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Resources Science >

2022 , Vol. 44 >Issue 7: 1476 - 1493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22.07.1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Based o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26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 LUO Dan , 1 ,
  • LI Jiangping 2 ,
  • ZHANG Qingzhi , 3
Expand
  • 1. Sino-Danish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 2.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3.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4-28

  Revised date: 2022-07-04

  Online published: 2022-09-25

Fold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can accelerat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took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26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ed a model that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problem demand, policy entrepreneur, legitimacy, and capabil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diffus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presents a S-shaped curve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and shows regional demonstration and proximity effects in space. (2) The diffus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Peer competition pressure, financial capacity, coercive pressure from superiors, and the salience of the problem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the policy diffusion, while government attention of mere formality may hinder the policy diffusion. (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vary in time and space. Specifically, financial capacity and superior pressure, peer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financial capacity, and peer competition pressure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in the time periods from 2003 to 2011, 2012 to 2016, and 2017 to 2020 respectively. The mix of factors influencing regional policy adoption also varies betwee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The lessons are as follows: (1)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adoption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ailor-mad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governance of the jurisdiction. (2) It is urg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key role of government entities in policy agenda sett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3)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objectively assess the strong driving effect of superior coercive pressure on policy diffusion. An incentive provis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should complement superior pressure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atmosphere of “competing for the first place”.

Key words：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fluencing factor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policy entrepreneur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Cite this article

LUO Dan , LI Jiangping , ZHANG Qingzhi .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Based o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26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 44(7) : 1476 -1493 . DOI: 10.18402/resci.2022.07.13

1 引言

政策扩散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西方,相关成果有助于探究政府政策采纳行为的决定因素,但在积淀丰硕理论成果的同时,如何跳脱西方语境来阐释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问题尚需学界予以回应[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显著,执行有力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具。纵观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摸着石头过河”和“渐进主义”是该历史壮举的鲜明特征,由其衍生出的公共政策扩散模式可以概括为“局部试点—中央认可—全国推广”[2]。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实现机制,政策扩散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的有力支撑[3]。因而,以揭示政策扩散动因为宗旨的启发性研究能够识别地方政府政策采纳过程中的动力和阻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环境治理政策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热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预示着生活垃圾分类被提上中央政策议程。次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标志着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作为一项顶层设计正式出台。截至2021年底,全国293个地级市中仅有20个地级市尚未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实施细则 ( 来源于作者资料库。),这也意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进程步入尾声。在实践中,中国多数公共政策经层级治理体系由中央传导至地方,但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却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地方政府的采纳时间可追溯至2000年,但仍有少数城市尚未采纳,其长达20余年的拉锯无疑为政策扩散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加之该政策的行政-社会属性,与经济发展类政策相比,地方官员执行动力相对不足[4],反而更能够洞察地方政府政策采纳行为的考量。那么,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呈现何种时空分布特征?哪些因素影响着地方政府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行为?其显著效应又是否因时间或空间而异?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呈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的时空特征,构建了由问题需求、政策企业家、合法性以及政府能力4个维度组成的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探究了地方政府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行为的动因,旨在丰富既有政策扩散理论,并为其他环境类政策扩散提供有益启发,进而加快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2.1 文献回顾

2.1.1 政策扩散相关研究

在Walker、Rogers等学者的引领下,政策扩散研究渐趋成熟。Walker[5]将“一项政策或项目在某一地域的首次采纳”视作政策创新,而不同区域相继采纳同一政策的过程即为政策扩散。Rogers[6]则认为政策扩散是某一项政策创新在社会系统内的传播与沟通过程,并且这一传播与沟通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的渠道。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政策扩散是某一政策在不同地区或部门传导进而被新的政策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7]。
政策扩散的时空特征及模式引发了众多讨论。时间维度上的S形曲线特征、空间维度上的“邻近效应”以及区域特征上的“领导者-追随者”层级效应是政策扩散活动的三大时空特征[8]。但也有学者指出,政策扩散并非理想状态下的渐进演进,除了S形曲线特征以外,还存在“陡峭S型”“R型”和“阶梯型”等样态[9]。基于政策扩散的时空及主体特征,政策扩散的模式可归结为全国互动[10]、区域传播[11]、领导-跟进[5]及垂直影响4类[12]。具体至中国情境,政策扩散需经历扩散缓慢期、快速扩散期和扩散平稳期3个阶段,大致呈现S型特征;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公共政策扩散则包括“近邻”“等级”“轴向”和“集聚”等效应;最后在扩散模式上,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自下而上的吸纳和辐射、同一层级的区域间扩散以及不同区域间的跟进扩散是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4种典型模式[7]。以“政策试验”为具体实践的政策扩散较为特殊,该扩散并非单向,而是一个多层级互动的过程,政府间纵向关系对此具有较强的解释力[13]。
另有研究聚焦政策扩散的动因。内部决定模型与外部扩散模型是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视角[2]。其中,前者侧重于系统内部的激励与促进因素,认为政策扩散行为是由本辖区内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促成[14]。外部扩散模型则受府际关系驱动,包括水平和垂直扩散[15]。此外,作为连接政策扩散影响因素与结果的纽带,学习、模仿、竞争、强制和社会化等扩散机制也被视作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要视角[16]。国内学者将其本土化为学习、竞争、模仿、行政指令和社会建构[7]。随着相关研究日趋成熟,学者们开始关注创新政策自身属性以及政策主体对于政策扩散的影响。例如,Wejnert[17]提出了3类影响因素——创新本身的特征、创新者的特征和创新环境特征;周英男等[18]则从个人、组织、政策属性以及环境维度提炼了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

2.1.2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研究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既有研究涵盖政策实践经验总结、政策文本量化和政策执行三大视角。Azevedo等[19]对德国和巴西进行了跨案例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明确的法律规则、定期的公共宣传活动以及垃圾收费对于废弃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废弃物管理强调环境、资源与经济的良性循环,通过优先考量分类回收利用实现废弃物“产生-废弃-再生利用”的闭合循环[20]。公民参与、教育宣传、规则约束和多方协同是日本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21]。政策文本是政策过程的客观反映。万筠等[22]、孙岩等[23]分别以中央、地方层面的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为例,总结了政策演进逻辑和政策目标、工具的一般性特征。为探究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模糊-冲突”模型[24]、史密斯模型[25]、注意力视角[26]以及社会资本视角[27]也被纳入研究。此外,就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而言,该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特征,在空间上显现出邻近效应,而在扩散路径上则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为主[28]。雷叙川等[29]则进一步探究了外部制度因素和城市内生因素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
综上可知,国内外有关政策扩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政策扩散理论的阐述和发展,既有早期西方学者的启发性论述,也有中国学者的本土化演绎;二是实证研究,涵盖代理人[30]、央地关系[31]以及政策网络[32]等视角,实证方法包括事件史分析法[33,34]、博弈模型[35]和因果中介分析模型[36]等。从研究领域看,政策扩散分析视角已经被应用于政府数据开放[37]、环境信息公开[33]、城市低保制度[36]、政府大数据[38]等领域,可见该视角颇受青睐。具体至本文研究对象,虽有少量研究关注了政策扩散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但对于该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讨论还很不足[29]。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肇始于2000年的试点[39],发展于2017年的生活垃圾分类46个重点城市[40],成熟于2019年的地级市全面推行。在此过程中,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显然不能仅限于此。政策扩散缘何发生?多源流理论认为一项政策被提上议程得益于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的汇聚,同时政策企业家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1];由Simon等引入组织研究领域的注意力视角对于解释政策扩散也颇有启发。政府官员兼具“公共性”和“私人属性”,其有限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部门的决策偏好[42];官员政策企业家作为公共决策的代理人,其个人特征（如年龄、任职经历、任期等）备受关注,然而关于晋升竞争带来的心理压力能否影响政策扩散却鲜有探讨。此外,政策扩散经典影响因素——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社会压力[43]是否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解释同样适用?最后,一项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往往还离不开必要的政策执行资源。总之,有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背后动因还有待深入考察。

