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碳排放责任标准界定是“双碳”目标下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省域碳排放责任共担方案对最终产品消费者的责任和收益关系考虑不足，亟需进行优化以提升碳责任界定的公平合理性。本文构建FULL-MRIO双边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衡量碳排放转移责任，同时以贸易“剩余”的变化衡量因碳排放所获收益，并立足行业层面细化共担责任系数，提出了责任和收益匹配视角下“谁获益谁担责”的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共担优化方案。结果发现：①省域共担责任系数由省域各行业贸易隐含碳规模、特征及获益共同决定，在39.98%~60.02%之间，相较于“均等分配法”等共担系数更具合理性；②基于责任和收益匹配视角的共担碳排放责任体系，多数省份碳排放责任介于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责任之间，北京、天津等最终需求较高省份相较于生产侧碳排放和其他共担责任方案所承担的碳排放大幅上升，内蒙古、山西等资源型省份碳责任显著下降；③依据本文计算的共担责任可为省域间碳补偿关系确立新的方案，在该方案下内蒙古、山西等省份被补偿规模较大，这区别于直接碳排放量大但隐含碳排放量多的资源型省份需要为其他省份提供碳补偿的方案，在政策层面更具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经济手段。为系统性探究碳市场的碳减排机制，本文聚焦于“两省五市”试点碳市场的政策差异性，利用2014—2020年市级数据，分别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①就碳市场的激励机制而言，碳定价水平是影响碳市场碳减排效应的核心要素，碳市场的交易活动总体而言则没有显著影响；②然而，碳市场的交易活动对碳减排具有碳价格的门槛效应，当碳价达到一定水平后，碳价才会通过碳交易对碳减排发挥显著作用；③就碳市场的约束机制而言，约束性政策主要集中在碳市场的非交易环节，其中配额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显著，而监督、报告、核查政策（MRV）和惩罚政策尚未显现出对于碳减排的约束力。因此，为充分发挥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建议引导碳市场形成能够反应碳减排成本的碳定价水平、尽快建立碳市场的最低限价制度、采取相对严格的碳配额核定方法等约束性政策。

客运交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交通总量中占比高，其减排潜力是影响交通碳达峰的关键因素。本文建立了基于Agent建模与仿真方法的京津冀地区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模型，模拟了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客运交通碳减排政策情景下消费者的交通出行行为，评估了各类碳减排政策的环境效益、经济成本及其对碳达峰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乘用车燃料效能提升政策是唯一可以在2030年京津冀三地同时实现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达峰的政策情景，且其碳减排的经济成本较低，其中天津市预计最先实现碳排放达峰，北京市次之，河北省最后；②公共交通推广政策的碳减排经济成本相对较高，尤其以河北省最为突出，虽然该政策可以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实现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达峰，但无法实现天津市碳排放达峰目标；③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在京津冀三地单独实施无法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需要与其他政策组合实施。基于此，京津冀三地实现客运交通碳排放达峰目标需要持续推进乘用车燃料效能的提升，此外还可以采取新能源汽车补贴、公共交通推广和交通拥堵收费等组合政策，以降低减排的经济成本。

探索和识别多年来中国国土整治研究的学科知识基础，揭示研究现状，发掘现有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运用高频关键词得出研究热点文字云，明晰该领域由概念演变与阶段划分、发展战略研究、规划设计、潜力分析、绩效评价、意愿研究、工程类型与措施7个主题模块构成；其次，通过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①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工程措施、绩效评价等研究，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关注度不够，缺乏有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证性文章，且大部分研究结论都是针对所选典型项目区而言，得出的数学模型和评价体系适用范围较窄。②现有研究主要以项目尺度和行政尺度为主，关注点大多放在土地表层横向数据的对比分析上，时间点选取较少，研究尺度也较为单一。③现有成果过分强调实证类的研究，同时对国土整治中的人文社科领域关注不够；接着，从研究主题、研究尺度和研究方法3个方面作出展望：①重视生态保护修复与管护工作，积极探索地区统一的定量参照体系，开展理论创新研究，构建完备的知识体系。②关注垂直方向的动态发展，发掘新的研究视角，开展长时间序列、多维空间尺度研究。③多注重工程技术与人文管理领域的相互结合，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化整治后效益研究。最后，关于未来国土整治的发展，提出强化信息工程技术应用、提升国土整治法律地位、拓宽多元融资渠道、集成关键技术和操作规范、开展景观生态专项技术研究的建议。

