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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41 >Issue 10: 1814 - 1823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9.1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arbon inten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industrial transfers

  • JIANG Wanbei 1, 2 ,
  • HAN Mengyao 1, 2 ,
  • TANG Zhipeng 1, 2 ,
  • LIU Weidong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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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1-0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6-05

  Online published: 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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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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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gress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s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are rising rapidly. To depict the contribution of countries to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this study selected seven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Italy, Japan) and five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India, Mexico, Brazil, South Africa), and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changing trends of carbon intensity of these countries 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e the carbon intensit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t the sam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alyze carbon intensity changes of relevant countries during different round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s. Our study found that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carbon intensities of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howed a general downward trend after initial increase. Under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carbon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of emerging economies were relatively discrete. Howev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carbon intensities of these countries still present a general trend of decline. At the sam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mean carbon intensity level of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merging econom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transfers, the carbon intensities of industries transferred abroad have mostly decreased, while those of receiving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as a whol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nd exp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carbon intens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transf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merging economies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Wanbei , HAN Mengyao , TANG Zhipeng , LIU Weidong .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arbon inten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industrial transfers[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 41(10) : 1814 -1823 . DOI: 10.18402/resci.2019.10.05

1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工业化,2005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1]。为明晰中国及其他世界主要国家对全球碳排放的贡献,国内外学者从国别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指标。在与美国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的累积碳排放量[2]、人均碳排放量[3,4]和人均累积碳排放量[5]均低于美国。而对碳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分析时,大多研究认为中国的碳强度明显高于英美日发达国家[6,7,8]。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多基于相同年份进行碳强度对比分析,而碳排放权分配应当考虑各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均已完成工业化而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进入到快速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经验上,许多研究支持碳排放跟经济水平呈倒U型关系[9,10,11]。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目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阶段能继续扩张财富而不增加环境成本,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推进工业化而普遍伴随着高碳排放[12]。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会使得发达国家目前的碳强度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碳强度较高。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将其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东南亚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3,14]。2000—2014年,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制造业份额持续下降,其中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46%下降到16.42%;亚洲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不断上升,其中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由7.38%增长为20.85%[1]。虽然目前中国在全球碳排放中的占比较高,但一部分碳排放是中国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为欧美国家提供中间零部件和最终产品而产生的[15]。事实上,相关研究表明输出到美国的碳排放达到了中国碳排放总额的10%以上[16],2007年中国23%的碳排放用于国外消费[17]。作为承接国,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环境问题的国际转移[18]。
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在同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基于相同时间的碳强度比较无法剥离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强度的影响。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与碳排放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本文选取典型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体国家“G8+5”（由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口径问题,不包含俄罗斯）,即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7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等5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刻画其碳强度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比较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下碳强度的国别差异,并分析了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前后相关国家碳强度的变化,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视角明晰各国对全球碳排放的贡献,以期为全球碳减排责任的分配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提供的1751—2014年全球和世界各国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包括固体燃料、气体燃料、液体燃料、水泥生产和废气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19]。该数据因具有较长和较广的时空覆盖度而具有较强的可用性[20]。本文以人均GDP表征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用数据来源于Maddison 2018版。该版本提供的人均GDP数据以2011年Maddison美元（缩写为US$）表示,共覆盖169个国家,时间截至2016年。由于Maddison数据提供了长时间序列的可比较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信息[21],因此可作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比的基础。人口数据主要来自于Maddison和Populstat人口统计网（南非1950年以前的数据）[22]。数据的可得年份和对应的人均GDP水平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国别时间序列及对应人均GDP水平

Table 1 Time series range and related per capita GDP levels of case countries

中国 印度 南非* 墨西哥* 巴西 日本
年份 1950—2014 1884—2014 1891—2014 1895—2014 1901—2014 1870—2014
人均GDP/万美元 0.08~1.18 0.10~0.53 0.20~1.20 0.13~1.55 0.64~1.49 0.10~3.60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年份 1820—2014 1820—2014 1820—2014 1820—2014 1850—2014 1860—2014
人均GDP/万美元 0.21~5.17 0.15~4.36 0.22~3.82 0.14~3.81 0.14~4.60 0.14~3.59

注：*表示某些年份的数据有缺失。

2.2 研究方法

2.2.1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碳强度国别比较
为比较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国碳强度的大小,本文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有研究表明人均GDP在500~3500美元的阶段是工业化的关键阶段[4]。美国和英国于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法国和德国于19世纪90年代,南非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意大利于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巴西、中国和印度分别于20世纪60、70、90年代和21世纪初先后完成该阶段。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2014年）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的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20世纪50年代,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与墨西哥、南非和巴西当前（2014年）的经济水平相近而高于印度当前（2014年）的发展水平（图1）。
图1 人均GDP的时间变迁轨迹

