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事关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在关键领域发挥战略性作用。本文从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界定与遴选、供给风险评价与预警、供给安全体系优化与政策三方面对当前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结论有：①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是满足国防军事需求与实现战略性关键产业良性发展的原材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主权属性的集中体现,需结合国家或地区发展实际动态遴选战略性关键矿种;②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给风险具有更强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给风险评价模型的建立面临诸多挑战;③通过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体系优化与政策选择的重要方向。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供给安全的形成机理,由大数据驱动与全球供给链跟踪明确供给风险评价要素,基于外部冲击因素和内部产业因素结合的视角完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政策是未来战略性关键矿产供给安全研究的重要方向。
按单一元素计,伴生性矿产占美国和欧盟关键矿产的60%以上。与非伴生性关键矿产相比,伴生性关键矿产有着特殊的地质和经济性质,这对其资源安全保障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关键矿产成为政府、科研机构关注的热点,针对伴生性矿产资源安全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本文从伴生性矿产的伴生程度测算、关键性评价、供给机制和可供性、全球贸易格局、价格理论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综述发现：由于伴生性关键矿产的重要战略地位,伴生程度开始成为重要的矿产关键性评价指标,伴生性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得到了一定保障;伴生性关键矿产的供给取决于主矿产的供需变化,导致其供给缺乏弹性,面临供给风险;同时,伴生性关键矿产的地理分布高度集中,使得其在全球贸易中面临着更高的贸易风险;而相较于非伴生性关键矿产,伴生性关键矿产有更高的价格波动性,且其价格波动受到主矿产价格波动的影响,致使伴生性关键矿产供需稳定存在风险。最后,结合未来经济发展的背景和趋势,本文对未来伴生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矿产安全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保障,关键矿产战略是实现资源安全的必要路径。世界主要国家均制定了关键矿产战略举措,中国相关矿产需求量大、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制定关键矿产战略尤为迫切。本文基于澳大利亚、日本、欧盟、美国4个国家（地区）2006—2019年关键矿产的政策文本,从关键矿产战略的国际背景、制定依据、历史演进与政策工具选择角度开展比较研究,提出主要国家关键矿产战略的演进规律、驱动因素以及工具选择依据。研究发现：4个国家（地区）“关键性”指标选择均包含供应风险,并根据国情选取了经济重要性、可操作性等不同的指标;同时,4个国家（地区）关键矿产相关政策文本数量稳步上升,美国、日本、欧盟政策关注点不断系统化,且定期更新与完善关键矿产清单;4个国家（地区）主要选择规制型政策工具,以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为辅,社会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增强。在此基础上,建议中国在建立关键矿产目录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矿产储备体系、促进替代和回收技术研发、实施“资源外交”等举措,制定合理有效的关键矿产战略。
全球能源结构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多种关键金属材料。本文选取15种清洁能源技术关键金属,从供应减少、需求增加、地缘政治和社会监管4个维度,构建10个评估指标,对清洁能源技术关键金属的供应风险进行定量评估,保障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研究结果表明：①清洁能源技术关键金属的供应风险均处于中风险以上等级,其中铟、镓、锗3种关键金属处于中高风险水平,锂、钴、镉、硒、钼、钯、铂、铜、铝、锌、铁、钛12种关键金属处于中风险等级。②供应减少风险维度中铟、铁、钼、锌、锗、镉6种关键金属属于中高风险,其中铟的风险最高;需求增加风险维度中铟、镓、锗3种关键金属的风险属于中高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维度中有9种关键金属属于中高风险,其中钴的风险最高;社会监管风险维度中有11种关键金属属于中高风险,其中铟的风险最高。因此,需尽快建立关键金属供应安全常态化风险分类管理机制和二次资源回收管理体系,增进与关键金属供应国间的合作,以缓解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关键金属约束。
为了考察战略性关键金属贸易网络特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1996—2017年7种战略性关键金属贸易数据为基础,定量刻画了全球战略性关键金属贸易网络的拓扑特征,并从入度中心度、出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5个维度全新解构各国在贸易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以此并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贸易网络特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7年期间全球战略性关键金属贸易网络具有松散性和异质性,并呈现“小世界”特征;②就个体而言,中国、美国和德国是全球战略性关键金属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③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国家表现更为突出,而出入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的影响则不显著。中国应采取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深入研究优势矿产资源产业链各环节产品国际贸易的格局和特征,识别中国在产业链各阶段的贸易竞争优势和潜在问题,本文以钨为例,选取了2009—2018年Uncomtrade商品名称中含钨关键词的钨矿和钨精矿、钨酸盐、钨铁合金和钨制品四大类产品的国际贸易数据,构建了国家（地区）间贸易网络,从贸易额、产业集中度类型等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别钨产品国际贸易的整体格局和演化趋势,并根据C8寡占成员的演化情况选取了稳居寡占名单的国家作为典型研究对象,对其寡占优势、中介控制优势、出口结构等方面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钨产业链各环节均存在少数国家掌握着极大的贸易量的现象;中国具有贸易中介控制力竞争优势的是钨矿,而具有寡占竞争优势的主要是中下游产品,且总体上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倒U型特征,同时中国具有出口分散渠道方面较好的优势以及中介控制能力的劣势。中国想要实现与自身资源禀赋和加工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仍需要基于现有寡占竞争力,在精细化产品加工、中介控制能力等方面提升竞争力。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各环节竞争优势横纵向对比提出了相关建议,为量化分析钨产业链不同环节存在问题和潜在风险提供了基础。
