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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7 >Issue 4: 757 - 770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25.04.07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women's empowerment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Yudong Village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 WANG Menghan , 1 ,
  • SU Mingming , 1, 2 ,
  • WANG Yanan 1 ,
  • DONG Hangyu 1 ,
  • ZHANG Mengzhen 1
Expand
  • 1. School of Ecology & Environ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2. National Park Research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14

  Revised date: 2024-09-09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2

Fold

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areas are experiencing new growth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in providing mor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women. Therefore, it is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women's empowerment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six-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women's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was constructed. Yudong Village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a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sit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empowerment paths of rural women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dimensions promo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Based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women's empowerment in six dimension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were considered the core dimensions, followed by social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s, while the impact on political empowerment was not significant. (2) 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women's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way and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family support atmospher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women's empowerment. (3)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affected women's empowerment through various forms such as the rural brain and social media. The level of empowerment was affected by individual women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resented a gradual characteristic. [Conclusion]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women's empowermen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tourism,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verage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rural women's digital participation capabilities,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digital economy; women's empowerment; digital empowermen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Yudong Village of Quzhou Cit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Menghan , SU Mingming , WANG Yanan , DONG Hangyu , ZHANG Mengzhen .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women's empowerment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Yudong Village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25 , 47(4) : 757 -770 . DOI: 10.18402/resci.2025.04.07

1 引言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着力弥合城乡数字化发展差距的政策导向。这一顶层设计延续并强化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核心目标，即通过数字经济培育、数字素养提升和数字技术应用，构建数字化驱动的乡村振兴新格局。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技术深度渗透乡村场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产业呈现出显著的协同演化特征。这种融合不仅实现了乡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续与创新性传播，更通过业态重构催生出沉浸式体验、云旅游等新兴服务模式，为乡村人力资本开发特别是女性群体职业转型提供了技术赋能的现实路径[1]。由于固有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与工作的机会受到一定制约，从而阻碍了其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的获得[2]。而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乡村女性提供了打破性别壁垒、重塑社会角色的契机[3,4]。基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去中心化传播机制，乡村女性得以突破物理空间与制度壁垒，构建起涵盖旅游服务、文化创意等多领域的数字化生存空间[5]。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乡村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与社会话语权，还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立足赋权理论，通过深入探析数字经济对乡村女性赋权的影响机制，揭示不同因素对女性赋权的影响差异，旨在为解析数字经济如何推动女性冲破传统乡土社会的性别束缚、提升女性自我权能以及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综述

2.1.1 女性赋权

赋权是一个多层面、深层次的概念，又译为充权、增权、激发权能理论[6,7]。自20世纪70年代“增强权能”概念提出以来，“赋权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外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8]。其中“赋权”作为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处于无权、失权和弱权地位的人或群体，通常被称为“弱者”或“弱势群体”[9]。1995年，美国社区心理学家Perkins等[10]提出赋权是一个从无权到有权的关系转换过程，将赋权理论进一步细分为赋权过程和赋权结果两个方面，赋权过程是赋权行动的具体展开，聚焦于主体是如何被赋权的，而赋权结果侧重于赋权过程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主体在接近和使用社会资源的过程中会实现某种程度的赋权，进而促进社会权能提升。
近年来，赋权理论在女性主义流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5]。女性赋权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聚焦旅游视角下的女性赋权，主要集中在女性赋权的内涵、影响因素、维度等方面。在女性赋权的内涵方面，女性赋权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被广泛定义为：通过改善社会、经济、政治等宏观层面，强化个人层面的发展条件，为女性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保障，进而促进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能力[11,12]。在女性赋权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对女性赋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13-15]。此外，女性自身的特征，如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心理韧性等，也是影响其赋权过程的重要因素。在女性赋权的维度方面，Scheyvens[16]详细论述了旅游研究中女性赋权的四维度分析模型，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4个维度构建了女性赋权的框架。其中，经济维度聚焦于女性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经济利益的获得与自主控制权的提升，强调经济独立作为女性赋权的基础；政治维度探讨女性在政策制定、决策参与及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彰显女性政治赋权的必要性；社会维度关注女性在家庭、社区及更广泛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角色变化，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关系构建；心理维度则强调女性自我认知、自信心及心理韧性的培养，是女性实现内在赋权的关键。这一框架体现了女性多维赋权的复杂性与互动性。此外，教育赋权作为女性赋权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众多研究表明，相较于男性，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往往受到限制，而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促进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及心理层面的赋权具有重要作用[17-19]。因此，将教育赋权纳入女性赋权构建的五维分析框架，即在原有四维框架基础上增加教育维度，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实践导向[17,20-22]。

