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Resources Science >

2022 , Vol. 44 >Issue 4: 820 - 832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22.04.14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ir urban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local adaptability

  • SI Wentao , 1 ,
  • QI Wei 2 ,
  • MENG Lin , 1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15

  Revised date: 2022-03-22

  Online published: 2022-06-25

Fold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body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city life in the new era is related to th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but there are only few studies that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its influence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his study divided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o optimism, self-confidence, hope, and resilience dimensions, and urban integration into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dimensions.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urban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he role of local adapt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effect and path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urban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ath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optimism, self-confidence, hope, and resili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ptimism and resili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while confidence and hope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2)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local adaptability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in the impact of optimism, self-confidence, and resilience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local adaptabil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hope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local adaptability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Second, in the impact of optimism and resilience on social integration, local adaptabil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fidence and hope on social integration, local adaptability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Third, in the impact of optimism and resilience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local adaptabil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self-confidence and hope o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local adaptability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ing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cities and supporting the healthy, harmonious,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local adaptability; intermediary effect; Jinan City

Cite this article

SI Wentao , QI Wei , MENG Lin .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ir urban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local adaptabil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 44(4) : 820 -832 . DOI: 10.18402/resci.2022.04.14

1 引言

近年来,伴随城镇化发展加快,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2]。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①（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4 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28560万人,其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占51.5%,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12.2%②（② 国家统计局《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迁入城市后,受经济环境、户籍制度[3]、福利制度[4]等客观因素影响,城市融入进程较慢。同时,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脱离了原有乡村的熟人环境,又对城市社会规范了解较少,造成人际交往频率低、社会参与度不高[4]。而且农民工在城市中职业选择相对单一,往往收入低且不稳定。因此,农民工的经济、生活条件较城市市民有差距,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受阻,缺乏城市生活归属感,容易出现无助、恐惧等不良心态[5],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因此,从主观积极心理学视角,分析心理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
积极心理学强调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测量和研究人们的积极情感、优秀品质等,以促进个体潜力的发掘,提高自身人力资源竞争优势,增加个体和组织的效能[6]。Luthans等[7]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到组织行为学领域,并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概念。心理资本会直接影响个体坚持或放弃的选择[8],促使个体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将潜力转化为现实能力[9],对缓解劳动者压力、提高工作绩效、增加劳动产出具有重要作用[10]。张宏如等[11]、于米[12]将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其对农民工就业具有调节作用;陈延秋等[13]研究证实,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市民化意愿均有显著影响。与Luthans等定义略有不同,曾维希等[14]侧重于从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质等方面,将心理资本划分为神经质、宿命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4个维度,揭示心理资本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综上,现有研究虽证实了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具有影响,但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概念,已有研究主要是对于城市融入的整体探讨或者是仅局限在单一维度,而缺乏多维度的综合分析。同时,农民工城市融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农民工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上作出种种调节,而现有研究尚未能将农民工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地方适应性）纳入到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机制分析中。
鉴于此,本文以山东省济南市为案例区,将心理资本和城市融入划分为不同维度,以多维视角系统性地研究心理资本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及辨析地方适应性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以期挖掘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为促进城市健康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理论框架

2.1 概念界定

2.1.1 心理资本的内涵

心理资本是指在个体心理因素影响下,可以产生价值的一种积极的资本,能够帮助推进个人的成长发展和对困难挫折的应对[15]。心理资本划分为4个维度,即乐观、自信、希望、韧性[16]。这一定义和分类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中[17]。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亦从乐观、自信、希望、韧性这4个维度进行分析。
乐观（Optimistic）主要是指人在应对未来和困难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能力和最积极的归因方式,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原因,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内部原因[18]。自信（Self-confidence）即个体相信自己的能力,自信强的人往往更加勇敢,勇于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和目标而不断尝试和奋斗[18]。希望（Hope）是一种受成功感驱动而产生的积极状态,心怀较多希望的个体往往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产生一种美好期许,美好期许的动机和持之以恒的路径相互作用,最后达到一种积极的结果[18]。韧性（Resilience）表示个体在遭遇困难打击时能够积极恢复到原本状态的程度,韧性强的人往往能从不确定事件和失败中快速回弹,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18,19]。