Figure 1 Trajectory of GDP per capita over time

本文以0.10万美元为经济水平的研究粒度,统计0.10万美元内的碳强度均值用于国别大小比较。为探析发达国家碳强度达峰后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本文将人均GDP大于1.20万美元后①（①发达国家于1.20万美元之后碳强度下降趋势明显。）的碳强度和人均GDP进行线性拟合,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CED = a + bPGDP + ε
式中：CED为碳强度,PGDP为人均GDP;a为截距,b为回归系数; ε 为误差项。采用决定系数（R2）判断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通常R2≥0.91表明回归方程拟合准确,0.82≤R2<0.91表明回归方程拟合较好,0.66≤R2<0.82为近似拟合,0.50≤R2<0.66表明变量间线性关系较弱[23]。
2.2.2 产业转移背景下国家碳强度变化
全球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碳排放产生相应的国际转移,因此探析产业转移背景下相关国家碳强度的变化能够为全球碳减排责任分配提供参考依据。从全球范围来看,通常认为国际产业先后经历了四次较大范围的转移浪潮（表2）。第一次产业转移由英国向欧洲大陆及北美国家转移。美国凭借其良好的自然资源,成为第一次国际科技与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及最大受益者。20世纪50—6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美国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德国。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美国共同成为这一时期产业转移的主导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大量向东亚地区转移,催生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由此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基地[24,25]。本文统计了每一次产业转移前后相关国家的碳强度和人均GDP,并计算了碳强度随经济增长的变化速度,以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国和转入国碳强度的潜在影响。
表2 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Table 2 Four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s

时间 主要转出与转入区域 转移产业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 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及北美国家 制造业
20世纪50—60年代 美国→日本和德国 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
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日本→东亚和部分拉美地区 轻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20世纪90年代至今 美国、日本、“四小龙”→东盟四国,主要是中国内地 劳动、资本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国碳强度与人均GDP的关系

对比各国碳强度与人均GDP的关系,发现发达国家的碳强度随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碳强度在低经济水平区间的分布较为离散,无明显的变化规律,但随经济水平提高,仍呈现出下降的总体趋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碳强度峰值所对应的人均GDP区间分别为0.18万~1.43万美元和0.07万~0.26万美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峰值碳强度平均值分别为1.39 kg/美元和1.36 kg/美元。
具体来看,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均具有一个碳强度拐点。拐点之前,碳强度随经济增长不断上升,之后则持续下降。英、德和法国达到碳强度峰值所对应的人均GDP在0.40万~0.60万美元之间,碳强度峰值的大小分别为2.14 kg/美元、1.89 kg/美元、1.04 kg/美元。美国和加拿大碳强度峰值所对应的人均GDP相比英、德和法国较高,分别为0.80万美元和0.60万美元左右,碳强度峰值分别为2.00 kg/美元和1.60 kg/美元。
日本和意大利情况比较类似,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拐点。日本的碳强度峰值出现在第一个拐点（人均GDP为0.18万美元）,对应的碳强度大小为0.62 kg/美元;人均GDP为1.29万美元时出现第二个拐点,碳强度达到第二个局部高点（0.57 kg/美元）,之后则不断下降。与日本不同,意大利的碳强度峰值出现在第二个拐点（人均GDP为1.43万美元）,峰值大小为0.45 kg/美元,之后也不断下降（图2）。
图2 各国碳强度与人均GDP的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intensity and per capita GDP of each country

