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本文基于资源科学的视角，系统探讨了数据成为基础性与战略性资源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据资源与传统资源相匹配的基本属性与高阶属性，进而探究数据资源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综述发现：数据成为资源是科技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数据除了具备与传统资源相匹配的属性特征，更具备无形性、可复制性、高互补性与高流动性等高阶属性。但数据资源也存在场景依赖性、时间衰减性、确权模糊性等固有局限，面临有效供给不足、利用率低、治理体系不够完善等现实约束。因此，需要重视数据的资源属性，激活数据资源价值，统筹数据供给数量与质量的双侧匹配，推动多方数据主体协同合作并构建统一治理框架体系。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数据资源的学术体系建设、数据基础制度与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创新应用场景、数据资源治理体系研究等，以更好地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

【目的】 探讨后生产主义的有机农业实践如何促进乡村人口回流，对厘清后生产主义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探索后生产主义情境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2018—2019年在全国30个省份开展的“千人百村”社会调查数据，结合村庄地理坐标数据和卫星影像数据，利用回归方法系统考察了有机农业发展对乡村人口回流的影响及机制。【结果】 ①有机农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乡村回流人口增加1.4%。②有机农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乡村人均纯收入提高0.4%，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提高0.1个百分点，PM_2.5颗粒浓度下降0.052 μg/m³，进而吸引人口回流乡村。③有机农业发展对人口回流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教育、住房和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更为明显，而在这些资源匮乏的地区相对较弱。④发展有机农业不仅能够促进人口主动回流，还兼具抑制人口被动回流的作用。【结论】 有机农业发展能够通过生产、生活和生态资源的供给，满足家庭对不同资源的获取需求，吸引人口回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农业有助于拓展乡村功能、实现乡村振兴。

【目的】 高学历群体回流是中国当前人口流动的新现象之一，揭示高学历群体回流的空间特征与人群特征，有利于认知转型期中国人口迁移的新趋势。【方法】 本文根据乡缘和学缘对高学历群体的双重粘滞效应，将高学历群体返迁至户籍地或就学地均视为“回流”，并由此定义Ⅰ型（因就学迁出，现返回原籍所在省）、Ⅱ型（因就业迁出，现返回原籍所在省）、Ⅲ型（因就业迁出，现返回毕业高校所在省）3种回流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2020年武汉市中小学教师招聘数据，结合空间分析与统计模型，揭示以武汉市为意向目的地的高学历群体回流路径，分析回流的空间特征与群体特征。【结果】 ①以武汉市为意向目的地的高学历群体回流在全国尺度上呈东南集聚，以长三角、珠三角、北京、成渝地区为顶点构成菱形结构，同时存在沈阳、昆明、长春等凸点，回流人群主要来自菱形结构内部；②高学历群体回流类型呈现出明显地区差异，Ⅰ型回流流出地更多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地区，Ⅱ型回流流出地集中在东部地区，Ⅲ型回流具有近域化流动特征；③具有“低年龄、出生地为县域、高学历、高层次院校、应届生、工作地或就学地在高级别城市”特征的样本表现出更高的回流概率。【结论】 相比于国际高技能移民与中国农民工，中国高学历群体更易在户籍地与就学地获得人力资本优势，强化地方效用，形成乡缘、学缘粘性从而引起回流；同时，中国高学历群体回流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抱负失灵，而是追求效益最优的空间再选择，具有积极意义。

为应对内外部多重挑战，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区域产业动态研究从关注区域内部因素转向关注区域间关联。交通运输是一类重要的区域间关联形式。本文尝试构建关联视角下交通运输影响区域产业动态的研究框架，并从交通运输的强度、方向性及其要素异质性三方面总结交通运输影响区域产业动态的研究进展。综述发现：①在关联视角下，交通运输强度变化整体上会显著影响区域内产业规模与结构。②交通运输方向性强调区域间要素流入与流出作用的区别，从而影响区域间产业分工。③根据承载要素异质性，关联视角下的交通运输可划分为物质流或知识流等不同情况，并对区域产业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交通运输强度、方向性与要素异质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其综合性、网络性特征以及方法创新，并深入探讨交通运输与区域产业动态的关联机制。这将有助于深化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理论认知，并为政策实践提供科学支撑，服务于区域产业动态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求。

