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Resources Science >

2018 , Vol. 40 >Issue 5: 919 - 928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8.05.05

A study on liabilities accounting methods for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land resources when compiling natural resource asset balance sheets

  • XUE Zhichao , 1, 2 ,
  • YAN Huimin , 1, 2 ,
  • DU Wenpeng 1, 3 ,
  • YANG Yanzhao 1,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3.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and Resour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1-2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8-04-23

  Online published: 2018-05-10

Copyright

《资源科学》编辑部
Fold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and accounting of resource excessive 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of accounting natural resource liabilities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exploring and compiling natural resource asset balance sheets (NRABs). Confirming the standard of resource rational utilization is the premise of accurately measuring resource excessive consump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ccounting method for land liabilities caused by land resource excessive consumption, specifically caused by unnecessary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The basic issue is demarcating indicators and thresholds of land resource excessive consumption measured by indirect judgment of the rationality for natural land use (including farmland, forest, grassland) through assessing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Because of urban area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have diverse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we took the typical central cities on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as samples to analyz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ies. This method takes the GDP carrying efficiency and population carrying efficiency of new construction land as indictors and consists of three procedures: judging urban development stages, confirming the threshold of construction land rational expansion and accounting liabilities of land resources.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regional targeted and development stage targeted land resource liabilities accounting technology. It takes land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as a ruler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sustainable land use model that guarante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conservation.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s liabilities; urban development stage; resources excessive consumption; 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land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Cite this article

XUE Zhichao , YAN Huimin , DU Wenpeng , YANG Yanzhao . A study on liabilities accounting methods for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land resources when compiling natural resource asset balance sheets[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 40(5) : 919 -928 . DOI: 10.18402/resci.2018.05.05

1 引言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有助于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提供监测预警、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目前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概念框架探索[1, 2]、核算体系设计[3, 4]和审计应用[4, 5]三方面。通过三年多的研究,当前已经初步建立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范式,形成了负债表的雏形。学术界基本达成负债表应遵循“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负债+所有者权益”恒等关系,全面地核算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资源增加/耗减、环境收益/损害和生态修复/破坏,清晰地反映自然资源资产占有、使用、耗损等过程的“来龙去脉”的共识。自然资源负债核算成为当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探索编制研究的重点。自然资源负债是指由于核算主体以往的经营活动、意外事故或预期可能发生的事项导致自然资源的净损失,以及对环境、生态造成的影响,使得核算主体未来将要发生的支出,包括资源过耗、环境损害与生态破坏三方面;其中,资源过耗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因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而产生的各类自然资源的消耗[6]。
虽然自然资源负债是伴随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而产生的全新概念,但现有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中也有对自然资源负债的体现：例如,SEEA2012中心框架将资源耗减的价值视为抵减收入的成本,对例如退化等特殊形式的耗减所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的变化进行评估,从而间接对实物耗减计量结果估价,并以此估算因经济活动而利用自然资源的成本[7]。然而,根据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目标,若以自然资源减少带来的资源价值减少作为负债,不仅忽视了自然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价值,而且忽略了自然资源的多功能性体现的潜在价值;若以资源减少带来的生态环境价值的损失进行核算则又丧失了对资源自身价值的衡量,会使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内涵发生扩展与偏移。资源利用是人类生存发展之所需,资源的负债应当是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正常需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对资源产生了过度消耗的部分所带来的资源净损失,以及对环境、生态造成的影响。界定资源合理利用的范围是进行资源负债核算的基础,对资源过度消耗的阈值界定是实现负债核算技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于土地资源而言,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建设用地的扩张是导致耕地、林地、草地等自然用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8,9,10,11]。比较自然用地为满足社会发展而必须让步的代价性减少和超过社会发展所必需消耗的过度性减少是度量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否的重要途径。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讨论了农业用地与农地非农化之间的配置问题[12,13,14],但均处于理论探讨阶段,且并没有对这一博弈过程中,实际的城市发展需求与其相应的土地利用需求度量开展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其经济发展对应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产业特征及发展动力,对土地的需求量便各不相同[15],因此对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应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准确划分城市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助于合理确定城市土地资源过耗阈值并对城市发展的趋势做出指引。城市发展阶段的划分目前国际和国内均已有相对成熟的探索经验[16]。本研究在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性的背景下,结合国际经验对城市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以新增建设用地承载GDP效率和新增建设用地承载人口效率两个指标对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合理性进行判断,尝试探索在保证城市的正常发展与合理用地双重需求的前提下,划定建设用地合理利用效率阈值区间,并依此确定城市土地资源过度消耗情况进而核算土地资源负债。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基础

