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尺度下以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除外）为单元,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探索其空间分布和变迁规律,不仅可以丰富乡村发展的实践研究,还对因地制宜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年和2015年为研究时点,以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依据,将中国县域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以及均衡发展型4种乡村发展类型,探讨各乡村发展类型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类型转换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年与2015年,中国均有50%以上的县域属于均衡发展型,其余类型按照数量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对比两个年度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数量,占比都没有大的变动。②2000年与2015年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呈现不同的区域分布规律,15年间,4种乡村发展类型的分布都呈现出由比较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主导型和工业主导型,由2005年的多个分散带转变为2015年的5大集中带。③2000—2015年,多种乡村发展类型发生了转换,按照数量比例,前6种转换类型分别为工业→均衡发展型、均衡→工业主导型、均衡→农业主导型、农业→均衡发展型、商旅→均衡发展型、均衡→商旅服务型,各转化类型在中国均有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地方资源条件的变化以及地区比较优势的转变使中国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在空间分布、变化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转换趋势上呈现出不同的规律。

合理引导农户采用具有提升耕地质量的农业技术对于建设高标准农田至关重要,但是当前农户信贷需求抑制引发的资本投入不足是否抑制了农户采用此类技术有待研究。本文使用黑龙江、河南、浙江和四川4省957户关于粮食种植户农业生产生活的入户调研数据解答这一问题,在区分不同属性的耕地质量提升型农业技术的基础上,运用含有工具变量法的CMP模型实证分析信贷需求抑制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农业技术的影响,并检验农户分化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当前农户对耕地质量提升型农业技术采用率普遍偏低,信贷需求抑制较为普遍,并呈现中西部偏高,东部偏低的情况;②信贷需求抑制对于具有增资属性的耕地质量提升型农业技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于无增资属性的农业技术影响不显著;③农户分化对信贷需求抑制影响农户采用短期且增资属性的农业技术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即在信贷需求抑制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农户在采用具有短期属性农业技术有显著差别,而对具有长期属性的农业技术采用没有显著差别。总结而言,信贷需求抑制显著抑制了农户采用具有增资属性的耕地质量提升型农业技术,农户分化导致农户在采用具有短期收益属性的技术上出现差异性,而在长期收益属性的技术采用上差异不显著。

国家公园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门票价格制定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建设中的热点议题。本文以胶州湾国家海洋公园为例,基于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法（CVM）引导游客对于游览该公园的门票支付意愿,构建门票收入函数模型,估计兼顾该公园生态修复目的和游憩利用功能的最优门票价格,考察游客公园游览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差异化的门票定价策略。结果表明：①游客游览胶州湾国家海洋公园的最大支付意愿平均为129.30元/年;②现阶段胶州湾国家海洋公园的最优门票定价为108.00元/年,此时公园年度门票总收入将达到最大值;③游客年龄对其支付意愿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本地户籍、受教育水平、年收入以及环保责任意识对其支付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游客上述特征及其影响在进行门票差异化定价时应予以充分考虑。研究结论可为胶州湾国家海洋公园的门票定价提供决策参考,也可为其他自然公园或国家公园进行门票差异化定价提供方法借鉴。

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依据流域生态治理阶段,针对跨省重要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例确定的思路。试行阶段以污染控制和水质改善为目标,补偿资金由流域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分担,且在3年期间国家分担比例逐渐降低;修复阶段以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补偿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达标,分担比例以上游、下游水量分配作为依据,双方共同承担;稳定阶段以上下游互利双赢、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机会成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分担依据。通过对九洲江流域鹤地水库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补偿资金在3年试行阶段上游广西、下游广东、国家三方承担的比例分别为：第一年25.00%、25.00%、50.00%,第二年28.50%、28.50%、43.00%,第三年33.30%、33.30%、33.30%。修复阶段广西、广东、国家分担比例为39.30%、53.60%、7.1%;稳定阶段广西、广东分担比例为48.60%、51.40%。本文为确定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提供参考,并可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依据。

