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文旨在揭示“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关系特征及驱动机制，为促进“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发展和优化数字贸易合作路径提供政策借鉴。【方法】本文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2006—2022年“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采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考察其网络演化机制。【结果】①“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密度偏低，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性”和层级式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以中国、新加坡在内的经纪人板块位居网络中心位置；②样本国家中心性和多样性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西较高，中间偏低”的分布特征，同时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的中国逐渐占据网络核心地位；③内生机制方面，多连通性、传递闭合性、聚敛性、稳定性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关系形成，而变异性产生显著抑制效应；④外生网络方面，班轮海运网络、政策协同网络、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地理邻近网络和共同国家网络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网络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⑤节点属性方面，较强的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和较弱的贸易壁垒程度等同配性特征，以及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数字技术应用、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制度质量等国家属性特征均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关系形成。【结论】“一带一路”数字产品贸易网络具备弱联结、等级化和差异化的特征，其结构演变受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的双重影响。

【目的】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能否有效驱动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则成为关键所在。【方法】选取2008—2022年中国A股958家上市企业相关数据，综合采用熵值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协同整合环境规制与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显著提升了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结构维度分析显示，覆盖广度的驱动作用最为突出，使用深度次之，而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则呈U型关系；②作用机制检验揭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提升绿色转型意识3条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③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提升效应因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为协同促进资源型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应强化数字金融的环境规制协同功能，着力拓宽其服务覆盖广度，构建融合“融资支持、技术驱动与意识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依据门槛效应实施精准政策干预，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与企业扶持策略。

【目的】探究精准农业技术能否促进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增长对于精准农业技术的持续推广与应用非常重要。【方法】基于2022年内蒙古、陕西和山西3个省份724份粮食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精准农业技术对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影响及其机制。【结果】①精准农业技术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并能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实现效率和收入的协同增长。②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农业技术对新生代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均高于老一代；对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低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均高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户。③机制分析表明，精准农业技术通过节约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提升农业产出提高生产效率；精准农业技术通过促进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和外出务工实现家庭增收；改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是精准农业技术对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影响机制。【结论】精准农业技术能够实现农户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协同增长。未来应持续推进发展精准农业，加大精准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助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农民收入增长。

【目的】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增多背景下，研究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的韧性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在对2022年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格局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蓄意攻击和随机攻击两种仿真模拟手段对该年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评估。【结果】①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复杂多元，呈现“多点放射”的现象，进口国家（地区）多且分散，出口国家（地区）少且集中，多数国家（地区）间的双边粮食贸易量较小，仅少数国家（地区）间双边粮食贸易量较大，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主要受核心国家主导；②小麦、玉米、水稻及大豆4种粮食全球供应链网络受到节点攻击后的特征变化较为一致，网络中核心节点国家受到攻击对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关键节点国家功能的丧失对网络的影响更大，且节点蓄意攻击比随机攻击对供应链网络的影响更大；③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具有一定的冗余性和韧性，在供应链中贸易路线受阻时，网络仍能够保持一定的连通性和信息传递能力。【结论】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稳定性主要依赖于核心国家（地区）。因此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应重点加强核心出口国稳定性、推进贸易多元化合作并强化全球供应链监管与韧性建设。

【目的】编制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我国海洋环境治理工作的基石，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步骤，对于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深远意义。当前，对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有诸多问题，包括关键概念模糊、核算方法欠科学可行、报表体系设计不完善等，迫切需要深入探究。【方法】对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理论进行分析。首先，明确了负债表编制的关键概念；其次，确定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优先核算对象，并提出实用可行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方法；再次，确认了负债形式及相应核算方法；基于此，通过“总表+分类表+扩展表+辅助表”的编制方案设计报表的表式结构，构建了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进一步，以浙江省宁波市为试点，探索编制了2013—2017年宁波市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果】①海洋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包括海洋空间资源资产、海洋生物资源资产和海洋矿产资源资产三大类。②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包括资源过耗、环境损害与生态破坏这3种负债形式。③整个核算期内，宁波市海洋自然资源净资产价值约12662.34亿元；相较于期初，资产价值呈上升趋势，涨幅约47.15%，海洋空间资源资产是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负债总值为 152.07亿元，主要源于海洋生物资源损耗，整体负债率仅为1.18%，负债相对较低。【结论】基于“总表+分类表+扩展表+辅助表”的编制方案构建的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是科学可行的，能较全面有效地反映海洋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和负债值的变化状况，可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海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提供有益探索。