2.1.1 指标选取
为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往往发生建设用地对自然地类的占用[17, 18],界定新增建设用地是否达到合理的利用效率是判断土地资源是否过度消耗的基础。过去30年,中国城市建成区扩张与人口和GDP皆呈高度正相关关系[19],人口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带动并影响着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20]与结构的变化[21]。本文即从人口和经济两个角度出发,以新增建设用地人口承载效率和GDP承载效率为指标判断建设用地增长的合理性。
2.1.2 样本城市选择
为了体现城市发展进程的区域性差异,样本城市的选择首先以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为依据,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的不同城市群中选取典型中心城市作为样本城市。因为这些城市是在21世纪以来经历了城市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达到一定的城市化水平且仍将是未来国内经济活动活跃的区域,更能体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情况及其变化过程。在优化开发区的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别选择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深圳等5个样本城市;在重点开发区中的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区、哈长地区、东陇海地区、江淮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地区、北部湾地区、成渝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和天山北坡地区分别选择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连云港、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南宁、重庆、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银川和乌鲁木齐等18个样本城市。在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城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发展目标,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从21世纪起迈入一个追求优质城镇化结构的全新发展时期[22]。本研究即选取这一时期以来的城市发展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体现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用地效率的差异性,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四个时间节点对各样本城市数据开展研究。
2.1.3 数据来源
23个样本城市的人口与GDP数据均来自于各样本城市的城市统计年鉴,而各样本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数据统一来自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3]。

2.2 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方法

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学者就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提出了多种标准[24,25,26,27]。其中,钱纳里等通过研究百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所得出的阶段划分标准[27, 28]因其具有客观性与国际性而沿用至今。这一标准使用人均经济总量作为判断依据,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包括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
但在使用钱纳里的划分标准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目前国内对钱纳里标准的应用容易忽略标准的时间性,且往往将以人民币计量的人均GDP转化为美元时采用汇率,低估经济发展水 平[29],因此本研究以1970年的美元为基准通过历年的通胀率因子将钱纳里阶段划分推演至2014年的美元表示,并根据各年份美元对应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转换为相应年份的人民币（表1）。另一方面,尽管人均GDP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16],但对于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现状,单一静态指标很难全面完整的表征城市发展状态与趋势,因此可以采用经济增速作为辅助标准来划分城市发展阶段[30]。
Table 1 The relational deduction of Chenery’s economic stage

表1 钱纳里经济阶段划分关系推演

阶段 阶段名称 钱纳里标准/美元 推演标准人均GDP/元人民币
1970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4年
第一阶段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 100~140 3 675.13~5 145.18 4 115.40~5 761.56 3 710.97~5 195.36 3 795.98~5 314.38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I 140~280 5 145.18~10 290.37 5 761.56~11 523.13 5 195.36~10 390.72 5 314.38~10 628.76
第二阶段 工业化初期 280~560 10 290.37~20 580.74 11 523.13~23 046.26 10 390.72~20 781.44 10 628.76~21 257.51
工业化中期 560~1 120 20 580.74~41 161.47 23 046.26~46 092.52 20 781.44~41 562.88 21 257.51~42 515.03
工业化后期 1 120~2 100 41 161.47~77 177.76 46 092.52~86 423.47 41 562.88~77 930.39 42 515.03~79 715.68
第三阶段 发达经济初期 2 100~3 360 77 177.76~123 484.42 86 423.47~138 277.56 77 930.39~124 688.63 79 715.68~127 545.08
发达经济时代 3 360~5 040 123 484.42~185 226.63 138 277.56~207 416.34 124 688.63~187 032.94 127 545.08~191 317.63
在城市发展阶段标准值选定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的研究成果[31]表明,进入“十二五”后中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将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现阶段即选取钱纳里经济阶段中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人均GDP标准作为城市阶段划分的一个标准值。通过分析发展速率特征完整清晰的典型样本城市,选取2000年以来代表各城市经济增长速率数据特点的增速平均值作为城市发展阶段划分的第二个标准值。依据人均GDP和经济增速这两条标准线搭建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框架（图1）,并依据各象限发展特点,按照从坐标轴0点起的逆时针方向分别定义为I区,II区,III区和IV区,并依次命名为“低速低值阶段”、“高速低值阶段”、“高速高值阶段”和“低速高值阶段”。
Figure 1 The quadrant division of city’s development stage in China

