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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2 >Issue 12: 2406 - 2418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20.12.12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Taking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as examples

  • YANG Ling ,
  • CHANG Hsiao-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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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1111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9-1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1-23

  Online published: 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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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aged cities have become a worldwide concern. By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focus of elderly friendly cit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index and method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of elderly friendly cities,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of aged city, summarized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of aged city, and proposed a multi-fact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of aged cities based on actual data, and guid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aking two aged cities of Taiwan Province —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as examples,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ir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st” and “high”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y administrative streets account for about 18% of the total, and they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aipei’s urban area and parts of New Taipei’s urban area; the “moderate” administrative streets account for about 64%, an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New Taipei’s urban area, parts of Taipei’s urban area, and suburban areas of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the “lowest” and “low” administrative streets account for about 18%, an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north and south city periphery of New Taipei City. The aging degree of each grade of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was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values of other evaluation indicators, so as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Generally,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planning strateg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aged cities, and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similar aging cities.

Key words：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ging degre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evaluation index; Taipei; New Taipei

Cite this article

YANG Ling , CHANG Hsiao-Tung .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Taking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as examples[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 42(12) : 2406 -2418 . DOI: 10.18402/resci.2020.12.12

1 引言

目前全球人口正步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及老龄化城市已成为世界范围普遍关注的问题[1,2,3,4,5,6]。为应对全球老龄化趋势对城市发展提出的全面挑战、促进老年人健康,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提出创建二代健康城市——老年友好城市的计划,并于2007年发布了《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依据WHO的定义,老年友好城市是“一个兼容且无障碍、能增进积极养老的生活环境”,以达到“积极养老（active aging）”的目标[7]。相较于以“避免疾病、维持高度认知与身体功能、积极参与”为重点的“成功养老（successful aging）”[8],以及以“敦促各国政府发展和维持初级卫生保健,重视老年人群体的身心健康,强调维持老年人心理、生理、社会参与等方面保持良好状态”的“健康养老（healthy aging）”[9],“积极养老”是指“老年人要积极地面对生活,不仅保持身心健康,而且作为家庭与社会的重要资源,要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自己的价值”[10]。也就是说,“积极养老”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整个社会互动网络与城市建设环境的层面,换言之,老年友好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被认为是面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中最核心的要素。从近年来老年友好城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重点,可以看出主要呈现三方面倾向：研究范围扩大化（片区乃至整体城市范围）、研究范畴整体化（老年群体的需求特征以及城市整体环境如何更好地适应及包容老年群体与其他所有群体）、地区特色化（不同国家与地区在研究领域与实践当中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但目前对于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评价指标,在以往的评价方法里,大多数学者都运用以调查问卷为基础的定性、定量或混合评价工具,其主要依据均是不同人口（专家、官员、居民等）对于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而缺乏对于实际客观数据的直接量化评价。根据上述研究情况,本文在定义“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概念与建立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一种在城市大范围内、以实际客观数据为基础、以老年人口分布特征为导向的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多元量化评价方法,并以台湾省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台北市与新北市为例进行评价,以期对未来老龄化城市的建设和改进提供参考意见。

2 文献综述与核心概念

2.1 老年友好城市理论综述

在《指南》指导下,全球各大国家与城市,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①从研究范围来看,从社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区域乃至整体城市范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黄金计划、老人福利法与高龄人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美国的都市模范法,英国的特殊用途住宅和为老服务框架,加拿大的老龄友善社区等,均以城市社区老人的照料为着手点,进行探索。后来逐渐扩展到了片区,甚至整体城市、城乡区域等更大范围[11,12]的研究;②从研究对象来看,从关注个体、个体健康以及个体对环境的适应,逐步侧重于老年族群、群体的需求特征以及城市整体环境如何更好地适应及包容老年群体与其他所有群体。具体体现为：从最初的提倡对于老龄化社会的正式认知,到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再到城市建成环境对于老年人的影响,最后到从社会、空间、环境、经济等交叉学科,进行对于老龄社会及老龄化城市的综合性研究;③从研究重点来看,受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建设状况、政策福利待遇、老年群体特征要求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与地区在研究领域与实践当中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例如：美国、法国、芬兰等,多侧重于研究社区、健康护理、政策与实施;英国、比利时、爱尔兰等,多侧重于研究城市公共设施、终生社区、体力活动方面;中国、日本等,多侧重于研究建成环境、提升人口资源和关注科技创新的可能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则较为关注乡村议题。
《指南》还具体提出了包括户外空间与建筑、交通、住房条件、社区支持与卫生保健服务、社会参与、尊重与社会包容、市民参与和就业、交流和信息等8个面向领域,作为老年友好城市的建设重点[7]。从老年友好城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历程来看,其研究重点一直都着眼于物质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重点。物质建成环境主要包含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的户外活动空间、交通条件、医疗及养老设施等建成环境的相关内容;社会环境主要包含社会参与、社区参与、社区安全、政策支持等内容。