2.1.2 数字经济影响下的女性赋权

在数字技术革命驱动下，乡村经济形态正经历由“物理在场”向“数字在场”的范式转换，形成具有空间穿透性和技术嵌入性的新型发展模式[23]。这一趋势不仅突破了传统乡村经济的地理空间桎梏，还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极大地拓展了乡村产品的市场范围。数字经济驱动的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正在消解传统性别角色规训，促使女性从业者突破“家庭照料者”的单一身份认知，逐步实现向“数字创新主体”的角色跃迁[5,24]。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新契机，从线下向线上的转型加速了旅游信息的传播速度，拓宽了市场空间[25]。部分学者认为女性可以通过线上销售、社交媒体宣传、直播带货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提高了社区的可见度和经济收入，还增强了女性在社区发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5,24]。这种参与模式的转变，为女性赋权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平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尤其是对女性参与的不均衡性[26]。有些学者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女性群体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被边缘化的状况，甚至边缘化趋势会加剧[3,27]。性别歧视、数字鸿沟与数字技能获取机会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客观上限制了女性在数字经济中的充分参与和发展空间[28]。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赋权成为推动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的重要力量[29,30]。其核心在于女性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提升自身能力与自主发展的潜力，这不仅体现在参与技能培训和提升数字知识素养上，更强调了女性在获取与运用数字技术资源时的平等机会[31]。技术赋权旨在打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使女性能够在科技与创新的驱动下独立表达自我价值。这一赋权超越了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传统维度，聚焦于女性在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实践中获得自主权和决策权的能力建设。因此，将技术赋权纳入女性赋权框架中，不仅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挑战，也为女性在技术应用和创新领域中实现自我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2.2 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角度下女性赋权的研究视角丰富多样、研究方法科学多元、研究内容逐级深化，但现有研究成果多从经济、社会、政治、心理、教育5个维度构建女性赋权评价指标体系，而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女性赋权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创新性地将技术赋权纳入女性赋权框架中，从政治、社会、政治、心理、教育、技术6个维度构建女性赋权框架（图1）；并基于“赋权方式—赋权过程—赋权结果”的分析思路，以数字乡村示范点——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村为实证对象，探讨数字经济在不同维度上对乡村旅游地女性赋权的影响程度，厘清女性赋权的影响因素，总结数字经济对乡村女性赋权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数字经济提升乡村旅游地女性赋权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图1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女性赋权的分析框架

Figure 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3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域概况

余东村地处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西北部，距沟溪乡政府约1.5 km，距衢州市区约18 km。全村面积2.1 km2，总人口800余人（图2）。余东村依托特色农民画发展乡村旅游，被誉为“中国第一农民画村”，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第四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在国内乡村旅游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近年来，余东村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从卖画到卖文创、卖版权、卖风景、卖旅游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2021年，余东村吸引了近50万人游客，与农民画相关的产业产值3000多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这标志着余东村在乡村旅游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图2 研究区域位置图

Figure 2 The study area

随着浙江省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余东村围绕村民对于文化、旅游、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需求，成功构建了“未来乡村大脑”平台。这一创新平台不仅实现了村庄信息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更树立了一体化智能化大数据平台的典范。2021年，余东村数字化乡村建设被评为数字乡村最佳实践案例。在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余东村一大批家庭妇女开始逐渐活跃在淘宝、抖音、快手等各大网络平台上，为余东村的农民画品牌推广与乡村旅游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并积极涉足公共领域，重新定义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同时也突破了传统乡土社会中存在的性别藩篱；这一系列变革体现了数字化赋能对余东村社会结构和性别观念转变的积极影响。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