2.2 分析框架

本文立足政策采纳者——地方政府,采取过程视角考察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多重影响因素（图1）。首先,以多源流理论为切入点,重点考量其中的问题流;其次,从政策企业家视角出发,引入政府注意力和政绩压力变量,探究政府内部因素对于政策扩散的影响;再次,从合法性视角考察外部制度压力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抉择;最后,本文还考量了政府能力,将其视作政策采纳的保障性因素。具体如下：
图1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机理

Figure 1 Mechanism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2.2.1 问题需求与政策扩散

进入政策议程被视作出台公共政策的第一道关卡[44]。多源流理论认为,识别公共问题甚至比制定问题解决方案还要重要,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是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源流,在“政策窗口”开启后,加之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作用,这一公共问题被列入政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41]。从本文的研究对象出发,自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其政策关注度显著提升;此外,专家学者们的建言献策也是该政策得以纳入议程的重要驱动力,说明政治流和政策流之于政策议程设置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将问题显现视作政策扩散的前置因素,主要基于以下考量：①有学者指出,政策流和政治流在现实中往往是汇聚在一起的,在中国情境下更是如此[45]。②问题流的显著性。生活垃圾问题的显著程度是该政策被提上议程的重要前置因素,且本文考察的是同一政策的扩散过程,三股源流中当属问题流的异质性最强。另外,本文不囿于多源流理论,在三源流基础上加入了需求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下,决策者需将公众需求纳入政策采纳考量。当前中国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6],公众对高质量人居环境的需求愈发强烈,而该需求也将倒逼地方政府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生活垃圾问题越显著,地方政府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政策需求越强烈,地方政府越容易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

2.2.2 政策企业家与政策扩散

政策企业家泛指能够凭借组织和集体力量影响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个体[47]。他们既可以是掌握政治资源的政治人物或者行政官员,也有可能是特定利益集团甚至是与政策制定密切相关的研究成员[48]。并且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创新倾向,更加容易推动政策变革[49]。而在这一众群体当中,官员政策企业家因能直接参与决策,而被认为是促进政策扩散的重要群体[50]。注意力研究的开拓者March[51]将注意力视作稀缺资源,认为其分配将极大地影响组织决策结果。政府注意力是指政府组织对某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而关注程度的高低可能会影响政府相应的治理行动[52]。地方政府承担着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工作,此外还要完成上级政府的“行政发包任务”[53]。在多重压力下,官员的注意力分配将影响政策采纳行为[54]。因此,本文将政府注意力视作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之一。此外,既有研究探讨了政府官员的个人特质[55,56],但关于外部制度环境如何作用于政策采纳行为的讨论却少之又少。由于“晋升锦标赛”现象的存在,地方政府倾向于将注意力分配到易出政绩的领域。相比于招商引资、投资建设等任务,生活垃圾治理投入周期长、收益回报相对滞后,更难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项[57]。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长达20余年的拉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上的权衡。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地方政府倾注的注意力越多,该地越容易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
假设4：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压力反向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2.2.3 合法性与政策扩散

政策采纳是政府组织的决策行为,因此组织制度因素也是影响政策扩散的重要维度。合法性是组织视角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某一组织需遵循相应的制度规范[58],包括强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59]。为获取合法性,组织不得不面对包括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和规范性同形在内的制度性同形压力,倾向采纳相似的政策[60]。既有研究意识到合法性对于政策扩散的重要推动作用,基于上级政府强制压力、同级政府竞争压力以及社会公众认可展开了实证研究[34]。因此,本文假设,地方政府为了争取上级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当感知到上级政府传递的政策信号时,会倾向于采纳该政策;为了维持自身的竞争力进而获取更高的合法性,同级政府的竞争性采纳行为会影响政策扩散进程;政策扩散并非政府的“独角戏”,社会舆论压力能够以社会建构的方式加速公共政策议程[7]。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5：上级政府释放的强制信号会正向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假设6：同级政府的政策扩散行为会正向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假设7：社会舆论压力可以加速生活垃圾政策扩散进程。

2.2.4 政府能力与政策扩散

在做出政策采纳抉择之前,地方政府还要客观衡量是否具备相应的政策执行能力。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而言,财政资源投入以及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是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政府能力细分为财政能力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两个代理变量。通常而言,地方的财政收入越高,设立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资金的概率就越高,执行垃圾分类政策的能力也越强,进而更容易采纳该政策;某一城市垃圾处理能力越高,推行垃圾分类新政策的执行能力越强,因而地方政府也越容易采纳新政策。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8：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正向影响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假设9：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能力正向影响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3 研究方法、样本来源与变量测度

3.1 研究方法

事件史分析法作为一项事件时间变量的统计分析技术,以促成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目标,基于纵向时间序列与横向截面的数据组合,更加直接地探讨因果关系问题。该方法由Berry夫妇于1990年引入政策扩散研究,此后被学者广泛应用,被视作政策扩散量化研究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方法[43]。根据事件观察期的连续性,事件史分析模型可分为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模型。由于本文以年为基本观察单位,因而更适合采用离散时间模型。在具体的模型选取上,鉴于因变量为0、1赋值,且二元Logistic模型能够较好地解决OLS回归中因删截产生的潜在偏误,并随着时间变化给出有效解释[33],故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影响因素探析。

3.2 样本来源

为尽可能保证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同时兼顾事件发生的客观事实,本文选取地级市为研究单位,以中国293个地级市为初期观测样本。生活垃圾分类进程于2000年拉开序幕,但考虑到部分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剔除缺失数据后,最终获得261个地级市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

3.3 变量测度

（1）因变量的测量
政策扩散。既有研究对政策扩散的测量多沿用采纳与不采纳的二分法[5],但有学者指出该划分方式有简化现实的嫌疑[61]。综合考量之下,本文以政策文本的详实程度来衡量政策扩散。换言之,以地方政府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为政策扩散的标志,而粗略提及生活垃圾分类或非具体实施类的政策文本则非政策采纳的表征。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当年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行动方案或实施细则赋值为“1”,反之则为“0”（表1）。
表1 变量设置及测量方法