图1 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3 结果分析

3.1 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土地资源过耗负债核算技术流程

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土地资源过度消耗产生的负债核算技术流程包括：①城市发展阶段判定;②建设用地扩张合理区间确定;③土地资源过耗负债核算三大步骤（图2）。
Figure 2 The accounting flow diagram for cities’ land resources liabilities caused by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图2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土地资源过耗负债核算流程

城市发展阶段是基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标准、核算期内目标城市的人均GDP和经济增速三方面共同判定。建设用地扩张合理区间即不超过土地资源过耗阈值的面积区间,过耗阈值以新增建设用地的GDP承载效率和人口承载效率为指标,通过对样本城市聚类分析提取代表该阶段主要发展趋势的城市类群,这类城市的GDP承载效率和人口承载效率平均值即为城市建设用地过耗阈值,该值反映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多数城市应该达到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资源过耗负债核算,是基于土地资源过耗阈值推算承载GDP增量和人口增量所需新增的建设用地面积的最大理论值,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超过该理论值的部分即为建设用地发生过度占用土地的面积,即土地资源过耗负债的实物量值。

3.2 样本城市发展阶段

按照修正后的钱纳里划分城市经济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标准,中国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人均GDP标准值分别为：41 161.47元、46 092.52元、41 562.88元和42 515.03元;各城市2000—2014年GDP的经济环比增长速率的平均值0.16为经济增速的标准值。根据人均GDP标准值和经济增速标准值（图1）即可得到中国城市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基于此标准,由实际人均GDP数据和经济增速即可判断各城市在不同时段所处的发展阶段（表2）。其中,经济增速为逐年计算的环比增速。为避免个别极端数据的干扰,最终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经济增速与人均GDP数据均是结合对应年份前后各一年,共计三年数据的均值,由此得到不同年份城市所处阶段（表2）。由表2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4年,样本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依次经历了低速低值—高速低值—高速高值—低速高值四个阶段（表2）。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2000年时各典型城市均没有达到工业化后期的标准,而到2014年只有两个城市处于标准线以下。从经济增速的发展来看,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分别有8.7%,69.6%,69.6%和4.3%的城市高于增速标准值,即经济增速经历了由慢速到快速再到稳定放缓的过程。
Table 2 The cities development stage in different years

表2 不同年份城市所处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4年
I 区 广州,北京,南京,呼和浩特,哈尔滨,兰州,银川,乌鲁木齐,昆明,西安,重庆,武汉,太原,厦门,连云港,合肥,郑州,南宁,贵阳,上海,石家庄 哈尔滨,兰州,昆明,武汉,厦门,连云港,石家庄 哈尔滨 连云港,南宁
II区 拉萨,深圳 北京,南京,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西安,重庆,太原,合肥,郑州,南宁,贵阳,拉萨 兰州,昆明,西安,重庆,连云港,南宁,贵阳,拉萨
III区 广州,深圳,上海 南京,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武汉,厦门,合肥,郑州 贵阳
IV区 广州,北京,太原,深圳,上海,石家庄 广州,北京,南京,呼和浩特,哈尔滨,兰州,银川,乌鲁木齐,昆明,西安,重庆,武汉,太原,厦门,合肥,郑州,拉萨,深圳,上海,石家庄

3.3 不同发展阶段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土地资源过耗阈值

由于同一城市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城市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着阶段性,因此,每个城市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均作为独立样本进行分析。92个样本中处于低速低值、高速低值、高速高值和低速高值区的样本城市数量分别为31个、23个、12个和26个。根据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数量以及新增GDP和新增人口数据,逐年逐城市计算GDP承载效率（亿元/km2）和人口承载效率（人/km2）,再对研究节点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前后各两年,共计五年的有效数据求均值,得出各节点年份样本城市的GDP承载效率（亿元/km2）和人口承载效率（人/km2）,剔除负值等异常值（统计数据中出现了建设用地减少等情况,不属于建设用地的侵占,因此不予考虑）,并按照拉依达准则去除离群值,最终得到I区-IV区4个阶段的新增建设用地GDP承载效率的有效样本分别为30个、22个、11个和25个,新增建设用地人口承载效率的有效样本分别为25个、22个、11个和23个（表3）。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sample types by cluster analysis

