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将人口年龄结构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研究也只是将人口年龄做简单分类,由此导致对年龄结构影响碳排放的考察不够深入和具体。本文细化了人口年龄结构,将人口年龄划分为0~14岁、15~29岁、30~44岁、45~59岁和60岁及以上五个组别,并基于扩展的随机STIRPAT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以达到更好地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机制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不同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对碳排放影响不同。其中,30~44岁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15~29岁人口的影响不显著,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分析还表明,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渠道看,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都有减缓碳排放加速的可能。本文最后提出了从消费渠道降低碳排放的对策建议。
作为世界重要的工业经济体,金砖五国温室气体排放对区域环境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而现有文献对五国碳排放的比较研究不足。本文运用LMDI模型,探究1992-2012年影响五国CO2排放成本的主要因素,并比较分析了五国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结论为：①单位CO2排放成本和人均GDP增长显著提高了五国CO2排放成本;能源强度下降有助于降低俄罗斯、南非、中国、印度CO2排放成本;②油气消费量上升提高了巴西和南非CO2排放成本;煤炭和石油消费量下降有助于降低俄罗斯CO2排放成本;而大规模的化石能源消费对提高中国和印度CO2排放成本的作用更明显;③综合对五国CO2排放成本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升减排技术水平、完善工业减排机制、优化能源结构是降低单位CO2排放成本、CO2排放量和能源强度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控制CO2排放成本。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在低碳经济时代下,投资引致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应受到关注。以往对此研究相对较少,且忽略了投资通过不同区域间产业联系所引发的间接脱钩。本文引入面积元并结合投入产出表以改进脱钩模型,研究了2007-2010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直接、间接引致的中国30个省区市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及脱钩关系。结果显示：①大部分省份由投资引致的经济增长比碳排放略快,两者为弱脱钩关系;北京和上海实现强脱钩发展,内蒙古、宁夏等资源型省份多为扩张负脱钩;②投资直接引致农林牧渔业实现脱钩发展,建筑业和服务业的直接脱钩状态相对较差;工业投资引致不同区域各产业的间接负脱钩状态最多,服务业受其他行业投资间接影响多呈现负脱钩状态。低碳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间的拉动作用,适当补偿承担高碳生产环节的地区,避免盲目发展可能转移大量碳排放的产业。
为研究碳排放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节能减排的影响,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指数模型,以2000-2012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分析了碳排放规制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规制有利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规制条件越严格效果越明显;强碳排放规制下,技术效率得到了促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对技术效率的促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动力,而弱碳排放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机理相反。因此,碳排放规制强度的选择应综合考量当下的技术条件和不同行业效率特征,环境技术效率较低的工业行业更适合于严格的碳排放规制条件。这为碳排放规制政策运用到工业行业减排中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剖析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关键影响因素间作用关系,是进行景区生态安全相关研究的基础。本文在构建了景区生态安全的制度-监管-干扰-安全IRDS模型及其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通过量表设计与调研获取数据,并经信度与效度检验后,对IRD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关键因素间的影响路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景区环境相关法规、政府环境监管执法等因素通过对干扰行为因素的规范与约束,对景区生态安全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发现,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中存在过多利益纠葛等现实状况严重制约着景区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据此,建议决策者建立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并结合多元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和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和管控问责机制,在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的双重作用下,增强各参与主体的景区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及其环境参与意识,推动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城市工业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统计方法和GIS的最邻近点指数、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和通达性指数测度上海市64家有代表性的工业旅游景区总体空间分布类型与联动特征。这将为城市工业旅游景点开发模式选择和旅游线路设计提供空间决策依据,同时又有助于完善后工业社会城市的工业旅游景区与毗邻地区的综合规划策略。研究发现：①上海市工业旅游资源总体呈弱集聚分布,旅游网络趋于环网型;②不同类型的工业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程度与连接程度不同,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集聚度与连接度比工业企业景点、工业博物馆高,说明创意产业集聚区工业旅游发展成熟度要高于工业企业景点与工业博物馆,而后两者相较之下存在较高开发潜力;③上海市核心区工业旅游景区通达度较好,具有良好的联动条件与联动潜力。
研究区域旅游流整体空间网络结构特性及区域内各城市在整体网络中的地位,可为区域旅游的空间布局与优化提供支撑。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30城市重点旅行社推荐的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及三日以上）旅游线路共4 500条,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从单个城市旅游节点、节点城市间连线、整体空间网络三个方面分析长三角区域旅游流空间网络特征。结果显示：①长三角区内节点城市在区域旅游流空间网络中地位差异较大,核心城市的核心地位较为突出,区域旅游流空间网络存在明显的等级性,随着出游时间的增加,等级性更为明显,如杭州和苏州既是区域内核心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中转地,在旅游线路组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②局部旅游流活跃程度较高,如镇江-扬州、舟山-绍兴;③区域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会由于旅游交通条件、大型旅游项目等各种要素的变化而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