2.1.2 城市融入的内涵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城市确定了经济地位,适应了城市社会规范与保障,并最终实现城市心理认同的过程[20,21]。国外的城市融入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对移民和民族融合问题的理论模式探讨和融合标准构建[22,23],包含不同的维度,如：Gordon[24]利用文化（行为）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接受同化、行为接受同化、公民同化7个维度探讨移民的融合状况;部分学者又从经济、政治等维度扩展了其测量维度[25]。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维度衡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如：杨菊华[26]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选择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等指标来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廖全明[27]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既包括农民工主观意识上的融入,又包括客观上地方环境和身份的融入;王佃利等[20]、卢海阳等[28]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5个维度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田明等[29]从经济、社会、心理、制度、空间维度建构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曾鹏等[30]从职业、经济、社会、心理维度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同学者研究维度虽略有差异,但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方面均保持一致,因此本文选择这3个维度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经济融入即农民工由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时对城市生活的经济条件融入情况,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础[31];社会融入是指与周围的人（同事、领导、邻居等）建立积极的社交网络关系,并产生持续性的互动行为[32,33];心理融入更多强调农民工主体对城市的接纳和认可,即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更愿意到城市地区生活。心理融入的完成,才是农民工由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这一过程的完成,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融入[34]。

2.1.3 地方适应性的内涵

地方适应性强调过程性,是外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一种适应力[35],表现了对融入城市的适应程度[36]。地方适应性体现个体随着空间的迁移、对周围环境和社会化过程的接受能力,以及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作出的反应。地方适应性包括工作适应、生活适应和价值观适应3个维度[35,36],同时3个维度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工作适应指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能够谋求到并且胜任较为稳定的工作,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完成初步生存适应;并能够在工作的同时获得学习知识、技能和发展自己的机会[35];当遭受到职场排斥时,能够较好地控制自我情绪或行为,不至于导致如反生产、离职等行为[36]。生活适应是指农民工在城市能够长期生活下来,有较为稳定的居所、有幸福的家庭,能够较好地解决生活所必需的事项[35,36];即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实现城市生活适应。价值观适应是指农民工积极寻求与城市环境条件相适应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理想目标,直至完成深层价值观认同的过程[35,36]。

2.2 理论分析

2.2.1 心理资本各维度对城市融入各维度的直接影响

农民工长期生活在乡村,个体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熟悉的环境会更加安全,因此乡村被农民工认为是相对较为安全的地方。城市对于农民工个体则代表更大的不确定性,来到城市务工,对他们意味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的人等。由于城市和乡村的这种差异,农民工获得身份认同、实现愿望诉求、完成城市融入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哪些因素可以促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本文将从心理资本的角度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心理资本侧重于研究和利用个体自身优势和积极心理因素中所含的力量,对提升个体的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效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9,37],这可能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城市经济融入;同时,心理资本能提高个人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可有效推进社会融入进度[38,39];心理资本还可有效缓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焦虑和无望感,加快培养城市归属感,实现城市心理融入[9]。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心理资本的4个维度——乐观、自信、希望、韧性,其作用过程与机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至关重要。拥有较强自信、对当下生活充满乐观的态度、对未来结果抱持希望、面对外界环境能够随机应变（韧性强）的农民工,能够释放出一种正面面对、正确处理、求得认同的能量,这种能量又能鼓舞农民工个体在经济、社会、心理层面找到城市立足点和个人存在价值,以积极的心理状态投入工作与生活,也容易产生降低流动、融入城市的意愿[10]。因此,本文认为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2.2.2 地方适应性在心理资本各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各维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地方适应性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本质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地方适应过程[40,41]。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实际上也是对城市生活融入的前提条件[42,43]。地方适应性较强的农民工个体,往往在经济层面能够快速调整自我的消费能力和资金分配状况,在社会层面可以与周边环境达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从而促进其城市融入进程[36]。因此,找到能够提高农民工地方适应性的因素就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
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地方适应性会因为心理资本不同而产生差异,拥有乐观、自信、希望、韧性等心理资本要素的农民工,有着较高的地方适应性[36]。具体来说,性格乐观的个体能够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相信事情的发展会有转机,有较强的解决问题能力,具有较好的工作适应性[9];自信的个体勇于尝试、敢于探索、乐于担当,且对自己有清晰的判断,能够承担有难度、有挑战性的工作,愿意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适应性更强[36];充满希望的个体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会进行目标的制定和路径的规划,驱动自我适应城市生活[19];韧性较强的个体抗压能力较强,并能在逆境中快速调整状态,回归积极[19]。因此,认为心理资本对地方适应性有正向影响。
城市融入的3个维度中,经济融入最为基础。能否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取得维持最低消费的收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心理资本较强的农民工个体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有利于其实施积极行为并产生高绩效,在经济层面促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9,11]。城市社会融入视角下,农民工个体离开原生环境在城市的全新环境工作、生活,面临社会角色和人际交往的变化,这种变化迫使他们进行自身调整、适应新的规范和生活方式。心理资本较强的个体,拥有较强的地方适应性,能够通过对社会规范、城市人际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学习、模仿、调试,进一步融入到城市社会环境中[36]。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真正标志是心理融入,心理融入要求其内化城市的价值观,更多强调农民工对于城市主观的接纳和认可。接纳和认可的重要特征是能够把自己当作主人,为城市建设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方适应能力作为一种受自身心理资本所影响的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力,能够促进农民工对城市不断地熟悉起来、依赖起来,并削弱其在参与人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不信任感受,进而获得身份认同,实现心理融入[27]。
综上,心理资本对地方适应性有影响,地方适应性对城市融入有影响,故本文推测地方适应性是心理资本作用于城市融入的中介变量,后文将验证其中介效应,拟通过构建农民工“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城市融入”结构关系模型（图1）,梳理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路径,并探讨心理资本通过地方适应性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中介传导机制。
图1 理论框架图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3 方法、研究区与数据