中国、南非、巴西和墨西哥碳强度的变化模式具有一定相似性,在人均GDP较低的经济区间,碳强度的分布均较为离散,碳强度最小值和峰值均在低经济水平区间出现。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碳强度变化平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上述4个国家碳强度峰值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0.09万美元、0.26万美元、0.07万美元和0.19万美元。碳强度峰值分别为1.27 kg/美元、1.43 kg/美元、0.35 kg/美元和3.16 kg/美元。中国的碳强度在达到峰值后,随经济增长经历了下降、小幅回升和保持稳定,直到1.00万美元碳强度再次下降。南非和巴西的碳强度在0.40万~0.80万美元和0.20万~0.50万美元分别保持稳定后,分别从0.80万美元和0.50万美元起开始不断下降。墨西哥的碳强度于峰值后开始急剧下降,下降速度从0.20万美元起趋于缓慢（图2）。
印度碳强度峰值为0.60 kg/美元,对应的人均GDP为0.13万美元。人均GDP为0.10万~0.15万美元时,碳强度有随经济增长上升和下降两种变化模式。人均GDP超过0.15万美元后,碳强度随经济水平提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40年代,印度的人均GDP从0.10万美元增长到0.15万美元,碳强度从0.01 kg/美元增长到0.10 kg/美元左右。在此阶段,碳强度随经济增长而上升。20世纪40年代—80年代中期,印度的经济持续倒退,人均GDP跌回到0.10万美元,而碳强度仍不断上升至0.56 kg/美元。此后人均GDP逐年升高,碳强度持续增加到0.60 kg/美元后开始下降（图2）。
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开始时间较早,尚未面临碳排放空间稀缺的压力,工业化过程以消耗大量的能源与资源以完成原始积累,其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26]。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晚,呈现出一种压缩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27]。另外,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和尚未完成之时,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就开始面临着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做出更多努力,而发达国家则呼吁与发展中国家平分责任。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分别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和2015年的巴黎气候峰会上承诺降低碳强度,明确规定到2020年和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分别下降40%~45%和60%~65%。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碳强度的变化趋势不同于发达国家,且在较低的经济水平下达到了峰值。

3.2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碳强度国别比较

由表1可知,本文所研究国家的人均GDP区间为0.08万~5.17万美元,最小值对应为1950年的中国,最大值为2014年的美国。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碳强度国别比较时,本文将人均GDP区间划分为三个区间。由于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0.60万美元之前达到了峰值（图2）,因此将第一经济区间确定为0.08万~0.60万美元,以比较发达国家碳强度达峰前各国处于相同经济水平下的碳强度大小。第二经济区间确定为0.60万~1.20万美元。在该经济水平区间,多数发达国家的碳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国家碳强度的走势较为平稳且趋于下降（图2）。第三区间为1.20万~5.17万美元。在该区间,发达国家的碳强度仍呈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样本数较少（图2）,因此仅对发达国家的碳强度进行对比分析。
在第一经济区间（0.08万~0.60万美元）,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的平均碳强度分别为0.69 kg/美元、0.74 kg/美元和0.50 kg/美元。发达国家碳强度的平均水平高于全球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具体来看,英国和德国在该经济区间的平均碳强度分别为1.68 kg/美元和1.12 kg/美元,远高于其余发达国家美国（0.66 kg/美元）、法国（0.61 kg/美元）、加拿大（0.51 kg/美元）、日本（0.37 kg/美元）和意大利（0.24 kg/美元）,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南非（0.78 kg/美元）、中国（0.72 kg/美元）、墨西哥（0.48 kg/美元）、印度（0.48 kg/美元）和巴西（0.25 kg/美元）。
在第二经济区间（0.60~1.20万美元）,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碳强度分别为0.50 kg/美元、0.91 kg/美元和0.55 kg/美元。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碳强度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且其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碳强度最高,其碳强度在该区间的各个经济水平下均超过1.00 kg/美元。其次为英国、德国和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碳强度相对较低。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南非的碳强度最高,但其仍低于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发达4国。中国,墨西哥和巴西的碳强度依次降低（图3）。
图3 各国各经济水平下的碳强度均值

注：横轴数字如5.00表示人均GDP范围5.00万~5.10万美元,纵轴碳强度值表示0.10万美元范围内碳强度的均值。

Figure 3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 at vari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for each country

在第三经济区间（1.20万~5.17万美元）,总体来看,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碳强度仍高于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美国的碳强度在该经济区间的各个经济水平下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图3）。各发达国家碳强度与人均GDP线性回归的决定系数均大于0.82,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高于1.20万美元后,大多发达经济体的碳强度随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明显。从回归系数来看,德国、英国和美国碳强度随经济增长的降速最快,其次为法国和加拿大,日本和意大利降速最慢（表3）。
表3 人均GDP大于1.20万美元后碳强度与人均GDP的线性拟合

Table 3 Linear fitting of carbon intensity and per capita GDP with GDP above 12000 US$

德国 英国 美国 法国 加拿大 日本 意大利
R2 0.93*** 0.90*** 0.94*** 0.88*** 0.92*** 0.88*** 0.93***
回归系数 -0.25*** -0.24*** -0.20*** -0.18*** -0.16*** -0.11*** -0.10***

