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领域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土地资源学科知识积累、研究取向、技术手段,难以为破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有效支撑,加强土地资源工程研究与实践势在必行。论文提出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主要目标与内容,开展了典型案例工程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土地资源工程研究的地域模式及其作用。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工程是指对可供农林牧业或其他各业利用的土地资源进行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的综合性技术及其集成应用,通常包括土地资源的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开发、整治、保护、利用等相关工程技术。新时期发展中国土地资源工程学,应注重土地资源工程的理论体系、区域诊断、技术方法、规范标准、运行模式、绩效评估、体制机制的综合研究,尤其针对当前土地资源的地域性、稀缺性、退化性、低效性问题,亟需加强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强调公众参与、充分吸收地方化知识,研制面向区域、对象与问题的土地资源工程关键技术,探索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行动者网络,全面创新有效推进土地资源工程发展的体制机制。
为全面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提高商住用地供给调控的针对性,本文将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关系纳入考察范畴,以山东半岛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相关城市商住用地价格和供给量数据,求取该区域商住用地供给函数。在此基础上,基于博弈论方法,构建关系矩阵反映该区域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商住用地供给存在替代关系的城市间,引入邻接矩阵表示供给的关注关系,能够描述地方政府商住用地的供给决策模式,该分析方法具有普适性;②在山东半岛区域内,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高度类似于“领导者-跟随者”模式;③区域商住用地市场领导者与跟随者的供给量反向变动。调控区域商住用地供给,应注意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的互动作用。对于城市间商住用地供给决策模式为“领导者–跟随者”模式的区域,通过对处于“领导者”地位的地方政府商住用地供给的调控,可撬动其他城市供给量的反向变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约束性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并没能有效扭转耕地数量锐减的趋势,因而,近年来政府和学术界试图从依靠约束性制度向激励与约束并重转变展开探索,耕地保护补偿正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在利用RS和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的基础上,应用Markov链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规划期重要时间节点2015年和2020年的耕地面积分别为516 301hm2和493 849hm2;并依据机会成本理论初步测算出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然后结合政府财政收支情况设置修正比例系数进行调整,调整后2010年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6 510.33元/hm2,补偿基金规模为35.85亿元,占2010年徐州是财政总收入的8.7%;2015年和2020年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0 399.68元/hm2和14 181.53元/hm2,均在财政承受力预测的合理范围内。由此,本文提出了不同于已有文献的、与耕地数量变化调控相结合并考虑政府财政可承受力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标准及规模测算的思路与方法。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新一轮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如何更合理地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往往被现有研究所忽视。本文采取抽样及不同整治模式不同潜力测算方法的研究思路,设计了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流程及方法：根据地形及经济条件,划分不同的整治类型区,并选取样点县（市、区）;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确定居民点整治类型;针对农村居民点不同整治类型,分别构建其潜力测算方法,并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土地闲置率法进行改进;利用测算出的样点县（市、区）的出地率均值,外推测算同类型区其他县（市、区）的潜力。并以广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广西全区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可释放潜力68 102.807hm2,小于人均建设用地法测算的潜力值,同时又大于土地闲置率法测算出的潜力值。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流程及方法在测算省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方面具有可行性及合理性。