2.2 老年友好度理论综述

2015年,WHO提出了《衡量城市老年友好度的核心指标使用指南》[13]（以下简称《使用指南》）,明确提出其拟定的指标“可用来衡量城市对老年人友好程度的基准水平,并随着实施相关的干预措施,监测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但未明确“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好程度”的具体含义。依据WHO的界定,所谓老年友好城市中的“友好”是指对老人的“包容性及可及性的都市环境”“并能促进积极老化”[7]。Alley等[14]从“人与环境匹配（person-environment fit）”角度,将“友好”定义为：“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有效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让老人可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实现自我价值”。总之,无论何种定义,都强调了“城市提供适合老人需求的硬件环境,从而保障老人更加主动活跃地参与社会”这两方面的意义。
在老年友好度评价指标的建立方面,《使用指南》指出：核心指标是为了获得一个综合性的评价结果,但如果出于特定方面的评定,也可以选择侧重于该方面的多项指标,或者选择纵向、横向和两者兼备的跨越整个指标框架的多项指标,以便获得更合适的度量[30]。《使用指南》提出后,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多项实践研究,由于各自开展的目的和背景的不同,在实践中对核心指标的选择均进行了调整。如：Orpana等[15]、胡淑贞等[16]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增加了有地方性的潜在指标;Jia等[17]和Yi等[18],讨论了在纵向上更加深化细致的老年友好社区指标。总体来看,在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层面,公共环境、室外活动空间、医疗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公共交通设施、老年住宅、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以及相关设施的适老性改造等指标,是其关注重点。
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老年友好度的评价方法,一般集中在两个层面：①多方面/多项指标的全面评价方法。大多数学者都运用以调查问卷为基础的定性、定量或混合评价工具。其中,定性评价一般是指以课题小组、专家访谈、居民访谈、照片等方式进行的定性数据收集,可以搜集更加细致全面的看法,对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指导,但由于工作量较大,所以适合小范围的评价与调查工作[19];定量评价一般通过分析居民填写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老年友好度总体评价、老年友好度分项评价,分析不同社会人口特征居民的评价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如老年居民健康状态、幸福度、福利、生活质量等对友好度感知的影响,可用于较大范围地区的调查及不同地区的比较[20,21,22,23];混合评价方法,则是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综合使用[24]。然而,无论是哪种评价方法,其主要依据均是不同人口（专家、官员、居民等）对于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而缺乏对于实际客观数据的直接量化评价。②单方面/多项指标的专项评价方法。在这方面,调查问卷仍是重要研究手段,包括结合问卷调查的公共空间时空要素评价[28],以及针对各类养老设施的量化评价方法,如老龄化空间与养老资源匹配评价[31]等。总体来说,可对专项设施指标进行更深层次的针对性评价,但缺乏更加综合的整体性把握。

2.3 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定义

针对上述概念不清晰、缺乏整体性把握等问题,本文提出了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这一概念。本文着重关注老年友好城市的物质建成环境,因此参照WHO对于“城市老年友好度”的指导意见,将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定义为：老龄化城市能够提供满足老人需求的户外活动空间、交通条件、医疗及养老设施等建成环境的程度。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将结合案例城市,在后文进行详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台湾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自1993年起超过7%,2011年起加速增长,2017年2月首度超过幼年人口（0~14岁）,至2018年3月底,台湾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4.05%,相当于7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台湾省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快速老化与少子化的发展,台湾省已面临疾病负担与失能风险加倍、劳动人力锐减、以及老人经济安全体系财务负担沉重的挑战[16]。
台北市与新北市位于台湾省北部的台北盆地,地跨东经122°01′—121°16′,北纬24°40′—25°18′,总面积约2324.4 km2（其中,台北市域面积约271.8 km2,新北市域面积约2052.6 km2）。其中,新北市全境环绕台北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台北市区融为一体,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北都会生活圈,使得台北市与新北市成为了台北都会区的代表城市。作为台湾省人口数量第一的新北市,至2019年1月底,总人口约400万人,拥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54万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13.6%;台北市总人口约266万人,为台湾省人口数量第二的城市,拥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46万人,老年人口占比更是达到了17.3%。两市老年人口占比平均值15.1%,高于台湾省平均老年人口占比（14.6%）,也高于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的比例限制（14%）。可以说,台北市与新北市的老龄化问题,是台湾省老龄化最严重、也最具有挑战性的区域（图1）。
图1 台湾省各市县总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Figure 1 Total population,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and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in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Province