注：***表示在0.0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3.3 产业转移背景下各国碳强度变化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产业转出国英国的碳强度有所下降,产业承接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碳强度则出现增长。具体来看,英国的碳强度从1.38 kg/美元下降到0.99 kg/美元,降幅为28.26%,人均GDP每增长1万美元碳强度下降0.61 kg/美元。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下半叶的碳强度远低于英国,五国均不超过0.50 kg/美元。到20世纪上半叶,上述五国的碳强度分别增长了3.31、93.00、1.80、2.19和9.00倍。美国和德国的碳强度达到1.00 kg/美元以上,高于同时期英国的碳强度。另外,日本、印度、墨西哥、南非的碳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巴西的碳强度下降了40%。就人均GDP而言,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增加4.21、4.85、2.07、1.60和0.93倍,增长幅度普遍大于日本（1.10倍）、印度（0.40倍）、墨西哥（0.71倍）和南非（1.13倍）,前者碳强度的增长速度均低于后者（表4）。
表4 产业转移视角下碳强度变化、人均GDP变化及碳强度的变化速度

Table 4 Carbon intensity change, per capita GDP change, and carbon intensity change rates from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erspective

年代
产业转移方向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
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		 20世纪50—60年代
美国→日本和德国
国家 碳强度
/(kg/美元)		 人均GDP
/万美元		 变化速度
/((kg/美元)/万美元)		 碳强度
/(kg/美元)		 人均GDP
/万美元		 变化速度
/((kg/美元)/万美元)
中国 0.22→0.58 0.09→0.11 18.00
印度 0.01→0.11 0.10→0.14 2.50 0.11→0.28 0.14→0.12 -8.50
南非 0.27→1.00 0.23→0.49 2.81 1.00→0.90 0.49→0.71 -0.45
墨西哥 0.04→0.46 0.14→0.24 4.20 0.46→0.36 0.24→0.52 -0.36
巴西 0.20→0.12 0.06→0.14 -1.00 0.12→0.29 0.14→0.28 1.21
日本 0.00→0.47 0.10→0.21 4.27 0.47→0.52 0.21→0.96 0.07
美国 0.26→1.12 0.28→1.46 0.73 1.12→0.81 1.46→2.29 -0.37
加拿大 0.01→0.94 0.20→1.17 0.96 0.95→0.77 1.17→1.75 -0.31
英国 1.38→0.99 0.29→0.93 -0.61 0.99→0.78 0.93→1.44 -0.41
法国 0.26→0.83 0.20→0.52 1.78 0.83→0.51 0.52→1.44 -0.35
德国 0.41→1.15 0.14→0.43 2.55 1.15→0.88 0.43→1.45 -0.26
意大利 0.02→0.20 0.14→0.27 1.38 0.20→0.41 0.27→1.07 0.26
年代
产业转移方向		 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日本→东亚、拉美、中国东部沿海		 20世纪90年代至今
美国、日本、东亚→中国内地
国家 碳强度/
（kg/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变化速度/((kg/美元)/万美元) 碳强度/(kg/美元) 人均GDP/万美元 变化速度/((kg/美元)/万美元)
中国 0.58→0.82 0.11→0.25 1.71 0.82→0.69 0.25→1.06 -0.16
印度 0.28→0.56 0.12→0.11 -28.00 0.56→0.33 0.11→0.49 -0.61
南非 0.90→1.16 0.71→0.80 2.89 1.16→0.77 0.80→1.18 -1.03
墨西哥 0.36→0.41 0.52→0.95 0.12 0.41→0.28 0.95→1.51 -0.23
巴西 0.29→0.25 0.28→0.57 -0.14 0.25→0.16 0.57→1.45 -0.10
日本 0.52→0.36 0.96→2.18 -0.13 0.36→0.27 2.18→3.53 -0.07
美国 0.81→0.56 2.29→3.48 -0.21 0.56→0.33 3.48→5.04 -0.15
加拿大 0.77→0.57 1.75→2.87 -0.18 0.57→0.36 2.87→4.18 -0.16
英国 0.78→0.45 1.44→2.22 -0.42 0.45→0.20 2.22→3.64 -0.18
法国 0.51→0.30 1.44→2.25 -0.26 0.30→0.14 2.25→3.71 -0.11
德国 0.88→0.56 1.45→2.37 -0.35 0.56→0.21 2.37→4.36 -0.18
意大利 0.41→0.31 1.07→2.21 -0.09 0.31→0.18 2.21→3.47 -0.10

