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确权会促进还是抑制农村劳动力迁移,现有研究尚无定论。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土地确权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分解为失地风险降低效应和土地投资激励效应,利用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宏观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引入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该影响效果在不同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水平下的异质性。结果表明：①中国土地确权主要发挥了失地风险降低效应,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外迁移,尤其是对常年外出和省外迁移的促进效应更大。②土地确权对劳动力迁移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南方地区较强,而在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则不显著。③土地确权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存在以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水平为前提的门槛效应,当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时,确权对劳动力迁移无显著影响;只有当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门槛值后,确权才会对劳动力迁移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要以确权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城市化迁移,除了明晰产权以外,还须同步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建设。

耕地保护作为土地政策调控的重要课题,其实施效果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耕地保护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主体为完成耕地保护目标采取的具体手段,而差异化政策工具会直接影响耕地保护效果。本文运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揭示政策工具与耕地保护效果之间的动态非线性特征,为充分发挥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组合拳”作用的理论构建和深入研究提供新视角。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效果表现出明显的二区制特征,分别为缓慢增长期（区制1）和稳定增长期（区制2）;并且耕地保护效果具备非线性周期变化的迹象,两个区制间的转换节点（即拐点）的出现与重要政策文本颁布时间相吻合。②在缓慢增长期,为保障耕地保护绩效,必须加强命令控制工具和经济激励工具的使用力度。在稳定增长期,应当加强宣传引导工具的使用,进而促进政策创新与传播。③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适用性和执行压力的变化,使耕地保护效果在区制1和区制2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特征,进而使耕地保护效果的区制转移概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且耕地保护效果在区制1的维持概率稍大于区制2。同时,预测分析表明,若政府放松对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视,耕地保护效果随时有可能由区制2转变为区制1。本文运用的非线性计量模型有助于深化耕地保护效果问题的研究。

食物与营养安全研究是长期粮食安全研究的延伸,也是人民追求健康和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而树立大食物观,统筹陆海食物系统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出食物与营养安全状况。本文基于食物营养成分视角,利用食物营养转化模型核算2003—2018年中国食物营养的生产和需求量,运用食物营养富缺指数刻画出中国食物与营养安全的整体态势。结果表明：①中国食物营养成分产量均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和食物贡献率有所差异;谷物类是热量、蛋白质和氨基酸的第一大食物来源和增长贡献者,而脂肪和脂肪酸主要来源于肉类;海域食物营养成分产量较小,但在单位营养含量、食物多样性以及未来发展潜力上都存在一定的优势。②考虑人口结构变化,中国食物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需求总量逐年上升,涨幅分别达到6.9%、7.6%和7.0%,人口增长是中国食物营养需求增长的第一大驱动力;而中国食物营养的人日均需求量呈现下降趋势,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③中国蛋白质供应一直处于绝对安全水平,热量长期处于相对安全及以上水平,脂肪长期处于相对安全和供应不足的水平。④中国食物损失和浪费量惊人,这也使中国热量和脂肪滞后4~9年进入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水平。

水稻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改革开放以来水稻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其生产变化完整过程的时空格局尚不清楚,特别是对于阶段性特征及区域差异的认识有待提高。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1980—2018年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剖析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量的贡献。研究表明：①1980年以来水稻总产量年际变化呈现3个阶段：波动上升时期（1980—1997年）,除广东省显著下降外,大部分省份显著增加;显著下降时期（1998—2003年）,南方地区下降较快;快速上升时期（2004—2018年）,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省份显著增加,东南沿海三省（浙江、福建和广东）和四川盆地显著下降。②近40年中国水稻总产量显著增加,由13.99×10³万t增加至21.21×10³万t,增加了51.61%,空间上呈现“南北齐增”格局;单产与总产量变化相似,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增加;播种面积则不同,呈现出“北增南减”的态势。③全国水稻总产量变化总体上以单产贡献为主（64.29%）,播种面积贡献为辅（28.57%）,1998年以来水稻总产量逐渐由单产主导转为播种面积主导,随着单产可能或者已达到增长瓶颈,政策调控对于稳定和提高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尤为重要。本文结果可为政府部门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宏观农业规划和结构调整提供科学支持。