3.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根据WHO《使用指南》的核心指标的实际使用反馈情况,结合台湾省实际情况[16,26],应用广泛适用性（普遍适合台湾省情况及城市规划要求）、层次性（筛选适合区域的综合性指标）、可操作性（数据获取的可能性）、可分解性（可按年龄或不同地区进行分解）的原则,以目标-领域-指标的层次,构建台湾省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领域 指标 说明 参考文献
公共环境 公园和绿地面积/（m2/人）
公园和绿地适老性改造率/%		 拥有的各类公园和绿地数量
公园、绿地、滨水区、广场、步行街等公共活动空间的适老性改造比例		 [27]
[28]
医疗设施 医疗设施数量/（个/千人）
医疗设施便利性/个		 拥有的各类医疗设施数量
医疗设施（除诊所外）周边500 m步行区域内拥有公共交通站点数量		 [27]
[29]
养老服务设施 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床/千老人）
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个		 拥有的安养及照护（公/私）设施数量
从养护设施（开车5 min内）可达的医疗设施数量（除诊所外）		 [15]
[26]
交通设施 人行道面积/（m2/人）
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

公共交通站点数量/（个/千人）
公共交通车辆方便使用率/%		 拥有的人行道面积
步行可达公交车站/捷运站（500 m内）的居住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拥有的公交站点/捷运站点数量
具有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专用座位的公交车/捷运（地铁）比例		 [13]
[15]
[30]
[13]
老年社区服务 餐饮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社区照护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社区及住房适老性改造率/%		 拥有的供餐、送餐、营养餐服务点数量
拥有的社区服务点（日照中心等）数量
拥有的休闲娱乐服务点（银发俱乐部等）数量
社区及住房适老性改造比例		 [26]
[26]
[15]
[15]

注：基于标准化统一原则,对“公园和绿地面积”等面积及数量类指标,采用人均指标进行统计（其中,按指标数据特性及使用人群是否只限老年人等特征,分为“每人”“每千人”及“每千老人”3种单位）。

3.3 数据收集

关于评价指标的数据收集,《使用指南》明确规定了每个指标都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源于统计数据,第二个定义则是源于居民调查报告,以便在统计数据不好获取时可进行有效补充[13]。Kano等[25]于2018年总结性地评估了世界范围内被WHO选为试点的12个国家的15个地区/社区,不同的老龄化城市老年友好度指标数据情况和评估结果,发现评价报告中更多是采用了统计数据,而不是居民调查数据,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更容易获取且可信度更高;实体环境指标的保真性一般高于社会环境指标,可能是由于社会环境数据较难获取;总体指标数据保真性均较低,说明大多情况下试点城市选择了修改或者替代性的指标,但某些指标保真性非常低,例如卫生和社会服务的可获得性和生活质量指标,则被证明不可靠。
基于以往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实践经验,本次以台北市与新北市最小行政区级单位——“里①（①“里”是台湾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其级别相当于中国大陆地区的“街道”。目前“里”的划分主要依照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城市规划及行政区域范围,而“里”的规模则由各县市的自治条例规范,偏远地区只要100户即能设“里”,但台北市人口密集区域则最少为1000户,最多为4000户,彼此规模差异极大。）”为统计单元,共1505个里,采集信度较高的统计数据[25],进行实体环境指标基础数据收集。

3.4 数据分析

对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对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分项评价指标进行空间分类统计,分为公共环境、医疗设施、养老服务设施、交通设施、老年社区服务等方面。
对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进行聚类分类评价分析,主要分为4个步骤：
（1）将每一项评价指标,采用标准化法公式进行统一修正：
( X n - X min ) / ( X max - X min )
式中：Xn为第n个数值、Xmin为最小值、Xmax为最大值。
（2）分析评价各里的老龄化程度。
（3）结合评价各里的老龄化程度及各项评价指标数据特性,采用K-Means的基于距离的排他聚类划分方法,进行聚类分析评价。
（4）采用分类平均数值统计,交叉比对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每个等级的老龄化程度与其他各项评价指标的平均值。