Table 1 Variable setting and measurement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数据来源
自变量 问题需求维度 问题显著性(Problem) 城市当年年末总人口数量/万人,滞后一年取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政策需求(Demand) 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滞后一年取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政策企业家维度 政府注意力(Attention) 结合计算机辅助文本学习法,以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词频表征,滞后一年 文构财经文本数据平台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子数据库(a)
政绩压力(Achievement) 选取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以及失业率作为表征,每一细分指标低于同类区域平均值赋值为“1”,反之为“0”,再将三个指标的赋值相加,取值范围为[0,3],滞后一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合法性维度 上级强制压力(Force) 是否被上级政府列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是=1,否=0 政府官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b)
同级竞争压力(Peer) 省内采纳垃圾分类政策的城市总数除以省内其他城市总数 政府官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社会压力(Society) 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新闻报道篇数,滞后一年 中国知网报纸数据库(c)
能力维度 财政收入(Revenue) 城市当年度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万元/人）,滞后一年取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生活垃圾清运能力(Ability) 城市当年度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t/人）,滞后一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因变量 政策扩散
(Diffusion)		 若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行动方案或实施细则类的文件记为“1”,反之为“0” 政府官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注：(a) 文构财经文本数据库： http://www.wingodata.com/#/dash/index;(b) 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http://www.pkulaw.cn/law;(c) 中国知网报纸数据库： https://kns.cnki.net/kns8?dbcode=CCND。

（2）自变量的测度
问题显著性。由于缺乏“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官方统计数据,该变量以人口数量表征。一般而言,某一地区人口数量越多,其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越高,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政策需求。用“人均GDP”进行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政府注意力。在查阅相关文献后[62,63],发现该变量的测度多以政府工作报告中某一关键词的提及次数为政府注意力的衡量标准。参考已有研究[62],以文构财经文本数据库为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源,应用该数据库的深度学习相似词和词频统计功能。首先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为种子词筛选来源;其次基于深度学习相似词模块获取种子词的相似词,以相似度和词频统计结果（判断依据是相似度大于0.7且词频大于100）进一步扩充种子词,不断重复迭代,最终确定了“生态保护”“垃圾处理”等25个种子词②(②本文基于深度学习相似词所确定的25个种子词为：垃圾处理、垃圾处置、市容、市容市貌、污染治理、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固体废弃物、固体废物、固废、废弃物、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可持续发展、绿色、能源、能源消耗、能耗、节能。)。最后将其导入文本数据库进行词频统计并用该结果衡量地方政府当年对生活垃圾分类议题的注意力投入。政绩压力。已有研究认为GDP增长、财税收入和招商引资规模等经济增长相关考核指标是晋升锦标赛考核的“硬指标”[64],故将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作为政绩压力的表征[65]。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政绩压力不止来自经济方面,同时也源于社会管理方面,因此将GDP增长率、财政盈余水平和城镇失业率视作政绩压力指数的测度指标[66]。本文倾向于采纳后一测度方式,选取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以及失业率（城镇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登记失业人员数+从业人员数）对政绩压力进行测度,数据均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20）》。此外,考虑到地区间的可比性,首先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合为一类、其余地级市归为一类对比;其次,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明显,以国务院2005年《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的八大综合经济区域划分将剩余地级市进行分组对比;具体赋值上,若细分指标低于同类区域的平均值则赋值为“1”,反之为“0”,最终将3个细分指标的赋值相加,形成各地的政绩压力指数,赋值范围为[0,3]。
上级强制压力。以“是否被上级政府列为试点城市”进行表征,具体而言,若某一城市在当年被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列入试点城市名单则赋值为“1”,反之为“0”。数据源自各地政府官方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及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同级竞争压力。参考已有研究[37],用“已采纳政策的城市数量/省内其他城市总数”进行测度。
社会压力。借鉴既有研究[34],在中国知网的报纸数据库以“垃圾分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用各城市年度新闻报道数量作为赋值。
政府能力。分别运用“公共财政收入”和“生活垃圾清运量”的人均值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20）》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3—2020）》（表1）。

4 结果与分析

4.1 地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

截至2021年底,全国293个地级市中共有273个地级市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行动方案或实施细则。如图2所示,从年度累计数量来看,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在地级市层面的扩散大致呈现S型曲线样态,该结果印证了已有研究[28]。在年度新增数量方面,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是该政策扩散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多持观望态度,发文主力为生活垃圾分类首轮试点城市,此时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尚处起步阶段;之后,地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呈现爆发式增长,2017—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年度扩散城市数量持续上升,并于2020年达到峰值。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层级式扩散是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突出特征。此外,政策扩散峰值并非出现在方案出台的当年,说明上级的行政命令加速政策扩散进程的同时,地方政府也保留因地制宜的裁量权。
图2 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时间分布曲线

Figure 2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of 26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China

从空间分布来看,地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示范和邻近效应。为更加直观地展示其空间扩散态势,将该政策划分为不同阶段。纵观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演变历程,有两个标志性节点：一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二是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因此,本文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历程划分为2000—2011年、2012—2016年、2017—2021年3个时间段。图3展示的是不同时段内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的地域分布情况。首先是2000—2011年,此时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区域主要为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域的少数地级市。在第二时段,新增政策采纳城市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这实质上反映了区域示范效应。即当某一政策创新在同省内试点城市取得政策效益后,出于地方竞争的考量,其他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跟进政策采纳。最后是2017—2021年,得益于上级政府的高位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逐渐扩散至全国。在此阶段,除区域示范效应之外,区域邻近效应亦逐渐显现。换言之,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试点城市的辐射范围由同省域内扩展至邻近省域。
图3 2000—2021年地级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of 26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China, 2000-2021

4.2 地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事件史分析

表2和表3展示了描述性统计、双变量相关性统计以及共线性检验结果。双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显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所选取的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而且作用方向与理论假设完全一致,初步印证了所提假设的合理性。就自变量而言,部分变量间呈现了显著相关关系,但其相关系数均较小。为此,我们采用了共线性检验来进一步判别多重共线性。基于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所有变量的VIF值均低于警戒值10[67],说明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变量名称 观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VIF
Diffusion 4698 0.000 1.000 0.160 0.366 —
Problem 4697 1.203 3.176 2.550 0.294 1.168
Demand 4682 3.088 5.463 4.549 0.349 5.035
Attention 4698 0.000 166.000 35.330 21.224 1.346
Achievement 4698 0.000 3.000 1.590 0.925 1.008
Force 4698 0.000 1.000 0.170 0.376 1.966
Peer 4698 0.000 1.000 0.170 0.300 2.096
Society 4698 0.000 23.000 0.650 1.607 1.042
Revenue 4697 1.799 4.911 3.190 0.519 6.082
Ability 4690 0.002 2.309 0.127 0.192 1.476
表3 双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bivariate correlation

变量 Diffusion Problem Demand Attention Achievement Force Peer Society Revenue Ability
Diffusion 1.000
Problem 0.042*** 1.000
Demand 0.388*** -0.006 1.000
Attention 0.261*** 0.035** 0.452*** 1.000
Achievement -0.042*** 0.003 -0.029* 0.011 1.000
Force 0.639*** 0.058*** 0.366*** 0.303*** -0.014 1.000
Peer 0.744*** 0.033** 0.421*** 0.329*** -0.063*** 0.682*** 1.000
Society 0.115*** 0.042*** 0.105*** 0.064*** 0.021 0.073*** 0.120*** 1.000
Revenue 0.438*** -0.131*** 0.881*** 0.467*** -0.035** 0.382*** 0.444*** 0.115*** 1.000
Ability 0.205*** -0.314*** 0.247*** 0.094*** 0.008 0.178*** 0.106*** 0.134*** 0.421*** 1.000