表3 样本聚类分析类型统计

类型 I区-GDP II区-GDP III区-GDP IV区-GDP I区-人口 II区-人口 III区-人口 IV区-人口
大类/个 26 20 9 23 21 19 10 22
小类/个 4 2 2 2 4 3 1 1
总量/个 30 22 11 25 25 22 11 23
大类占比/% 86.67 90.91 81.82 92.00 84.00 86.36 90.91 95.65
通过计算得到各城市在对应发展阶段的GDP承载效率（亿元/km2）和人口承载效率（人/km2）,可以看到即使处于同一阶段的城市,其新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仍存在很大差异（图3、图4）。因此对每一阶段中包括的样本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各阶段的城市被分解为在数量上与数值上具有明显分异的两类（表3）,低值数据类样本数量多（大类）,四个阶段中最小占比亦达81.82%。而仅有少数城市（小类）土地承载效率明显较高,小类样本城市的存在表明了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城市土地资源可能实现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的潜力（图3、图4）。而在判断阶段内城市发展至少应当满足的新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阈值时,选取的是各阶段大类样本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GDP承载效率和人口承载效率的平均值,以此来更好地代表在该经济发展阶段多数城市可以达到也应该达到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由此,得到由新增建设用地GDP承载效率和人口承载效率两个指标体现的土地资源过度消耗阈值（表4,见第925页）。
Figure 3 The GDP carrying efficiency of new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threshold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for land resources in sample cities

图3 样本城市新增建设用地GDP承载效率及土地资源过度消耗阈值

Figure 4 The population carrying efficiency of new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threshold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sample cities

图4 样本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人口承载效率及土地资源过度消耗阈值

Table 4 The thresholds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land resources caused by new construction land for citi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n China

表4 中国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导致的土地资源过耗阈值

阈值指标 I区：低速低值区 II区：高速低值区 III区：高速高值区 IV区：低速高值区
新增建设用地承载GDP效率/（亿元/km2） 16.7 23.9 24.0 35.6
新增建设用地承载人口效率/（人/km2） 11 717.4 10 510.2 9 087.1 13 710.9

3.4 土地资源过耗负债核算

以阈值表4（见第925页）为基准,结合核算目标区在核算期内的新增人口数量与GDP增长数量,可分别推算出理论上核算期内承载这部分人口增量和GDP增量需新增的建设用地面积,二者中的最大值即为理论上可以新增的建设用地数量,该数量既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又能满足GDP增长的需求。
根据已有数据,比较核算目标区在核算期内的实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与理论所需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若实际值超出理论值,超出部分即为在核算期内对土地资源的过耗;否则表明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具有合理性,不产生资源过耗负债。因此,土地资源过耗的核算方法为：
（1）当 ∆ C - ∆ P R p , i > 0 且 ∆ C - ∆ G R g , i > 0 时：
C d , i = min ∆ C - ∆ P R p , i , ∆ C - ∆ G R g , i ( i = I , II , III , IV )
（2）当 ∆ C - ∆ P R p , i ≤ 0 或 ∆ C - ∆ G R g , i ≤ 0 时：
Cd,i=0,即不产生负债。
式中Cd,i为城市产生负债的建设用地面积;i为核算
期内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ΔC为核算期内建设用地增量;ΔP为核算期内人口增量;ΔG为核算期内GDP增量;Rp,i为发展阶段i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承载人口效率标准阈值;Rg,i为发展阶段i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承载GDP的效率标准阈值。Rp,i与Rg,i的具体数值见表4。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以新增建设用地的GDP承载效率和人口承载效率为指标,考虑城市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异性,以中国主体功能区中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中各城市群的典型中心城市作为样本城市,探讨建立因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土地资源过耗负债的核算方法,该研究对土地资源负债核算的探索性推进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合理性角度间接核算土地资源负债。对于数量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耕地、林地和草地等自然用地向建设用地转换导致的面积减少,是产生土地资源负债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通过考量建设用地扩张的必要性来间接反映它所侵占的耕地、林地、草地等自然用地的合理性,以此为依据界定土地资源过度消耗的指标和阈值,并进一步核算土地资源负债。从而将衡量各类自然用地合理用度的难题转移到测度方式已经相对成熟的建设用地上,实现了对土地资源过耗负债的定量核算,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土地资源负债的界定与核算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
（2）根据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确定土地资源过度消耗的阈值。城市间发展目标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建设用地对人口与经济的承载必然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通过将修正的钱纳里标准与经济增速结合,获得判定中国城市所处发展阶段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消耗的阈值,以此作为判定土地资源负债是否产生的标准,同时,使得对土地资源负债核算的阈值成为可以随经济发展阶段和参照样本规模动态变化与更新的标准,更具合理性与科学性。
（3）以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作为土地资源过度消耗的衡量标准。基于土地资源承载力阈值区间,研发具有地域针对性、资源利用问题针对性和发展阶段针对性的负债核算技术是逐步提高负债核算的定量化水平和精确程度,推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探索编制并实际应用的必由之路。本研究针对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容易发生的建设用地过度扩张占用自然地类问题,以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为标尺,通过新增建设用地的人口承载效率和新增建设用地的GDP承载效率两个指标,衡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当前承载状态、多数城市的平均承载状态和由少数城市体现的潜在承载能力,并以多数城市的平均承载状态指标值作为判断建设用地扩张合理性的依据进而界定土地资源过耗的核算阈值,建立起土地资源承载力与负债表之间的有机连接。负债核算与承载力评价的衔接有助于推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重点从注重结果研究转向兼顾注重过程研究,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提供科学依据。