4 结果与分析

4.1 评价指标描述性统计特征

从整体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表2）,可以看出每项指标的最小值均为0,也就是说没有一项指标能够完全覆盖到台北市与新北市的每个里;从各项指标的数值、平均数、中位数和标准差情况来看,“医疗设施便利性”“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的中位数与平均数较大,标准差中等,离散程度中等;“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的中位数与平均数较大,标准差较小,离散程度较小;“公园和绿地面积”“医疗设施数量”“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人行道面积”“公共交通站点数量”“餐饮服务设施数量”“社区照护设施数量”“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的中位数与平均数较小,其中“人行道面积”“公共交通站点数量”“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标准差较大,离散程度较高,其余指标标准差均不大,离散程度较低。
表2 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领域 指标 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中位数 方差
公共环境 公园和绿地面积/（m2/人） 1505 0 97 18 0.3 4.8
公园和绿地适老性改造率/% 1505 — — — — —
医疗设施 医疗设施数量/（个/千人） 1505 0 13 0.8 0.4 1.2
医疗设施便利性/个 1505 0 268 165 169 23.3
养老服务设施 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床/千老人） 1505 0 1210 14 0.4 68.6
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个 1505 0 3 2 2 0.3
交通设施 人行道面积/（m2/人） 1505 0 257 58 15 17.2
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 1505 0 100 91 100 21.4
公共交通站点数量/（个/千人） 1505 0 230 15 7 22.9
公共交通车辆方便使用率/% 1505 — — — — —
老年社区服务 餐饮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1505 0 5 0.3 0.2 0.6
社区照护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1505 0 11 0.2 0.2 0.7
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1505 0 28 0.8 0.4 2.1
社区及住房适老性改造率/% 1505 — — — — —

4.2 分项评价指标空间分类统计特征

（1）公共环境
公共环境根据台湾省城市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以公园、绿地、绿带、儿童游戏场等各类公园绿地,统计其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各里的分布情况。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公园绿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老人日常室外活动场所,却有近半数的里没有进行建设,尤其以新北市南部区域的三峡区、石踮区、乌来区、坪林区、双溪区、贡寮区等情况较为严峻;从各里的每人拥有公园绿地总面积的分布情况来看,从0~97 m2不等,平均数为18 m2/人,中位数为0.3 m2/人,其中新北市三峡区三峡里、三重区同安里、光辉里等人均公园绿地总面积较大,均在40 m2/人以上（图2a）。公园、绿地、滨水区、广场、步行街等公共活动空间的适老性改造所占比例,由于数据暂时无法获取,所以暂时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
图2 台北市与新北市的公园与绿地面积（a）、医疗设施数量（b）与医疗设施便利性（c）指标空间分布