针对平均坡度指标难以稳健描述地面坡谱特征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频率累加分位归并的坡谱分级方法。作为验证，运用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将全国县域分为5个坡级，借助200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坡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结果发现：①所提出的分级方法包含频率累加曲线的构建、基于分位数的参考曲线生成、基于相似度的类型归并3个关键步骤，由此得到的全国县域坡级划分方案具备稳健坡度梯度性、宏观空间连片性以及清晰地学含义。②全国县域人口数量总体保持随坡级升高而波动式缩小的特征，且二者间呈现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线性拟合R²从2000年的0.761上升到了2020年的0.845，20年间人口总数变化量与坡级的线性拟合R²达0.963；人口密度的极端值对其自身的坡级分布有较大影响，当剔除人口密度小于20人/km²和大于2000人/km²的区域后，两个分析年份全国县域人口密度均稳健保持着随坡级升高而线性减小（R² > 0.985）。本文为稳健表达如坡度等环境梯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分级方法，并深化了对中国县域人口分布与坡度关系的认识。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使得乡村地域系统面临的压力愈加突出，对乡村人地关系及资源组合状况的研究，是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地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基础。基于2000—2018年黄土高原313个县级行政单元数据，在构建乡村“人水土”系统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法、空间自相关模型、GWR模型等方法研究3个子系统的时空分异规律，识别系统间的协同关系及其主要类型，揭示系统协同演化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黄土高原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指数和水资源指数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致性，与土地资源指数空间错位显著，3个子系统指数均以较低水平等级为主，县域间不平衡性突出，但有减弱趋势。②黄土高原乡村系统协同关系类型以双维度制约型为主，研究时段内该类型县域数量呈倒U型变化特征，综合协调型县区数量逐渐增多，说明乡村逐步向高水平协调方向发展。③系统协调发展受自然及社会经济要素形成的资源分布与组合、流动与分配、资源需求利用及人口流动转移四元驱动机制所影响，不同要素对系统权衡强度和协调状态的作用不同。本文对优化乡村地域水土资源配置，促进乡村“人水土”系统协调演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流是径流中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是枯水期径流的主要来源。为探究伊洛河流域径流和基流的时空变化特征，本文通过比较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及Chapman法在伊洛河流域基流分割的适用性，选择最优基流分割方法，确定流域的基流过程，并采用Mann-Kendall检验法、年内分配指标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径流、基流和基流指数（Baseflow index, BFI）的年际、年内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通过黑石关站实测径流数据验证，SWAT模型在伊洛河流域的适用性较好，模拟基流比Chapman法更精确；②1964—2017年伊洛河流域径流、基流和BFI均呈显著下降趋势，但三者突变情况有所差异；径流和基流年内呈现“单峰型”分布，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不均匀性的特点，基流迟滞效应显著；③径流、基流和BFI值在流域西部和中部相对较高，东部相对较低，整个地区90%以上的子流域年均BFI小于0.5。本文结果可为伊洛河流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关注在不完全要素市场条件下，种粮大户选择同时从事土地规模经营与农机外包服务的双经营组合方式的形成逻辑，并分析这种经营方式转型对种粮大户生产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从要素约束与风险分散视角出发，利用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等四省两期微观面板数据，对种粮大户双经营组合方式形成的原因与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在中国不完全要素市场条件下，较强的资金和劳动力约束、较大的自然风险会促使种粮大户生产经营方式从单一从事土地规模经营向双经营（同时进行土地规模经营与农机外包服务）转型。②双经营组合方式有利于种粮大户提升资本深化水平与生产效率，并能平抑经营收益波动，相对于单一从事土地规模经营，采用双经营组合方式能有效帮助种粮大户应对日益加剧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研究结论对助推中国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创新，保障种粮大户的收益，践行国家“藏粮于地”战略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经验事实和政策设计上，被视为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的有效路径和战略选择，是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现实抓手，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本文从当前农业生产经营形态中占绝对比重的微观主体出发，以大容量CFPS的2014、2016和2018年最新3期样本建构短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投入产出测度法和技术优化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测度农户层面的社会化服务和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并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可能通过增加正产出、减少负产出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②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这种影响存在“适度边界”，可能通过直接转移和间接技术溢出打破农业技术辐射扩散“玻璃幕墙”，影响绿色农业技术变化进步偏向；通过专业分工、规模经营、要素替代和制度变迁效应消除“隐性壁垒”，影响绿色农业技术效率，进而共同助推微观绿色农业发展。③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总体呈现非对称性“U”型关系，促降效应大于促增效应，且在户主性别、村庄距离和区域环境上表现出明显异质性。据此提出，要深刻把握基本国情农情，持续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户增收节本增效，转变农户农业生产方式，助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