【目的】 城际技术转移是促进技术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本文旨在研究高铁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影响，并从信息、人才、资本的视角研究中介路径，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城际技术转移数据，利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全国287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对为研究范围，分别测度高铁开通、可达性、连通性对城际技术转移的影响与中介路径。【结果】 ①高铁开通、高铁可达性增强、高铁连通性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转移，且可达性提升的影响最大。②高铁对技术转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高铁开通和连通性对2000 km距离内的城际技术转移影响显著，可达性则在全距离范围具有显著影响；高铁开通、连通性和可达性分别对位于西部-东北、西部-东北和东部-中部地区的城际技术转移影响最大；高铁对高创新增长型城市专利转让以及低创新增长型城市专利受让的作用效果较大。③信息、人才、资本等要素流动是高铁影响城际技术转移的中介路径，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结论】 高铁对城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效果存在距离、区域和城市类型方面的异质性，不同地区应关注城市交通配套以及铁路时刻和高铁网络等方面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可达性，发挥高铁在城际技术转移中的作用。

【目的】 工业用地作为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必要生产要素，工业地价水平对引导城市工业用地有效利用、促进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厘清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变化，以期为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方法】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40个城市出让的98599个微观工业地块交易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模型从全样本与城市群异质性双层面揭示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结果】 ①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具有一个显著的拉动作用。②政府干预视角下，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呈现变化。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逐渐减弱。③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影响在不同城市群存在显著差异。京津冀城市群中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上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制造业结构升级显著拉动工业地价上涨，且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工业地价的拉动效应依然逐渐减弱。【结论】 制造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工业用地产出收益拉动工业地价上涨，但这一效应会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弱。未来，中国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工业用地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工业用地价值评估机制，健全工业用地价格体系。

【目的】 科学评估中国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时空分异特征，认知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作用关系与互动机制，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方法】 本文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遥感监测数据，在构建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模型、协调发展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研究2000—2020年中国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时空特征，划分相互作用关系类型并识别关键作用因素。【结果】 ①2000—2020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与转型程度均呈增加趋势，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收缩主要体现在人口维度，转型主要体现在产业和创新维度。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收缩程度最高，东部沿海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程度最高。②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收缩与转型处于协调状态，但仍有相当数量城市的收缩与转型呈现失调特征，其中以交互磨合关系类型为主，城市转型的成效对城市收缩的缓解作用有待提高，收缩与转型的协调发展类型及相互作用关系存在空间分异性。③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的相互作用关系日趋紧密，收缩系统与转型系统内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强于单一因素的独立作用，且这种交互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呈增大趋势。城市收缩通过以人口流失和经济增速减缓为核心的复杂作用机制制约城市转型，城市转型通过以节能减排政策为核心的倒逼机制缓解城市收缩。【结论】 近20年间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效显著，但其对城市收缩的缓解作用仍需加强。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是全面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综合转型，设计差异化经济和生态补偿机制，提高能源效率和绿色生产水平。本文既为资源型城市收缩与转型关系的分析提供一个有效框架，也可为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 推动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调共进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科学解析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弥合区域发展鸿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本文基于“三生”系统视角构建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马尔可夫链和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 ①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增速较快，绿色乡村发展指数增长缓慢，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尚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②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的协同发展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且胡焕庸线东侧省份明显高于西侧省份。③协同发展度总体空间差异不断扩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④协同发展度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低水平的邻域会阻碍本省份协同发展水平提升，反之亦然。⑤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调控能力等因素显著正向影响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两系统协同发展，不同区域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结论】 中国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区域间差异明显。由此，本文分区分类提出了推进数字乡村与绿色乡村协同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目的】 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日益迫切的现实背景下，探究人工智能发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当下亟待关注的议题。【方法】 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测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 研究发现：①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明显有利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但二者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联，即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其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会产生“先提升后降低”的影响趋势；而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0.003）尚远低于理论上的最佳阈值（0.441），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②在数字基础薄弱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工智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更为明显。③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驱动技术创新和累积人力资本3种渠道间接推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④地方政府竞争能动态强化人工智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赋能效应，其中环境竞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U”型强化机制，且其与经济竞争协同能更有利于释放人工智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红利。【结论】 应积极拓宽人工智能推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多元传导渠道，并针对薄弱地区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合理引导地方竞争，以加快释放增长红利。

