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也是旅游研究中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前沿方向之一。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全面解析乡村旅游的研究态势与核心议题，并对代表性观点进行归纳与评述。研究发现：①乡村旅游研究经历了初始萌芽期（1987—2005年）、稳步发展期（2006—2015年）和高位深化期（2016年至今）3个发展阶段；②乡村旅游核心内涵存在“目的地说”“吸引物说”“体验说”3种解释视角；乡村旅游分类可从资源禀赋、活动体验、地理区位3个维度展开；③旅游动机包括逃避与放松、健康与康复、家庭与社交、怀旧与乡愁、文化体验等类型，旅游体验涵盖乡村娱乐、乡野休憩、乡土教育、乡风审美4类；④乡村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4个维度，权力关系与治理模式呈现多元特征，并面临精英俘获、参与障碍等困境；⑤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从传统到智能的转向，人工智能在有效提升研究效能的同时也带来了适用性不足与数据偏差等挑战。此外，结合我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部署，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未来乡村旅游研究的关键议题与发展建议。

【目的】乡村旅游不仅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重要抓手，更是有效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旨在深化对中国省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规律的认识，为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11—2023年中国31个省域数据，围绕新发展理念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合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中国省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路径与影响因素。【结果】①研究期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波动性增长，省域间、区域间差异日益凸显，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非均衡性；②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各省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时空跃迁的路径锁定效应明显；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受到内部支撑要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的双重作用，内部支撑要素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维度；外部驱动因素主要由经济基础、对外联系、政府治理与科技赋能四方面构成，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政府治理维度解释力度最强。【结论】中国省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呈区域非均衡态势，整体水平受绿色维度、政府治理等内外部关键因素的协同影响，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可通过补齐发展短板、打破传统路径、统筹多元要素等措施，推动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目的】乡村旅游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如何在发展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同，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双重视角，检验乡村旅游对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效率）及城乡差距（公平）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机制。【方法】基于2012—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增加收入效应模型、促进消费效应模型、缩小差距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①乡村旅游对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效益分配呈现鲜明的“乡村偏向性”，即对乡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促进作用均明显强于城镇居民。②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直接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平维度。③城乡收入差距在乡村旅游与城乡居民消费之间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表明乡村旅游不仅直接刺激消费，更通过“缩差”机制间接提升整体消费水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同统一。【结论】本文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证实乡村旅游的“共富”效应，其核心机制在于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偏乡村化”优势与“缩小差距—促进消费”的中介路径。本文可深化对旅游益贫性机制与目的地内部公平性的理论认知，并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政策设计提供关键的学理依据与实践指引。

【目的】推动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协同共进，是促进区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科学揭示二者的时空耦合格局并系统识别其障碍因素，对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发展新图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方法】本文基于系统论思想梳理长三角旅游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双变量LISA模型及障碍度模型，探索2006—2024年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的时空耦合格局及障碍因素。【结果】①研究期内旅游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强，但总体仍处于失调状态。②空间尺度下，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并呈现一定规律性，形成“东南高、西北低”且安徽省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滞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影响耦合协调排名前5位的障碍因素分别为入境游客数量、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R&D全时当量和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占比。【结论】长三角旅游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整体呈逐步协调趋势，受旅游经济贡献和乡村产业兴旺影响较大。未来可构建多维协同机制、实施梯度发展策略、分区分类统筹调控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以实现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整体协调共进跃升，并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路径参考。

【目的】作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精准识别和把握乡村旅游驱动产业振兴的模式类型、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方法】本文运用“诊断—设计—结果”框架进行乡村旅游对产业振兴影响的理论阐释，利用原型分析方法从全国24个典型案例中归类出4种发展模式，并对其组合要素、运行机制和适用条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①不同案例因旅游资源禀赋、区位特征以及集体治理能力等要素差异，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生态价值转化、外部资本驱动型产业链整合、合作社数字赋能型农文旅融合、村企合作型景区辐射4种发展模式。②不同模式以“资源活化—制度协同—治理与动力协同—产业升级”的运行过程为基本遵循，资源活化、制度协同、多元激励、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是推动乡村旅游从“产业单一”向“产业融合”转化的关键机制，发展模式与地方条件的高度适配是乡村旅游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③不同模式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和运行特点，政府主导型生态价值转化模式适用于生态优势区，以行政统筹为核心；外部资本驱动型产业链整合模式适用于集体资本薄弱区，以专业运营与市场资本为核心；合作社数字赋能型农文旅融合模式适用于历史积淀深厚区，以数字化工具、党建引领为核心；村企合作型景区辐射模式适用于毗邻景区，以村企合作、空间改造为核心。【结论】乡村旅游驱动产业振兴的过程存在鲜明的路径与模式差异，不同模式虽遵循共同的内在运行逻辑，但也存在差异化的适用条件。本文可为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地区选择适配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实践依据与决策参考。