注：表中显示的相关系数为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下同。

4.2.1 基准分析

为了展示不同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采取了逐步回归的方式（表4）。模型1、2、3和4分别对应问题需求维度、政策企业家维度、合法性维度和政府能力维度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均与因变量存在0.01水平上的显著相关关系。就作用方向而言,政绩压力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负向作用于政策扩散,表明假设4得证,而假设9不成立。造成假设9不成立的原因可能为,较强的生活垃圾清运能力不利于凸显生活垃圾问题的紧迫性,进而可能释放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即生活垃圾是否分类处理并不会影响生活垃圾问题的解决。相应地,地方政府对于垃圾分类政策可能会持观望态度。其余自变量均与政策扩散结果显著正相关,表明本文提出的其余假设得证。
表4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事件史分析

Table 4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Problem 0.587***
(0.148)		 0.530***
(0.151)		 0.465**
(0.224)		 1.023***
(0.161)		 1.124***
(0.243）
Demand 4.670***
(0.195)		 4.413***
(0.203)		 3.288***
(0.284)		 0.914***
(0.326)		 -0.577
(0.489)
Attenion 0.032***
(0.002)		 0.017***
(0.002)		 0.004
(0.003)		 0.014***
(0.002)		 -0.008**
(0.004)
Achievement -0.145***
(0.045)		 -0.189***
(0.050)		 0.027
(0.070)		 -0.211***
(0.051)		 -0.018
(0.074)
Force 1.842***
(0.138)		 1.554***
(0.140)		 1.803***
(0.140)		 1.620***
(0.143)		 1.623***
(0.149)
Peer 5.099***
(0.218)		 4.723***
(0.223)		 5.046***
(0.224)		 4.569***
(0.224)		 4.718***
(0.234)
Society 0.111***
(0.027)		 0.113***
(0.030)		 0.111***
(0.027)		 0.086**
(0.033)		 0.075**
(0.035)
Revenue 3.546***
(0.149)		 3.039***
(0.238)		 3.400***
(0.155)		 2.799***
(0.223)		 3.240***
(0.357)
Ability -1.106***
(0.225)		 -0.592**
(0.246)		 -0.965***
(0.232)		 -0.448
(0.293)		 -0.369
(0.326)
常数项 -25.120***
(1.035)		 -2.714***
(0.114)		 -3.850***
(0.101)		 -13.662***
(0.517)		 -24.198***
(1.058)		 -20.410***
(1.493)		 -18.917***
(1.114)		 -4.033***
(0.187)		 -13.430***
(0.529)		 -13.362***
(0.792)		 -14.729***
（1.626）
伪R2 0.301*** 0.110*** 0.656*** 0.349*** 0.323*** 0.691*** 0.362*** 0.657*** 0.364*** 0.712*** 0.716***

注：表格中数值所代表的含义为“系数（标准误）”。下同。

在模型1、2、3、4的基础上依次添加其余分组变量后,统计结果中的伪R2值均有所增加,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提高,也印证了多变量回归的必要性。模型5、6、7展示的是在第一组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其余分组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叠加其余变量的影响下,该维度的问题显著性、政策需求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说明问题显著性和政策需求对于政策扩散的作用程度相对稳定。模型8、9则是在第二组变量的基础上依次添加合法性维度和能力维度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以及社会压力的共同形塑之下,政府注意力和政绩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影响程度显著减弱,表明政府政策采纳行为更多地是出于获取组织合法性的考量。但有趣的是,倘若将政府注意力和政绩压力与能力维度的变量进行叠加,其显著性得以提升。这可能是因为从本质上而言,政策企业家维度和能力维度均隶属于政府主体维度,也可以视作政府要做某事的决心、阻力和能力,所以才显现出显著相关关系。模型10结合了合法性维度和能力维度的变量,意在洞察地方政府在外部多重压力以及自身资源禀赋双重作用的复杂情境下的政策采纳抉择。结果显示,除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外,其余变量均在0.01或0.05的水平上与因变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佐证了假设5-8。其中,社会压力的作用效果不如其他变量明显,尽管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社会舆论影响地方政府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行为的能力得以提升,但由于时滞效应,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社会关注度在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后才显著提升,因此降低了其对于政策扩散行为的解释力度。
最后,模型11将所有变量纳入回归分析。其中,政策需求、政绩压力、生活垃圾清运能力与政策扩散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问题显著性、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社会压力以及财政能力则在0.01或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注意力与政策扩散在这一模型中呈现出0.05水平上的负相关,该结果与既有研究不谋而合：一方面,基于政府工作报告映射的政府注意力,很难跨越注意力与实际决策结果的鸿沟,高度注意力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决策结果;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来讲,地方政府对于某一议题的关注度越高,越倾向于以文牍工作流于形式主义,实际却忽视必要的政策执行[62,68]。此外,基于同级竞争压力、财政能力、上级强制压力以及问题显著性4个变量的发生比数值③(③发生比（odds ratio）,也叫优势比,限于篇幅原因,表中未报告。自变量的发生比值越大,表明其对于因变量的促发作用越大。)在所有自变量中位居前4位这一结果,说明上述变量是促成地方政府政策扩散行为产生的主要驱动因素。

4.2.2 分时段政策扩散事件史分析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结合变量数据的可获取性,分别对2003—2011年、2012—2016年、2017—2020年3个时间段加以考察。
“垃圾分类”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由来已久”。这一概念最早可查是在1957年《北京日报》上刊登的题为“垃圾要分类收集”的报道,但彼时多出于经济取向[69]。生活垃圾分类进入中央视野则是以《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1992〕101号）、《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和《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建城环[2000]12号）颁布为重要标志。由回归结果可知（表5）,问题显著性在模型2和7中与因变量均呈现0.05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说明地方政府在外部压力和自身能力变量的影响下,面对辖区内垃圾问题的高显著性,还要客观衡量政策设计的难度和可行性[70],因此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持观望甚至消极态度。政策需求的正向作用在模型1和2中得到统计支持,但当其与能力维度变量共同作用时,却阻碍着政策采纳,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提升,但其主要矛盾仍未转变,因此不会必然导致生态文明领域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政策企业家维度的政府注意力和政绩压力变量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部分显著,一方面显现出文牍工作和实际的政策采纳与执行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该时段内晋升锦标赛下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发展偏好。合法性维度的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能力维度的财政能力变量均呈现0.01水平的显著正相关,表明其对政策采纳的影响相对稳健。
表5 2003—2011年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事件史分析