Figur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ark and green space area (a), number of medical facilities (b), and convenience of medical facilities (c)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2）医疗设施
医疗设施根据台湾省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将医疗设施按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卫生所及诊所等6个等级进行分析。台北市与新北市共有医学中心14处、区域医院18处、地区医院73处、精神专科医院3处、卫生所29处及诊所5393处,从空间分布来看,多集中在台北市与新北市中部,整体呈中心集中、四周缺乏的状态：其中医学中心与区域医院多集中于台北市区、新北淡水区、汐止区与莺歌区;地区医院除上述地区外,在新北市板桥区、中和区、永和区、新店区等台北市沿河西部区域有所分布;卫生所分布在更外围的地区,但数量较为稀少;诊所数量众多,却只分布在台北市区及台北市区西部沿河地区、莺歌区、淡水区的部分里,而新北市外围的大部分里连一处诊所都没有。
各里每千人拥有的医疗设施数量为0~13个不等,平均数0.8个/千人,中位数0.4个/千人,差异较大：其中大安区仁爱里每千人拥有的医疗设施数量最多为13个/千人,而有506个里（占总里数约1/3）医疗设施为0,1070个里拥有的医疗设施数量少于1个/千人。可以说,台北市与新北市医疗设施布局严重失调（图2b）。
通过测算各里主要医疗设施（除诊所外）周边500 m步行区域内拥有公共交通设施（捷运站及公交站牌）的数量,判定其交通便利性。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台北市与新北市目前主要医疗设施的交通便利性较高,每个医疗设施500 m步行区域范围内拥有的捷运站及公交站牌数从1~268个不等,最多为新北市新店区德安里268个,平均值为165个,中位数为169个（图2c）。
（3）养老服务设施
台湾省的老人福利设施,主要包括以照顾长期慢性疾病且需要医护服务的长期照护设施、照顾生活自理能力缺失的养护设施、安养自费或无抚养能力老人的安养机构。目前,台北市与新北市共有各类老人安养及养护设施共306处,主要集中在台北市区、新北淡水区、莺歌区、树林区、土城区、板桥区、新庄区、三重区、中和区、永和区,而在新北市南部及北部的大量里却无老人安养及养护设施。台北市与新北市各里共有各类老人安养及养护设施床位数13302床,从每千人拥有老人安养及养护设施床位数来看,最大值1210床/千老人,平均数14床/千老人,中位数0.4床/千老人,其中新北市三峡区介寿里床位数高达1210床/千老人,台北市文山区明义里、新北市汐止区与福里、中和区连和里、汐止区保安里床位数较多,均为700床/千老人以上（图3a）。
图3 台北市与新北市的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a）、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b）指标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umber of care facilities (a) and convenience of care facilities (b)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以老人在需要急救时,可从安养及养护设施（开车5 min内）到达的医疗设施（诊所级别以上）数量,来评价其便利性。通过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台北市与新北市的老人安养及养护设施,在开车5 min内,即4000 m车程内,大多可达到至少1所以上的医疗设施（诊所级别以上）,其中台北市中正区南福里最多（3个）,台北市万华区西门里、中正区黎明里、中山区集英里、新北市三峡区介寿里、新店区德安里等为2个（图3b）。
（4）交通设施
交通设施在人行道这项指标中,由于已进行无障碍化设计的人行道及面积数据无法获取,本文采取台北市与新北市各里“人行道面积”这一指标来进行替代。从台北市与新北市人均人行道面积数量来看,差距较大,绝大多数里每人拥有人行道面积在30 m2以下,而新北市东南部部分里,由于人口数较小,反而每人拥有人行道面积数较大（图4a）。
图4 台北市与新北市的人行道面积（a）、公共交通站点数量（b）、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c）指标空间分布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idewalk area (a),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stations (b), and residential area rate of 500 m around public transport stations (c)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台北市与新北市目前以捷运与公交车为老人主要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台北市与新北市捷运站共有107处;台北市与新北市公交站牌共64909处。从各里每千人拥有的公共交通站点数值来看,从0~230个不等,差距较大：其中,最多的为新北市瑞芳区瓜山里,共230个,瑞芳区濂新里、万里区崁脚里、平溪区新寮里均达到150个以上;台北市各里虽然范围较小,但人口数较多,每千人拥有公共交通站点数大多在30个以下,数值较小;新北市北部及中部各里每千人拥有公共交通站点数大多在30~60个,部分里如三芝区后厝里、金山区和平里等,达到100个/千人;新北市南部各里,则情况较差,个别里如乌来区福山里、乌来区孝义里、坪林区渔光里、平溪区平湖里、双溪区新基里等,拥有公交站牌数为0个,无公交系统能够到达,不能给这些里的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出行条件（图4b）。
以台北市与新北市捷运站与公交站牌步行500 m的覆盖范围与各里总用地面积的比例,来定义公共交通站点的500 m居住率。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台北市与新北市区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较高,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为100%的里占总里数的比例高达74%。其中台北市区、新北淡水区、莺歌区、树林区、土城区、板桥区、新庄区、三重区、中和区、永和区的各里,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均在75%以上;新北市金山区重和里、万里区磺潭里及其三溪区、石踮区、平溪区、双溪区的大多数里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较差,为25%以下;新北市乌来区福山里、信贤里、孝义里、坪林区食曹里的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为0%（图4c）。
台湾省目前已经普及了所有公交车的为老、残、孕人士专用的博爱座,因此在交通车辆方便使用率这项指标来看,都是极其满意的,以往的文献中也有相关的实证调查材料[30]。
（5）老年社区服务
目前台北市推出社区老人餐饮服务,包括温馨送餐、老人共餐、老人营养餐饮等多种类型服务,以减轻独居老人就餐不便、低收入老人就餐困难等状况。而新北市暂时未开展类似服务。从统计结果来看,台北市大部分里每千名老人有1~2个社区老人餐饮服务点,个别里如中正区建国里、大安区龙阵里、内湖区港墘里每千名老人拥有社区老人餐饮服务点数量多达4~5个（图5a）。
图5 台北市与新北市的餐饮服务设施数量（a）、社区照护设施数量（b）、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c）指标空间分布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umber of catering service facilities (a), number of community care facilities (b), and number of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service facilities (c)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近年来台北市与新北市积极推动社区老人照护服务,包括台北市日间照护中心、新北市公共托老中心、安养堂,针对出院后需继续护理患病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护;新北市更创新性地提出了社区安宁照护服务,将人生最后阶段的疗护延伸到家里,让生命末期病人祥和、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从社区老人照护服务设施统计结果来看,其中台北市区、新北淡水区、莺歌区、树林区、土城区、板桥区、新庄区、三重区、中和区、永和区的部分里（约占总里数6%）有分布,数量为1~2个/千老人;新北市金山区、万里区、三溪区、石踮区、平溪区、双溪区、乌来区、坪林区则缺乏该类设施（图5b）。
台北市老人服务中心、新北市文康活动中心与银发俱乐部,是台北市与新北市社区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提供电话询问、上门拜访、娱乐活动、聚餐、外出郊游等多种休闲娱乐活动服务。从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台北市更侧重于较大型的片区型老人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每千名老人拥有社区老人休闲娱乐服务设施多为3~7个;新北市则更倾向于小型的社区型老人休闲娱乐服务设施,其东、南、北部部分里,由于人口数较小,反而社区老人休闲娱乐服务设施可达15个/千老人左右,但阳明山区域、新北市金山区、万里区、三溪区、石踮区、平溪区、双溪区、乌来区、坪林区则缺乏该类设施（图5c）。
台北市与新北市社区及住房的适老性改造所占比例,由于数据暂时无法获取,所以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

