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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Vol. 38 >Issue 11: 2168 - 2180

DOI: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11.15

Orginal Articl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ies for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HUANG Tai 1, 2 ,
  • XI Jianchao , 2 ,
  • GE Quanshe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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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16-05-2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6-09-22

  Online published: 20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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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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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fairness is a focus of academic standards and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search. Here,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residents’ opportunities to rural tourism si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mechanism are studied using GIS and the improved population-weighted d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supply and demand. We find a travel opportunity spatial pattern of a semicircular ring belt with Shanghai as the center,which changes with a clear core-periphery attenuation law.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the travel opportunity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is discrete and peripherally significant,and the ratio of the difference degree is 0.56~1.17. This indicates an urban and rural dislocation phenomenon of rural tourism site allocation a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sites is becoming more urban-agglomerate and market-oriented. The overall opportunity of rural tourism has a linear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spatial opportunity differences for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shows a Gaussian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difference distributions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of the total population,urban population and rural population are all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wer law,and this relatively mature development of grade order mea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vel opportunity fair and market efficiency will exist in the long term.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and income level of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m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in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of strategic policy,the formation of a relatively stable growth alliance of government power and enterprise capital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field of welfare are the profound reasons that caus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residents’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rural tourism si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travel location difference; influence mechanism;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Tai , XI Jianchao , GE Quansheng .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ies for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Resources Science, 2016 , 38(11) : 2168 -2180 . DOI: 10.18402/resci.2016.11.15

1 引言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方式,既迎合了旅游者体验乡土风情、回归自然的渴望,也可以弥补城市内部休闲空间供给相对不足的短板。中国政府一直重视乡村旅游发展,2001年国家旅游局把推进农业旅游列为工作要点,并于2004年开始在全国建立农业旅游示范点,2007年,国家旅游局与农业部共同推进乡村旅游“百千万工程”,2014年,农业部开展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中国美丽田园推介活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从更高层面肯定了发展乡村旅游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迄今,中国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然而,在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旅游开发基本都是围绕乡村经济展开,而对乡村旅游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属性关注不足,这也意味着中国乡村旅游对于不同区位、不同群体居民而言可能存在空间利用机会差异。
学术领域关于旅游公平的讨论始于1980年代末,迄今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公平性思想理论建构、从旅游感知角度对弱势群体旅游不公平问题的关注、从可达性角度测度旅游资源空间获取利用机会差异三个方面：
（1）早期研究主要是以一种公平性理念体现在可持续旅游、可替代性旅游、社区旅游、公益/志愿者旅游、新旅游、批判性或希望性旅游等相关知识网络中[1-3],明确以“旅游公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献不多,直到近期在批判性旅游研究新范式的推动下,旅游公平性研究的本体论才日趋明朗,成为国际学术关注的热点。
（2）弱势群体是公平性研究的重点[4],主要包括老年人和视障人士的旅游体验[5,6]、残疾人和肥胖人士的航空旅游感知与满意度[7,8]、残疾工作人员的日常游憩移动性[9]、公园游憩资源对儿童肥胖和健康的影响[10]等。
（3）可达性是研究旅游公平性的空间正义视角[11,12],一些文献通过在传统物理空间可达性模型中集成社会-个人维度[13],研究了不同年龄、性别、收入和家庭结构儿童的城市公园步行可达性[14]、供求分异下的城市公园服务可达性[15]、感知偏好对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影响[16]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分布公平性[17]等。此外,还有学者讨论了公园收费公平与支付意愿影响[18]、主题公园排队快速通道造成社会正义冲突[19]、旅游交通服务外向性及其利用中的主客关系不平等[20]、旅游行业服务公平性感知[21]等。可见,在历经从环境正义到社会正义的思想演进后,旅游公平性研究的本体论日趋明朗,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日趋多元[22],但在强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价值体系下,旅游公平性研究迄今仍处在学术的薄弱边缘地带,且从国内外比较来看,国内研究在理论建构、内容维度和方法论等方面均相对滞后。
从乡村旅游研究进展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旅游发展起步于19世纪,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23-25],主要涉及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26]、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27]和乡村旅游企业管理[28]等研究主题,其中利益相关者分析关注的即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协调与利益分配公平问题。中国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乡村旅游的地理空间结构[29]和驱动机制问题[30],而新近在国际旅游研究范式转型更加关注社会伦理话题的背景下,国内旅游研究的学术责任与问题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权力正义与利益矛盾问题[31]。总体而言,乡村旅游空间研究依然薄弱,在内容上缺乏对人口、社会、空间等变量的考量,方法上空间计量模型的应用与实证分析明显不足。
综上,空间公平仍是目前国内外旅游公平性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乡村旅游供给的空间利用机会差异也是一个鲜有论及的问题。本文拟利用改进的OD供需视角下的人口加权距离模型研究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以期深化认知旅游供给的空间利用机会差异,为当前中国旅游供给侧改革探寻人本主义取向的决策路径。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长三角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和旅游圈,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成熟,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30个会员城市为研究对象（图1）,数据涉及人口数量需求、乡村旅游点供给、空间距离阻隔三个方面,主要来源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32],历年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33-35],以及GIS数字化地图空间距离测量数据。
Figure 1 Yangtze River Delta location and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tourism sites