3.1 基本方法

本文应用Amos 21.0对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对城市融入影响的内在机理进行检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由3个潜变量组成：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与城市融入,每个潜变量均由量表中的多个条目进行测量。为进一步验证地方适应性的中介效应和影响机理,采用Bootstrap方法,对地方适应性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

3.2 变量选择

基于国内外成熟量表,结合研究目标,对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城市融入量表进行设计。各变量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从1~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1）自变量：心理资本
采用Luthans编制的心理资本量表（PCQ-24）,从乐观、自信、希望、韧性4个维度设计问卷,共24项[15,19],如表1。
表1 心理资本评价指标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维度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乐观 1. 在工作中,当遇到不确定的事情时,我通常期盼最好的结果 3.81 1.030
2. 如果某件事情会出错,如果我更明智地工作,它就不会出错了 3.89 1.049
3. 对自己的工作,我总是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 4.04 1.177
4. 对我的工作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是乐观的 3.97 1.216
5. 在我目前的工作中,事情会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 4.03 1.175
6. 工作时,我总相信“黑暗的背后就是光明,不用悲观” 3.89 0.965
自信 7. 我相信自己能分析长远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3.85 0.959
8. 与上级领导开会时,在陈述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方面我很自信 3.91 0.962
9. 我相信自己对公司发展的讨论有贡献 3.91 1.100
10.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我相信自己能够帮助设定目标/目的 3.90 0.975
11. 我相信自己能够与公司外部的人（比如供应商,客户）联系,并讨论问题 4.03 1.138
12. 我相信自己能够向一群同事陈述信息 3.83 1.001
希望 13. 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陷入了困境,我能想出很多办法来摆脱出来 3.73 1.021
14. 目前,我在精力饱满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 3.81 1.046
15. 任何问题都有很多解决方法 3.84 1.067
16. 眼前,我认为自己在工作上相当成功 3.84 1.099
17. 我能想出很多办法来实现我目前的工作目标 3.85 1.070
18. 目前,我正在实现我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3.98 1.246
韧性 19. 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能从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前进 3.90 0.940
20. 在工作中,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解决遇到的难题 3.80 0.979
21. 在工作中如果不得不去做,可以说,我也能独立应战 3.87 0.965
22. 我通常对工作中的压力能泰然处之 4.09 1.145
23. 因为以前经历过很多磨难,所以我现在能挺过工作上的困难时期 3.91 0.965
24. 在我目前的工作中,我感觉自己能同时处理很多事情 4.05 1.147
（2）中介变量：地方适应性
结合朱力[35]、田凯[36]的相关研究设计问卷,问卷涉及中介变量的题目共有16个,如表2。
表2 地方适应性评价指标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local adaptability