【目的】乡村民宿是乡村创业的重要业态之一。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背景下，测度与分析乡村民宿的集聚水平及组态路径，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及促进城乡要素流通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2024—2025年多源数据，以武陵山区71个县域为研究对象，厘清区域内乡村民宿分布特征，继而构建乡村民宿集聚水平指数，并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解析驱动乡村民宿集聚的多元组态路径。【结果】①武陵山区乡村民宿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非均衡集聚特征，整体格局表现为多核心集聚与大范围分散并存。②武陵山区乡村民宿较高集聚水平县域集中分布于片区北部，较低水平县域集中分布于黔东、湘西腹地。③武陵山区县域高水平乡村民宿集聚存在市场-人力协同驱动、资源-人力内生驱动、综合要素协同驱动、资源-设施支撑驱动4种条件组态，非高水平乡村民宿集聚存在4种条件组态，两者存在非对称性。【结论】武陵山区县域乡村民宿的集聚发展受多因素协同作用影响，其中资源基础、配套设施和人力资源起主要作用。各县域应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与现有基础，选择契合地方实际的发展路径，并通过差异化政策加以引导，以提升乡村民宿集聚的整体水平。

【目的】在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乡村旅游治理，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变革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本文运用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与资源系统分析框架，揭示数字治理机制与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的适配规则，以完善数字治理理论，为乡村数字治理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文采用双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海市界浜村和浙江省五四村作为典型案例，系统探究乡村旅游数字治理的演进逻辑与运行机制。【结果】乡村旅游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演进发展特征：①在起步期，数字治理主要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采集，以工具化、碎片化的技术为支撑，形成分散化、非联动的数字化治理模块。②在发展期，数字治理重点转向资源整合与多元主体协同，借助数字技术构建以旅游场景为核心的基础治理方案，推动旅游价值链延伸。③在成熟期，数字治理更强调智慧决策与可持续运营、数字技术与旅游场景深度融合，多元主体形成稳定协同网络，构成数据驱动和反馈闭环的高效治理体系。【结论】本文揭示了乡村旅游数字治理随目的地生命周期动态迭代的发展规律，探明其遵循“技术刚性嵌入—制度柔性协同”的核心演进路径，乡村旅游数字治理本质是通过不同发展阶段下“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关系的重构，以及数据要素从被动记录向主动赋能的价值跃迁，实现治理效能升级。本文总结的阶段性适配机制与数字化转型逻辑，可为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的数字治理建设提供借鉴，为乡村旅游数字化转型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目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判断旅游地发展阶段、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研究依赖的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等指标在乡村旅游地这样的微观研究单元面临数据缺失的困境。本文旨在构建一个适用于乡村尺度的多源数据融合判定框架，以实现对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识别及演化机制的分析。【方法】以苏州市吴中区1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创新性整合多源异构数据，构建“网络关注度-游客情感值-设施完善度”三维评价框架：基于携程、大众点评网2007—2024年评论数据的时序分析揭示市场需求波动规律，利用SnowNLP机器学习模型量化评论文本的情感极性，结合住宿类地理兴趣点（POI）时空演化特征解析供给侧发展过程。【结果】①多源数据融合有效突破了乡村微观单元的数据瓶颈，有效识别了13个乡村旅游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并发现提前衰退的特殊案例，研究拓展了Butler经典理论中衰退仅发生于巩固之后的认知。②案例地生命周期演化呈现显著异质性与脆弱性：探索和参与阶段存在营销滞后或情感塌陷引发的恶性循环风险；发展阶段呈现情感口碑或设施助推驱动的增长分化；巩固-停滞-衰退阶段则面临设施饱和、情感塌陷或创新停滞导致的路径断裂。③“设施-情感-创新”三元动态模型揭示了乡村旅游地演化并非严格遵循传统S型线性路径，而可能在三者协同或失衡的驱动下出现非典型演化现象。【结论】本文证实了用多源数据构建的“网络关注度-游客情感值-设施完善度”评价框架在替代传统宏观统计指标、精细识别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方面的有效性与普适性，为缺乏统计数据的乡村单元提供了可复现的方法论范式。构建的“设施-情感-创新”三元动态模型为不同演化阶段乡村旅游地的风险诊断提供了分析工具，对乡村振兴战略中分类施策与精准治理具有跨区域借鉴价值。