碳中和是关系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1991—2021年间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7192篇国际学者发表的英文文献、3778篇中国学者发表的中英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时间分布、空间分布、研究热点冲积图、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等方面,揭示了国内外碳中和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从时间脉络上看,国内外碳中和演进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91—2006年）、发展期（2007—2014年）和繁盛期（2015—2021年）;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碳中和发文量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1年中国碳中和研究爆发式增长,年发文量超1500篇。②从空间分布上看,碳中和研究地区和研究机构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发文量较高,主要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③从研究热点上看,围绕基础研究与动态监测评价、技术研发与应用、政策设计与路线图3个重大科学问题,碳中和研究主要从碳足迹、能源、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生命周期评价、碳交易市场和全球治理等热点展开。④从关键词聚类上看,碳中和相关研究可以从个体、行业、国家3个层面聚类成4个主题：个体碳中和态度与行为、碳中和技术、碳市场与碳金融体系、政策引导与全球治理。本文对每个主题的内涵和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出碳中和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通过海洋渔业固碳增汇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其中的关键在于科学、精准、系统测算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本文剔除经典“可移出碳汇”模型中部分不具有碳汇功能的碳,把贝藻通过释放POC和DOC形成的碳汇纳入测算模型,基于2006—2020年中国9个沿海省份贝藻养殖产量面板数据,评估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并基于LMDI分解方法解构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提升的贡献因素,预测不同情景下2030年中国海洋渔业的碳汇潜力。研究发现：①2020年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达302.63万t/年,区域差异显著;②包含不具有碳汇功能的碳会高估海洋渔业贝类碳汇24.24%,而不考虑贝藻通过释放POC和DOC形成的碳汇会低估海洋渔业碳汇50.70%;③在当前注重规模效应的发展模式下,到2030年海洋渔业碳汇能力为335.51万t/年~399.92万t/年,碳汇增长潜力有限。基于此,应推动中国海洋渔业碳汇的增长模式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不断提高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持续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出贡献。

绿色服务产业是绿色产业中提供智力支持和专业服务的支持性产业。在加快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绿色服务产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绿色制造产业,为进一步激励和规范绿色服务产业,充分发挥其对低碳经济的助推作用,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绿色服务产业的相关政策。本文根据《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绿色服务产业相关目录提取政策主题词,并利用北大法宝数据库提取2002—2017年间2921条绿色服务产业政策,实证分析绿色服务产业政策对低碳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①2000年后中国绿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快速增长,绿色制造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政策规模明显大于其他地区;②绿色服务产业政策对低碳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基础或者生态基础好的区域促进作用更强;③中国绿色服务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扩张绿色产业规模、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低碳经济增长。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绿色服务产业政策体系,为绿色制造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关注绿色服务产业政策的异质性特征,促进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影响着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与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探究2002—2017年中国1741个县级行政单元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与空间聚集格局,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在时空双重维度分析县域碳排放脱钩的空间趋同效应。研究发现：①县域碳排放脱钩关系以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为主,强脱钩聚集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负脱钩数量逐渐增加且向东北及西北地区集中;②县域脱钩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空间分异特征在经历局部聚集、“东正西负”分异后,呈现“南正北负”的聚集与分异并存格局;③县域脱钩趋于稳定和向好发展,存在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大部地区呈现理想脱钩聚集,东北、西北呈现县域邻域均向下转移的团状聚集。因此,中国应聚焦县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的状态不稳定与区域不均衡,落实差异化的控碳策略,扭转空间分异的脱钩格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低碳转型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意义重大,考察沿线国家碳强度收敛特征,并分析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是否可以促进其碳强度收敛速度,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在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8年87个国家数据,运用包含空间效应的绝对和条件β收敛模型,从整体以及区域层面分析与中国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对沿线国家碳强度收敛速度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从整体层面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强度存在空间β收敛趋势,并且条件β收敛速度大于绝对β收敛速度,反映了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能够明显加速碳强度收敛。②从大洲层面来看,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均对碳强度收敛速度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对非洲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最后是欧洲。③从大洲内部来看,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对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碳强度收敛的促进作用大于以南地区;对亚洲各区域碳强度收敛的促进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中亚、西亚、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加强区域交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有利于早日共同实现低碳转型。

作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正逐步探索由单一水环境治理向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的转变之路。现如今,流域补偿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重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降低黄山市碳排放总量,抑制效应为4.9%;②补偿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政策效应的作用方向一致,且该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③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结果验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技术进步—碳排放下降”正向传导机制成立,且该政策并未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实现碳减排。最后,从逐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补偿模式多元化、警惕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等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下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能否助推黄河流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待探究的重要议题。鉴于此,运用内生增长数理模型厘清数字经济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构建流域内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水资源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8年流域内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①全流域内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相较资源型城市更佳。②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具有边际报酬后发递增优势,上游、中游城市相较于下游城市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倒U型”特征,中等城市是未来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所在。④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创新、技术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传导路径,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重要的潜在作用渠道,分维度的互联网发展和普惠金融呈现一致的趋同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充分认识城市性质、城市区位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化影响,因地制宜强化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红利效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浪潮,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为黄河流域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品牌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软环境要素之一,对提升城市竞争力与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为基础,以上榜品牌所在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城市优质品牌资源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优质品牌资源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对外合作水平和创新水平,进而提高城市经济效率,尤其是纯技术效率;②第二产业的优质品牌资源对城市经济效率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第三产业的优质品牌资源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高,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优质品牌资源比生活性服务业的优质品牌资源更能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③同样的品牌资源规模下,增加品牌数量不能显著提高城市经济效率,而打造优质品牌多样化则有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高。本文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品牌资源驱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机制与结果,并为进一步培育优质品牌资源、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提供借鉴。