3.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主要原因如下：①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对乡村女性赋权的影响机制，属于“如何”的研究范畴，适合运用单案例研究法对复杂现象进行探讨和剖析[32,33]，回答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乡村女性赋权问题；②数字经济对乡村女性赋权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采用单案例研究能够更深入、细致地展示数字经济影响乡村女性赋权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从根本上把握其内在规律与影响机理，进而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与适用性[34]。

3.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二手资料与半结构化访谈法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法。本文研究团队于2021年9月28—29日、2022年7月25—26日和2023年2月6—20日在余东村开展了3次实地调研，数据来源包括：①参与式观察。调研团队深入余东村女性村民及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环境中，对其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娱乐等日常闲暇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并整理形成相对完整案例作为研究材料[35]。②二手资料。调研团队与当地政府、村委会、农民画协会等核心主体进行座谈，探讨余东村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成果及问题，获取了政策文件、规划文本等基础资料。③多主体半结构访谈。调研团队围绕余东村数字乡村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女性赋权等问题，对村委会成员、余东村旅游公司员工、女性居民等23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访谈。每人访谈时长为30~60分钟，剔除无效信息后整理得到居民访谈文本10万字左右。信息重复频率随着访谈次数增加而提高，基本达到质性研究的理论和数据饱和要求，即当访谈样本的增加不再带来新颖的信息、观点或核心主题时，访谈阶段结束，转而进行文本的编码分析[36-38]。
将访谈文本录入Nvivo 14软件，以“类型-编号-性别”格式对每位访谈对象的文本资料进行整理，并进行手动编码。在信息编码时，村级管理者以C为代表，编码为C01-C04；农民画协会成员以P为代表，编码为P01-P04；参与旅游业的村民以T为代表，编码为T01-T13；未参与旅游业的村民以N为代表，编码为N01-N02。表1详细展示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涵盖了村委会管理人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农民画协会人员、普通村民等类型，年龄以30~65岁为主。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访谈者类型 访谈对象 编号 受访者特征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村级管理者
(N=4)		 余东村支部书记 C01-M 男性 [30, 40) 大学本科以上
余东村妇女主任 C02-F 女性 [50, 60) 高中
余东村财务会计 C03-F 女性 [30, 40) 大学本科以上
余东旅游发展有限公司CEO C04-M 男性 [30, 40) 大学本科以上
农民画协会成员
(N=3)		 农民画协会会长 P01-M 男性 [60, 70) 大学本科以上
农民画协会理事 P02-M 男性 [70, 80) 小学
农民画画家 P03-M 男性 [70, 80) 小学
P04-F 女性 [40, 50) 初中
参与旅游业者
(N=13)		 餐厅从业者 T01-F 女性 [60, 70) 初中
T02-F 女性 [60, 70) 小学
T03-F 女性 [60, 70) 初中
T04-F 女性 [50, 60) 初中
T05-F 女性 [50, 60) 初中
民宿从业者 T06-F 女性 [20, 30) 大学本科以上
T07-F 女性 [20, 30) 大学本科以上
旅游企业员工 T08-F 女性 [70, 80) 小学
T09-F 女性 [40, 50) 初中
T10-F 女性 [40, 50) 初中
T11-F 女性 [40, 50) 高中
咖啡厅老板 T12-F 女性 [30, 40) 大学本科以上
直播网红 T13-F 女性 [20, 30) 大学本科以上
未参与旅游业者
(N=2)		 N01-F 女性 [60, 70) 初中
N02-F 女性 [70, 80) 高中

注：编号加“-M”后缀表述男性，加“-F”后缀表示女性。

3.2.3 研究信度与效度分析

Yin[39]认为利用多种数据来源并对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可以保证案例研究的效度与信度。本文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三角测量和研究人员三角测量方法，依靠不同来源数据间的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以提高定性研究的可信度与可靠性[40,41]。首先，本文通过半结构访谈、二手资料和对居民生活、旅游参与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参与式观察，多种来源的数据集信息可以相互佐证，最大程度刻画和追踪现实过程[42]；其次，为了保证数据编码与分析的有效性，通过多个研究人员对于访谈数据文本和编码过程的审查和分析来对研究问题进行相互论证，从而提升分析效度[43]。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于主观感知的女性赋权水平测度