维度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工作适应 1. 工作需要的技能 3.91 0.992
2. 自己有能力找到工作 3.81 0.972
生活适应 3. 会说本地话 3.88 0.990
4. 我能适应当地饮食习惯 3.80 0.965
5. 能适应当地娱乐消费方式 3.96 1.019
6. 懂得与当地人怎么交往 4.06 1.114
7. 结交了很多新朋友 3.91 0.915
8. 懂得怎么适应身边的新鲜事务 3.92 0.988
9. 适应当地的生活节奏 3.88 0.946
10. 适应当地的人际关系 4.05 1.149
11. 适应当地的社会行为准则 3.95 0.996
价值观适应 12. 回老家与农村的同伴交谈,往往发现有不少看法已经不一样 3.90 0.934
13. 我相信自己在未来可以以自己的实力在城市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3.77 0.991
14. 想改善家人生活条件 3.88 0.986
15. 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3.87 0.963
16. 认为自己被周围的人接纳 3.87 0.979
（3）因变量：城市融入
参照李海波等[44]、田明等[29]、赵琴[45]的相关研究,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3个维度选择指标衡量农民工城市融入。其中,经济融入包括职业、收入、生活条件3个子维度;社会融入包括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城市社会规范3个子维度;心理融入包括自我身份认同和城市生活归属感2个子维度。因变量共25项,如表3。
表3 城市融入评价指标

Table 3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urban integration

维度 子维度 指标 均值 变准差
经济融入 职业 1. 对就业情况满意 3.94 0.936
2. 对工作稳定性满意 3.96 0.987
3. 对工作强度满意 3.95 0.914
收入 4. 经济能力可以接受城市的物价水平 3.99 1.002
5. 对平均月结余额满意 4.02 1.145
生活条件 6. 对居住条件满意 4.03 1.110
7. 对生活成本满意 3.91 0.932
社会融入 人际交往 8. 愿意和城市人一起工作 3.84 1.012
9. 与当地居民融洽 3.97 1.239
社会参与 10. 愿意参加社会活动 3.89 0.980
11. 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愿意与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 3.77 0.959
城市社会规范 12. 我了解城市和农村社会交往方式的不同 3.92 0.989
13. 我了解城市和农村社会规则的不同 3.82 0.983
14. 我愿意学习并适应这座城市的社会规则 3.87 0.983
心理融入 自我身份认同 15. 认同城市身份 3.90 0.932
16. 认为与当地人地位相同 4.01 0.996
17. 有定居意愿 3.90 0.952
城市生活归属感 18. 信任社区居委会 4.04 1.164
19. 喜欢当地的文化 3.89 0.949
20. 在当地有家的感觉 3.98 0.987
21. 居住在当地感到很自豪 4.11 1.134
22. 城市生活待遇公平 3.93 0.920
23. 城市生活有自信度 3.94 0.949
24. 希望这个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 3.92 0.940
25. 希望对城市发展有贡献 3.98 0.997

3.3 研究区域

济南市是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是东部地区重要的农民工流入地。2021年,济南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24230.20元（全国人均值为80976.00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4.20%（全国平均值为64.72%）。近年来济南市编制实施了《济南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农民工工作加强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城镇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2020年济南市区农民工人数约200万人,主要分布在六大行业,即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业③ (③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调研数据。)。因此,以济南市为案例区得出的研究结论对探讨全国大中型城市的农民工融入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4 数据采集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本研究团队拟定了《济南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问卷》,并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首先,在济南市内以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选取历下区、市中区、历城区和长清区4个区为样本调查区域;其中,历下区是济南市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市中区和历城区处于中等水平,长清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其次,在每区随机选取2个商业综合体、2个建筑工程项目、2个工厂。再次,在每个样本商业综合体/建筑工程项目/工厂随机抽取40~60位农民工,采取一对一访谈形式开展调查。所调研的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但离开原籍来济南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包括家政人员、维修人员、餐厅厨师、酒店服务员、工人、建筑施工人员、商铺营业员、外卖快递工作人员等,其务工门类较齐全,学历差异也较大。数据收集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2021年5—6月为预调研阶段,收回问卷100份,经信度、效度分析后完善部分测项,为保证问卷效果,调研组将问卷问题进行了口语化修改。2021年7—9月为正式调研阶段,正式投放问卷1200份,有效作答问卷968份。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样本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s

样本特征 数量 百分比/% 样本特征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663 68.5 学历 本科 38 3.9
女 305 31.5 大专 227 23.5
年龄/岁 19~30 392 40.5 高中或中专 459 47.4
31~40 226 23.3 初中 178 18.4
41~50 229 23.7 小学及以下 66 6.8
51~60 121 12.5 成长环境
（青少年时期）		 城市长大 42 4.3
婚姻 已婚 829 85.6 县城长大 174 18.0
未婚 74 7.6 农村长大 752 77.7
离异或丧偶 65 6.8