分析不同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可为政府完善绿色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利用河南、陕西和甘肃790份苹果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农户村域社会网络矩阵，基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探讨何种社会网络嵌入影响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关系嵌入能显著提高农户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可能性，结构嵌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户关系嵌入每增加一个单位，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概率将提高13.5%~31.4%。②机制分析表明，关系嵌入通过增强农户技术认知广度和深度促进其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受到示范效应的调节，表现为结构嵌入仅对高示范效应组的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低示范效应组的农户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府应注重农户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在绿色防控技术扩散中的媒介作用，加强农户互动水平，强化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主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实现农业绿色转型。

信息化背景下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APP（手机应用软件）快速普及应用为数字农技推广提供新途径。以湖北省和河南省770份水稻和小麦种植户样本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概率模型验证了短视频APP使用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37.78%的样本农户使用抖音、快手和西瓜等自媒体短视频APP查询浏览过绿色防控技术信息。影响农户使用短视频APP的因素主要有受访者年龄、教育年限、兼业状态、家庭收入和公职身份。②农户使用短视频APP可以显著提升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概率9.0%~10.4%。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样本调整检验法和安慰剂检验法等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③研究进一步发现，短视频APP使用主要通过提升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易用性感知，进而促进绿色防控技术采纳。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要善于利用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APP搭建数字农技推广服务平台，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能手参与绿色防控技术的分享与传播。并通过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力量来助力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

衡量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脱贫效果稳定性对“十四五”期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四川省广元市3个县的精准扶贫数据库，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建档立卡户脱贫前后收入变化情况，并按来源分类对收入展开分析，探究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发现：①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在脱贫前一年迅速提升，脱贫后的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最显著且具有可持续性，这主要源于当地“造血式”扶贫措施，包括推动就近务工和东西部就业扶贫协作、发展农业产业园区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等。②围绕不同的致贫原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因病、因残和因缺技术致贫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均在脱贫后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残疾和因缺技术而致贫的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在脱贫后得到了显著提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脱贫动态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新阶段中国减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的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作为巩固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其对搬迁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亟待研究。本文将风险和社会排斥同时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后续扶持政策→生计策略→多维相对贫困”分析框架，并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对安康市、商洛市和渭南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总体而言，包括产业、就业、公共服务等在内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有效降低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0.181）。其中，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可以直接降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0.097），也可以有效改善搬迁农户生计策略进而间接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0.084）。②风险（0.150）和社会排斥（0.088）均会直接导致搬迁农户陷入多维相对贫困，当搬迁农户面临社会排斥和遭遇风险冲击时，就会出现就业困难、收入降低、社会融入困难等状态，从而陷入多维相对贫困。③搬迁后续扶持政策通过改善农户生计策略进而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减贫路径会受到社会排斥和风险的制约。其中，在政府通过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改善农户生计策略的过程中，社会排斥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0.160）；在搬迁农户通过生计策略转型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过程中，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0.096）。未来仍需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顶层设计，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靶向性。

滨海度假旅游地在世界海洋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直是国际旅游学研究的核心之一。近年来，人类活动强度的不断增大严重威胁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滨海度假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本文以1991—2021年国内外相关文献为基础，按照“定量判断+定性分析”的研究思路，系统综述了国内外滨海度假旅游地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结果表明：滨海度假旅游地研究历程与实践发展密切相关，研究主题主要涵盖滨海度假旅游地产业发展与转型、滨海度假旅游地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滨海度假旅游地游客感知与行为、滨海度假旅游地社区可持续治理等4个方面。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研究视角单一、方法较为传统，对大数据等新技术方法应用不足等问题。展望未来，滨海度假旅游地亟待加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滨海度假旅游地复杂旅游地域系统演化与适应性治理研究，复杂内外源压力下滨海度假产业风险管理与韧性提升研究，并强化大数据、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有效防控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是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脆弱性评价理论和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在构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理论框架及评价模型基础上，以大别山天柱山旅游片区为例，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及内在驱动防控机制。结果发现：①欠发达旅游脱贫地区脱贫稳定性整体较高，旅游参与型农户相对于非旅游参与型农户具有更高脱贫稳定性和更低返贫风险，但随着旅游参与程度由低到高，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呈现U型变化，即高参与度农户亦会因受旅游业自身脆弱性影响而导致返贫风险反向拉升。②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包括内生性和突变性两类，对于不同类型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而言，两类因素的作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性。③健康冲击和人力资本对返贫风险起到关键性影响作用，并通过农户生计多样性和体现人格特质的非认知能力影响返贫风险；返贫风险具有空间异质性，旅游地风险防控能力和资源禀赋越高，农户返贫风险越低。④欠发达旅游地应构建以目标管理、组织层级、风险要素为框架，目标设定、综合管控、常态化治理、制度健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督为一体的返贫风险多维防控机制。本文可为中国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防控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