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是实现农村散煤长效治理和能源结构可持续变迁的关键。为系统阐释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机理,本文基于汾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和OLS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感知价值与政府补贴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作为一组结构性要素资源,资本禀赋反映了农户“能力大小”;作为一套感知评价系统,感知价值反映了农户“有心程度”;当农户“既有心又有力”时,采纳清洁取暖的行为趋向性更明显。②作为清洁取暖采纳的实际行动者,农户的主体性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资本禀赋等结构性要素资源的支撑,农户大概率不会实施清洁取暖;同时,如果没有农民自发自觉地实施收益要求与成本风险规避考量形成的感知价值判断,结构提供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清洁取暖的具体行动,即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存在。③作为一项激励机制,政府补贴可以通过强化农户清洁取暖利益感知、缓解农户清洁取暖成本与风险压力感知,进而正向调节感知价值与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间的影响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促使农户资本禀赋积累、提升农户清洁取暖感知价值以及落实政府补贴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日益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关注新时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有证据表明,心理资本能够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但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本文将心理资本分为乐观、自信、希望、韧性4个维度,将城市融入细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3个维度,分维度研究心理资本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同时辨析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能力即地方适应性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探究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乐观、自信、希望和韧性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乐观、韧性对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自信和希望对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②地方适应性的中介效应表现为：首先,在乐观、自信、韧性对经济融入的影响中,为部分中介作用;在希望对经济融入的影响中,为完全中介作用;其次,在乐观、韧性对社会融入影响中,为部分中介作用;在自信、希望对社会融入影响中,为完全中介作用;最后,在乐观、韧性对心理融入影响中,为部分中介作用;在自信、希望对心理融入影响中,为完全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地方适应性在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中介效应,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拓宽了视野,亦可为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促进城市健康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使用农业节水灌溉服务是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农户的节水灌溉服务支付决策影响着农户的收入。本文基于2018年12月对新疆昌吉州和巴州的7个县（市）613户农户的抽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节水灌溉服务支付决策对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收入感知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支付决策存在的内生性,并采用分组模型分析服务供给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①农户支付决策中,意愿和行为存在“悖离”,但均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生态脆弱区农户以种植业为主,务工所得非农收入相对较少,但生态脆弱性越严重时,农户越倾向于通过非农务工获得家庭收入。③支付意愿和支付行为均对收入感知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节水灌溉服务供给在农户支付意愿和支付行为对收入感知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本文拓宽了农业服务外包在节水灌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国内外干旱半干旱等生态脆弱区基于农户收入效应的视角推广节水灌溉服务,提供借鉴和参考。

合理的生态保护空间管控可以有效权衡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重要生态保护空间是区域中最具有保护价值的优质生态产品区,对维持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利用CASA、RUSLE等生态模型、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等价值估算方法,估算分析长三角2000—2017年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时空变化格局,采用STARS突变检验,结合自然保护区,尝试提出基于GEP的区域重要生态保护空间识别方法,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GEP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4.61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7.12万亿元,分别为同年GDP的2.06、0.36倍。②三大生态系统服务中,调节服务占比最大,分别占2000年和2017年GEP总值的89.1%、64.9%;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2000年占GEP总值比例分别为9.60%、1.33%,2017年分别提升至20.83%、14.31%。③GEP空间分布呈南高北低,平原和沿海区域的单位面积GEP偏低,而山地丘陵地区较高。④长三角地区重要生态保护空间占国土空间面积的12%,其中,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分别占国土空间面积的11%、12%、13%、13%,与生态保护红线具有较好的空间耦合。

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泥是重要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对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均造成重要影响。由于组成中可燃物比例高,对它们的能源化处置研究成为热点。本文系统应用了一种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工具——生命周期评价软件Simapro,采用Impact 2002+和ReCiPe Endpoint 2016两种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测算了垃圾和污水污泥单独焚烧的线性加和与垃圾、污水污泥混合焚烧两种处置方案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揭示不同处置方案下的环境负荷,探究两种处置方案的优劣;同时,分析这两种生命周期影响评价方法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泥的混合燃烧方案在化石能源消耗、气候变化和人体健康方面的有益影响均明显高于单独燃烧方案,混合燃烧方案不仅缓解能源压力,同时降低气候和健康压力;②对于本文方案,Impact 2002+方法的中间点影响类别和终点损害类别评价结果都比ReCiPe Endpoint 2016方法更能突出混合燃烧方案的环境影响优势,但ReCiPe Endpoint 2016方法的不确定性更小。上述结论可为垃圾和污水污泥能源化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选取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