4 结果与分析

4.1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4.1.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自变量的24个题项整体及4个维度、中介变量的16个题项、因变量的25个题项整体及3个维度进行信度分析发现,其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城市融入的KMO值分别为0.975、0.984、0.983,均大于0.7,说明该问卷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P<0.01）,表明效度结构较好。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资本4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72.494%;地方适应性1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62.225%;城市融入3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68.717%。每个测量题项的负荷均高于0.5,也不存在双重因子负荷均高的情况,且每个维度下的测量题项均按照理论分布聚合到一起。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每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719~0.846之间,均大于0.5; S.E.的标准误差值均小于0.5。主成分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均表明问卷内容效度较好。同时,各维度的AVE >0.5,AVE的平方根大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各变量间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4.1.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中,X 2/df 值为1.230,小于3;RMSEA为0.015,小于标准水平0.08;以上均说明适配较好。GFI=0.928,AGFI=0.923,NFI=0.953,IFI=0.991,CFI=0.991,TLI=0.990,说明本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有效,且与回收数据匹配程度较好。

4.2 路径分析结果

通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得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值和C.R.值,结果如表5。
表5 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5 Path analysis results

研究假设 标准化路
径系数		 S.E. C.R. P
地方适应性←乐观 0.264 0.051 5.432 ***
地方适应性←自信 0.207 0.050 4.297 ***
地方适应性←希望 0.149 0.037 3.055 **
地方适应性←韧性 0.155 0.040 3.631 ***
经济融入←乐观 0.193 0.041 4.781 ***
经济融入←自信 0.157 0.040 3.944 ***
经济融入←希望 0.089 0.029 2.241 *
经济融入←韧性 0.141 0.032 3.998 ***
社会融入←乐观 0.222 0.046 4.881 ***
社会融入←自信 0.114 0.044 2.572 *
社会融入←希望 0.100 0.032 2.237 *
社会融入←韧性 0.144 0.036 3.652 ***
心理融入←乐观 0.190 0.037 4.519 ***
心理融入←自信 0.072 0.035 1.769 0.077
心理融入←希望 0.081 0.026 1.963 0.051
心理融入←韧性 0.116 0.028 3.189 **
经济融入←地方适应性 0.394 0.030 12.586 ***
社会融入←地方适应性 0.327 0.033 9.528 ***
心理融入←地方适应性 0.469 0.029 13.442 ***

注：*为P<0.05,**为P<0.01,***为P<0.001。

4.2.1 心理资本各维度对城市融入各维度的影响路径分析

（1）乐观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93、0.222、0.190,在0.001水平上显著成立,说明乐观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乐观程度高的农民工总是能够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能够及时对自己工作或生活“环境”进行调整,因而获取自我满意的工作、薪金、居住条件;较好的经济基础使得其能够与当地居民融洽,并在“身份”上实现认同,对城市生活产生归属感。
（2）自信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57、0.114,在0.001和0.05水平上显著成立,说明自信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心理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72,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①自信程度高的农民工,对自己的能力满怀信心,可能实施积极的行为,进而能够拥有好的收益,较好地实现经济融入;②自信程度高的农民工,乐于参与人际交往,勇于在社会活动中承担更多的事务,可能更好地融入当地城市社会生活。③心理融入是更高阶、难度更大的融入过程,其影响因素也更为复杂,自信对心理融入的影响体现得不明显。
（3）希望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089、0.100,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其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心怀较多希望的农民工对工作、生活有着较为强烈的动力和憧憬,能够胜任工作,积极学习和了解城市社会规则、交往方式,因此易于实现经济、社会层面的融入。与自信的作用结果相似,希望对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
（4）韧性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41、0.144、0.116,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在0.001水平上显著成立,对心理融入在0.01水平上显著成立,说明对三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韧性较强的农民工能够抵抗压力、应对挫折,克服各种困难,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易于获取稳定的工作与收益;亦能消除障碍,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与居民友好相处;而较好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对其城市归属等心理融入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4.2.2 心理资本对地方适应性的影响路径分析

乐观、自信、希望和韧性对地方适应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64、0.207、0.149、0.155。其中,乐观、自信和韧性在0.001水平上显著,希望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4个维度均对地方适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乐观的个体往往自己有能力找到工作,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懂得与当地人如何交往以适应新的人际关系,其工作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较高,并易于形成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自信和韧性强的个体对城市环境有较强应对能力;心怀较多希望的农民工往往对城市生活产生一种期许,相信自己有好的未来,并且会为这一期许努力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