铜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关键金属。中国长期以来进口“六类废杂铜”和“七类废杂铜”两种废碎料来冶炼再生铜。本文基于海关贸易和有色金属工业统计数据,利用物质流分析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研究了铜废碎料贸易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以及环境与健康风险。结果显示：①2000—2015年,中国累计进口铜废碎料实物量6680万t,其中含金属铜约2000万t,占同期国内再生铜累计产量的56%;②相比利用铜矿石生产精炼铜,利用进口铜废碎料生产再生铜在非生物性资源消耗、温室效应和人体毒性等方面减少了一系列环境影响,同时累计节约铜矿山投资成本约580亿美元。然而,进口的“七类废杂铜”在带来资源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区域性环境与健康风险：一是进口低品位铜废碎料中夹杂大量有机物,在拆解和熔炼过程中容易产生二恶英等有毒有害物质;二是部分工业园区和小企业在工艺、技术、空间布局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落后引发了局部地区较为严重的环境和健康危害。因此,建议辩证和全面地认识铜废碎料进口带来的效益和风险,在坚决禁止进口“以回收铜为主的废电机、电线、电缆和五金电器”这些“七类废杂铜”的同时,继续利用进口“六类废杂铜”作为重要的铜资源,以降低中国对原生铜矿石的依赖以及造成的采矿和原矿冶炼阶段的环境影响。
本文旨在梳理中国稀土政策的演进历程,剖析政策演进动因及机制,并据此指出未来政策的优化调整方向。基于标志性政策,本文首先得出中国稀土政策可划分为4个演进阶段,分别为鼓励稀土出口和规范开采程序（1985—2004年）、实行出口数量管理和提升出口定价权（2005—2010年）、行业秩序治理和组织结构调整（2011—2014年）,以及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至今）。接着,文章运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剖析了政策演进动因,运用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图描绘了政策演进机制,探索得出中国稀土政策演进动因主要包括产业供给侧问题的倒逼、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约束,以及全球发展形势的推动。总体而言,中国稀土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被动性和盲目性,其驱动机制主要表现为倒逼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后,本文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稀土政策的PSR模型,指出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稀土产业处于供需不匹配、下游应用水平不足、环境税费制度不完善、全球竞争地位受威胁等不利状态,未来应当形成问题与目标双向导向机制,从优化资源开发战略、激发企业研发热情、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分轻重稀土进行全球资源战略布局和产业治理4个方面进行响应政策的优化调整。
本文以稀土产业为例,研究了出口退税调整如何影响稀土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考察出口退税政策变动是否达到政府设定的产业政策目标,即优化稀土行业的资源配置。结果表明：①出口退税的下调,从整体上抑制了稀土企业进入,迫使低效率、低附加值的稀土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稀土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②出口退税抑制企业进入效应和迫使企业退出效应更多体现在出口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③相对于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初级产品受到出口退税的作用更大,其进入退出行为也更为明显。本文的主要政策蕴含在于：出口退税政策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具有很大异质性,出口退税政策仍有较大的改革和调整空间,应该继续深化出口退税政策改革,改善稀土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改善稀土产品的出口结构。
研究中国稀土产业发展财政支持效应对于完善稀土产业政策理论、优化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和实现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中国稀土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基于SBM-DEA四阶段分析方法的财政支持效率评价模型和基于面板FGLS估计方法的影响因素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10—2019年中国稀土产业财政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区分稀土产业链前后端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稀土产业的财政支持效率年平均值为1.313,财政支持对65%的稀土上市公司具有“激励效应”,整体达到了财政支持政策设计目标,但仍对35%的稀土上市公司存在“挤出效应”;②稀土产业链前端和后端的财政支持效率年平均值分别为1.145和1.377,后端的财政支持“激励效应”显著大于前端,财政支持有利于推动稀土产业链向后端延伸;③稀土产业财政支持效率随时间推移整体呈下降趋势,“激励效应”逐渐转为“挤出效应”,专项政策的出台能够在短期内提升财政支持效率,但长期效果有限;④财政支持强度与稀土产业财政支持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对稀土产业财政支持效率具有显著正效应。本文深化了财政支持对中国稀土产业发展效应问题的认识,可为中国稀土产业的差异化财政支持政策制订提供参考。
随着近年资源应用领域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延伸,下游材料端的技术创新突破已成为重构中国资源产业优势的战略着力点。本文利用2008—2017年中国新材料企业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从技术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对中国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①对于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了新材料企业的技术创新。其中,风险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但具有短期性,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则具有滞后性;②对于导入期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较小,而政府补贴正好弥补了市场资金配置的不足;对于成长期新材料企业,风险投资对其技术创新的长期激励效应强于政府补贴;对于成熟期新材料企业,政府补贴不能促进其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的激励效应则比较显著。因此,为更好地提升中国新材料技术创新水平,政府应引入分类补贴机制,重点向导入期新材料企业倾斜,并引导风险资本投入成长期和成熟期新材料企业。