Table 5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2003-2011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Problem -0.387
（0.422）		 -1.160**
（0.556）		 0.297
（0.499）		 -1.556**
（0.746）
Demand 4.441***
（0.619）		 2.691***
（0.827）		 -4.604***
（1.139）		 -2.403
（1.652）
Attention -0.009
（0.009）		 -0.012
（0.012）		 -0.027***
（0.010）		 -0.023*
（0.014）
Achievement -0.028
（0.157）		 -0.344*
（0.202）		 -0.239
（0.175）		 -0.442*
（0.226）
Force 4.239***
（0.419）		 4.967***
（0.422）		 4.397***
（0.497）		 5.098***
（0.654）
Peer 5.142***
（0.844）		 5.790***
（0.816）		 4.890***
（0.835）		 3.958***
（0.930）
Society 0.082
（0.073）		 0.192***
（0.073）		 0.105
（0.073）		 0.188**
（0.077）
Revenue 7.699***
（0.940）		 5.632***
（0.614）		 3.986***
（0.661）		 5.725***
（1.203）
Ability -2.675***
（0.624）		 -1.840***
（0.541）		 -4.346***
（0.960）		 -5.606***
（1.175）
常数项 -22.699***
（3.145）		 -14.396***
（4.158）		 -8.528***
（3.268）		 -4.565***
（0.437）		 -20.928***
（2.000）		 -17.494***
（2.233）		 -6.991
（5.115）
伪R2 0.162*** 0.498*** 0.382*** 0.473*** 0.371*** 0.579*** 0.620***
党的十八大后,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关键地位,环境治理成效的考核比重也有所提升。具体到生活垃圾分类,前期试点基本进入收尾阶段,各地也探索出了一些先进经验（如上海的“绿色账户”）[71]。统计结果显示（表6）,问题显著性和政策需求变量与因变量在该时段中只出现显著为正的相关结果,表明该时段问题需求考量会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意愿。与前一时段相反,政府注意力和政绩压力在模型中虽不显著,但回归系数开始为正,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宏观引导,地方政府“唯GDP论”的政绩观逐渐得以扭转。生态环境保护等软指标权重的提升使得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不再流于形式,因而增强了政策采纳意愿。相较前一时段,外部压力的作用程度更加显著,一个突出表现是社会压力变量开始呈现显著正相关结果,说明社会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开始对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隶属于能力维度的财政能力在所有模型中均与因变量呈现出强相关,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变量虽不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显著相关,但其回归系数均为正,为假设9提供了部分支撑。
表6 2012—2016年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事件史分析

Table 6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2012-2016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Problem 0.916***
(0.347)		 0.311
(0.401)		 1.714***
(0.374)		 1.262***
（0.436）
Demand 4.426***
(0.491)		 3.932***
(0.570)		 -0.992
(0.789)		 0.004
（0.926）
Attention 0.006
(0.006)		 0.004
(0.006)		 0.000
(0.006)		 -0.010
（0.007）
Achievement 0.081
(0.114)		 0.109
(0.126)		 -0.008
(0.119)		 -0.060
（0.140）
Force 2.002***
(0.328)		 2.146***
(0.298)		 1.979***
(0.369)		 2.046***
（0.389）
Peer 6.651***
(0.617)		 7.346***
(0.614)		 5.709***
(0.618)		 5.568***
（0.631）
Society 0.117***
(0.043)		 0.076**
(0.037)		 0.096*
(0.050)		 0.096*
（0.054）
Revenue 4.817***
(0.621)		 4.169***
(0.432)		 3.113***
(0.454)		 3.426***
（0.682）
Ability 0.266
(0.527)		 0.006
(0.475)		 0.125
(0.522)		 0.397
（0.595）
常数项 -26.254***
(2.621)		 -23.457***
(3.080)		 -19.539***
(2.820)		 -4.210***
(0.368)		 -17.504***
(1.562)		 -14.908***
(1.647)		 -18.836***
（3.322）
伪R2 0.178*** 0.438*** 0.352*** 0.368*** 0.318*** 0.486*** 0.500***
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垃圾分类处理成为必然之举,生活垃圾开始步入强制分类时代。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并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对于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重点城市,其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40]。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出台,要求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至此,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燎原之势。回归结果表明（表7）,问题显著性、政策需求变量对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政绩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财政能力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基本与前一时段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段中,上级强制压力的作用效果较前两个时段影响减弱,表明上级强制压力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即上级强制压力在初期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若未辅之以合理可行的考核机制,效果可能会有所减弱,该结论也与前人研究相吻合[72]。此外,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在所有模型中均与因变量存在0.01或0.05水平的显著正相关,为假设9提供了有力支持。
表7 2017—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事件史分析

Table 7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2017-2020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Problem 0.460**
(0.222)		 0.874***
(0.307)		 1.126***
(0.251)		 1.584***
(0.342)
Demand 2.736***
(0.315)		 2.265***
(0.422)		 0.713
(0.478)		 0.167
(0.665)
Attention -0.007**
(0.003)		 -0.002
(0.004)		 -0.010***
(0.003)		 -0.003
(0.004)
Achievement -0.090
(0.075)		 -0.035
(0.097)		 -0.067
(0.075)		 0.047
(0.103)
Force 1.054***
(0.191)		 1.144***
(0.184)		 1.090***
(0.195)		 0.997***
(0.200)
Peer 4.405***
(0.317)		 4.297***
(0.300)		 4.329***
(0.314)		 4.554***
(0.331)
Society 0.155
(0.103)		 0.134
(0.097)		 0.161
(0.101)		 0.127
(0.105)
Revenue 1.185***
(0.405)		 1.727***
(0.292)		 1.220***
(0.382)		 0.980*
(0.555)
Ability 2.830***
(0.887)		 1.619**
(0.791)		 2.271**
(0.938)		 3.573***
(1.079)
常数项 -13.612***
(1.632)		 -16.158***
(2.204)		 -10.688***
(1.710)		 -2.850***
(0.333)		 -5.513***
(0.983)		 -7.668***
(1.305)		 -11.829***
(2.363)
伪R2 0.117*** 0.591*** 0.169*** 0.558*** 0.155*** 0.602*** 0.619***
根据回归结果中的“发生比”数据可知,不同影响因素对于因变量的作用程度也因时而异。首先是2003—2011年时段,整体回归模型中（表5中模型7）发生比数据高居前两位的依次为财政能力和上级强制压力。换言之,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初步试点阶段,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采纳意愿,同时还显现出“试点-推广”模式下“自上而下”的强制驱动特征。而在2012—2016年时段,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扩散行为的则是同级竞争压力和财政能力两大变量,这表明当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涌现出部分典型示范后,其余地方政府会客观考量自身财政水平跟进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最后是2017—2020年,同级竞争压力的“发生比”（表7中模型7）显著高于其他变量,表明该时段的政策扩散主要受到同级竞争驱动。该结论不仅充实了政策扩散中邻近效应的实证证据[34,37],还映射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仿若一场地方政府间的“马拉松”,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引发政策扩散“竞相争先”。