【目的】识别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和空间效应，对推进区域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2012—2023年黄河流域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特征。【结果】①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呈阶段跃升特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则表现为持续优化态势，两者空间格局均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流域梯度性和“核心集聚、周边扩散”的空间极化性。②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赋能作用，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保持成立。此外，赋能效应在不同流域区段、互联网普及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存在异质性。③以劳动力要素净迁入为变量，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单一门槛而非多重门槛。④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该效应呈明显的地理距离衰减特征，20~80 km为空间溢出的“黄金距离”，超过140 km后效应趋于微弱。【结论】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能、要素重组和空间辐射等机制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其赋能效果受劳动力要素净迁入调节，并具有空间依赖性。

【目的】金融风险是动摇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根基的核心威胁。本文旨在探究乡村旅游融资网络如何影响金融风险的形成与传染，为预防和治理乡村旅游金融风险提供针对性对策。【方法】本文选取贵州省S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历史档案分析与非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融资网络角度对乡村旅游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核心特征开展研究。【结果】①金融排斥是造成乡村旅游金融风险的制度性基础，资金错配是风险形成的核心驱动力；②基于融资网络特征，乡村旅游融资阶段可以划分为“本地化-地方化-区域化”3个阶段，且金融风险的形成路径与表现形式会随融资网络结构动态演变；③融资网络核心节点与结构形态会显著影响乡村旅游金融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且地方政府作为融资网络的核心节点时更易引发金融风险。【结论】金融风险的形成是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在金融排斥这一制度型约束条件下，通过资金错配来实现开发目标的必然结果。在风险形成过程中，融资网络承担着风险传染与放大的关键作用；因此，改善融资网络结构、增强融资网络稳定性是推进乡村旅游金融风险治理的核心内容。