本文基于产业安全视角,采用2006年8月—2018年12月的月度数据,将影响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同时融入统一的分析架构中,并构建TVP-FAVAR实证分析模型,提炼出反映战略性金属行业波动本质的综合因素,全视角分析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战略性金属特定需求冲击以及金融投机冲击导致的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战略性金属行业产出的影响及时变特征。结果显示：①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冲击的行业影响效应具有时变性,在不同时间尺度与不同时间点,其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②供给冲击对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的影响最大,而经济需求冲击主要影响战略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出;③战略性金属矿产价格波动对中国战略性金属行业特别是战略性金属矿采选业产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严重影响了中国战略性金属产业安全,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新技术、新材料、新产业的蓬勃发展将对关键金属矿产需求产生深远影响,探讨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关键金属矿产需求,从而确保关键金属矿产安全,对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实现低碳转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对技术进步与关键金属需求关系的文献展开了系统梳理,发现：随着资源安全成为国家重要需求问题,技术进步与关键金属需求预测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但现有文献量化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鉴于技术进步测度和数据获取等难点,需求预测结果的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提炼了技术进步作用于关键金属需求的3条微观影响机制,即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关键金属、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关键金属、技术进步—替代循环—关键金属,为后续研究提供整体分析框架;提出该领域后续研究重点,即重点关注低碳技术-关键金属、战略新兴产业-关键金属耦合问题,同时解决技术进步在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中的测度问题,推进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关键金属需求预测分析框架的构建。
中国是世界铁矿石第一进口国和消费国,然而长期以来面临着定价权缺失问题。通过定价机制改革,掌握铁矿石定价权是保障中国资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科学问题。文章以2009年铁矿石由长期协议定价机制向短期协议定价机制改革为参考点,采用以断点回归模型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选取2005年7月至2019年3月的相关月度数据,对铁矿石定价机制改革与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波动的因果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短期协议定价机制的引入与国内进口铁矿石价格波动密切相关,在短期内能有效抑制价格的大幅上涨,经测算,定价机制转型能够降低国内进口铁矿石价格6.06%~18%;②短期协议定价机制改革在短期不能抑制国际铁矿石价格;③在定价机制冲击铁矿石进口价格过程中,内生性因素影响较小。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应继续加大对短期定价机制的创新力度;发挥中国铁矿石短期定价机制改革的羊群效应,以协同增加同铁矿石供应商协商的议价权;针对国际市场变化情况灵活调整定价机制,强化在国际铁矿石市场的议价能力。
在新能源发展方兴未艾之时,油气资源仍然在世界能源消费比重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和油气进口国,保障油气资源供应是攸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本文在分析中国海外油气依存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油气供应保障的主要地缘风险,并提出了保障海外油气资源供应安全的应对策略。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海外依存度已分别超过70%和40%,进口来源地集中程度过高,导致中国油气供应极易受到地缘风险的干扰。中国的海外油气供应面临着一系列地缘风险：世界油气主产区与主要来源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多变、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后或将以能源作为地缘政治手段、新型工业化国家油气需求旺盛且地理集中增加了地缘摩擦的可能性、海上油气运输通道战略节点众多且易受大国实力干扰、油气战略储备不足难以应对突发战争与禁运风险等。鉴于此,针对中国海外油气合作的不同区域与合作重点,提出了保障中国海外油气供应安全的多元化与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世界天然气流动格局演化及其资源效应对科学制定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世界天然气输流节点和汇流节点的资源流动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而揭示格局演化的资源效应。结果表明：①世界天然气供需格局呈现东移发展趋势。管道天然气输流节点东西方向性发展逐步增强,节点分布重心呈现东移趋势;液化天然气输流节点分布在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都呈现离散发展趋势,重心移动具有显著的西北-东南阶段性迁移规律;②管道天然气汇流节点格局显著东移,汇流分布在东西向的方向性持续加强;液化天然气汇流节点格局亦整体东移,空间向心集中发展;③世界天然气高流动密度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及其沿海国家,流动网络呈现出关键节点主导特征;管道天然气以东西流向为主,液化天然气流向较为复杂;④随着世界天然气流动节点格局的不断演化,全球天然气竞争格局、交流关系以及资源治理体系将发生一系列变革。基于研究分析,提出中国应加快页岩气产业革命,持续推进天然气海外供应多元化,引领国际天然气通道规划,加强亚洲天然气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建设以及提升全球天然气治理地位等发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