【目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破解能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困局的关隘，电力价格则是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抓手，评估差别电价政策的效果可以为优化电价结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手工收集了21个省级行政区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企业名单，将其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差别电价政策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检验等方法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结果】①整体上看，差别电价政策提升了目标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细分类别后，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淘汰类和鼓励类企业之中；由于加价标准较低，政策对限制类企业收效甚微。②加价标准与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③差别电价政策对各类企业能效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淘汰类企业的能效提升源于设备更新，鼓励类企业的能效提升源于探索式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别电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鼓励类企业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之中。⑤进一步研究显示，差别电价政策显著提高了鼓励类企业利润，并激励了鼓励类企业协同优化工业用水情况。【结论】制定电力价格除注重差异化原则外，还应使电力价格充分反映消耗能源的环境成本。本文可为评估差别电价的政策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对深化电力价格改革以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政策启示。

【目的】加快现代农村能源体系建设，是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重要一环，更是提高农村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举措。解析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为其清洁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方法】基于2022年对湖北省101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O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影响的异质性及内在机制。【结果】①农村地区家庭劳动力转移现象较为普遍，占比达到79.04%。炊事活动中，农户主要使用电能、液化气、秸秆和薪柴等，仅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占比达到68.51%，同时使用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农户占比为29.23%；②家庭劳动力转移有助于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经稳定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该影响仍然成立。家庭劳动力转移会使得农户使用清洁炊事能源的水平提高10.330%~11.348%；③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户主年龄、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对于中青年组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的影响分别大于老年组和高、中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户；④家庭劳动力转移分别通过增加经济禀赋、强化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促进农户在炊事活动中使用清洁能源。而在从能源混用向仅使用清洁能源过渡的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家庭经济禀赋增长起着关键性作用。【结论】家庭劳动力转移能够通过改善物质条件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户对清洁炊事能源的消费需求。应重视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保障机制建设，重点普及能源消费的环保与健康知识，推动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目的】数字基础设施是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跨越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支撑，评估其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是科学施政的前提。【方法】通过测算2010—2021年中国263个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还对邻近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享赋能效应和要素优化配置效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③空间分位数回归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联动效应，但随着分位点的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正外部性逐渐减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随着分位点的提升逐渐增加。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结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在空间治理层面，应强化数字枢纽与网络节点布局，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构建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在制度治理层面，应完善资源共享与差异化发展机制，促进数据、资本与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着力缩小区域性差距并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与带动能力。

【目的】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韧性的关系关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黄河流域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韧性协同演化关系及驱动因素，有助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方法】在厘清“乡村数字经济-生态韧性”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2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哈肯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解析复合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①时间维度上，黄河流域乡村数字经济水平波动上升，乡村生态韧性先降后升；空间维度上，乡村数字经济自东向西逐级递减，乡村生态韧性呈现省会城市“领跑”特征。②乡村数字经济为复合系统序参量，乡村生态韧性为快变量，二者处于低级有序状态；考察期内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水平有所上升；区域差异先增后降，下游地区对总差异贡献最大。③协同演化驱动因素的空间非均衡性显著；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规制表现为正向驱动，种植结构趋粮化、财政支农、城乡发展差距存在抑制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较弱。【结论】黄河流域乡村数字经济与生态韧性协同演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拓展数字技术在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监管等场景的应用，加强区域协同联动，以政策整合激活外部要素驱动作用。

【目的】高铁网络深刻影响要素空间配置格局，探讨高铁网络对资源型城市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可为推动此类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方法】基于中心-外围理论，构建高铁网络影响外围要素配置效率的理论框架，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09—2021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检验。【结果】①高铁网络显著提升了资源型城市整体要素配置效率，且节点城市的“中介地位”作用强于“广度地位”作用。②多维要素分解发现，高铁网络显著提升了低技能劳动力和能源配置效率，但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效率，对高技能劳动力影响不显著。其中，对低技能劳动力配置的提升作用尤为突出。③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网络的提升效应在成熟型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300 km范围内的城市以及内陆地区更为显著。且不同类型要素的提升作用也因发展阶段、空间距离和地理区位存在结构性差异。【结论】高铁网络建设有助于缓解资源型城市的要素错配，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要素类型与城市特征异质性。应结合各地要素禀赋与发展阶段，在完善高铁网络布局的同时实施分类指导，以更精准地发挥其要素再配置功能。