4.2.3 地方适应性对城市融入的影响路径分析

地方适应性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394、0.327、0.469,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成立,说明地方适应性越强的个体越容易在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融入城市。这是因为地方适应性能力较强的农民工个体,在与城市磨合的过程中,更能够优化职业选择,提高经济收入,善于克服困难和解决矛盾,精通人际交往之道,不断缩短与城市的距离感,形成城市归属感,实现全面的城市融入。

4.2.4 地方适应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Bootstrap法对地方适应性在心理资本与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如表6。
表6 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路径 效应 效应值 SE 95%置信区间 P
下区间 上区间
乐观—地方适应性—经济融入 总效应 0.297 0.085 0.126 0.464 0.001
直接效应 0.193 0.068 0.069 0.340 0.002
间接效应 0.104 0.032 0.049 0.175 0.001
自信—地方适应性—经济融入 总效应 0.239 0.086 0.085 0.424 0.002
直接效应 0.157 0.066 0.040 0.313 0.008
间接效应 0.082 0.029 0.033 0.148 0.001
希望—地方适应性—经济融入 总效应 0.148 0.059 0.037 0.274 0.010
直接效应 0.089 0.048 -0.006 0.189 0.063
间接效应 0.059 0.026 0.016 0.122 0.006
韧性—地方适应性—经济融入 总效应 0.203 0.077 0.056 0.357 0.009
直接效应 0.141 0.062 0.030 0.268 0.015
间接效应 0.061 0.024 0.018 0.118 0.007
乐观—地方适应性—社会融入 总效应 0.308 0.080 0.154 0.472 0.001
直接效应 0.222 0.011 0.022 0.333 0.001
间接效应 0.086 0.029 0.041 0.156 0.000
自信—地方适应性—社会融入 总效应 0.182 0.082 0.027 0.364 0.021
直接效应 0.114 0.069 -0.008 0.268 0.067
间接效应 0.068 0.024 0.030 0.124 0.001
希望—地方适应性—社会融入 总效应 0.149 0.061 0.026 0.271 0.018
直接效应 0.100 0.056 -0.013 0.210 0.075
间接效应 0.049 0.021 0.014 0.102 0.006
韧性—地方适应性—社会融入 总效应 0.195 0.074 0.055 0.348 0.004
直接效应 0.144 0.063 0.032 0.281 0.012
间接效应 0.051 0.021 0.015 0.102 0.007
乐观—地方适应性—心理融入 总效应 0.314 0.085 0.146 0.483 0.001
直接效应 0.190 0.064 0.072 0.328 0.001
间接效应 0.124 0.036 0.059 0.203 0.001
自信—地方适应性—心理融入 总效应 0.169 0.087 0.008 0.358 0.039
直接效应 0.072 0.063 -0.046 0.210 0.211
间接效应 0.097 0.033 0.042 0.172 0.001
希望—地方适应性—心理融入 总效应 0.151 0.059 0.039 0.274 0.008
直接效应 0.081 0.047 -0.010 0.173 0.072
间接效应 0.070 0.030 0.019 0.144 0.006
韧性—地方适应性—心理融入 总效应 0.189 0.078 0.047 0.348 0.010
直接效应 0.116 0.060 0.014 0.248 0.023
间接效应 0.073 0.028 0.021 0.132 0.008
（1）地方适应性在乐观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影响之间的中介效应
乐观通过地方适应性影响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者的总效应值分别是0.297,0.308和0.314,直接效应值分别为0.193,0.222和0.190,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104,0.086和0.124。三者的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均未经过0,说明地方适应性在乐观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中介效应均成立;同时,三者的直接效应在95%置信区间亦都未经过0,证实地方适应性在乐观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2）地方适应性在自信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影响之间的中介效应
自信通过地方适应性影响经济融入的总效应值为0.239,直接效应值为0.157,中介效应值为0.082。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未经过0,说明地方适应性在自信对经济融入存在中介效应;其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未经过0,证实地方适应性在自信对经济融入起部分中介作用。
自信通过地方适应性影响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总效应值分别是0.182和0.169,直接效应值分别为0.114和0.072,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68和0.097。二者的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未经过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而相应的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经过0,证实地方适应性在自信对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入起完全中介作用。
（3）地方适应性在希望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影响之间的中介效应
希望通过地方适应性影响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总效应值分别为0.148、0.149和0.151,直接效应值分别为0.089、0.100和0.081,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59、0.049和0.070。三者的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都未经过0,说明中介效应都成立;且三者的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都经过了0,证实希望在地方适应性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中均起完全中介作用。
（4）地方适应性在韧性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影响之间的中介效应
韧性通过地方适应性影响经济融入的总效应、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总效应值分别为0.203、0.195和0.189,直接效应值为0.141、0.144和0.116,间接效应值为0.061、0.051和0.073;三者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未经过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且对应的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证实均为部分中介。即证实地方适应性在自信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聚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构建了“心理资本—地方适应性—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实地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心理资本各维度（乐观、自信、希望和韧性）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各维度（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了地方适应性在心理资本各维度对城市融入各维度影响之间的中介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乐观、自信、希望和韧性对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经济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93、0.157、0.089、0.141,对社会融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22、0.114、0.100、0.144;乐观和韧性对心理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90、0.116,而自信和希望则对心理融入影响不显著。
（2）地方适应性在乐观、自信、韧性对经济融入的影响中,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在希望对经济融入的影响中,表现为完全中介作用。地方适应性在乐观、韧性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在自信、希望对社会融入影响中呈现出完全中介作用。地方适应性在乐观、韧性对心理融入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自信、希望对心理融入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果,建议考虑从以下方面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1）提升农民工心理资本,增强农民工融入城市能力。可定期开展对农民工心理资本状况调查工作,有针对性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
（2）提升农民工地方适应性,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认同感。一是实行差异化的就业指导,提高农民工适应工作、提高效能的能力。二是指导农民工克服过客心理,促使农民工认同城市文化价值观念,最终实现城市融入。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杨青, 徐俊杰, 王洪卫. 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效益观”的视角[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 (7): 115-130.