4.2 讨论

伴随人口增长、城市化、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技术进步而来的资源需求增加是中国资源压力产生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仅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承载GDP和人口效率两个维度来衡量建设用地增加的合理性并作为核算土地资源负债的依据。然而建设用地的扩张不仅带来单纯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社会效益与潜在效益。因此,需要在采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合理性间接核算土地资源负债思路的指导下,搜集与分析更多城市发展案例,并进一步完善判定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合理性的指标。此外,建设用地的扩张同样会增加其他类型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环境损害和生态破坏,从而间接带来负债的增加。而政府对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控制等因素也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土地资源过耗阈值,以实现对土地资源负债的精细化核算。
此外,除了从中国城市本身发展角度出发,将少数城市（小类）所体现的潜在承载能力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用地效率追求的目标以外,更应当对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从广阔的历史角度观察并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32],对中国城市不同阶段的新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国际都市进行对比,以更加明确中国城市所处阶段的时空定位与发展潜力,使其为负债核算方法的应用提供更为实用且可持续的参考价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封志明, 杨艳昭, 李鹏. 从自然资源核算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4, (4): 449-456.

[Feng Z M, Yang Y Z, Li P.From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to balance-sheet of natural resources asset compilation[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4): 449-456. ]

[2]
胡文龙, 史丹.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研究-以SEEA2012、SNA2008和国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一种思路[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8): 1-9.

[Hu W L, Shi D.Research on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 statement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n idea based on the SEEA2012, SNA2008 and the national balance sheets research approache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8): 1-9. ]

[3]
薛智超, 闫慧敏, 杨艳昭, 等.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土地资源核算体系设计与实证[J]. 资源科学, 2015, 37(9): 1725-1731.

[Xue Z C, Yan H M, Yang Y Z, et al. Desig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a land resource accounting system for natural resources asset balance-sheet compil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9): 1725-1731. ]

[4]
耿建新, 王晓琪.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下土地账户编制探索-基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角度[J]. 审计研究, 2014, (5): 20-25.

[Geng J X, Wang X Q.Exploration on the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nd accounts of the natural resource balance sheet[J]. Auditing Research, 2014, (5): 20-25. ]

[5]
黄溶冰, 赵谦. 自然资源核算-从账户到资产负债表: 演进与启示[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5, (1): 74-77.

[Huang R B, Zhao Q.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from accounts to balance sheet: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J].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5, (1): 74-77. ]

[6]
封志明, 杨艳昭, 陈玥.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进展及其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启示[J]. 资源科学, 2015, 37(9): 1685-1691.

[Feng Z M, Yang Y Z, Chen Y.National balance sheets and implications for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e sheet[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9): 1685-1691. ]

[7]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et al.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Central Framework [EB/OL].(2014-10)[2017-09-01].

[8]
Fan Q, Ding S.Landscape pattern changes at a county scale: A case study in Fengqiu, Henan Province, China from 1990 to 2013[J]. Catena, 2016, 137: 152-160.