图1 长三角区位和乡村旅游点分布核密度

具体数据处理方法：
（1）城市和县区的人口数量,包括总人口数量、城镇人口数量、农村人口数量三项指标,来自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根据最新行政区划进行整合处理,最终得到175个分县区人口统计单元数据,利用GIS构建空间数据库。
（2）乡村旅游点。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是中国建设的最高级别的、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点。目前乡村旅游相关的国家级示范点主要包括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种类别。学界普遍认同“乡村性”体验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要义[23],上述3种国家级示范点都是“乡村性”体验的重要旅游吸引物。尽管个别示范点在城市扩张中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的乡村旅游或农业旅游体验区,但“乡村性”体验依然是其最本质、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其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点的重要基础。传统意义上的城中村（城市里的村庄）是城市建设中的败笔,但以“乡村性”为卖点的城市内部的乡村旅游或农业旅游体验区,应是值得倡导的一种返璞归真的城市生态文明发展路径模式。综上,本文从上述3类国家级示范点名录中整理出长三角地区的158个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空间配准并构建GIS数据库点文件。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可用来估计点状或折线要素的空间分布概率差异,利用ArcGIS 10.2 空间分析工具Kernel Density对长三角地区的158个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点进行核密度估计,可得到长三角乡村旅游点的密度分布格局（图1）。
（3）最邻近平均距离。利用ArcGIS最邻近距离分析方法测算每个县区中心到乡村旅游点的空间距离。国内外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主要在300km范围内发生,而100km则是乡村旅游的频发地带[23]。以往服务设施可达性研究大多直接选用最邻近点测算[36,37],而这样处理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居民会选择距离最近的目的地活动,这显然与乡村旅游者实际活动特征有较大出入。从心理学角度,人在面对大量目的地信息时选择能力是有限的[38],通过数学统计方法发现[39],在对一组元素进行一致性偏好判断时该组元素数量不超过7。测算对比175个分县区人口到乡村旅游点的最邻近单点距离和最邻近7点平均距离,发现最邻近单点距离处于0.6~103.1km之间,其中,超过100km的仅有淮南凤台县一个县,其值为103.1km;最邻近7点平均距离处于3.1~144.0km之间,超过100km的也只有3个县,分别是淮南凤台县144.0km、淮南市区124.1km、温州苍南县102.2km。可见,两种指标都符合乡村旅游活动集聚范围[23,40],而最邻近7点平均距离的解释效果更佳,故其被选为模型指标。

2.2 空间机会差异模型构建

假设某一区域范围内,分布着若干个城市和乡村旅游点,以城市所辖县区为基本人口需求单元,以乡村旅游点为旅游供给点,则由Crampon经典旅游推拉模式、引力模型和Harris市场潜能模型概率分配思想可知,计算乡村旅游点j对县区i的吸引力公式为：
A ij = S j α d ij β （1）
式中 A ij 为乡村旅游点j 对县区i的吸引力; S j 为乡村旅游点j的吸引力大小; d ij 为从县区i到旅游点j的距离; α 和 β 分别是吸引力和可达性距离的影响参数。
计算县区i到乡村旅游点j的出游概率公式为：
P ij = S j α d ij β ∑ j = 1 - n S j α d ij β = A ij A i （2）
式中 P ij 为县区i到乡村旅游点j的出游概率; A i 为所有旅游点对县区i的总吸引力。
计算县区i到乡村旅游点j的出游距离公式为：
R i = ∑ j = 1 ~ n ( Popi × Pij × dij ) Popi = ∑ j = 1 ~ n Pij × dij （3）
式中 n 为居民最有可能出游的乡村旅游点数量; Popi 为县区人口数量;因此 R i 实际是人口加权距离（population-weighted distance,PWD）。
进而得到城市 k （包含 m k 个县区）居民出游的人口加权距离计算公式：
R k = ∑ i = 1 ~ m k ∑ j = 1 ~ n Popi × Pij × dij ∑ i = 1 ~ m k Popi = ∑ i = 1 ~ m k Popi × Ri ∑ i = 1 ~ m k Popi （4）
该指标实际反映了居民出游潜力的辐射范围及出游机会的大小,可用于本文测度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利用机会差异,而在人口指标选取上,本文重点关注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三类人口群体。