[ Yang Q, Xu J J, Wang H W. The impact of rent burden on migrant rural workers’ labor supply: Based on the view of benefit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1, (7): 115-130.]

[2]
孟霖, 郭杰, 孙驰, 等. 基于供求关系的城镇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以扬州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18, 40(1): 11-21.

[ Meng L, Guo J, Sun C, et 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supply and demand in Yangzhou C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1): 11-21.]

[3]
辛毅, 宫伟文, 赵雅斐. “显性市民化”与“隐性市民化”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0, 42(5): 894-906.

[ Xin Y, Gong W W, Zhao Y F. Influence of“explicit citizenship”and“implicit citizenship”on farmers’land transfer behavior[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5): 894-906.]

[4]
唐跃文, 李海波, 陈政, 等. 城市特征、就业福利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OL]. 经济地理, (2020-05-06) [2021-11-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126.K.20200503.1359.002.html.

Tang Y W, Li H B, Chen Z, et al. Urban characteristics, employment welfare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05-06) [2021-11-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126.K.20200503.1359.002.html.

[5]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6]
Luthans F. The need for and meaning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 23(6): 695-706.

DOI

[7]
Luthans F, Youssef C M. Human, Social and now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anagement: Investing in peopl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04, 33(2): 143-160.

DOI

[8]
Luo C Y, Tsai C, Chen M H, et al.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on frontline hotel employees’ adaptive performance[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0): 2-19.

DOI

[9]
仲理峰. 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07, (2): 328-334.

[ Zhong L F.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7, (2): 328-334.]

[10]
陈一敏.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J]. 城市问题, 2013, (2): 63-67.

[ Chen Y M.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 Urban Problems, 2013, (2): 63-67.]

[11]
张宏如, 李群, 卢锐. 职场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倾向的影响: 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J]. 华东经济管理, 2015, 29(11): 152-158.

[ Zhang H R, Li Q, Lu R.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turnover inten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15, 29(11): 152-158.]

[12]
于米.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影响: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J]. 人口学刊, 2017, 39(3): 97-105.

[ Yu M.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female migrants’ decent work: The effects of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J]. Population Journal, 2017, 39(3): 97-105.]

[13]
陈延秋, 金晓彤. 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 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J]. 青年研究, 2016, (1): 30-38.

[ Chen Y Q, Jin X T.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J]. Youth Studies, 2016, (1): 30-38.]

[14]
曾维希, 李媛, 许传新. 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44(4): 129-137.

[ Zeng W X, Li Y, Xu C X. The impact of urban new migrant workers’ mental capital on urban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44(4): 129-137.]

[15]
Luthans F, Youssef C M, Avolio B J.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ing the Human Capital Ed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
Luthans F, Avey J B, Clapp-Smith R, et al. More evidence on the value of Chinese work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 potentially unlimited competitive resource?[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8, 19(5): 818-827.