[9]
刘纪远, 匡文慧, 张增祥, 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J]. 地理学报, 2014, 69(1): 3-14.

[Liu J, Kuang W, Zhang Z X,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patterns, and causes of land-use change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80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4, 69(1): 3-14. ]

[10]
Peter X T W W. Model-based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land use in Northeast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2): 171-187.

[11]
冯异星, 罗格平, 周德成, 等. 近50A土地利用变化对干旱区典型流域景观格局的影响-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J]. 生态学报, 2010, 30(16): 4295-4305.

[Feng Y X, Luo G P, Zhou D C, et al.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 on landscape pattern of atypical arid watershed in the recent 50 years: a case study on Manas River Watershed in Xinjiang[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0, 30(16): 4295-4305. ]

[12]
诸培新, 曲福田. 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02, 16(5): 14-17.

[Zhu P X, Qu F T.Economic analysis on cultivated land alloc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J]. China Land Science, 2002, 16(5): 14-17. ]

[13]
张宏斌, 贾生华. 土地非农化调控机制分析[J]. 经济研究, 2001, (12): 50-54.

[Zhang H B, Jia S H.Analysis on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non-agricultural proces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1, (12): 50-54. ]

[14]
谭荣, 曲福田.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 从两难到双赢[J]. 管理世界, 2006, (12): 50-59.

[Tan R, Qu F T.The non-agri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a and the protection for agri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ough and hard to win-win[J]. Management World, 2006, (12): 50-59. ]

[15]
舒帮荣, 朱建军, 李永乐, 等.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动力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 中国土地科学, 2013, (11): 65-71.

[Shu B R, Zhu J J, Li Y L, et al.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J]. China Land Science, 2013, (11): 65-71. ]

[16]
齐元静, 杨宇, 金凤君.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3, 68(4): 517-531.

[Qi Y J, Yang Y, Jin F J.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 prefectural-level analysi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3, 68(4): 517-531. ]

[17]
黄季焜, 朱莉芬, 邓祥征.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科学, 2007, 37(9): 1235-1241.

[Huang J K, Zhu L F, Deng X Z.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China[J]. Scientia Sinica Terrae, 2007, 37(9): 1235-1241. ]

[18]
王婧, 方创琳.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1): 1440-1448.

[Wang J, Fang C L.Growth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progress and prospect[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1, 30(11): 1440-1448. ]

[19]
谈明洪, 李秀彬, 吕昌河. 我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J]. 经济地理, 2003, 23(5): 635-639.

[Tan M H, Li X B, Lv C H.An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23(5): 635-639. ]

[20]
陈利根, 陈会广, 曲福田, 等.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以马鞍山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04, 26(6): 137-144.

[Chen L G, Chen H G, Qu F T, et 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scale regul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he case of Maanshan C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04, 26(6): 137-144. ]

[21]
Deng X, Huang J, Rozelle S, et 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0, 47(4): 813-843.

[22]
李秉仁. 我国城市发展方针政策对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J]. 城市发展研究, 2008, (2): 26-32.

[Li B R.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to Chinese urbanization[J]. Urbanization, 2008, (2): 26-32.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2014.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0-2014. ]

[24]
Rostow W W.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J]. Slavic & East European Journal, 1960, DOI: 10.1126/science.131.3408.1201.

[25]
Hoffmann W G, Henderson W O, Chaloner W H.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26]
Ddell P R.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J]. Urban Studies, 1966, 4(3): 309-311.

[27]
Chenery H, Robinson S, Syrquin M.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8]
Chenery H, Syrquin M.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9]
杨宇, 刘毅, 齐元静. 基于不同区域尺度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 (12): 1-6.

[Yang Y, Liu Y, Qi Y J.Judg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based on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s[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2, (12): 1-6. ]

[30]
何永秀, 张宇, 杨丽芳, 等.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性与阶段研究[J]. 技术经济, 2009, 28(1): 67-71.

[He Y X, Zhang Y, Yang L F, et al. Stud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of cities in China[J]. Technology Economics, 2009, 28(1): 67-71. ]

[31]
陈佳贵, 黄群慧, 吕铁, 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Chen J G, Huang Q H, Lv T, et al.Report o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1995-2010)[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

[32]
张晓光.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研究[J]. 经济研究, 1987, (5): 16-26.

[Zhang X G.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987, (5): 16-26. ]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