耕地质量等级监测工作是我国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并重管护的重要技术依托。本文以河南温县吨粮田为例,选用因素整合分析法有效整合农用地分等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两项成果,探讨了整合成果在划分耕地质量监测区与监测类型中的应用思路。依据耕地自然禀赋、利用状况、经营水平、环境健康因素和名特优农产品喜嗜典型元素含量及空间分布情况,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出自然质量分区、利用水平分区、收益水平分区和健康质量分区。基于此,运用比较判断和综合制图法,将耕地划分为5个相对同质的监测类型。研究结果表明,5个监测类型的耕地综合质量变化特征大体呈现自然质量逐渐优越,利用水平逐渐增强,收益水平逐渐提高,环境健康质量逐渐变差,评价单元有益元素Si含量逐渐减少,有害重金属元素Cd和Hg含量逐渐增多的趋势。农用地分等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整合成果在耕地质量监测方面具有应用价值,是对现有监测方法的补充与完善。
为准确把握湖南省土地市场发育状况,本文紧扣土地市场发育的内涵,从土地市场交易情况、土地市场供求均衡度、土地市场地价敏感度、土地市场竞争度、土地市场政府干预度5个方面入手,构建起包含11个单项指标的土地市场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尝试运用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定量评价2012年湖南省土地市场成熟度。结果表明：①总体上看,湖南省土地市场成熟度处于“过渡期”,并有向“成熟期”转变的趋势;②就单个评价指标而言,土地闲置率、土地价格供给弹性、土地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协议地价与出让地价差额率等4个指标处于“成熟期”,土地转让率、土地供给率、土地价格需求弹性、地价弹性系数、土地投资来源多样化率等5个指标处于“过渡期”, 土地出让金溢出率、土地有偿出让率2个指标分别处于“发展期”和“发育期”;③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在土地市场成熟度评价方面实用可行,评价结果符合湖南省土地市场发育的实际,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时期,文章着眼于这一背景,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基于人口、土地、经济规模的资源承载力阈值、资源负荷、资源强度概念及其表征方法;结合分岔理论和突变理论,引入突变级数法进行资源承载力的多目标综合评价,以2011-2013年辽宁省水资源系统综合评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辽宁省14个行政单元中,人口、土地、经济规模超过水资源承载力阈值的城市分别为8个、8个、4个,水资源强度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城市分别为6个、6个、10个;与2011年相比,2013年辽西北的朝阳、阜新及铁岭等3个城市的水资源应急响应级别提高,辽东南的大连、丹东、盘锦及营口等4地水资源系统负荷减轻,辽宁省水资源危急态势趋缓。通过对比分析,认为评价结果基本符合近年来辽宁省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整体状况,评价过程相对简便、评价结果更加直观,因此便于推广应用,为不同时空尺度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评价方法。
针对皖北地下水水质评价,以水文地质调查数据以及取样分析结果为依据,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构造分层构权主成分分析评价法,并借助ArcGIS描述地下水水质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分层构权主成分分析方法较传统主成分分析法更具有针对性和区分度,特别针对F-含量高的地下水,可靠性和准确度更高。针对皖北地区地下水水质,东部整体优于西部,其中泗县-灵璧-宿州-雌溪一带地下水水质较好,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颍上-阜南-阜阳-临泉-界首-太和一带和砀山-淮北一带属于高氟地下水区域,应采取适宜的降氟措施方可作为饮用水水源,而固镇、蒙城地区地下水受TDS、Cl-和TH含量影响,地下水水质较差,不宜作为饮用水水源。
选择实验法是当前国际上用于评估资源环境价值的前沿方法。本文针对胶州湾湿地围垦生态影响,应用选择实验法,评估湿地围垦造成的生态效益损失,提出生态修复优选方案。在查阅文献和咨询专家的基础上,确定了湿地面积、植被覆盖率、湿地水质和生物多样性4项湿地修复属性。通过对胶州湾地区293名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定量评估了湿地修复中不同属性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结果显示：若将湿地的各项属性修复至基线水平,居民的支付意愿约为321.78元/（年·户）,据此测算胶州湾湿地围垦的生态效益损失约为7.67亿元/年。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4个属性中居民对湿地面积变化的关注程度最高,其次是湿地水质,因此政府应当制定以恢复湿地面积为重点的湿地保护和修复政策。