【目的】本文旨在从部门和省份视角评估不同电力低碳转型情景的宏观经济影响差异，以期量化电力供应结构与跨省输电结构变化下部门及省份的产出发展趋势，为电力转型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方法】本文基于综合资源战略规划模型设计了保供优先与低碳优先的多重情景，结合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量化了不同情景下2020—2060年电力部门的直接和间接经济影响，并从部门和省份层面分析电力部门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①与预留一定煤电规模相比，2060年发电结构实现100%非化石能源将迎来更高的经济净增长，低碳优先情景下的产出增长率较保供优先情景高出3~4个百分点。②电力低碳转型过程中化石能源开采部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而电气机械和器材、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以及通信计算机电子设备等部门展现出显著的经济发展潜力。③山东、江苏和广东在电力低碳转型中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而山西、陕西和贵州将承受主要的煤电退出压力。尽管西部地区用电需求提高会降低跨省输电需求，但能通过推动本地区电力部门产出增长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④低碳优先情景的单位产出拉动效应高于保供优先情景，其中考虑煤电有序退出和新能源适度发展情景的拉动效应尤为突出。【结论】电力转型的经济影响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区域差异性，可再生能源在产业链延伸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为确保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应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电行业的区域予以高度关注。

【目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分析框架下的数字经济要素复杂组态视角，对比探究两大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路径。【方法】以2012—2022年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省份为样本，借助TOE理论框架，运用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比探究数字技术、数字组织和数字环境要素对两大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协同效应。【结果】①单一数字技术、数字组织和数字环境要素均不构成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需各要素协同联动。②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3类，分别是“金融发展推动下的技术创新驱动型”“产业融合保障下的基础设施推动型”和“资源投入支持下的技术创新拉动型”。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有2类，分别为“资源投入助力下的技术创新推动型”和“数字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尽管两大区域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路径上呈现出显著不同，但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资源投入和数实产业融合均发挥了核心作用。③组间分析结果表明，两大区域各条件组态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组态解释力较强；组内分析结果显示，两大区域各省份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路径呈现多元化，组态组内覆盖度存在区域差异。【结论】推动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的新质生产力提升需要在数字技术、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等多个层面形成合力，并依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路径，以最大化区域发展潜力。

【目的】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是三江源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系统评估三江源典型区玉树州和果洛州的绿色发展水平，为其绿色发展目标评价考核提供方法支撑。【方法】基于国家颁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5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分1998—2004年、2005—2011年、2012—2022年3个阶段对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①玉树州和果洛州绿色发展水平在25年间显著提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相关指标表现突出，其指数增长高于青海全省水平，第三阶段增长尤为突出；资源利用指数持续下降，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②两个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绿色发展耦合度自2005年起呈现持续的高水平耦合态势，协调发展度在2016年后步入较协调的发展阶段。③25年间，两个州的绿色发展障碍因素由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转向资源利用，而驱动因素则逆向演变，两者路径相反。【结论】虽然三江源区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绿色发展指数持续提升，但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制约生态经济协调性的进一步增强，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推进生态产业化与制度创新。

【目的】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评价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探究优化该政策功效的影响路径。【方法】本文以循环经济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1年中国1327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和DDD模型，考察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①循环经济试点政策能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经济绩效以及环境绩效，即循环经济试点政策有助于赋能企业绿色转型。②循环经济试点政策通过增加政府补贴，改善市场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与研发投入等路径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其中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改善主要来自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支持。③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实施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尤为突出；对于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助力更强；加大市场关注有助于正向调节循环经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结论】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应当保障循环经济政策的落地见效，侧重于发挥政府补贴在引导企业在高附加值的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领域研发投入的作用，推出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的金融创新产品，并通过市场关注推动企业资源循环利用信息的披露。

为应对内外部多重挑战，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区域产业动态研究从关注区域内部因素转向关注区域间关联。交通运输是一类重要的区域间关联形式。本文尝试构建关联视角下交通运输影响区域产业动态的研究框架，并从交通运输的强度、方向性及其要素异质性三方面总结交通运输影响区域产业动态的研究进展。综述发现：①在关联视角下，交通运输强度变化整体上会显著影响区域内产业规模与结构。②交通运输方向性强调区域间要素流入与流出作用的区别，从而影响区域间产业分工。③根据承载要素异质性，关联视角下的交通运输可划分为物质流或知识流等不同情况，并对区域产业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交通运输强度、方向性与要素异质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其综合性、网络性特征以及方法创新，并深入探讨交通运输与区域产业动态的关联机制。这将有助于深化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理论认知，并为政策实践提供科学支撑，服务于区域产业动态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求。