DOI

[17]
Goldsmith A H, Darity W, Veum J R. Race, cognitive skill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ages[J].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1998, 26(2): 9-21.

[18]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J]. 2007, 60(3): 541-572.

[19]
Luthans F, Avolio B J, Walumbwa F O, et al.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hinese worker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2): 249-271.

DOI

[20]
王佃利, 刘保军, 楼苏萍.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框架建构与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2): 111-115.

[ Wang D L, Liu B J, Lou S P.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urban society: Frame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analysis[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1, (2): 111-115.]

[21]
郭庆然, 陈政, 陈晓亮, 等. 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 来自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1): 140-148.

[ Guo Q R, Chen Z, Chen X L, et al. Measure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P dat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 140-148.]

[22]
Warner W L, Srole L.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23]
Ward C. Probing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adaptation: Big questions, little answ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3, 37(4): 391-404.

DOI

[24]
Gordon M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5]
Alba R D, Nee V.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 826-874.

PMID

[26]
杨菊华. 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J]. 人口研究, 2010, 34(2): 44-53, 55-56.

[ Yang J H.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 34(2): 44-53, 55-56.]

[27]
廖全明. 发展困惑、文化认同与心理重构: 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0(1): 141-145.

[ Liao Q M. Development confus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Discussing on the problem of c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20(1): 141-145.]

[28]
卢海阳, 郑逸芳, 钱文荣.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 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1): 26-36.

[ Lu H Y, Zheng Y F, Qian W R. Analysis on the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632 migrant workers[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6, (1): 26-36.]

[29]
田明, 薄俊丽.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J]. 人文地理, 2014, 29(1): 43-48.

[ Tian M, Bao J 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urban integration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1): 43-48.]

[30]
曾鹏, 向丽. 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差异研究: 城市融入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2): 91-99.

[ Zeng P, Xiang L.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s willingness to urbaniz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integration[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7(2): 91-99.]

[31]
杨传开, 刘晔, 徐伟, 等.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基于CGSS2010的分析[J]. 地理研究, 2017, 36(12): 2369-2382.

DOI

[ Yang C K, Liu Y, Xu W, et al. The determinants for peasants’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moving to cities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GSS 2010[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2): 2369-2382.]

[32]
Park R E, 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33]
郭庆.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J]. 经济地理, 2021, 41(3): 161-169.

[ Guo Q. The impa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3): 161-169.]

[34]
胡书芝, 刘桂生. 住房获得与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融入[J]. 经济地理, 2012, 32(4): 72-76.

[ Hu S Z, Liu G S. Housing acquain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family in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4): 72-76.]

[35]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 (6): 82-88.

[ Zhu L.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 strata[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2, (6): 82-88.]

[36]
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 1995, (5): 90-95.

[ Tian K. 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urban adap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5, (5): 90-95.]

[37]
Avey J B, Patera J L, West B J. The implicat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 absenteeism[J].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06, 13(2): 42-60.

[38]
唐兴军, 王可园.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 基于信任的视角[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 104-110.

[ Tang X J, Wang K Y. An analysis 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elf-identity dilemm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ust[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5): 104-110.]

[39]
宁越敏, 杨传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J]. 地理研究, 2019, 38(1): 23-32.

DOI

[ Ning Y M, Yang C K.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23-32.]

[40]
Sauvy A.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41]
Golds C G.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

[42]
杨国永, 江强, 田甜, 等. 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家庭福利效应: 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J]. 资源科学, 2019, 41(7): 1213-1226.

[ Yang G Y, Jiang Q, Tian T, et al. Household welfare change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build houses: Based on a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 source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7): 1213-1226.]

[43]
李勇辉, 刘南南, 李小琴. 农地流转、住房选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J]. 经济地理, 2019, 39(11): 165-174.

[ Li Y H, Liu N N, Li X Q. Farmland circulation, housing choice and peasant-workers’ citize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11): 165-174.]

DOI

[44]
李海波, 张延吉. 农民工城市居住福利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4): 11-14.

[ Li H B, Zhang Y J. Research on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residential welfare on their urban integr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EM[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4): 11-14.]

[45]
赵琴. 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对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 基于贵州省凤冈县的调研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9): 71-78.

[ Zhao Q.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ffect of which on the city integrating of land-lost peasants: Based on data from a survey of Fengga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5, 36(9): 71-78.]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