依托图1中女性赋权理论框架和对余东村管理者及村民的访谈，本文基于主观感知分析数字经济在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教育、技术6个维度对女性的赋权水平。

4.1.1 经济赋权

自2020年9月正式启动“未来乡村”项目以来，余东村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搭建了“乡村大脑”平台，成立了村播产业馆，实现了从卖农民画向卖数字版权的转型。这一变革使得余东村女性摆脱了“具身”与“在场”的限制，不仅为女性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提升了经济地位和社会竞争力。
首先，数字经济拓宽了余东村女性居民的经济收入渠道。过去，余东村农民画销售依赖于游客的实地参观和现场购买，村民的经济来源相对单一。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引进以及线上直播和销售模式的开展，余东村成立了村播产业馆，重点扶持女性村民成为主播，通过电商平台广泛宣传农民画、文创产品和农产品。这不仅为余东村女性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还促进了余东农民画主题的旅游文创产品和农产品提质增值。正如村支书（C01-M）提及“2022年，村播产业馆开展各类助农直播活动23场，已带动村民增收25.2万，吸纳118名当地村民就业，包括了60多名女性参与到其中，实现村集体增收22万，带老百姓们走上了致富之路”。
其次，数字经济提升了余东村女性居民的经济竞争力。自余东村发展数字经济以来，女性村民积极参与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形式，在职业选择和发展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其中，T13-F由服装设计师转型成为余东村网红达人，通过数字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和运营抖音账号，已吸引了超过50万的粉丝，她提到：“我们工作室经常会招聘当地女性村民，帮忙做一些验布、裁缝、绣花等细致工作，既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也可以照顾家里老人孩子”。

4.1.2 政治赋权

在数字经济发展之前，余东村政务信息的非对称性和资源获取困难阻碍了女性村民的政治参与。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女性村民通过在线投票、参与电子政务及网络平台发声等新型方式，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拓宽了政治参与渠道，也增强了其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
余东村借助智能化的“乡村大脑”大数据平台，创新性地推出了“有礼积分系统”。该系统旨在通过给予主动反映问题、积极提出建议并参与村庄管理的村民一定的信用积分奖励，激发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正如受访者T05-F提到：“我有时候在村里散步的时候，看到村里垃圾随意堆放、散养鸡鸭、河边洗衣等，都会通过手机拍一拍，将照片上传到‘乡村大脑'，他们会立马去处理，办事效率都蛮高，还给我奖励了2个积分。”
然而，实地调研发现余东村近7成的乡村女性表示不追求政治权力，没有强烈渴望参与政治决策，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密切的社交网络上；也有5名女性村民抱怨尽管村委会在网络形式上积极采纳村民意见，但实际上其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少数人中。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乡村女性的政治赋权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4.1.3 社会赋权

数字化社交媒体逐渐嵌入余东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为余东村农民画与乡村旅游的宣传提供了便利。女性村民通过模仿、学习、创新的方式，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参与旅游活动，实现了人际、代际、村际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
首先，近9成的受访者均表示通过参与直播、在线销售、网络运营等形式实现就近就业，不仅提高了经济收入，同时也能兼顾家庭，逐渐强化自身在家庭乃至社会中的地位及角色。如T07-F所言：“以前全职在家带小孩，老公一人在外打工，我现在在村里一家民宿负责线上推广，也可以挣点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其次，余东村村播产业馆为女性村民搭建了一个与乡村外部粉丝、观众深度交流与互动的平台。4名旅游企业员工（T08-T11）在访谈中均提到“通过直播积累了一些客户，并逐渐成为了朋友”“通过直播宣传余东村农民画，吸引了不少粉丝来这里打卡”。这不仅有助于发挥女性群体沟通能力与共情能力强等优势，更扩大了女性村民的社交圈。