沉积物保留是保证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所必需的基础功能之一。准确计算流域沉积物的保留量,开展水土保持效益评估,对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土地利用结构调整、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及水库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以陕西省黄河支流无定河源头营盘山库区为例,基于ArcGIS10平台,运用InVEST的沉积物保留模型,定量估算了2013年营盘山库区沉积物保留量及2013-2070年内沉积物保留价值,同时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沉积物保留功能重要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13年营盘山库区的沉积物保留总量为493.43万t;2013-2070年流域的沉积物保留总价值达到1.29亿元;库区东西侧沉积物保留价值差别很大,这与流域内部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方式、生态系统类型、植被覆盖情况、土壤理化性质、气候等因子密切相关,前4个因子起主导作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沉积物保留功能重要性依次为稀疏草地>稀疏灌木林>旱地>落叶阔叶林>水域>居民地>裸地。
在湿地生态系统恢复重建过程中,湿地土壤质量变动与景观类型的相互关系及其耦合机制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豫东黄河故道湿地为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故道湿地景观类型与土壤质量因子之间的关系,探讨景观类型与土壤生态过程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显示：①主成分分析（PCA）和典型相关分析（CCA）表明,主成分与湿地景观类型密切相关;主成分P1（土壤有机质与微生物活性）与山杨林地的相关性最大;主成分P2（土壤总磷与容重）与莎草沼泽的相关性最大;主成分P3（土壤pH值）与碱蓬滩地的相关性最大;②土壤性质的改变能够很好地响应湿地景观类型,各景观类型从故堤向外延伸呈顺时针分布在CCA排序轴上,且土壤生态过程与湿地景观类型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③多元回归分析表明,3个主成分与景观类型序列的相关系数为0.955,R2=0.893（F=48.486,p=0.001）,湿地景观类型与土壤质量因子的梯度变化密切相关;湿地土壤生态过程是豫东黄河故道湿地景观类型演变的驱动力之一。
藏北牧区是典型的高寒缺能、生态脆弱地区,长期以来以畜粪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满足能源消费的同时,畜粪燃烧使得其中的有机质、养分排空,致使室内空气污染和草地物质循环受阻。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实验分析、结合统计数据,分析了1988-2010年藏北牧区那曲、班戈和尼玛3县的牦牛排粪、牛粪燃用的时空过程,评估了牛粪燃用引起的有机质、养分直接排空流失效应。研究表明区域尺度的牛粪排放量主要取决于牦牛存栏数,那曲县、班戈县和尼玛县年均牦牛排粪量分别为15.1、6.5和4.8万t干物质（dM）。牛粪燃用量主要与乡村人口有关,那曲、班戈和尼玛年均牦牛粪燃用量分别为9.0、4.7和3.6万t dM。藏北牧区的牛粪燃用强度（牛粪燃用量与牛粪排放量之比）为70%,其中那曲县61%、班戈县72.2%、尼玛县76.8%。牛粪燃用后95%以上的有机碳、氮都直接释放到大气中了。那曲、班戈和尼玛年均释放的氮为0.19、0.10、0.08万t。与牛粪还田相比,牦牛粪大量燃烧引起土壤有机质和速效磷含量降低,草地初级生产力降低。未来,应该大力发展替代能源、降低牛粪燃用强度,加大牛粪、粪灰还田力度以优化牛粪利用方式,协调牛粪的燃料和肥料功能。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需求之间的冲突。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视角,对自然保护区利弊的农户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角度来看,目前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野生动物致害较为严重,但生态旅游增加了农户收入。此外,农户比较认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防护、保护物种资源和生态旅游的功能,但是认为自然保护区政策中补偿金额较小。自然保护区补偿低、林地限制利用和林地面积小构成了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内林业经营的主要障碍。通过因子分析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保护区对粮食种植、林业经营、劳动力转移、生态旅游收入、野生动物致害的影响,保护区的物种资源保护、生态旅游、生态防护等功能的实现,保护区政策实施中补偿金额小、补偿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林农参与保护区森林经营中存在的补偿标准低缺乏动力、林地限制利用收益受损、面积太小收益低等障碍,以及性别和人均收入等,均对农户的自然保护区的综合影响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
为了找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家庭林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规律,论文以闽浙赣2004-2009年237个林农的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农户家庭林业经营为决策单元,以林地面积、劳动力、资金为投入变量,以林业总产出为产出变量,运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TFP,运用Tobit回归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家庭林业TFP增长的主动力。闽浙赣家庭林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依次为-4.3%、13.4%、8.9%,使得其TFP年均增长率差异很大,依次为-4.4%、9.1% 、5.8%。规模效率变动及生产要素配置水平变动的个体差异较大,直接导致三省家庭林业TFP变动的个体差异均较大,且浙江、江西远大于福建,均需要扩大林改成果的社会惠及面。虽然对各省家庭林业TFP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所不同,但户主受教育年限、林业经营条件、资金来源渠道和林业管制政策执行属于影响两个省的共同因素。强化林业科技推广、加快林地流转、加强新型林农培育、加大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林业多渠道融资机制和规范政策执行等措施有利于家庭林业生产力水平持续增长,规范林地流转、发展林农专业合作组织和促进林农相互交流等措施有利于扩大林改成果的社会惠及面。