4.3 聚类分析评价特征

4.3.1 各项评估指标标准化修正
由于每项评价指标数据值的单位不同,数据大小相差较多,将各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线性转换,将值映射到0~1之间,以消除内部构成不同对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以“公园和绿地面积”指标为例,其数值最小值为0 m2/人、最大值为97 m2/人,将这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那么其中平均数18 m2/人的标准化转换值为（18-0）/(97-0)=0.186。
4.3.2 各个评估单元老龄化程度分析
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修正后,本文对各里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分析,希望以城市老龄化程度的视角来更加准确地审视建成环境友好度。原则上说,老龄化程度越严重的里,越应该在城市建成环境高龄友好度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
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例,来定义老龄化程度。从老龄化程度的统计数据结果来看（图6a）,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例为0%~20%的里,数量为31个,仅占总里数的2.1%;比例为21%~40%的里,数量为642个,占总里数的42.7%,主要集中在新北市西部、东部（邻近台北市区的外围区域）及南部;比例为41%~60%的里,数量为731个,占总里数的48.6%,主要集中在台北市、新北市北部及南部;比例为61%~80%的里,数量为91个,占总里数的6.0%,主要集中在新北市北部及新北市东南部部分区域;比例为81%~100%的里,数量为10个,仅占总里数的0.7%,主要为新北市东南部个别里。
图6 台北市与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值分布（a）、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评价（b）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f age in total population (a) and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classification of street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b)

4.3.3 K-Means聚类分析
本文采用K-Means的排他聚类划分方法,对结合老龄化程度的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评价。通过分析结果,将其分成5个聚类。同时从ANOVA鉴定中的F值在这5类中有明显差异,说明将数据聚成当前的5个类是合理的。
从台北市与新北市各里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聚类分类结果来看,总体分为5类。从其最终聚类中心指标数值（表3）及空间分布情况（图6b）,综合来看：
表3 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各项评价指标的K-Means聚类分析-最终聚类中心

Table 3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 center of final clusters

指标 集群
1 2 3 4 5
老龄化程度 0 0 0 1 0
公共交通站点数量/（个/千人） 0 0 0 0 0
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 0.96 0.98 0.98 0.86 0.38
医疗设施数量/（个/千人） 0 0 0 0 0
医疗设施便利性/个 0.229 0.047 0.026 0.026 0.012
人行道面积/（m2/人） 0 0 0 0 0
公园和绿地面积/（m2/人） 0 0 0 0 0
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床/千老人） 0 0 0 0 0
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个 0.375 0.019 0.000 0.011 0.006
餐饮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0 0 0 0 0
社区照护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0 0 0 0 0
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0 0 0 0 0

注：指标值均为标准化修正值。

第1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最高。各项评价指标数最优,友好度最高,主要分布在台北市及新北市西部局部地区,共95个里。
第2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较高。各项评价指标数较优,友好度较高,主要分布在台北市地区,共177个里。
第3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中等。各项评价指标数中等,友好度中等,主要分布在新北市市区、台北市东北部近郊区,共962个里。
第4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较低。各项评价指标数较差,友好度较差,主要分布在新北市北部地区及台北市与新北市市区边缘区的局部地区,共91个里。
第5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最低。各项评价指标数最不理想,友好度最差,主要分布在新北市北部阳明山地区及南部山区,共180个里。
4.3.4 分类平均数值统计与比较
进一步对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每个等级的各项评价指标平均值进行统计（表4）,可通过每个等级的老龄化程度与其他各项评价指标的具体情况进行交叉比对,从而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具体如下：
表4 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不同等级的各项评价指标平均值统计

Table 4 Average value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aged city built environment friendlines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ies