【目的】 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持续驱动力。揭示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性，对于助力区域均衡发展、赋能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的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泰尔指数、收敛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性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①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由区域间差异转向区域内差异，区域内差异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层次结构。③在收敛特性上，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收敛性逐渐呈现缩小趋势，全国及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均表现出空间条件收敛特性，其具体收敛速度依次为：中部地区最快，其次为西部、东部，东北地区最慢。【结论】 补齐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短板、缩小区域差距、加强跨区域联动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本文还为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趋同发展及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目的】 推动粮食生产低碳转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探索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碳排放的影响，有助于为保障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拓展新途径。【方法】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讨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 ①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整体表现为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的特征；②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粮食生产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③机制分析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来抑制粮食生产碳排放。④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3个维度均能降低粮食生产碳排放，但新型农业劳动者、新型农业劳动资料和新型农业劳动对象的减碳效果依次递减；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自然地理区位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减碳效应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北方地区。⑤农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粮食生产碳排放的过程存在单一门槛，当农业新质生产力跨越0.144的门槛值后，其对粮食生产碳排放抑制作用比门槛之前更强。【结论】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规模户对小农的替代，进而降低粮食生产碳排放。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绿色新技术和数智化农机设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与涉农未来新兴产业的有机结合，从而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降碳潜力。

【目的】 低碳生产是农业领域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政策干预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既可评估现有政策的有效性，也可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本文基于2022年秦巴山区793份中药材种植户的随机对照试验数据，通过二元Logit模型、因果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 ①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干预效果普遍优于单一的信息型或结构型政策工具。其中，环境受益信息嵌入命令控制型、自我受益信息嵌入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干预效果最优。②环境受益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和自我受益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分别通过生态价值认同感和利己价值感知影响农户的低碳生产行为。③环境受益信息嵌入型工具干预下个体的低碳信息处理路径为中央路径；而自我受益信息嵌入型工具中，仅自我受益信息嵌入经济激励型工具干预下个体低碳信息处理路径为中央路径，自我受益信息嵌入命令控制型工具干预下的个体低碳信息处理路径为“边缘路径+中央路径”的双路径模式。【结论】 信息嵌入型政策工具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在引导农户发展低碳农业时，不仅需要信息型工具与结构型工具“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政策协同作用；而且要尽量使干预信息具体化、情景化、生活化，并为农户低碳行为的价值实现创造环境。

【目的】 如何从宏观政策层面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是一项备受关注的议题，生态循环农业试点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理应对农业碳减排产生深远影响，其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方法】 基于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以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控制法、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考察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①整体来看，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显著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值，对浙江、安徽和海南3个试点省份的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基准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框架，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生态循环农业试点主要从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科技进步三方面对农业碳减排产生影响；③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农业碳减排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 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助力农业减碳大有可为，且为试点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支撑。建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从而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目的】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抓手，粮食主产区政策是统筹粮食稳产增产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系统评估其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方法】 本文将粮食主产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影响。【结果】 ①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农业减污降碳协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均佐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但政策效应在不同农业减污降碳协同分位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水平的地区呈现出异质性。②从作用机制来看，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推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的有效路径。③环境规制和财政支农在粮食主产区政策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④粮食主产区政策在推动农业减污降碳协同过程中还产生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提高乡村就业水平等额外的经济社会效益。【结论】 粮食主产区政策能有效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由此建议进一步挖掘粮食主产区政策优势，积极探索农业减污降碳协同路径与长效机制，并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推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

2022年的生态修复先予执行指导性案例体现了及时性修复在环境诉讼中的现实需求，也反映了开展相应司法制度设置的必要性，但由于明确性要求与紧急性修复存在排斥，先予执行案例屈指可数。故为确保生态环境的及时修复，需证明：将明确性要求从责令义务人于判决前开展生态修复的条件中排除，具有理论正当性。运用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以必要性原则论证排除明确性要求的正当性。由于明确性是先予执行的制度前提，生态修复及时性功能仅能在禁止令体系中得到实现。禁止令本质为责令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司法命令，如今不作为类禁止令已通过“禁止令保全措施”得以确立，而作为类的“生态修复禁止令”也应纳入环保禁令范畴。但实践中出于利益平衡的现实考量，不应完全排除案件事实的证明，应在立法中作出灵活设置，并在个案中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