4.2.3 分区域政策扩散事件史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试点-推广”模式也导致了政策扩散的地域分化特征,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进程。参照已有研究[33],以下分别对东、中、西区域进行分析。
如表8所示,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确受区域差异影响。首先,同级竞争压力、上级强制压力和财政能力均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作用程度却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前者对于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同级竞争压力每增加一个单位,西部地区的政策采纳优势将高达约548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约为127倍、197倍;上级强制压力的促进作用则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显著,该结果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试点名单的地域分布相呼应;最后,财政能力变量对于政策采纳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其次,分区域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的显著性结果表明,除上述三大变量外,政策需求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变量影响东部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问题显著性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作用于中部地区的政策扩散,而西部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与否则还受问题显著性、社会压力以及生活垃圾清运能力的共同影响。此外,深入挖掘回归结果还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同级竞争压力在任一区域均能显著作用于地方政府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根据发生比数据,同级竞争这一变量引致政策采纳的概率比均位列第一,这与前述分时段回归结果相呼应。二是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对于中部地区的政策采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中,生活垃圾清运能力与政策扩散之间呈现0.01水平的显著正相关,且对应的发生概率高达124倍,仅次于同级竞争压力。三是问题显著性和社会压力变量对西部地区的政策采纳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西部地区回归模型中问题显著性的优势比数据仅次于同级竞争压力,表明问题显著程度同样是地方政府政策采纳考量的重要因素。社会压力变量仅在西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中呈现0.05水平的显著正相关。该结果有助于破解政策扩散的区域分化窘境,即可以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以引导社会舆论,进而推动西部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贯彻落实。最后是政府注意力变量在东部区域回归模型中呈现0.01水平的显著负相关,再现了形式主义之于政策执行的阻力,也表明地方政府文牍上的关注并不必然导致实际的政策响应。
表8 分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事件史分析

Table 8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roblem -0.392
(0.424)		 1.612***
（0.498）		 3.407***
（0.528）
Demand -1.590*
(0.860)		 0.633
（0.888）		 0.248
（1.086）
Attention -0.018***
(0.006)		 0.002
（0.006）		 -0.008
（0.007）
Achievement 0.088
(0.115)		 0.214
（0.160）		 -0.198
（0.148）
Force 2.055***
(0.243)		 1.660***
（0.393）		 0.785**
（0.328）
Peer 4.847***
(0.343)		 5.284***
（0.662）		 6.307***
（0.641）
Society 0.029
(0.044)		 -0.099
（0.138）		 0.121**
（0.057）
Revenue 4.624***
(0.611)		 2.650***
（0.754）		 3.283***
（0.870）
Ability -1.355***
(0.411)		 4.827***
（1.360）		 -3.347*
（1.759）
常数项 -10.893***
(2.691)		 -21.351***
（3.129）		 -23.521***
（3.899）
伪R2 0.750*** 0.742*** 0.692***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聚焦地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首先呈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特征,其次基于多源流分析、注意力基础观、组织制度等理论,构建了涵盖问题需求维度、政策企业家维度、合法性维度以及政府能力维度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模型,对中国261个地级市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展开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历经“试点-再试点-推广”的过程,在时间上大致呈现S型曲线样态,中央层面的强政策信号加速了这一进程。空间上则凸显区域示范和邻近效应。市域政府政策采纳不仅受到省内生活垃圾分类先行城市的影响,还受邻近省份城市的辐射作用。
（2）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受多重因素综合作用。既包括上级行政指令和同级竞争带来的强驱动力,又受问题显著性和政策需求产生的外在推力作用,也离不开政府自身注意力、财政能力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等资源支撑,最后还面临官员政绩压力的内在阻力。其中,同级竞争压力、财政能力、上级强制压力以及问题显著性是该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因,流于形式的政府注意力则有可能阻碍政策扩散。
（3）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因时而异。具体而言,财政能力和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财政能力,以及同级竞争压力分别是2003—2011年、2012—2016年和2017—2020年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政策扩散初期,地方政府更多是出于财政资源和行政指令考量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而当该政策涌现出典型示范后,行政隶属和地理邻近的同级竞争会驱动其余城市跟进采纳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到了政策扩散后期,同级竞争压力的影响依然显著,进而引发政策采纳“竞相争先”。
（4）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亦因地而异。同级竞争压力、上级强制压力和财政能力变量在不同区域均能显著作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但不同区域作用程度不一。除上述三大变量外,政策需求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变量影响东部地区政策扩散,问题显著性和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变量驱动中部地区政策扩散,最后问题显著性、社会压力以及生活垃圾清运能力变量则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采纳。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启示如下：
（1）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应摆脱“被动回应”,须主动结合辖区治理实际“量体裁衣”。政策设计的初衷是回应现实需求、解决治理困境,而外部压力驱使下的政策采纳则容易沦为“悬浮式采纳”的躲避式政策执行[73]。究其缘由,政策需求动力不足是其一。中国是生活垃圾制造大国,但其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推行却几经坎坷。结合本文实证数据,问题显著性变量对于政策扩散的促进效果相对稳健,但政策需求变量的作用效果有待加强。这既说明“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内生矛盾使得民众难以自发形成垃圾分类意识[74],同时也预示着地方政府并未履行好形塑公众意识的重要职责,造成需求乏力,从而阻碍政策扩散进程。其二,缺乏因地制宜的政策设计也是地方政府“被动回应”的诱因。政策扩散不应是一个“被动回应”的强制行为,地方政府应主动作为,结合辖区具体实际积极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政策设计,变“被动采纳”为“主动创新”,从而发挥政策的应有效果。
（2）政策扩散并非孤立存在,亟需发挥政府主体在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执行中的关键作用。一项政策得以扩散,离不开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执行的前后衔接,而政策企业家在这些环节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75]。首先,政府注意力的投入在理想状态下有助于某一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但进入政策议程并不必然导致实际的政策出台。同时,过高的注意力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空添地方政府官员的精神压力乃至降低政策执行力[62]。其二,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政府官员有追求政绩的动机,而“一票否决制”的存在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创新积极性,加之晋升考核“指挥棒”的引导,因而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初期大多持观望态度。良好的政策成效和上级政府的认可有望终止这一观望状态,但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政府作为。因此,政府主体需加强注意力资源与实际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同时,也应优化晋升考核标准以引导政府主体加强环境治理。
（3）辩证看待上级强制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强驱动效应,应辅之以激励考核机制以营造“竞相争先”的创新氛围。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经历了“试点-再试点-推广”的扩散过程,其中上级强制压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本文发现上级强制压力的作用效果亦存在边际递减的倾向。理想状态下的“一呼百应”并未贯穿始终,“再呼难应”也广为存在。与此同时,一味地依赖上级强制压力难以维持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同质化的政策模仿而非因地制宜的政策创新采纳。此外,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8年印发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通知（建办城函[2018]304号）,并定期公布46个重点城市的考核结果,彼时地方垃圾分类的热情异常高涨。但好景不长,随着考核结果转为非公开,其政策热度急剧下降。因此,还需辅之以配套的考核监督机制,从而进一步触发政策扩散“竞相争先”的政策创新氛围。
由于数据获取和变量测度等限制,本文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后续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化：一是进一步识别个性化影响因素。综观政策扩散既有实证研究,部分因素已经得到广泛验证,为该领域积淀了丰硕成果,但是否遗漏关键要素亦尚未可知。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政策扩散程度。目前有关政策扩散程度的研究还有待丰富,需要在政策采纳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真扩散”和“假扩散”,从而避免陷入“符号型政治”的诱导。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Zhang Y L, Zhu X F. Multiple mechanisms of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9, 21(4): 495-514.