4.1.4 心理赋权

自数字经济发展以来，余东村积极探索农民画的数字化销售模式，推进直播电商业务的蓬勃发展，并围绕健康乡村建设，提供数字化心理健康服务。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女性居民经济收入增长，还塑造了积极的心理认知，为乡村女性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和自信。
一方面，数字经济增强了余东村女性居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2021年余东村建立了“农民画全网数据库”“年年有鱼App”，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我们有30多幅农民画在华为手机主题壁纸商城上线”（P01-M），拓展了农民画数字化销售模式。P04-F是余东村颇有名气的女性农民画家，“我有2幅作品进入华为主题壁纸商城，我都不敢相信我的作品能够放在华为手机上，这也说明我画得蛮厉害。”其父亲P02-M也谈道：“我女儿由原来的家庭主妇变成了农民画家，作品多次获奖，她现在的精气神比以前好太多。”这一过程大大提高了女性对生活的自信心，塑造了积极的心理认知，也加强了对个人能力和价值的认可。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为余东村女性居民提供了数字化心理健康服务。余东村围绕“健康大脑+智慧医疗+未来社区”的建设思路，成立余东村共享村卫生室，通过数字家医应用，让乡村女性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心理健康服务，18名女性受访者中有8名参与其中并分享了体验。“在家开了农家乐后，要是生意不好也蛮焦虑的，有时候我就打开‘健康余东'平台，那些心理医生会在线上开导我，一下子心里也就蛮舒服了”（T05-F），“平台上关于女性在家庭、工作、社交等方面的心理健康疏导内容还是蛮全面的”（T04-F），切实提升了乡村女性的心理赋权。

4.1.5 教育赋权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余东村女性村民在教育知识领域经历了显著转变。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女性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不仅改变了她们在知识获取中的角色，还激发了她们传播知识的潜力。
首先，数字经济促进余东村女性村民由传统的“知识接收者”角色向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者转变。余东村积极建设“24小时未来图书馆”，成功与衢州市图书馆的海量数字资源实现联通，并配备了图书智慧借阅设备。村支书（C01-M）提到“在图书馆里，能够方便地获取百万种中文图书、千余种电子报纸、数十万小时有声及视频资源”。近9成的受访者均表示通过数字图书馆平台，能够突破地理壁垒，灵活学习直播电商、农业生产、艺术创作等多元化知识，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
其次，数字经济也激发了余东村女性村民作为“知识宣传者”的潜能。余东村创新性地开办了线上艺术学院，致力于将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开发农民画、竹编等乡村“六艺”数字化课程，邀请农民画家和手艺人线上授课，其中女性占比50%。“通过网络艺术学院，我们还当起了老师，在网上为城里的孩子上美术课。我们的课还被录成视频，上传到网上，供全国的孩子学习，被大家认可，我非常自豪”（P04-F）。

4.1.6 技术赋权

在数字经济发展之前，余东村女性村民在信息获取、技术应用和社区参与上受限较多，难以发挥自身价值。如今，余东村构建“数字乡村一张网”，组织数字技术培训，使女性村民在乡村治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方面大放异彩，实现从信息滞后到数字赋能的华丽转变。
首先，余东村运用“乡村大脑”把“村情通”小程序、“浙里办”App、乡镇“四个平台”数据联通，构建了“数字乡村一张网”的管理模式。数字管理团队由新华三集团和余东村村委会人员组成，其中女性占比65%。余东村妇女委员会主任（C02-F）在访谈时说道：“我负责‘乡村大脑'的智慧便民板块，有村民或者游客扫二维码将一些需求上传到网上，我需要后台登记处理，并联系网格员实地解决，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技术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学的。”余东村财务会计（C03-F）也谈道：“村里财务升级成了网络系统，我也得与时俱进学习这些数字技能，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这一过程为余东村女性村民提供了数字技术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增强了社区的数字化素养。
其次，余东村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会定期组织数字技术相关的培训，涵盖直播技巧、网络销售、视频剪辑等内容，旨在提升数字技术知识与素养。T06-F是村里少有的年轻女性，既是余东村高端民宿的店长，还是村里直播网红达人。“以前我是在杭州那边做直播的，现在家乡发展旅游了，我就回家这边工作了，村里老年人还是多一些，我也会教她们怎么做直播，怎么卖货”（T06-F）。这体现了技术赋权在促进乡村女性带动社区数字化发展的作用。
最后，实地调研发现，余东村超过7成的女性村民能够熟练掌握各种社交媒体软件，一些经营特色民宿、餐厅的女性，会将自家的产品和民宿图片向外发布，并创建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小红书等平台账号进行宣传，不仅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余东村，也有助于乡村特色文化的传播。“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这做旅游生意的也要注意网上宣传，我经常拍一些照片和视频，让大家知道我们村，过来旅游”（T03-F）。