本文理论推导资源与腐败的关系并以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理论推演显示资源特殊性及资源收益是资源丰裕地区腐败的起点,但必须在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不完善和资源管理存在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条件下才导致腐败,传导路径是“资源特殊性—资源收益—收益分配机制缺失—超额利润—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自由裁量权—腐败”。经验检验使用1998—2017年省级年均截面数据和根据政治周期划分的短面板数据,量化资源开发、制度质量和腐败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源开发单独不导致腐败,不考虑制度的调节效应,资源开发对腐败的影响小且不显著。加入制度和资源开发的交叉项后,资源开发对腐败的影响变得显著,但方向不确定;取中国各省份1998—2017年制度质量的均值,发现资源开发显著增加了腐败;但近20年中国各省份制度质量稳步提高,“资源腐败”大有改善。制度质量的阈值效应意味着只要区域制度质量提高到该阈值以上,资源丰裕地区即可避免“资源腐败”。另外制度质量并非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即资源开发并没有降低制度质量进而“诅咒”区域发展。因此,资源丰裕地区治理腐败的关键是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和城市内部重要生态区域和自然资源;引导城市高效、有序开发建设,防止城市低效蔓延;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本文基于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定义了一个建设适宜性指数,通过计算用地单元建设适宜性指数,并设定决定是否纳入开发边界内的适宜性指数阈值,对广州市番禺区这一典型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界进行了划定,在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有所增加、有所减小等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得出了3种相应的划定方案。结果显示：①番禺区建设适宜性指数较高的区域与现有建成区吻合程度较高,包含了位于番禺区东北部、西部部分尚未开发建设的战略储备用地。建设适宜性指数较低区域主要包含了山林、水源保护区、生态廊道、永久基本农田等;②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中生态廊道体现明显,将番禺区建设用地分隔为若干组团,且连片的建设用地中有足够的“生态留白”;③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存在一定差异,这有助于引导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开发边界划定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对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同时较高或较低的用地单元的取舍。大都市边缘城镇由于其自身特征,在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时应兼顾引导、保护和优化的功能。本文采用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综合考虑了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并且具备一定灵活性,适宜在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界划定中采用。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贫困户实现脱贫的重要路径,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对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以农户未来陷入贫困风险为贫困的测量指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研究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在贫困脆弱性视阈下,分别以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和0.3贫困脆弱临界值标准,仍有22.3%农村居民群体处于贫困状态,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脆弱性水平分别为0.295和0.258,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②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③农地流转的农业产值增长效应达0.573,农地流转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产值降低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为此,提出了加强深度贫困区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培育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等对策建议。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双重背景下,农户群体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向新型“农业经营决策者”的转型。面对土地投入“高成本、高劳耗和低效益”的现实特征,小型农户是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其土地投入行为对风险因素更加敏感,但其背后的认知机理和决策逻辑尚未明确。本文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结合武汉城市圈近郊区483名小型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分析方法,对农户土地投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和土地投入行为的发展趋势分别进行了静态分析和动态仿真。研究表明：①农户土地投入感知风险遵循分布式认知的基本框架,受到“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3个认知功能系统的影响,其效应排序为“地域力>个人力>文化力”,农户对土地投入的风险认知主要来源于土地投入行为本身,同时也是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②“高风险、低收益→弱化感知价值→降低投入意愿→减少投入行为→较高风险、更低收益”的“递弱回路”是制约农户土地投入的基本逻辑,在一定的政策引导和禀赋约束条件下,农户能够在短期内保持土地投入行为,但传统的低效土地利用方式终将难以持续,对于小型农户而言,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性衰退将不可逆转。助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是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目标。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户多宅”“一人一宅”“建新不拆旧”“少批多占”等违反相关法律的农户隐性占地行为,迟滞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本文以农户隐性占地行为为出发点,在宅基地功能属性变迁的研究视角下,探讨了农户隐性占地行为出现的根源以及宅基地制度相关试点改革的政策取向。首先,通过回顾宅基地计划分配制度与宅基地功能属性的变迁,发现现行的宅基地计划分配制度是建立于居住保障属性之上,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宅基地居住保障属性减弱以及资产属性彰显的社会现实。然后,本文分别从理论模型和现实情景的角度出发,来刻画分析农民如何通过宅基地的隐性占有行为来突破计划分配制度的限制。最后,通过整理部分宅基地改革试点县域的政策文本,发现目前的试点改革工作是从“维护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属性”与“适应宅基地资产属性彰显”这两个维度同时展开的,且前者明显受到试点县域的青睐和重视,而后者的改革则显得举步维艰。只有同时兼顾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属性和资产属性,才能实现对农户宅基地隐性占地行为的有效治理。

