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分类对自然资源管理和资源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自然资源的科学内涵,通过追踪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梳理与对比分析了自然资源的传统与经典、学理与属性、法理与管理等分类特征及其发展。综述表明：自然资源分类聚焦于学理、法理和管理三方面,在学理分类上国内外保持相对一致性,但法理与管理分类上差异较大;现行分类存在体系繁多、边界重叠、交叉重复等问题。国际上,20世纪初期以前单门类或特定区域资源分类研究已相当深入,自然资源分类成为资源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1960年代以来,日臻完善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推动自然资源分类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地理学、资源学、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分类思想“群星荟萃”,尽管迄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但已构成自然资源学理分类的思想基础。在中国,自然资源分类研究大抵以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为分水岭,单门类资源分类研究发展较快、综合分类体系初见端倪;系统性、综合性的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末期,以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成立及《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问世为重要标志,尤以自然资源属性和用途的多级分类方法应用广泛。目前国内总体处于统一自然资源分类探索阶段,在政策层面已得到自然资源部等部门的高度重视。鉴于此,有必要科学认识和厘清不同自然资源分类的特征与作用,以期对自然资源分类标准化和自然资源管理现代化有所裨益。

对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的科学分类是开展自然资源调查评价、履行其管理职责、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实现自然资源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战略任务的最基础性前期工作。针对学术界、管理层和实际工作者对自然资源分类的不同意见和分歧,本文创新性地从空间、属性、用途、管理等视角提出了一个含有3个一级大类、11种二级门类、62种三级类别的新分类框架和分类方案。该方案不仅区分了自然资源的地理空间,便于分类管理和实际操作,而且区分了自然资源的不同用途与属性,很好地反映了作为物质或能量的自然资源与作为环境条件的自然要素之间类型上的差异性。研究成果为推进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的完善,并与国际接轨、提升自然资源治理现代化能力,以及推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与生态环境、农田水利、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等部门在自然资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重大任务和目标上的有机衔接,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科学、合理、可行的土地资源分类是切实有效地开展土地资源调查、正确地制定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整治规划方案、以及科学地管理土地资源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在界定土地资源分类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对国外6套代表性的土地资源分类体系和国内已有的8套全国性土地分类系统进行了比较与评析,分析了中国现行土地资源分类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完善中国土地资源分类体系的建议。结果发现：中国现行土地资源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分类层次少,基本上只有2个层次,类型数不足,难以准确反映全国复杂多样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地域分异规律,实际应用成效受损;二是分类标准混乱,同一层次存在形式分类标准和功能分类标准并存的现象,科学性和逻辑严密性不足;三是有些地类的分类标准不明确,使部分地类没有了归属,造成无类可分,与用地分类设置“不重不漏”的原则相悖。为此,提出了完善中国土地资源分类体系的相关建议,一是未来的土地资源分类体系修订须要切实坚持地类划分的6条基本原则;二是可以借鉴英美等国较成熟的4个层次分类经验,并具体提出了四级制的中国土地资源分类系统基本框架;三是认为可以参考俄罗斯的经验,将全国土地分类标准体系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全面提升全国土地资源分类体系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草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不应局限于扮演畜牧业生产资料这一单一角色,更需要体现其生态价值。在国家开展自然资源清查、土地确权、土地有偿使用市场化的背景下,现行的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的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在综合草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的基础上,考量评价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重新构建草地分等定级的评价因子和指标,并按照各个因子的加权打分结果划分出5个草地等,以及每个“等”别下的5个草地“级”,并基于该方法划分了内蒙古3个嘎查（村）的草地等级。该划分方法旨在体现草地等级划分的实时性,为草地利用与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完善草地等级划分体系和定价体系提供借鉴。

自然资源类型的科学合理划分是实现中国自然资源统一治理的关键。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梳理,深入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现状,阐明中国自然资源分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总结和归纳国外自然资源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构建新分类体系的思路和建议。研究发现：中国现行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种类繁多、标准不一,多种维度的自然资源分类导致资源类别产生交叉和重复,原分类体系已不能满足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发展需求。本文提出新分类体系的构建可从“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理念出发,以实现自然资源统一及现代化治理为目标导向,遵循系统性、统一性、全面性等分类原则构建统一的分类标准。最后,提出了对构建新分类体系的流程和思路框架。本文可为构建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提供参考。