4.2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文献[8,17,19,28,29]以及访谈文本，乡村女性的赋权程度与其个体特征、外部环境显著相关，女性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参与旅游业情况、家庭支持氛围、社区发展环境等均会影响其赋权程度。

4.2.1 年龄

余东村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居民在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技术赋权感知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经济赋权方面，20~30岁（不含）、30~40岁人群表现出更强烈的感知，而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究其原因，近些年余东村对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较高，村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较多，更易掌握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和工具，通过积极参与余东村旅游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机会，也更能意识到数字经济发展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变化。“我以前在杭州做直播，现在回村里当民宿店长，经常得在网上宣传民宿，还帮着村里直播，有时候游客多的时候我还兼任导游，村里年轻人少，我也会多做一些帮村里旅游发展起来”（T06-F）。
在社会赋权和技术赋权方面，60岁以上人群的感知低于其他年龄群组。究其原因，余东村老一辈的女性居民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在长期的传统社会环境中成长，对新兴的数字技术发展持有恐惧或抵触情绪，更容易被社会发展中的数字鸿沟所边缘化，导致在赋权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我现在眼睛也看不太清楚，看手机都得戴上老花镜，就平常用微信视频，刷抖音，我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怕被骗”（T08-F）。“我跟老伴总觉得网上这些太复杂了，学不会，也不想学，习惯了老一套的生活方式，更自在一些”（P03-M）。

4.2.2 受教育程度

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居民在政治赋权、教育赋权和技术赋权感知中存在显著差异。在政治赋权方面，相较于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感知更强烈。在余东村村委会和社区组织中，女性的学历普遍较高，她们更倾向于参与政治决策和社会事务，积极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从而获得更多的赋权机会。正如余东村妇女主任C03-F提及：“当时我们村选举妇女主任的时候，学历还是蛮重要的，我们那个年代读到高中已经很不错了，我也会经常组织村里的妇女学习厨艺、画农民画、跳舞，来丰富一下她们的生活。”
而在教育和技术赋权方面，余东村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相关工作的女性村民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其中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47.83%，其中6位是回乡创业者，她们能更好地识别和把握数字乡村发展的战略与机遇，从而获取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的数字技术素养和应用能力。“我现在只要有什么不会的都能在网上找到学习渠道，实在是太方便了，包括辅导孩子做作业，我都是跟他一起听网课，学习知识点”（T12-F）。

4.2.3 是否参与旅游业

参与旅游相关工作的女性居民与未参与的女性居民在经济赋权、社会赋权和技术赋权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和技术赋权方面，13名参与旅游业的女性受访者一致表示通过微信、团购等互联网平台取得了良好的运营效果，实现了个人与家庭收益的提升。其中，T01-F是余东村“妈妈饼”餐馆老板，随着余东村乡村旅游的发展，由一名家庭主妇转型为创业者，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致富的同时，还带动了村里其他妇女加入旅游业中。“顾客群体一部分是前来休闲游玩的游客，另一部分是通过网络平台下订单的客户。店里生意最好的时候有十几位村里阿姨帮忙，每人每天的工资120元到150元不等，我赚钱了，也想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相比之下，2名未参与旅游业女性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家中男性外出务工，务农收入较低甚至没有，收入来源单一，并且与外界社交互动较少，更容易陷入经济依赖的状态，从而降低了女性的赋权程度。“我老公在外面打小工，我在家里带孙子，我这都不能离手，天天得带着他，还得每天给家里人做饭，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N01-F）。“我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地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N02-F）。
总体来看，女性参与旅游业不仅提升了经济收入，还培养了她们的数字技术能力、文化认知和社交技能，从而对女性赋权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4.2.4 家庭支持氛围