【目的】 城际技术转移是促进技术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本文旨在研究高铁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影响，并从信息、人才、资本的视角研究中介路径，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城际技术转移数据，利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全国287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对为研究范围，分别测度高铁开通、可达性、连通性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影响与中介路径。【结果】 ①高铁开通、高铁可达性增强、高铁连通性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转移，且可达性提升的影响最大。②高铁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高铁开通和连通性对2000 km距离内的城际技术转移影响显著，可达性则在全距离范围具有显著影响；高铁开通、连通性和可达性分别对位于西部-东北、西部-东北和东部-中部地区的城际技术转移影响最大；高铁对高创新增长型城市专利转让以及低创新增长型城市专利受让的作用效果较大。③信息、人才、资本等要素流动是高铁影响城际技术转移的中介路径，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结论】 高铁对城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效果存在距离、区域和城市类型方面的异质性，不同地区应关注城市交通配套以及铁路时刻和高铁网络等方面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可达性，发挥高铁在城际技术转移中的作用。

【目的】 工业用地作为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必要生产要素，工业地价水平对引导城市工业用地有效利用、促进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厘清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变化，以期为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方法】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40个城市出让的98599个微观工业地块交易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从全样本与城市群异质性双层面揭示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结果】 ①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具有一个显著的拉动作用。②政府干预视角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呈现变化。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逐渐减弱。③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群存在显著差异。京津冀城市群中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上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制造业结构升级显著拉动工业地价上涨，且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依然逐渐减弱。【结论】 制造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工业用地产出收益拉动工业地价上涨，但这一效应会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弱。未来，中国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工业用地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价值评估机制，健全工业用地价格体系。

【目的】 科学评估中国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时空分异特征，认知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作用关系与互动机制，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方法】 本文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遥感监测数据，在构建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模型、协调发展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研究2000—2020年中国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时空特征，划分相互作用关系类型并识别关键作用因素。【结果】 ①2000—2020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与转型程度均呈增加趋势，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收缩主要体现在人口维度，转型主要体现在产业和创新维度。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收缩程度最高，东部沿海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程度最高。②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与转型处于协调状态，但仍有相当数量城市的收缩与转型呈现失调特征，其中以交互磨合关系类型为主，城市转型的成效对城市收缩的缓解作用有待提高，收缩与转型的协调发展类型及相互作用关系存在空间分异性。③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相互作用关系日趋紧密，收缩系统与转型系统内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强于单一因素的独立作用，且这种交互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呈增大趋势。城市收缩通过以人口流失和经济增速减缓为核心的复杂作用机制制约城市转型，城市转型通过以节能减排政策为核心的倒逼机制缓解城市收缩。【结论】 近20年间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效显著，但其对城市收缩的缓解作用仍需加强。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是全面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综合转型，设计差异化经济和生态补偿机制，提高能源效率和绿色生产水平。本文既为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关系的分析提供一个有效框架，也可为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 推动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调共进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科学解析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弥合区域发展鸿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三生”系统视角构建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马尔可夫链和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 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增速较快，绿色乡村发展指数增长缓慢，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尚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②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的协同发展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且胡焕庸线东侧省份明显高于西侧省份。③协同发展度总体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④协同发展度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低水平的邻域会阻碍本省份协同发展水平提升，反之亦然。⑤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调控能力等因素显著正向影响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两系统协同发展，不同区域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结论】 中国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区域间差异明显。由此，本文分区分类提出了推进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目的】 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日益迫切的现实背景下，探究人工智能发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当下亟待关注的议题。【方法】 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 研究发现：①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明显有利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但二者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联，即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其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会产生“先提升后降低”的影响趋势；而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0.003）尚远低于理论上的最佳阈值（0.441），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在数字基础薄弱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工智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更为明显。③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驱动技术创新和累积人力资本3种渠道间接推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④地方政府竞争能动态强化人工智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应，其中环境竞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U”型强化机制，且其与经济竞争协同能更有利于释放人工智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红利。【结论】 应积极拓宽人工智能推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多元传导渠道，并针对薄弱地区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合理引导地方竞争，以加快释放增长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