甲烷（CH₄）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₂）的一类重要温室气体,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CH₄逃逸排放是中国最大的CH₄排放源。为编制高质量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以及制定针对性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有必要对中国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不同排放源的CH₄逃逸开展系统研究。根据《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方法,对中国煤炭逃逸关键排放源井工煤矿开采和矿后活动采用本国特征排放因子法,其他排放源采用缺省排放因子法,计算了2010—2016年中国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CH₄逃逸排放量,分析了上述期间的排放趋势及排放构成,并开展了同其他国家隐含排放因子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①不考虑回收利用量时,2010—2016年中国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CH₄逃逸排放量先升后降,2010年排放量为2525万t,2013年达到峰值2716万t,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2269万t,最大的排放环节为井工开采,研究期年平均占比为83%。②2010—2016年CH₄回收利用量年均上升17%,2016年回收利用量占总排放量的27%,扣除回收利用量后净排放量峰值年份前移到2011年。③不同国家本地化隐含排放因子差距较大,中国在主要产煤大国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波兰相当,低于德国、俄罗斯和美国,位于IPCC缺省值下限。④从排放源范围、方法选择和排放因子等方面来看,中国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CH₄逃逸排放清单在非附件I国家中属于领先水平,但同附件I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建议未来进一步提升计算范围的完整性,加强活动水平数据收集,以及深入开展中国特征排放因子研究,同时从管理和技术方面加强对煤矿瓦斯的回收利用水平。

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中国省域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利用IPCC碳排放系数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2006—2015年间中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西藏外）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碳排放“热点区”集聚在渤海湾、华北平原等区域;②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③经济规模扩大是造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量增加的首要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其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④资源禀赋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强会促进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正向空间溢出,导致邻省碳排放增加,而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度提高、外商投资增加,则有利于邻省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减少。因而,在高碳制造业碳减排过程中,各省应突破省域界限,形成联动协调机制,通过优势互补、打破技术创新瓶颈,突破原有认知锁定,解锁不合理产业政策,在完成碳减排目标的同时实现整个工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本文在全要素生产框架下,定义水资源投入拥塞的概念,基于FGL模型对2000—2016年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的水资源投入进行“拥塞”识别,并将水资源投入拥塞导致的无效率从全局无效率中分离出来,为明确无效率的根源,并将全局无效率分解为拥塞无效率和纯技术无效率。。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存在水资源投入拥塞效应,在考察期间各省份拥塞度经历由低到高、集聚到分散的演化过程,各省份水资源投入拥塞度在空间差异显著,其中北京、浙江、广东等省市拥有较低的拥塞度,整体来看,投入要素结构非均衡的中、西部地区较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更易发生拥塞。②中国各省份全局水资源利用无效率呈现不同的变化态势,大部分省份由拥塞无效率与纯技术无效率共同驱动,从省际和区域来看,以纯技术无效率为主导,拥塞无效率也是影响全局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该明确无效率的根源,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投入要素结构,提出水资源利用改进方向,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利用The Global Runoff Data Base （GRDB）和The Arctic Great Rivers Observatory （ArcticGRO）地表径流数据研究了1930年以来的俄罗斯环北极地区六大河流地表径流变化规律,并综述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表径流的影响,为进一步科学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背景下的俄罗斯环北极地区的径流变化规律,进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①北德维纳河、伯朝拉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和科雷马河年径流量分别以每年1.53 m ³/s、7.27 m ³/s、15.37 m ³/s、19.59 m ³/s、38.41 m ³/s、21.15 m ³/s的速率呈增加趋势。径流的年内分布特征表现为春季和夏季的洪峰流量降低,冬季径流量增加,径流年内分配趋向更加均匀。②径流量的年际变化主要受气候变化影响,人类活动对大部分地区的年径流量影响不大,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大因素共同驱动改变了径流的年内分布特征。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北极河流径流变化、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界水资源合作开发,以及制定北极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对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用水压力大,水资源问题突出,因此亟需对该地区进行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以期为水资源综合规划与高效利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为此,首先对京津冀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了京津冀水资源所面临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其次对水资源承载系统进行解析,构建基于量-质-域-流内涵的京津冀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利用AHP、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赋权,借助TOPSIS评价模型对水资源承载力进行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总量匮乏,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持续超采等已经导致该地区水生态功能退化,形成了集中连片的地下水漏斗区等;②通过对研究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计算,2006—2016年京津冀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得分总体上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表明水资源承载力有所增强,但整体分值不高,水资源压力形势依然严峻。基于此,京津冀亟需构建区域、流域水资源联动机制,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与城市定位,遵循“以水量城”的城镇化政策和“以水定产”的产业政策,深入贯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条例,实现整个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提升。