家庭支持氛围是女性赋权的重要基石，对女性在经济赋权、社会赋权和心理赋权方面均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实地调研发现，在接受访谈的18名女性村民中，有16名表示她们的家庭支持氛围积极，使女性更有信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更积极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社会事务、家庭决策等，增强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女性赋权。“我烧火做饭手艺还是蛮好的，以前是在外面医院食堂烧饭，现在回家里开餐馆，我老公给我打打下手，有时候还做家务，现在我们就一心想着把餐馆开好，多挣点钱”（T02-F）。
相反地，有2名女性村民表示习惯用传统的观念来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且家庭支持氛围不足，难以摆脱繁重家务的桎梏，导致女性在实现赋权的过程中遇到更多阻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4.2.5 社区发展环境

社区发展环境作为影响女性赋权程度的重要外部因素。接受访谈的18名女性村民均认为相较于周边村庄，余东村是一个充满包容与平等的村庄，特别是在“乡村大脑”平台构建与实施后，余东村在社会观念、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等多个维度呈现出显著优势，为女性村民提供了更广阔的教育机会、就业渠道和参与决策平台，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权利。对此，余东旅游公司管理者C04-M谈道：“我们村委会还有旅游公司，会尽可能多地为女性提供一些就业岗位，让她们能够在家门口有事做，有钱赚”。

4.3 赋权过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赋权方式—赋权过程—赋权结果”的分析思路，本文梳理出数字经济对女性赋权的过程及影响机制（图3）。数字经济通过提供经济机会、社会参与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强化作用，为女性赋权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机制。
图3 数字经济对女性赋权的影响机制

Figure 3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women's empowerment

首先，从赋权方式上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权、经济赋权与社会赋权的多路径联动，重构女性赋权的资源基础与行动场域[4]。具体而言，乡村大脑、社交媒体、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工具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技术赋能的物质条件，还通过信息共享与数字平台打破了传统资源分配的不对称性[44]。余东村的实践印证了这一机制：一方面，余东村与新华三集团合作搭建了智能化大数据平台“乡村大脑”，实现了村庄信息与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一平台不仅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还通过数字化手段拓展了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余东村依托当地农民画的特色产业，发展电商直播，带动留守妇女创业，这与Kabeer[20]强调的“能动性赋权”特征相呼应。这种多元化的赋权方式，使乡村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维度上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权利。
其次，女性赋权的过程呈现从经济赋权到多维赋权的渐进性特征，其内在机制体现为“资源—能力—结果”的递进转化[20]。余东村的赋权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①经济赋权阶段。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余东村以农业和农民画文旅产业发展为主，女性面临着从传统劳作模式向数字化劳动方式的转型挑战。通过系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女性村民逐渐掌握了电子商务、社交媒体运营等技能，在电商平台上销售余东村农民画文创产品和农特产品，实现了初步的经济赋权。②社会政治赋权阶段。随着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女性赋权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政治层面。在政治参与方面，女性村民开始积极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决策中来，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尊重。在社会交往层面，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女性村民的社交边界，促进了跨地域、跨文化的便捷交流与互动。③多维整合赋权阶段。赋权效应进一步拓展到了心理成长、教育提升和技术创新应用等多个维度，女性通过提升受教育水平、转变性别观念等主体能动性与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等结构支撑的协同互动，重塑家庭与社区中的多元角色，最终构建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深度耦合的可持续赋权生态系统。这一渐进式路径既印证了赋权理论中“结构-主体”互动框架[10,16]，也凸显了从单一经济赋权向多维度整合赋权的动态演进特征。
最后，赋权结果表现为女性可行能力的全面提升与乡村社会空间的重构[5,22]。在余东村数字化进程的推动下，女性可以灵活地支配时间，逐渐挣脱传统家庭角色的桎梏，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女性在村庄公共领域的参与度，在处理家庭事务及乡村社区事务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权；掌握数字技术的女性通过数字实践实现身份重构与能力提升，不仅拓展了多元生计渠道和社会网络，还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逐步突破传统空间限制。这种从家庭场域向社区及市场空间的层级跃迁，有效消解了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区隔，促进了村域社会结构的多维重构。