注：变化速度指碳强度变化量/人均GDP变化量。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了日本和德国。其间产业转出国美国碳强度下降,转入国日本碳强度增加,德国的碳强度未出现升高,但其随经济增长的下降速度低于在该时期碳强度下降的其他国家。具体来看,美国的碳强度从1.12 kg/美元降低到0.81 kg/美元,下降幅度为27.68%。日本通过承接转移产业,人均GDP增长了3.57倍,涨幅高于其他国家;同时,碳强度从0.47 kg/美元增长到0.52 kg/美元,增长幅度为10.64%,增长速度低于同期碳强度增长的中国、巴西和意大利。德国的人均GDP增长了2.37倍,高于除意大利以外的国家。德国的碳强度从1.15 kg/美元降到0.88 kg/美元,其随经济增长的下降速度为0.26 （kg/美元）/万美元。中国建设初期,以苏联帮助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先后施工了10000多个工业项目,使得碳强度在此期间上升了1.64倍,由0.22 kg/美元上升到0.58 kg/美元;在此阶段人均GDP仅增长了20%左右,使得单位人均GDP碳强度的上升速度高达18.00 （kg/美元）/万美元（表4）。
20世纪70—80年代,除巴西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碳强度均出现增长,而所有发达国家的碳强度均有所下降。具体而言,该时期产业转出主导国日本和美国的碳强度分别从0.52 kg/美元和0.81 kg/美元下降到0.36 kg/美元和0.56 kg/美元,下降幅度均为30%。但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幅度为127.08%,约为美国的2倍,碳强度的下降速度相比美国较低。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人均GDP增长了1.27倍,增长幅度高于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同时碳强度由0.58 kg/美元增长到0.82 kg/美元,增长幅度为41.38%,20世纪80年代末的碳强度高于美国和日本（表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为标志[28],人类开始关注碳排放与全球温暖化的关系问题,节能减排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各经济体的碳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德国的下降幅度最大,为62.50%。其次为英国和法国,约下降了50%。美国、意大利、印度、加拿大、巴西的下降幅度（约40%）高于南非和墨西哥的下降幅度（约30%）,日本下降了24.80%。作为该时期的产业承接国,中国的人均GDP增长3.24倍,高于除印度外的其他国家;同时其碳强度不升反降,由0.82 kg/美元下降到0.69 kg/美元,下降幅度（15.85%）最低（表4）。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视角充分论证并对比分析了7个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5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碳强度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碳强度大小的国别差异,以及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前后上述国家碳强度的变化。
从碳强度与人均GDP的关系来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碳强度随着经济水平增长均出现下降的趋势。但发达国家的倒U型曲线特征相较新兴经济体国家更为明显。除日本外,发达国家碳强度峰值对应的人均GDP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且发达国家的峰值碳强度大小总体来说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比较各国在相同经济水平下的碳强度大小,发现发达国家的碳强度水平总体而言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在0.08万~0.60万美元经济区间,英国和德国的碳强度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各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0.60万~1.20万美元经济区间,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的碳强度高于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和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高于1.20万美元的经济区间,总体来看,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碳强度高于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80年代相关转出国的碳强度通常有所下降,产业承接国则有所升高。产业转移后,转出国的碳强度通常由高于转入国变为低于转入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推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本文所研究国家的碳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4.2 讨论

现有研究多以相同时期为视角来比较衡量各国的环境责任,较少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的碳强度差异。本文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为视角开展分析,研究发现,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碳强度国别对比分析结果与以往基于相同时期的比较结果有所差异,例如,2014年,中国的碳强度（0.65 kg/美元）高于美国（0.32 kg/美元）。但若以2014年中国人均GDP（1.2万美元）作为比较视角,中国的碳强度则低于相同经济水平下美国的碳强度（1.25 kg/美元）。另外,如果我们作个大胆的设想,将美国在1.40万美元左右的碳强度作为基准线（2014年全球GDP平均值在1.40万美元左右）,综合考虑目前（2014年）全球的总体碳排放水平,会发现这一数值是目前总排放量的近百倍之多。
在全球平均碳强度不断下降的同时,全球经济需求的增长成为全球碳排放大幅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承接方,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了全球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将碳排放责任简单归结于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准确反映全球碳排放增长的内在动因。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亦不能以发展中国家当前产生大量的碳排放为由而拒绝本应承担的碳减排义务。在讨论碳排放权分配时,不仅要考虑世界各国的历史碳排放量,也需要考虑国际产业转移对各国碳排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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