DOI

[2]
朱亚鹏. 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述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63(4): 565-573.

[Zhu Y P. Review on research of policy innova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2010, 63(4): 565-573.]

[3]
黄燕芬, 张超.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策扩散研究: 基于期望效用模型的分析框架[J]. 教学与研究, 2020, (3): 13-25.

[Huang Y F, Zhang C. Research on policy diff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Expected Utility Model[J].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20, (3): 13-25.]

[4]
易兰丽, 范梓腾. 层级治理体系下的政策注意力识别偏好与政策采纳: 以省级“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 19(1): 40-51.

[Yi L L, Fan Z T. Policy attention identification preference and policy diffusion under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Evidenc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 “internet plus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22, 19(1): 40-51.]

[5]
Walker J L.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 63(3): 880-899.

DOI

[6]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7]
王浦劬, 赖先进. 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0(6): 14-23.

[Wang P Q, Lai X J.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50(6): 14-23.]

[8]
Cox B. Empirical regularitie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1, 61(3): 551-559.

DOI

[9]
Boushey G. Policy Diffusion Dynamics in Americ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Gray V. Innovation in the States: A diffusion Stud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3, 67(4): 1174-1185.

DOI

[11]
Go M H. Building a safe state: Hybrid diffusion of building code adoption in American States[J].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6, 46(6): 713-733.

DOI

[12]
Berry F. Sizing up state policy innovation research[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994, 22(3): 442-456.

DOI

[13]
周望. 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政策试验”研究: 启示与调适[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2, (4): 43-46.

[Zhou W.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and China’s “Policy Experiment” research: Enlightenment and adaptation[J]. Journal of Sichu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2, (4): 43-46.]

[14]
Berry F. Berry W. State lottery diffus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0, 84(2): 395-415.

DOI

[15]
Shipan C R, Volden C. Bottom-up federalism: The diffusion of antismoking policies from U.S. cities to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50(4): 825-843.

DOI

[16]
Dobbin F, Simmons B, Garrett G.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petition, or learning?[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1): 449-472.

DOI

[17]
Wejnert B. Integrating model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4, 28(1): 101-111.

[18]
周英男, 黄赛, 宋晓曼. 政策扩散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华东经济管理, 2019, 33(5): 150-157.

[Zhou Y N, Huang S, Song X M. Literature review on policy diffusion and a research agenda[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19, 33(5): 150-157.]

[19]
Azevedo B D, Scavarda L F, Caiado R, et al. Improving urban househol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German experience[J]. Waste Management, 2021, 120: 772-783.

DOI PMID

[20]
陈雅芝, 黎江平, 王婉怡. 德国建筑废弃物层级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建筑经济, 2020, 41(3): 24-29.

[Chen Y Z, Li J P, Wang W Y. Construction waste hierarchy management in Germany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J]. Construction Economy, 2020, 41(3): 24-29.]

[21]
李维安, 秦岚. 绿色治理: 参与、规则与协同机制: 日本垃圾分类处置的经验与启示[J]. 现代日本经济, 2020, (1): 52-67.

[Li W A, Qin L. Green management: Participation, discipline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Japan[J]. Contemporary Economy of Japan, 2020, (1): 52-67.]

[22]
万筠, 王佃利.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政策表达和演进逻辑: 基于1986-2018年169份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J]. 行政论坛, 2020, 27(2): 75-84.

[Wan Y, Wang D L. Research on policy expression and evolution logic in the change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poli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69 policy texts from 1986 to 2018[J]. Administrative Tribune, 2020, 27(2): 75-84.]

[23]
孙岩, 胡茗, 张备. 政策工具视角下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量化[J]. 资源科学, 2021, 43(11): 2224-2235.

DOI

[Sun Y, Hu M, Zhang B.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hanghai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11): 2224-2235.]

DOI

[24]
陈子玉, 赵静, 马国强.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3): 64-68.

[Chen Z Y, Zhao J, Ma G Q. Study 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city lif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Nanjing City[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 35(3): 64-68.]

[25]
李熠煜, 杨旭. 央地关系视角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视角[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0, (5): 58-66.

[Li Y Y, Yang X. An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f China’s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Smith’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del[J]. 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20, (5): 58-66.]

[26]
李智超, 卢婉春.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研究: 基于注意力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 (5): 132-142.

[Li Z C, Lu W C.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20, (5): 132-142.]

[27]
贾亚娟, 赵敏娟.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 基于陕西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J]. 资源科学, 2020, 42(12): 2370-2381.

DOI

[Jia Y J, Zhao M J. Impact of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farming households’ sorting of wast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374 farming households in Shaanxi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12): 2370-2381.]

DOI

[28]
杨建国, 周君颖.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 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J]. 地方治理研究, 2021, (2): 16-29.

[Yang J G, Zhou J Y. Research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usion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in 31 provincial-level and 38 prefecture-level cities[J].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2021, (2): 16-29.]

[29]
雷叙川, 王娜. 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创新扩散: 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为例[J]. 地方治理研究, 2019, (4): 2-19.

[Lei X C, Wang N. Diffusion of policy innova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urban domestic waste[J].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2019, (4): 2-19.]

[30]
Ramshani M, Li X P, Khojandi A, et al. An agent-based approach to study the diffusion rate and the effect of policies on joint placement of photovoltaic panels and green roof under 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y[J]. Applied Energy, 2020, DOI: 10.1016/j.apenergy.2019.114402.

DOI

[31]
李东泉, 王瑛, 李雪伟.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政策扩散研究: 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设计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3): 77-84.

[Li D Q, Wang Y, Li X W. The diffusion of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A case study of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 and urban design[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1, 28(3): 77-84.]

[32]
Jiao J L. Tang Y S.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electric vehicle diffusion in complex network[J]. Energy Policy, 2019, 129: 1-12.

DOI

[33]
韩啸, 魏程瑞. 风险如何影响政策扩散? 以环境信息公开为例[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1, 10(5): 95-104.

[Han X, Wei C R. How does risk affect policy diffusi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 an exampl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2021, 10(5): 95-104.]

[34]
李健, 张文婷. 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扩散研究: 基于全国31省数据的事件史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9, (5): 60-67.

[Li J, Zhang W T.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purchase service policie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31 provinces’ data of China[J]. China Soft Science, 2019, (5): 60-67.]

[35]
Zhang L P, Xue L, Zhou Y. How do low-carbon policies promote green diffusion among alliance-based firms in China? An evolutionary-game model of complex network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210: 518-529.

DOI

[36]
朱旭峰, 赵慧. 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 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1993-1999)[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39(1): 78-97.

[Zhu X F, Zhao H. Social policy diff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system in China(1993-1999)[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 39(1): 78-97.]

DOI

[37]
王法硕, 项佳囡.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83个地级市数据的事件史分析[J]. 情报杂志, 2021, 40(11): 113-120.

[Wang F S, Xiang J N.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pen local government data policy in China: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283 prefecture level citie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21, 40(11): 113-120.]

[38]
李燕, 苏一丹. 中国地方政府大数据政策扩散机制研究[J]. 软科学, 2022, 36(3): 1-8.