指标 集群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总和
老龄化程度 0.41 0.48 0.39 0.54 0.47 0.42
公共交通站点数量/（个/千人） 0.06 0.05 0.03 0.30 0.14 0.06
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 0.96 0.98 0.98 0.86 0.38 0.90
医疗设施数量/（个/千人） 0.13 0.08 0.06 0.04 0.02 0.06
医疗设施便利性/个 0.23 0.05 0.03 0.03 0.01 0.06
人行道面积/（m2/人） 0.01 0.00 0.01 0.06 0.08 0.02
公园和绿地面积/（m2/人） 0.03 0.02 0.02 0.02 0.01 0.02
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床/千老人） 0.04 0.01 0.01 0.01 0.01 0.01
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个 0.38 0.19 0.00 0.11 0.01 0.03
餐饮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0.05 0.35 0.01 0.00 0.01 0.05
社区照护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0.01 0.01 0.01 0.04 0.01 0.01
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个/千老人） 0.01 0.01 0.02 0.05 0.08 0.03
第1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最高的里,其老龄化平均程度较低,在“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医疗设施数量”“医疗设施便利性”“公园和绿地面积”“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餐饮服务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情况良好,今后应主要加强“社区照护设施数量”“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
第2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较高的里,老龄化平均程度较高,在“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餐饮服务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情况良好,今后应主要加强“人行道面积”“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及“社区照护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
第3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中等的里,老龄化平均程度最低,在“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方面的建设情况良好,今后应主要加强“公共交通站点数量”“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及“社区照护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
第4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较低的里,老龄化平均程度最高,在“公共交通站点数量”“社区照护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情况良好,今后应主要加强“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及“社区餐饮服务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
第5类：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最低的里,老龄化平均程度中等,在“人行道面积”“休闲娱乐服务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情况良好,今后应主要加强“公共交通站点500 m居住率”“医疗设施数量”“医疗设施便利性”“安养及养护设施数量”“安养及养护设施便利性”“公园和绿地面积”及“社区照护设施数量”方面的建设。由于山区的限制,针对这些里应设定符合山区实际情况的建成环境改善政策,如专门免费公车、缓坡步行道、社区诊所等。

5 结论

为克服目前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评价指标,且缺乏对于实际客观数据的直接量化评价等限制,本文阐述了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定义,建立了老年友好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一种在城市大范围内、以实际客观数据为基础、以老龄化人口分布特征为导向的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多元量化评价方法,并以老龄化城市——台湾省台北市与新北市为例,对其建成环境友好度进行评价。通过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台北市与新北市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情况如下：
（1）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最高”及“较高”的里约占18%,主要集中在台北市市区、新北市西部部分地区。
（2）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中等”的里约占64%,主要集中在新北市市区、台北市东北部近郊区。
（3）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较低”及“最低”的里约占18%,主要集中在新北市北部及南部的城市外围地区。
（4）从每个评价等级的老龄化程度与其他各项评价指标的具体情况进行交叉比对,不同评价等级间的指标特征明显。
以上量化评估方法的数据采集主要来源于信度较高的统计数据,可操作性较强;且较适合于大尺度范围的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总体评价;评价过程融入了“老龄化程度”分析,使得以城市老龄化程度视角来定义的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友好度的评价结果更为合理;并可进一步比较每个评价等级的老龄化程度与其他各项评价指标的具体特征,以便提出有效的政策意见。因此,有助于提升老龄化城市建成环境总体规划策略,同时可为相似的老龄化城市提供借鉴。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韩家彬, 刘淑云, 张书凤, 等.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19,41(12):2284-2295.

[ Han J B, Liu S Y, Zhang S F, et al. Influence of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on large-scale management of land[J]. Resources Science, 2019,41(12):2284-2295.]

[2]
许菲, 张彩萍, 白军飞. 收入增长与老龄化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18,40(1):104-116.

[ Xu F, Zhang C P, Bai J F. Impact of income growth and aging on the water foot print of food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18,40(1):104-116.]

[3]
金巍, 章恒全, 张洪波, 等.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结构变动对用水量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18,40(4):784-796.

[ Jin W, Zhang H Q, Zhang H B, et al.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structural change on water consumption in urbaniz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18,40(4):784-796.]

[4]
许昕, 赵媛, 夏四友, 等. 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J]. 经济地理, 2020,40(4):164-174.

[ Xu X, Zhao Y, Xia S Y,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eing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40(4):164-174.]

[5]
邱俊杰, 任倩, 余劲.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资本投入与土地利用效率: 基于鲁豫皖三省固定农户跟踪调查[J]. 资源科学, 2019,41(11):1982-1996.

[ Qiu J J, Ren Q, Yu J. Aging of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a longitudinal survey of farmers in Shandong, Henan and Anhui[J]. Resources Science, 2019,41(11):1982-1996.]

[6]
吴媛媛, 宋玉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J]. 地理科学, 2020,40(5):768-775.

[ Wu Y Y, Song Y X.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factor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40(5):768-775.]

[7]
WHO. Global Age Friendly Cities: A Guide[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8]
Rowe J W, Kahn R L.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J]. 1997,37(4):433-440.

[9]
WHO. Declaration of Alma-Ata[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8.