“十二五”期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明确“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战略部署。本文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1999-2012年沿海11省市区旅游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揭示其时序变化与空间差异特征,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该时间段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99-2012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综合效率整体上呈螺旋状上升态势,其中长三角地区呈现出领先优势,环渤海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不相上下,呈平稳变化态势;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保持快速的增长,年均增长率为8.6%,其中技术进步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城市化水平是提高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的重要途径。
运用文化营销策略提升目的地形象对于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管理和规划旅游景区有重要意义。运用社会心理学关于文化认同理论,构建了基于文化认同、游客涉入度和目的地形象三因素假设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将此三因素作为重游倾向的前因,进一步采用实地访谈、调查问卷方法,以塑造台湾旅游目的地形象为例,发现游客涉入度与文化认同有正相关关系,两者均对目的地形象产生积极作用,目的地形象正向引导游客重游倾向。同时,证明了游客涉入度、文化认同和重游倾向间无直接关系,目的地形象在游客涉入度、文化认同和重游倾向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文化认同要素在游客构建目的地形象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旅游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之一,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当地居民生计转型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对1992-2012年当地居民的生计转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2-2012年,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实现了由传统“农民”到现代“市民”的生计转变,具体表现为：生计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从原来的以耕地、林地、海上养殖场等为主的自然资本依赖转为现在的以楼房、门面店、汽车等为主的物质资本依赖;生计策略上,从纯农业型转变为其他非农型;生计结果上,生计收入和支出整体增加,结构不断优化。但是,这种生计转型本质上是旅游度假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强度调整的结果,而在此调整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生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当地居民居住空间被压缩,耕地等自然资产被用于商业开发;当地居民旅游型生计的缺失;当地居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造成生计结构贫困。因此,本文提出：尊重旅游度假区范围内原有自然村落的空间分布,尽量避免拆迁;强化对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本身作为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构建多层次吸纳当地居民就业的岗位体系。
企业发展需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来自于政府和市场的倒逼力量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十二五”期间,煤炭经济发展遇到的倒逼现实是：降低煤炭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重、控制煤炭消费碳排放、控制单位GDP能耗、来自进口煤炭的冲击等。本文将以上因素量化为倒逼机制强度指数,并计算了71户大型煤炭工业企业的指数值,计算结果显示：政府倒逼的强度大于市场;两者倒逼指数越大,煤炭经济发展受到的限制越多,煤炭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越差;煤炭工业企业资产规模变动与其经济效益显著负相关;煤炭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变动对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密切关系,但不显著;煤炭工业企业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与其经济效益呈现弱反向关系,表明煤炭企业在外部环境不利情况下,资金周转有可能失灵,如果再扩大负债,经济效益会更糟糕。
中国水资源问题表现为供给不足和需求增加的矛盾日益严峻,而城市化过程是今后水资源需求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对水资源定价系统的改革带来了挑战。本研究将3种水资源定价系统分别引入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以城市化过程为模拟背景,比较了不同的水资源定价系统中水价变动、水资源部门间分配状况以及宏观经济变动水平。研究表明,在控制水供应总量的条件下,农业部门和城乡居民的用水需求增加,其它生产部门的用水需求减少,相对用水价格在不同系统中变化显著;不同系统对于GDP和各生产部门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对城乡居民的福利有显著影响,平行定价系统将使农村居民获得最高的福利水平;进一步改革的统一定价系统将使城镇居民实现最高的福利水平。
不同地区应根据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污染治理能力、水环境状况与治理需求,因地制宜地选择管理模式。依据系统构成要素及关系,本文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模式总结为养殖企业主导型、有机肥企业主导型、种植企业主导型、政府（公益性处理中心）主导型四类。综合应用聚类分析与SWOT分析方法,将江苏省太湖地区22个县（市、区）划分为三类管理模式地区：养殖企业-有机肥企业主导型模式混合推广区,占太湖地区总土地面积43%;有机肥企业主导型模式重点推广区,占土地总面积20%;种植企业主导模式重点推广区,占土地总面积37%。政府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应同时扮演废弃物处理排放监督者、资源化利用组织者与服务购买者等“多重角色”,将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利益主体组织起来,重新构建种植业-养殖业关系,切实提高养殖废弃物的有效利用水平。