5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5.1 结论

本文基于赋权理论，以数字乡村示范点——浙江省衢州市余东村为典型案例地，构建了数字经济促进女性赋权的多维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地女性赋权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赋权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心理、教育和技术6个维度，这些维度虽相互关联，但各自赋权路径和影响机制独立存在。余东村女性在经济和技术维度的赋权感知最为明显，数字经济促进了乡村女性经济的增收和数字技能的提升与深化；社会和教育维度的赋权次之，乡村女性对数字经济在拓宽社交网络、提升教育水平方面的作用持积极肯定态度；心理维度的赋权也较为明显，数字经济为女性村民塑造了积极的心理认知，显著增强了自信心与自豪感。而在政治赋权方面，大多数乡村女性并不追求政治权力，也没有参与政治决策的强烈渴望，因此数字经济对乡村女性的政治赋权影响不显著。
（2）乡村旅游地女性赋权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过程，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旅游业、家庭支持氛围、社区发展环境等。研究表明，参与旅游业和家庭支持氛围是与女性赋权程度显著相关的因素。参与旅游业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社会参与机会，从而增强她们的自我认知和自信心，进而促进其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提升。而良好的家庭支持氛围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支持和鼓励，使之更有动力参与各种活动并追求女性个人的发展。
（3）基于赋权理论，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对女性赋权的过程及影响机制，并通过文献讨论与案例结合增强分析框架的普适性。数字经济下沉乡村为余东村带来政策、物质与技术等多样化资源，通过乡村大脑、社交媒体、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多元形式显著影响女性赋权；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余东村女性赋权的进程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特点，内外部因素相互交织促进女性赋权的实现；在赋权结果上，数字经济促进女性自我认知提升、增强自我表达多样性、重塑女性在家庭、社区中的多重角色与多元身份。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1）政府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释放乡村女性数字就业潜能。在制定支持数字新业态发展相关政策时，当地政府应全面考虑男女的现实差异和女性的职业需求，促进女性参与数字就业。同时，应加强数字技术教育培训，提升女性数字素养，鼓励外出务工女性返乡从事电商创业。结合数字技能认证体系与终身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开发更多数字相关资源，包括电子商务、社交媒体运营、乡村旅游数字化推广等内容，加大对乡村女性数字技能的培训力度。
（2）企业层面，应发挥企业优势，扩大乡村女性数字就业岗位供给。具体而言，数字平台企业应积极承担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的社会责任，进一步降低乡村女性就业门槛，并开发更多适合女性的新数字职业，从而推动女性就业的多元化。此外，应充分发挥平台企业数字技术优势，通过政企合作、校企合作等方式，为数字乡村下沉市场中女性潜在劳动力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促进女性就业创业。
（3）个人层面，乡村女性应转变就业观念，提升数字就业参与能力。乡村女性要充分意识到数字新业态为自身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主动投身于数字经济就业创业领域。同时，要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提供的各类数字培训资源，不断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为参与数字劳动奠定坚实基础。此外，应积极学习和了解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了解自己的劳动权益，从而在数字劳动中更好地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享受普惠型的数字红利。

5.3 研究展望

数字经济对女性赋权的影响是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立足数字乡村的视角，以社区居民为立足点进行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囿于时间及人力的局限，本文中的女性调研样本量相对较小。未来的研究可以适当扩充样本量规模，对更多的女性和男性进行深入访谈，丰富不同性别视角下的数字乡村研究，为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化实施提供决策支持。②余东村“乡村大脑”数字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其对于当地女性赋权所产生的具体效应及持续性影响尚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③本文仅聚焦了单一典型村庄案例，未来可拓展不同类型的村庄样本数，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差异化数字经济模式对女性赋权的边际效应，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实践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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