[10]
WHO.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R].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1]
刘鉴, 杨青山, 张郁, 等. 东北三省县级尺度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类型划分[J]. 地理科学, 2020,40(6):918-927.

[ Liu J, Yang Q S, Zhang Y, et al. Spatial patterns evolu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the county sca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40(6):918-927.]

[12]
周榕, 庄汝龙, 黄晨熹. 中国人口老龄化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2019,74(10):2163-2177.

[ Zhou R, Zhuang R L, Huang C X. Pattern evolution and formative mechanism of aging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74(10):2163-2177.]

[13]
WHO. Measuring the Age-Friendliness of Cities: A Guide to Using Core Indicators[R]. Kob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14]
Alley D, Liebig P, Pynoos J, et al. Creating elder-friendly communities: Preparations for an aging society[J].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2007,49(1):1-18.

[15]
Orpana H, Chawla M, Gallagher E, et al. Developing indicators for evaluation of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in Canada: Process and results[J]. Health Promotion and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in Canada, 2016,36(10):214-223.

DOI PMID

[16]
胡淑贞, 林宛仪, 黄咏柔, 等. 台湾“高龄友善环境-乡镇市区层级区位数据库”之建置介绍[J]. 健康科技, 2018, (S1):71-79.

[ Hu S Z, Lin W Y, Huang Y R, et al. Introduc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eldrly friendly environment-township and urban level location database” in Taiwan, China[J]. Health Sciences, 2018, (S1):71-79.]

[17]
Jia W Y, Wang X R. Research review on evaluation index for age-friendly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ianjin City[J].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Research, 2017, DOI: 10.2991/iceep-17.2017.18.

[18]
Wang Y, Gonzales E, Howell N M. Applying WHO’s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framework to a national survey in China[J].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2017,60(2):1-17.

DOI

[19]
Fatmah F, Dewi V P, Priotomo Y. Developing age-friendly city readiness: A case study from Depok City, Indonesia[J]. SAGE Open Medicine, 2019, DOI: 10.1177/2050312119852510.

DOI PMID

[20]
Wong M, Yu R, Woo J. Effects of perceived neighbourhood environments on self-rated health among community: Dwelling older Chine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7,14(6):614-614.

[21]
Xie L L.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urba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2018,40(9):883-905.

PMID

[22]
Nieboer A P, Cramm J M.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matter for older people’s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7, DOI: 10.1007/s10902-017-9923-5.

PMID

[23]
Paiva N M D, Daniel F, Silva A G D, et al. Age-friendly Coimbra City, Portugal, percep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 sample of elderly persons[J]. Ciencia and Saude Coletiva, 2019,24(4):1473-1482.

PMID

[24]
John D H, Gunter K. Engage in community: Using mixed methods to mobilize older people to elucidate the age-friendly attributes of urban and rural place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016,35(10):1095-1120.

DOI PMID

[25]
Kano M, Rosenberg P E, Dalton S D. A global pilot study of age-friendly city indica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8,138(3):1205-1227.

[26]
谢楠. 台湾年龄友好城市建设经验及主要特色: 以台湾嘉义市为例[J]. 老龄科学研究, 2017,5(10):24-32.

[ Xie N. The main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 Province aged-friendly city building: Take Chiayi City as an example[J].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ging, 2017,5(10):24-32.]

[27]
胡庭浩, 沈山, 刘雅萍. 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评价体系探析[J]. 江苏城市规划, 2014, (12):10-13.

[ Hu T H, Shen S, Liu Y P. An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ld friendly cities[J]. Jiangsu Urban Planning, 2014, (12):10-13.]

[28]
Zhai Y, Li K K, Liu J J. A conceptual guideline to age-friendly outdoor space development in China: How do Chinese Seniors use the urban comprehensive park? A focus on time, place, and activities[J]. Sustainability, 2018,10(10):3678-3678.

[29]
张建军, 高峰, 金锋淑, 等. 基于操作性原则的沈阳养老设施规划模式探索[J]. 城市规划, 2016,40(1):34-42.

[ Zhang J J, Gao F, Jin F S, et al. Exploration on the planning mode for Shenyang’s elderly-care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40(1):34-42.]

[30]
Shiau T A, Huang W K. User perspective of age-friendly transportation: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J]. Transport Policy, 2014,36:184-191.

[31]
赵东霞, 韩增林, 任启龙, 等. 市域人口老龄化空间特征与养老资源匹配关系研究: 以东北三省为例[J]. 资源科学, 2018,40(9):1773-1786.

[ Zhao D X, Han Z L, Ren Q L, et 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feature of urban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pension resources matching: Take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s an example[J]. Resources Science, 2018,40(9):1773-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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