水资源的界定和分类是开展水资源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基础,水资源学学科体系建设对学科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资源的分类进一步明确了水资源学的研究对象,是构建水资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内容,在梳理现有水资源分类方案的基础上,按照多原则-多维度-多类别的分类思路,提出了水资源分类新方案,包含9个维度26种类别;在总结水资源学发展历程基础上,构建了水资源学学科体系框架,明确了水资源学的研究对象,梳理了包含水量平衡原理、水资源价值理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和人水和谐论等代表性理论体系,总结了涵盖监测与模拟方法、水资源模型等方法的方法论和一系列应用实践;考虑水资源分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水资源学派生出的分支学科,并对水资源学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为水资源研究和管理工作以及水资源学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上海作为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以31份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定量研究,从政策工具和生活垃圾分类活动两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按照定义分析单元、政策工具编码、频数统计分析等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和分析。结果发现：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具有政府重视程度高、多部门合作、注重政府引导等特点,有助于上海在垃圾分类的政策执行中缓解政策执行惰性、减轻部门壁垒、推动社会主体积极参与。②现阶段政策工具的设计与运用还存在不足,一方面,政策工具的结构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短缺,不利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可持续执行,同时其下各类子工具的不合理使用导致政策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活动中政策工具的运用缺少侧重,难以与当下的垃圾分类现实相配套。并据此提出了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注重政策工具在各个阶段合理使用等政策建议。

为提高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本文基于心理学视角,综合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大五人格理论,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行为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河北省邯郸市1779户农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为有显著影响。农户对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的评价越积极、越愿意遵从家人和朋友的环保期望、在正确投放时感知到的困难度越低,其正确投放生活垃圾的意向就越高,最终正确的投放行为也越容易实现。②人格特质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为的心理机制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且该调节作用由稳定性人格特质元产生。随和性和责任性能增强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但也会削弱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神经质能增强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据此,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过程中,建议政府在增加资金投入、优化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乡风文明建设,并充分考虑农户的人格特质,制定出更多个性化的环境治理方案,引导和激励农户的参与行为。

在行政规制与水权交易共存的制度框架下,分析高耗水、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的策略行为,是提高区域水资源规制效率的基础。采用复制动态方程描述存在内生差异的涉煤生产企业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建立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两类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行为演化存在3个局部渐近稳定点且存在如下特征：惩罚程度由弱至强,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行为选择由“不友好”过渡为“友好”;当惩罚程度介于两类涉煤生产企业的额外收益时,其策略行为出现分化。结合不同惩罚程度情景的计算实验和仿真分析可知：“最小”期望效用差的变化驱动两类企业群体行为分化;弱势涉煤生产企业是“不友好”行为的跟随者和“友好”行为的领先者;群体“不友好”的初始状态不直接作用于企业行为选择,但是当两类企业群体的初始“不友好”概率均大于0.5时,水权交易将影响强势涉煤生产企业的行为收敛速率。研究结果表明行政惩罚能有效引导涉煤生产企业的“水友好”行为。因此,为了确保合理的市场集中度,应针对规制对象内生差异设计不同规制惩罚程度;并根据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初始“不友好”状况,引入水权交易可以有效增强惩罚规制的实施效果。

水资源费改税是中国政府为促进水资源有效节约和可持续利用而实施的重要价格改革措施,政策实施的节水效应和经济影响是决定税改工作能否全国推广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以首个水资源税改试点——河北省为例,在对标准社会核算矩阵（SAM表）进行拓展的同时,构建了开放式水资源嵌入型一般均衡模型（CGE）,并设置了3种情景来模拟实施的水资源税改政策对河北省的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征收水资源税在短期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实施水资源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保护,提高企业对水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②不同行业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差异化的水资源税改政策能更有效地达成节水目标,实现更理想的政策效果;③对水资源税进行转移支付可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有效减轻征税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在实现理想的节水效果的同时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各省在实施水资源税改政策时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税收使用3个方面统筹协调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使用2007—2018年全国流域重点断面水质监测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改善了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效果,且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呈现出显著的长期治污效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发挥了显著的制度激励效应,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降低工业废水排放,改善了黄河流域水污染状况。③从空间角度而言,与黄河流域中上游城市相比,生态补偿政策对下游城市水环境治理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据此,从健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重视中上游地区生态转移支付、建立多元主体联防联治水污染治理体系等角度提出改善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建议。