随着塑料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塑料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对塑料资源代谢过程的研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了塑料物质流分析动态模型,研究了1949—2018年中国的塑料从生产、使用到最终废弃的生命周期代谢过程。结果显示：①1949—2018年,塑料累计消费2205.6 Mt,共产生废塑料1404.8 Mt,其中30.0%被回收再利用,14.0%被焚烧,36.0%进入填埋场,20.0%未经处理直接进入环境;②塑料的使用存量为630.0 Mt,损失存量为870.2 Mt,其中66.7%堆积在填埋场中,33.3%被随意丢弃在环境里;③2018年,消费量为193.1 Mt,塑料消费产生了废塑料140.5 Mt,废塑料后续处理中,回收占32.0%,焚烧占26.0%,填埋占35.4%,废弃占6.6%。研究表明：中国塑料的代谢规模庞大,一次性塑料产品对塑料代谢影响非常大;废塑料是资源损失的关键节点,应加强对其的回收利用;对于已经进入环境中废塑料的污染管控非常重。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应在于环境中废塑料的风险和污染机理以及提高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效率,以减少塑料资源损失,降低环境污染。

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质量提升和经济转型意义重大。通过构建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SBM-Undesirable和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中国北方干旱区20个资源型城市2006—2016年静态效率、动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借助城市发展周期、主导资源类型分类特征以及动态变化视角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和特征规律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静态效率总体水平较低（0.932）,且城市间效率值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其中吕梁、延安和庆阳等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②按照主导资源类型划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石油类（0.995）>综合类（0.958）>金属类（0.908）>煤炭类（0.904）规律特征,金属类城市和煤炭类城市变化趋势相似且都处于较低状态;依据城市发展周期划分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成长型（0.978）>再生型（0.945）>成熟型（0.920）>衰退型（0.882）的规律特征,衰退型城市绿色发展明显滞后。③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动态效率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在2006-2016年整个时期呈现出“逐步上升—快速上升—缓慢上升”的变化规律。④根据ML指数将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其中增长型和波动增长型城市占比为65%。大同、包头和白银等城市动态效率值较高,绿色经济的增长速度较快。整体上干旱区资源型城市在国家政策引导和统筹管理下,绿色发展水平正逐步得到改善提升。

人居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基础,科学评价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则是解决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前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基于已有人居环境适宜性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的方法,并完成了西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表明：①基于条件规则的综合评价法更适合进行西藏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综合评价;②西藏超过3/4的区域为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大部分分布在藏西北地区;临界适宜地区面积占比为16.78%,主要分布在一江两河地区、昌都市澜沧江上游以及山南和林芝北部地区;适宜地区面积占比仅为5.83%,集中分布在藏东南、一江两河和澜沧江上游的河谷绿洲地带;③西藏不同类型乡村居民点的分布与人居环境适宜性分区有很强的一致性,反映人类生活的乡镇驻地及村庄居民点分布占比随着人居环境适宜程度的增强而增加,代表高原牧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放牧点和古塔庙宇及文物古迹两类乡村居民点则反之,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西藏人居环境适宜性综合评价和分区的合理性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