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降低脆弱性,以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本文从敏感性与应对能力两方面构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运用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脆弱性评价指数模型、障碍度评价公式等对2006-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海洋经济系统敏感性与应对能力走势一致,呈现出整体微降增加、局部突变,脆弱性变化平缓的特征;②中国沿海地区的脆弱性类型空间分布整体分散、部分连片集中,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东北沿海地区与华东沿海地区脆弱性逐渐降低,华北沿海地区与华南沿海地区呈现内部两极分异的格局;③2006- 2011年,中国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即脆弱性渐高型（广西、河北、福建）、脆弱性渐低型（广东、天津、上海、辽宁）、脆弱性平稳型（山东、江苏、海南、浙江）。最后本文通过对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影响因子的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鄱阳湖地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和世界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本文基于土地覆被遥感解译数据及其他辅助数据,运用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及相关分维、空间统计等分析方法,分析鄱阳湖地区2000-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化。结果表明：①鄱阳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较高,但价值净损失趋于加速,2000-2005年价值净损失1.10亿元,2005-2010年净损失2.47亿元;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格局的等级差异明显,中等价值单元分布均匀,高值单元分布集中,低值和较高值单元随机分布;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动态演化的空间自相关与高低值聚集现象明显,但其相关性与聚集程度趋于弱化;④“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促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并形成若干增值热点区,城市扩张与土地开发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并形成沿交通干线和水土资源富集区分布的价值损失冷点区。
热带雨林是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宝库,近年人类活动导致全球热带雨林面积不断减少,使得保护雨林、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西双版纳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近30%,大部分转变为人工橡胶林。面对经济发展与不良生态效应之间的矛盾关系,以政府为主导的有偿“退胶”是在一定程度上拯救雨林的直接途径。本研究采用土地期望值理论和复利计算法,估算出西双版纳曼旦村橡胶林的土地期望值和森林价值,进而制定出“退胶还林”经济补偿标准,并采用了以20年为年限分期付款、征收/租赁的补偿方式。这一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退胶还林”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和参考依据。为促进“退胶还林”的实施,本文还建议在大规模“退胶还林”计划实施之前,要采取政策和措施,尽可能缓解大面积橡胶林对西双版纳当地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开展区域生态案例综合评价,可为地区生态案例建设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以“3S”技术为支撑,结合宁夏黄河流域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对流域2000年和2012年生态安全等级进行了评价;分析了流域2000年和2012年生态安全状况的时空演变情况,并对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流域生态安全水平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仍处于欠安全级别;②空间上,流域中部的沙坡头、红寺堡和东部盐池县的生态安全有恶化趋势;流域北部的黄河灌区和流域南部山区生态安全状况有明显改善;③2000-2012年以来,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资源有所增加,使得流域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在沙坡头、中宁、盐池、红寺堡等部分区域,因地下水与地表径流减少导致局部生态安全水平有所降低。未来生态建设中,需因地制宜,通过保护与恢复地下水资源、保护地表径流、结合生物与工程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地区生态安全综合水平。
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已经成为稳定苹果种植户收入,促进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陕西、山东、甘肃和河南4个苹果主产省的45个村庄与931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苹果种植户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96.67%的样本农户苹果生产受到气象灾害影响,其中85.92%的农户采用了适应性行为,但对包括覆膜、防冻剂等新型适应性措施的采用比例较低;村庄和农户层次的因素共同影响苹果种植户适应气象灾害的行为;村庄层次的苹果种植面积占比、基础设施供给情况,农户层次的户主风险类型、家庭规模、生产特征等因素正向影响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而县年平均温度负向影响农户采取适应性行为;农户采取事前预防性行为和补救性行为的村庄与农户层次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东北三省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本文基于东北三省1961-2013年71个台站逐日气温、降水资料,选取了“欧洲地区极端事件统计和区域动力降尺度”（STARDEX）项目提出的57个极端指数中的8个核心指数,分析和揭示东北三省极端气候事件的空间格局及变化,研究结果可为降低东北三省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制定应对气候风险的策略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年和四季的高温阈值、低温阈值与最长热浪天数均随时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和春、秋、冬季的霜冻日数随年际表现为下降趋势;②东北三省西南地区易发生极端高温事件,北部易发生极端低温事件。同时北部亦是年和春、秋霜冻日数的高值分布区,且高温热浪的天数相对较长（高温热浪的季节）;③年和秋季强降水阈值随时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春、夏和冬季强降水阈值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和春、夏、冬季强降水比例和强降水日数亦随年际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秋季强降水比例和强降水日数则表现为下降趋势;年和春、秋、冬季的持续干期呈现下降趋势,夏季呈现上升趋势;④东南部是极端降水事件的高发区,夏季与春季、秋季为极端降水事件易发的季节,极端事件增多,且向西部蔓延。年与四季的持续干期的分布均呈现西长东短的特点。
本文基于东北地区87个气象站点1960-2014年逐日降水资料,运用趋势分析法、IDW空间插值法、Morlet小波分析及斯尔皮曼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近55a东北地区降水事件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近55a,东北地区年降水日数和强度存在明显的年代际变化,年降水日数总体呈极显著减少趋势,自东南向西北呈多-少-多的分布格局,年降水强度呈不明显的增加趋势,由南向北不断减小。大雨和暴雨降水日数均呈减少趋势,在空间上自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且随着降水等级的提高,高值中心逐步向辽东南地区移动;强降水强度由南向北逐渐递减,大雨强度在各地差异不大,暴雨强度的差异较为明显。大雨和暴雨不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降水方式,但对年降水量的贡献较大;降水量与强降水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大雨降水量和日数的减少对研究区降水量的响应最显著,贡献率最大。大雨和暴雨日数变化的主周期分别为22a、5a,降水强度主周期均为28a。该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东北地区极端降雨天气,对区域农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