总结中国石油进口通道格局现状和北极通道开发趋势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结合适当的定性分析,对北极通道的吸引力进行探讨,得到北极通道影响下中国石油进口通道格局的变化趋势,即北极通道将成为中国石油进口通道之一,并分担7.06%的石油进口运输量。由此提出的面向北极通道中国应采取的相关战略措施,有利于中国尽早适应石油进口通道格局的发展变化,确保未来石油的安全供应。
基于武汉都市区1989年、2001年和2013年三期Landsat影像,选取景观格局指标反映绿地破碎化程度;利用梯度分析刻画绿地破碎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景观格局指标总体特征表明：在城市扩张压力下,都市区绿地面积比例由82%减少为62%,绿地景观破碎度明显上升。梯度分析表明：1989-2013年,各缓冲带上建设用地比例逐年上升,而绿地面积比呈下降趋势;主城区建设用地破碎度下降,高破碎区向三环线外转移;耕地破碎度在各缓冲带上逐年上升,且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耕地破碎度降低;而林地破碎度略微下降,城市扩张对主城区外土地利用景观影响加剧。关联分析表明：城市扩张强度向主城区外推移加速,耕地破碎度变化强的区域向三环线外转移,而林地破碎度变化强度呈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城市扩张在数量、格局及强度方面与绿地破碎化格局显著关联。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的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准确评估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和趋势,系统分析不同森林类型的固碳能力时空异质性,对于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固碳增汇具有重要意义。以山东省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为基础,结合不同树种的基本木材密度、生物量扩展因子、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比值及其含碳率,研究了山东省乔木林乔木层碳储量、碳密度及其按优势树种、龄组和林种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山东省乔木林乔木层碳储量为3 404.46万t,其中阔叶林的碳储量占82.52%。山东乔木林乔木层平均碳密度为21.09t/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乔木林以幼龄林和中龄林为主,其碳储量分别占全省乔木林乔木层碳储量的49.04%和24.77%。按林种划分,用材林的碳储量最大,约占全省乔木林乔木层碳储量的58.08%;而特种用途林的碳密度最大,为23.74t/hm2,分别为防护林和用材林乔木层碳密度的1.30倍和1.29倍。山东省森林碳储量以人工林为主,约占97.36%。本研究可为中国区域尺度的森林生态系统碳汇功能评估提供参考数据。
由于考虑了因消耗中间载能生产资料而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农业隐含碳排放较一般核算方法下的农业碳排放核算更加全面。本研究根据1990-2010年投入产出数据核算了中国农业隐含碳排放,比较了两种碳排放核算方法下中国农业碳排放的差异,分析了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利用Kaya恒等式分解原理将其分解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一般技术进步以及低碳农业技术进步四类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规模因素对农业隐含碳排放做出了主要正向贡献,一般技术进步因素也在大部分年份对其表现出正向驱动,经济结构因素与低碳农业技术进步因素则是负向驱动农业隐含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根据隐含碳排放性质与特点,针对中国农业隐含碳驱动因素,采取防止一般农业技术滥用,使用并推广清洁能源和其他低碳农业技术,引导市场要素参与农业低碳化发展将是中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合理选择。
细化中小尺度农业系统碳足迹的研究既可为当地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大尺度农业系统的碳足迹研究提供基本素材。本论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以位于农牧交错带的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通过分析种植业碳排放源,细化碳吸收的各类作物,选定主要投入要素的碳排放系数和各种作物的碳吸收率,重点分析了1995-2012年研究区农作物的碳吸收对农业化学物质及能源投入碳排放的消纳情况。结果表明：盐池县种植业的碳平衡处于碳生态盈余状态,净碳汇稳步上升,年平均增长率达13.31%。碳排放、碳吸收和碳足迹在1995-2000年、2000-2007年和2008-2012年3个时段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相应时段的变异系数和当地生态退耕政策的影响,将碳足迹变化分为3个时期,即不稳定期1995-2000年、较稳定期2000-2007年和稳定期2008-2012年。然而,上述碳生态盈余状态并不能掩饰农业化学物质和能源投入不断增加所带来的不可再生资源年损耗的增加和农业面源污染潜在风险的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