采用半对数特征价格模型,通过设置不同“参照区”对比分析,研究轨道交通运营前后不同时期对城区和郊区之间房价梯度的影响,并探讨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轨道交通对城区和郊区之间房价梯度起到“缓冲器”作用。但在研究期内,轨道交通沿线的房价梯度呈现先加速扩大再加速缩小的倒“U”型结构。跨越城区和郊区之间的轨道交通对其沿线房价梯度的影响呈现三阶段变化：在轨道交通开通前的短期内（阶段一）,市区房价上涨高于郊区,城区和郊区之间的房价梯度扩大加剧;在轨道交通运营后的短期内（阶段二）,市区房价上涨低于郊区,但城区和郊区之间的房价梯度继续加剧上升;在阶段三,即轨道交通投入使用的长期,市区房价涨幅远小于郊区,城区和郊区之间的房价梯度停涨下降,轨道交通促进房价扁平化效应才显著体现。城区和郊区之间房价梯度的演化是由于两个市场对轨道交通的响应不同引起的。本研究深化了轨道交通对房价影响认识,可为北京市跨越城区和郊区之间的地铁沿线住宅开发管理提供参考。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验证了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站点住房价格的影响。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假说,然后基于特征价格方法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利用南京市地铁1、2号线站点附近2km范围内二手楼盘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对沿线站点住房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站点住房价格产生了显著的增值效应,不同距离范围影响程度不同,距地铁站点500m以内住房价格比500m以外高出14.3%, 1 000m以内住房价格比1 000m以外高出8.9%,1 500m以内住房价格比1 500m以外高出3.9%,当距离范围超过 1 500m后,增值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②轨道交通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程度与距地铁站点直线距离存在着显著的倒“U”形关系,影响程度随距离先增大后减小,在距地铁站点大约320m时影响程度最大;③轨道交通对沿线站点住房价格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的分市场效应,对郊区市场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主城区市场。
鉴于传统收敛模型的局限性,基于PS收敛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1986-2010年碳排放强度的收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0个省市的碳排放强度整体上不存在收敛,但内部存在4个收敛类型（即类型A-类型D）和1个离散类型（即类型E）,其中类型A、类型B和类型E的相对转移路径趋于上扬,其所包含省份的整体碳排放强度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碳排放强度间的差距趋于扩大,资源利用效率趋于下降,是拉动我国碳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类型;类型C和类型D的相对转移路径在样本研究期内呈现出平稳的下降趋势,其所包含省份的整体碳排放强度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碳排放强度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资源利用效率趋于提高,是降低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类型。进一步的核密度分析发现,整体上看,我国碳排放强度逐年趋于下降,且省域间的碳排放差异也呈现出缩小态势。
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将能源综合效率解构为能源管理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从高级化、合理化和聚集程度三个维度将产业结构分解描述为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集中度三个指数。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分析了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二者空间分布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分布地区差异明显,高能效地区分布看,能源综合效率、管理效率和环境效率分别呈倒“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和各国对“温室效应”日益关注的背景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5-2011年中国29个省区的数据,利用非动态门槛面板估计方法,本文从地区人均收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等四个角度,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碳排放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人均收入过高、过低,或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FDI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增加;而当人均收入中等,或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FDI的消减作用则很不明显,甚至会增加碳排放。