[Li Y, Su Y D.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big data polic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J]. Soft Science, 2022, 36(3): 1-8.]

[39]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关于公布生活垃圾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N/OL]. (2000-06-01) [2022-03-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379227b4360b4c2e3f5727a5e9856a561226ab.html.

[Depart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Notice on the Announcement of Pilot Cities for Household Garbage Collection[N/OL]. (2000-06-01) [2022-03-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7c379227b4360b4c2e3f5727a5e9856a561226ab.html.]

[4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N/OL]. (2017-03-18) [2022-03-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ab694bf142336c1eb91a37f111f18583d 00cea.html.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Forw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N/OL]. (2017-03-30) [2022-03-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ab694bf142336c1eb91a37f111f18583d 00cea.html.]

[41]
John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42]
Simon H A, March J.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rganization[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6.

[43]
张克. 西方公共政策创新扩散: 理论谱系与方法演进[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 (4): 35-44.

[Zhang K.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western public policy: Theoretical pedigree and methodological evolution[J].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17, (4): 35-44.]

[44]
黄俊辉, 徐自强.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 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 9(3): 19-31.

[Huang J H, Xu Z Q. Policy agenda analysis of “The School Bus Safety Regulations(Draft)”: Based on th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2, 9(3): 19-31.]

[45]
曾令发. 政策溪流: 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 约翰·W. 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J]. 理论探讨, 2007, (3): 136-139.

[Zeng L F. Policy streams: A multi-stream analysis of agenda-setting: A review of John W. Kingdon’s policy theory[J].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07, (3): 136-139.]

[4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 (2017-10-27) [2022-01-03].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Xi J P. Win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port 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R/OL]. (2017-10-27) [2022-01-03].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47]
Hughes J. Review of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theory of bureaucratic political power[J].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1, 55(1): 97-99.

DOI

[48]
Zhu X F. Strategy of Chinese policy entrepreneurs in the third Sector: Challenges of “technical infeasibility”[J]. Policy Sciences, 2008, 41(4): 315-334.

DOI

[49]
Adam C, Raschzok A. Explaining trends in addictive behavior policy: The role of policy coher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014, 25(3): 494-501.

DOI

[50]
Roberts N C.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troduction[J]. Public Productivity & Management Review, 1992, 16(2): 137-140.

[51]
詹姆斯·G·马奇. 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珍藏版)[M]. 王元歌,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March J G. How Decisions Are Made (Rare Edition)[M]. Wang Y G, Trans.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3.]

[52]
Davenport T H, Beck J C. The Attention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New Currency of Busines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01.

[53]
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J]. 社会, 2014, 34(6): 1-38.

[Zhou L A.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4, 34(6): 1-38.]

[54]
庞明礼. 领导高度重视: 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 (4): 93-99.

[Pang M L. Leader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An attention distribution approach of bureaucratic operation[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9, (4): 93-99.]

[55]
王法硕, 张桓朋.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爆发式政策扩散研究: 基于健康码省际扩散的事件史分析[J]. 电子政务, 2021, (1): 21-31.

[Wang F S, Zhang H P. Explosive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public crises: Based on th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health code diffusion in provinces[J]. E-Government, 2021, (1): 21-31.]

[56]
Zhu X F, Meng T G. Geographical leadership mobility and policy isomorphism: Narrowing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of social spending in China[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20, 48(3): 806-832.

DOI

[57]
褚清华, 王凡凡. 官员来源、 政绩压力与地方环境治理[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1): 214-222.

[Chu Q H, Wang F F. Source of officials, performance pressure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19, (1): 214-222.]

[58]
Lowenthal L.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DOI: 10.2307/3708616.

DOI

[59]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1.

[60]
Powell D M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160.

DOI

[61]
Strebel F, Widmer T. Visibility and facticity in policy diffusion: Going beyond the prevailing binarity[J]. Policy Sciences, 2012, 45: 385-398.

DOI

[62]
张坤鑫. 地方政府注意力与环境政策执行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21, 3(4): 132-161.

[Zhang K X.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atten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1, 3(4): 132-161.]

[63]
钮钦, 刘晨. 区域绿色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研究: 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工作报告(2010-2019)文本分析[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0, 13(6): 98-106.

[Niu Q, Liu C. A research on attention allo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pursuing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work report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Tianjin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He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2010-2019)[J].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2020, 13(6): 98-106.]

[64]
周黎安. 实现干部激励与约束平衡[J]. 领导科学, 2018, (25): 20-20.

[Zhou L A.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cadres’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J]. Leadership Science, 2018, (25): 20-20.]

[65]
郭峰, 胡军. 官员任期、 政绩压力和城市房价: 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研究[J]. 经济管理, 2014, 36(4): 9-18.

[Guo F, Hu J. Official’s tenure, achievement pressure and the urban housing prices in China[J]. Economic Management, 2014, 36(4): 9-18.]

[66]
梁孙宾, 王晓聪. 官员政绩压力与环保财政支出: 基于2003-2016年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市场, 2020, (36): 4-6.

[Liang S B, Wang X C. Official performance pressure and environmental fiscal expendi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rban data from 2003 to 2016[J]. China Market, 2020, (36): 4-6.]

[67]
Neter J, Wasserman W, Kutner M H. Applied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J]. Technometrics, 1996, 39(3): 880-880.

[68]
杨帆, 章志涵. “繁文缛节”如何影响专项治理绩效? 基于基层政府数据的混合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4): 110-132.

[Yang F, Zhang Z H. How does red tape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grassroots governments[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0, 2(4): 110-132.]

[69]
范文宇, 薛立强. 历次生活垃圾分类为何收效甚微: 兼论强制分类时代下的制度构建[J]. 探索与争鸣, 2019, (8): 150-159.

[Fan W Y, Xue L Q. Why the former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s have little effect: Concurrently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compulsory classification era[J].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9, (8): 150-159.]

[70]
唐滢, 谭书先.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扩散: 一个事件史分析[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6): 58-72.

[Tang Y, Tan S X. Diffusion of mandatory household garbage sorting program: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J]. Journal of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0(6): 58-72.]

[71]
吴健忠, 周旭捷, 严小芳, 等. 上海城市垃圾分类减量绿色账户制度的成效与优化建议[J]. 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22(2): 197-202.

DOI

[Wu J Z, Zhou X J, Yan X F, et al. Effect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of green account system for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duction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6, 22(2): 197-202.]

[72]
李欢欢, 顾丽梅. 垃圾分类政策试点扩散的逻辑分析: 基于中国23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 (8): 81-87.

[Li H H, Gu L M. Logic analysi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235 cities in China[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8): 81-87.]

[73]
马亮. 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2, 5(5): 161-177.

[Ma L. Study on diffus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2, 5(5): 161-177.]

[74]
孙其昂, 孙旭友, 张虎彪.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6): 63-67.

[Sun Q A, Sun X Y, Zhang H B. Why not and why it is possible: The “result” and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 implement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4(6): 63-67.]

[75]
朱亚鹏. 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 发展与评述[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52(2): 156-164.

[Zhu Y P. Policy entrepreneurs in the policy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review[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 52(2): 156-164.]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