【目的】文化景观的“传统性”特征与村民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已成为制约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持续性内生威胁。本文通过探究现代性冲突压力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韧性状态类型，提出针对性的韧性提升路径，为实现传统村落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方法】本文融合现代性冲突理论与演进韧性理论，构建“资源禀赋-内驱动力”韧性指标体系与“资源-功能-观念”冲突指标体系，基于2023—2024年实地调研数据，对湘南地区28个传统村落开展量化测度，识别其韧性状态类型与核心冲突。【结果】①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高、低两极分化明显，部分村落资源禀赋与内驱动力明显背离。②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韧性可识别为高韧传承活化型、潜韧资源待兴型、增韧社群聚力型、弱韧破碎脆弱型4种类型，其内部特征与冲突差异所反映的建成空间功能冲突强传导性、社会文化观念冲突长时效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双向赋能高可行性的规律具有跨地域普适性。③从韧性系统演化层面看，现代性冲突兼具积极正功能与消极负功能的双重属性，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应对现代化冲击的共性作用逻辑。④针对不同传统村落韧性状态构建的“精准干预—价值挖掘—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正向循环框架及差异化提升路径，既适用于湘南地区的保护实践，也可为国内同类村落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路径。【结论】本文将现代性冲突视为传统村落创新发展与韧性提升的重要“触发器”，通过激活冲突“正功能”，针对性提出文化景观韧性的适应性提升路径，有助于实现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利用”的策略转型，为全国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韧性提升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目的】我国城郊乡村呈现出明显的多功能乡村和后生产乡村特征，原本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空间逐渐向集居住、旅游休闲、消费和生产于一体的多元空间转变。同时，在乡村（地方）的发展过程中，其与城市、区域等多尺度空间（超地方）的要素流动和经济联系愈发密切。本文运用地理学尺度重组理论，诠释城郊乡村空间消费化的机制与过程。【方法】基于尺度重组视角，构建城郊乡村空间消费化的理论框架，剖析城郊乡村空间消费化阶段，揭示地方与超地方链接变化的尺度效应，选取典型城郊乡村——徐州市汉王镇进行案例验证。【结果】①城郊乡村空间消费化过程也是乡村发展的尺度重组过程；城郊乡村的消费化始于特色农产品消费，接着是乡村功能空间的消费化，最后走向乡村文化与价值（乡村性）消费化阶段，从而实现乡村发展的地方理想与超地方实践的跃升。②徐州汉王镇的空间消费化历经了城郊特色农产品基地—徐州都市圈生态旅游小镇—淮海经济区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3个阶段；其转型过程伴随着与超地方链接关系转换以及权力与资本重塑，并引起尺度等级跃迁，同时乡村功能、结构和格局持续重组。【结论】尺度重组为阐释城郊乡村空间消费化提供了新视角，地方与超地方链接与交互的阐释为研究乡村转型提供了新的范式。城郊乡村空间消费化过程以农产品为基础、以乡村空间为载体、以价值意义（乡村性）为建构，在权力（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共同作用下，在乡村—城乡—区域尺度上持续重组，推动了乡村多维空间（物质、社会和文化）重构。

【目的】知识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持续振兴的关键力量。然而，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如何主导知识实践尚不完全清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方法】本文以知识生态系统为理论视角，以贵州省盘州市岩博村为案例地，运用单案例研究法探究了社区主导知识实践的动态过程和驱动因素。【结果】①兼任村企董事长的村党支部书记、酿酒知识精英、返乡大学生、精通酿酒或旅游讲解的当地女性是社区知识实践的关键知识节点。②岩博村社区主导知识实践的本质为动态构建知识生态系统，经历了继承发展地方传统酿酒技艺、增强现代性专业技能和旅游故事化呈现地方叙事3个步骤。③企业驱动的生态位建构、核心社区领袖的赋权、社区成员间的情感团结和旅游的知识催化效应共同构成了该社区知识生态系统的驱动机制。【结论】优化知识提升的组织环境、重视社区情感凝聚与促进旅游和地方性知识深度融合，对促进乡村良性转型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

【目的】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本文旨在厘清乡村旅游地治理水平与居民自我效能感的内在关系，为面向居民心理福祉提升的乡村旅游地治理路径探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2018年、2020年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揭示乡村旅游地治理水平对居民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①乡村旅游地治理水平对居民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家庭收入等级、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感水平下存在差异；②社会资本、社会公平感、身体健康状况在乡村旅游地治理水平对居民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过程中均有中介作用；③文化娱乐消费水平正向调节了乡村旅游地治理水平对居民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结论】改善乡村旅游地治理能够有效提升居民自我效能感。乡村旅游地政府部门应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将文化娱乐消费嵌入治理体系，通过社会资本培育、社会公平建设和健康环境优化等途径构建居民自我效能感提升的长效机制。