由研究期内相关因素的变动趋势可知,通过收入门槛效应,FDI增加了中国碳排放,但此种影响逐渐减弱;通过人力资本、研发投入门槛效应,FDI降低了中国碳排放,且此种影响正在增强;通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FDI也增加了中国碳排放,且此种负面影响尚无明显减弱。本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开放”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开放型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和谐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设施蔬菜生产系统碳足迹研究对构建低碳蔬菜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命周期法和多目标灰靶决策模型,利用2013年实地调查数据对北京市设施蔬菜生产系统碳足迹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①总碳排放中以间接碳排放为主,来自工业的投入品是产生碳排放的主要原因;②总体上看,设施蔬菜生产系统光合作用碳汇大于总碳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③大棚优于温室,但两者的总碳排放均小于光合作用碳汇,对生态环境均具有正外部性;④各地区碳足迹的优劣顺序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房山区、平谷区、延庆县、密云县和怀柔区,且前四个地区对生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推进低碳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本文以上海市20个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点）为研究对象,以游客和上海政府旅游部门在有关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游记和要闻动态为研究样本,利用计算机平台统计景区（点）在样本中的出现次数,研究其在游客感知和政策重点中的冷热均衡状况及差异,并通过景区（点）在研究样本中的共现次数分析不同景区（点）间的联动效应及在不同类型样本中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上海旅游景区（点）在游客感知和政府旅游部门要闻动态中都具有冷热不均衡性,热门景区（点）在不同样本类型中呈现较大差异,而非热门景区（点）则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上海旅游景区（点）在政府旅游部门政策中的联动性与其在游客感知中体现的实际联动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在热门景区（点）中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本文在分析其联动差异及政府旅游部门政策措施关注和游客实际偏好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着国家森林公园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景区管理者面临着保护生态环境和满足游客游憩需求的双重压力。本文以沈阳国家森林公园为例,采用选择实验法和条件Logit模型分析效用最大化的景区资源和管理属性组合,并对景区内的主要属性进行经济价值评价。结果表明：植被覆盖率、水质清澈度、垃圾数量和拥挤度均对游憩效用具有显著影响。该公园当前经济价值为27.3元/人次旅行,对每一位游客每次旅行而言,植被覆盖率每提高10%,公园的经济价值将提高30元;水质清澈度每提高0.5m,公园经济价值将提高24元;垃圾数量增加5件/20m2,公园经济价值将损失20元。公园经济价值最大为36.6元/人次旅行,并得出其相应的效用最大化属性组合方案。此外,游客对公园当前的拥挤状况并不满意,其意愿支付为负值;另外,拥挤度水平与游客意愿支付之间呈倒U型,公园最佳的游客拥挤度为15人/100 m2,相应的最大意愿支付为44.6元。
低碳旅游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准确把握公众在特定旅游情境下的低碳行为机理是推动旅游业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三亚市过夜游客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从微观视角对公众在特定旅游情境下的低碳旅游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探讨。结果表明：公众的低碳旅游行为由一般行为与积极行为两个维度构成,公众对一般行为的认知和参与度较高,对积极行为的认知和参与度偏低。比较而言,一般行为相似于公众较为熟悉的节能环保行为,易受公众环保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积极行为需要更高的参与热情和能力,相对更易受低碳知识和旅游地低碳情境的影响。同时,社会规范与感知利益对一般和积极低碳旅游行为都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研究提出了一个旨在引导公众积极参与低碳旅游行为,推动低碳旅游发展的政策框架。
风荷载作为温室主要活荷载,直接影响着温室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本文利用东北地区176个气象站1981-2010年的10分钟平均最大风速资料,采用极值Ⅰ型分布函数计算了5年、10年、20年、30年重现期的风速极值和风压,结合东北地区日光温室结构特点,确定了日光温室所受最大风压,最终得出了东北各区域日光温室遭受大风危害的临界风压和风速指标。结果表明：东北东部、西部及北部山区为最大风速和风压低值分布区,沿海及中部平原为高值分布区,随着重现期的缩短,最大风速及风压呈下降的趋势。日光温室风荷载范围为（0.07~0.44）kN/m2,与建筑规范中基本风压标准值差距较大,在不考虑日光温室风载体型系数的情况下,确定东北各区域日光温室大风掀棚风压和风速指标。从风荷载空间分布看,占据东北大部地区的Ⅰ和Ⅱ区有利于日光温室发展,其中辽宁的Ⅰ和Ⅱ区光热资源丰富,冬季温度较高,有效生长积温多,更适合日光温室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