明确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水环境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2051份公众问卷,运用双栏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考察了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探究了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①北上广三地74.3%的公众有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愿意,平均意愿支付水平为12.29元/年;②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中公众月均可支配收入、前往城市水环境的频率与在城市水环境内停留时间、城市水环境景观和娱乐价值认知以及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对公众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③公众参与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是深层根源因素（公众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居住地距最近的城市水环境距离）,通过影响中层间接因素（城市水环境整体生态状况感知以及城市水环境生态价值认知）,进而影响直接驱动因素公众环境责任意识,最终影响公众城市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提出了加大水环境治理宣传力度,制定公众参与治理奖励政策以及完善公众与政府信息交流机制等建议。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激增和类型多样化,研究其环境友好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CGSS2013数据,探讨3类流动人口（农业户籍乡城流动、非农户籍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的环境友好行为差异,分析两类生活方式（消费和闲暇）的中介作用,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乡城流动人口的两类（私人和公共）环境友好行为均显著好于农村本地人口,城城流动人口的两类环境友好行为与城市本地居民没有显著差异。②流动人口对私人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部分存在两类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对公共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则完全通过两类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产生;③在考虑了流动人口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后,农村人口的迁移决策依然会使得私人环境友好行为更好。总之,流动使人们脱离原有环境价值体系,通过生活方式改变,环境友好行为得到提升,这对中国生态环境优化有积极意义。

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利用数字金融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本文在阐述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理论的基础上,运用2012—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方向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和提高了碳排放效率,在整体上改善了碳排放绩效,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改善了碳排放绩效。②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提升了碳排放效率。总体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通过这3种效应改善了碳排放绩效。③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在碳排放效率方面,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未来中国政府应加快发展数字金融,促进金融服务与现代数字技术结合,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支撑。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研究黄河流域相关省区碳达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经济平稳增长模型测算2020—2050年黄河流域相关省区的经济最优增长率,模拟分析不同情景下各省区碳达峰的时间和水平,并探讨减排情景对区域碳排放公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减排情景有利于实现黄河流域相关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进而促进实现碳达峰;②基准情景和自主减排情景下黄河流域相关省区未能实现2030碳达峰目标;提前达峰情景碳减排量最大;③减排情景能够提高黄河流域相关省区碳排放的公平性,且提前达峰情景的效果最佳,但碳排放的区域间不公平性问题仍然存在。为了尽早实现黄河流域相关省区碳达峰,应进一步强化政策导向,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加强省区间合作,制定更加适宜的减排政策。

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对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四川省成都市典型区域401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微观层面的农村家庭普惠金融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探索了风险预期在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①普惠金融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变量风险预期间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风险预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③新生代农户和老一代农户家庭层面的普惠金融对其宅基地退出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两者之间未发现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本文认为,应基于家庭金融需求和供给双层面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引导农户形成合理的宅基地退出风险认知,并制定针对性的措施降低农户风险预期;加强政策引导,实现不同代际农户的金融知识共享,推动宅基地有序退出。

针对生态移民如何影响安置地人类活动强度和生态承载能力的问题,结合生态足迹和人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HANPP）两种方法,分析生态移民安置对西藏拉萨河流域典型半农半牧村—白朗村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的影响,为西藏生态移民搬迁和安置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10—2019年,白朗村人均生态足迹由2.79 hm²降至1.80 hm²,人均生态承载力由4.44 hm²降至2.47 hm²,生态足迹指数从移民迁入前的51.72%降为27.25%,白朗村生态系统由强可持续变为弱可持续;HANPP绝对量由20.17 g C/m²增长为34.01 g C/m²,HANPP占潜在净初级生产力的比率在10.09%至12.0%之间,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HANPP_luc不断上升并超过人类活动收获导致的HANPP_harv,半农半牧型产业偏向农业方向发展。②占村域面积11.46%的洪积平原地区,承担着2019年移民安置后72.96%的HANPP,新开垦耕地和人工草地减轻了山体草地放牧压力,使得村域人类活动强度更加集中,利于实现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与调节服务的协同提升。③两种方法结果均表明移民安置明显增强了白朗村人类活动强度,其中生态足迹方法在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面更直观,而人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力方法在人类活动强度的空间分析方面更具优势,二种方法具有互补性。后续移民安置区应根据当地生态承载力分配移民安置数量,并通过不同地形及植被类型之间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的合理分配,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协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