【目的】乡村旅游驱动的乡村场域重构引发了农民主体性消解与重构，本文旨在解构这一过程，以探索乡村振兴内生发展路径。【方法】本文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引入场域-惯习理论，构建“场域重构-惯习调适-主体性重构”分析框架，采用单案例研究法，结合半结构式访谈与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调研50位核心利益相关者，剖析乡村旅游发展下农民主体性重构的过程机制。【结果】基于对袁家村的案例剖析，本文发现：①场域重构催生了农民主体性萌芽：乡村旅游推动了当地传统农耕的经济、空间与文化场域重构，推动了农民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探索；②惯习调适激活了农民主体性释放：农民在认知、态度与行为3个惯习维度经历深层学习与调整，通过文化、社会与经济资本的不断转换实现主体性的激活与释放；③制度赋权下的农民主体性重构：该村依托股权制度、技能认证与协商共治的制度化安排，使农民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收益、专业身份与有限的政治参与权，从而重塑了可持续的主体性。【结论】农民主体性身份重构是场域变迁、惯习调适与制度赋权的协同过程。构建可转化的资本体系与制度嵌入机制是破解农民主体性消解难题的核心路径。以上机制可为广大乡村地区激发内生动力、探索以农民为中心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目的】随着乡村旅游在农文旅融合中的深度推进，农村居民生计类型逐渐从传统农业向文旅主导的多元化方向转变。获得感作为检验村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新标尺，直接反映村民对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共享水平。因此，深入探讨在农文旅融合村落生计类型如何对村民获得感产生影响，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选取湖南省长沙市金龙村为案例地，于2025年初开展调查，基于村民家庭参加乡村旅游所得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将其生计划分为非旅型（0）、兼旅型（<50%）、旅兼型（50%~80%）、旅专型（>80%），并引入个体相对剥夺感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不同生计类型对村民不同维度获得感的影响。【结果】①村民获得感和相对剥夺感均在4种生计类型间具有显著差异。在总体获得感、主观获得感、客观获得感维度，均呈现“旅专型>非旅型>旅兼型>兼旅型”的结果，相对剥夺感则表现为“旅专型<兼旅型<旅兼型<非旅型”。②旅专型生计对村民的文化、政治、社会、生态及主观获得感层面产生的影响显著优于非旅型生计，旅兼型总体上与非旅型无显著差异，而兼旅型对获得感的影响则弱于非旅型。③调节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个体相对剥夺感显著负向调节3类涉旅生计的获得感，但表现在获得感的具体维度上却具有选择性。【结论】在农文旅融合背景下，村民生计涉旅程度越深，其在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维度获得感越强；但非旅型村民仍可通过传统产业获得较高经济获得感。涉旅程度是影响村民获得感的重要变量，但其主要赋能非经济维度的获得感，而非旅型村民则表现出最高经济获得感和最高相对剥夺感的矛盾状态。同时，个体相对剥夺感会显著削弱涉旅村民的获得感增益。

【目的】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旅游参与水平对实现文化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至关重要。农户丰富的文化资本为其旅游生计参与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旨在厘清农户文化资本对旅游生计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为遗产地乡村旅游精准施策提供依据。【方法】本文基于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和感知价值理论，构建“资源禀赋-价值感知-行为意愿”的研究框架；选取陕西省3处农业文化遗产地32个行政村作为样本，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及计量分析法，从农耕知识、音乐舞蹈、手工技艺、烹饪技能4个维度综合测度农户的文化资本水平，并分析其对农业体验、特色餐饮、文化展演、科普研学4类旅游生计参与意愿的影响路径。【结果】①农户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其旅游生计参与意愿。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旅游生计参与意愿影响具有特质匹配特征，其中，农耕知识对农事体验生计参与意愿影响最大；烹饪技能对特色餐饮生计参与意愿影响最大；手工技艺、音乐舞蹈对农户文化展演生计参与意愿影响最大。此外，相比于一般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农户的文化资本对旅游生计参与意愿的影响更大。③机制分析表明，文化资本通过加强文化运用感知、提升文化保护感知、增强文化收入感知进而促进旅游生计参与意愿。【结论】本文拓展了文化资本理论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的适用性。农户的文化资本通过提升其文化感知，显著增强其参与不同类型旅游生计的意愿。农业文化遗产地政府应立足农户异质性文化发展特色旅游，并健全价值实现机制，从而激活农户内在文化感知，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的生态、文化与空间价值被进一步激活。作为盘活乡村资源、联结城乡要素的重要载体，乡村旅游正由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人才、资金与信息不断汇聚，村落生产生活功能持续重构，乡村发展动能与空间结构得以全面提升。乡村旅游既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顺应空间治理转向，推动乡村旅游行稳致远，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这需要资源科学与旅游地理学发挥学科优势，系统解析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城乡要素的交互机制与人地系统的演化规律，从理论建构、政策设计到实践应用展开多层次研究，为破解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与空间治理等难题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