3 结果与分析

利用GIS和空间机会差异模型集成计算可得到长三角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三类居民人口群体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格局（图2a、图2b、图2c）。为精确刻画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人口群体之间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进一步计算两类人口空间机会指标的相对变化率和绝对变化值,从而得到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相对差异及绝对差异格局（图2d、图2e）,它们分别反映了相对的程度比率差异和绝对的距离值差异。
Figure 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图2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机会空间差异格局

3.1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差异格局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差异结构模式

比较长三角居民的乡村旅游空间差异格局可发现（图2）：
（1）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三种人口类别的空间差异格局均具有比较清晰的核心-边缘递减结构,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近半环形等级圈,上海、江苏南部苏锡常、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机会优势区域。
（2）徐州、连云港是仅有的两个具有一定逆距离衰减特征的城市,因为徐州、连云港是江苏北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重要经济发展轴带,相对周边腹地的宿迁、盐城、淮安、淮南、滁州等城市具有一定优势和中心性,但相对长三角中部中心城市又明显不足,整体而言,长三角北部城乡居民的乡村旅游相对弱势、边缘化,有必要重视提升。

3.2 城乡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的外围显著性与离散性

中国城乡社会普遍存在二元结构现象,乡村旅游的城乡空间机会差异是否也存在城乡二元分异?具体对比城镇与农村居民空间机会差异（图3）,发现相对比率变化最大的第一等级排序依次为杭州、芜湖、徐州,绝对差值的第一等级排序依次为芜湖、合肥、徐州、杭州,这些城乡差异较大的城市基本都位于长三角的相对外围位置,长三角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具有整体平缓、外围局部突出的离散结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其相对变化率为56.33%,在所有城市中最低,意味着杭州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拥有最高的优势比,这和杭州地域狭长、市区处于东北边部、西南部辖县区农村居民比重大的现状是吻合的,不过其可达性距离的绝对差异并非最小,低于芜湖、合肥、徐州三市,说明后三者城镇人口相对农村人口的出游距离绝对优势更显著。
Figure 3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curve about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图3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机会的城乡差异变化曲线

3.3 城乡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程度与城镇化水平呈正态相关特征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机会和城镇化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具体相关特征如何?根据城镇化率将长三角175个区县人口单元进行系统聚类,划分出高、中、低三类城镇化水平人口,然后测算总人口及三类细分人口的乡村旅游的最邻近平均距离（表1）,发现乡村旅游空间机会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即城镇化率越高,其最邻近平均距离越短,乡村旅游空间可达性程度越高。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earest mean distance of rural tourism sites and urbanization rate

表1 乡村旅游最邻近平均距离与城镇化率相关性

县区
数量		 最邻近
平均距离		 最邻近平均
距离城乡差值		 泊松相关系数
全体县区人口 175 43.3 19.4 0.918**
高城镇化率人口 15 22.8 13.0 0.698**
中城镇化率人口 50 36.0 15.9 0.910**
低城镇化率人口 110 49.4 21.8 0.917**

注：**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进一步对比城乡居民的空间机会性差异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发现存在正态分布关系,即城镇化水平很低和很高城市的城乡差异小,而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城乡差异大。原因可以用城市集聚与辐射的演进规律进行解释,城镇化水平很高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高、城市辐射影响强,很低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低、城市辐射影响弱,二者的城乡关系分别形成高-高型、低-低型两种性质不同的“低”差异类别,而城镇化中等水平的城市仍处于强集聚、弱辐射阶段,甚至还可能对其腹地形成阴影效应,从而导致较大的城乡差距。

3.4 形成城镇居民乡村旅游可达性机会优于农村居民的资源配置“城乡错位”现象

具体对比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可发现城镇居民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总体优于农村居民：
（1）从优势城市的数量对比来看,长三角30个城市中农村居民占据优势的城市数量仅为11个,其他19个城市的城镇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拥有更好的乡村旅游可达性机会。
（2）从比较优势程度来看,城乡相对差异比率变化范围为0.563 55~1.169 28,绝对差值在-18.050 9~2.219 3km之间,城镇人口可达距离可以节省高达18km,节省比例达近44%,而农村人口的最大优势距离仅仅节省不到2.3km,节省比例低于17%。
可见,尽管乡村旅游是以“乡村性”为卖点的旅游产品方式,但乡村居民在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方面仍然相对弱于城镇居民。原因一方面是乡村旅游点在广大乡村地带的分布是相对零散的,即使某些乡村居民附近分布着个别国家级乡村旅游点,也改变不了乡村旅游点总量偏少的现状。另一方面是长三角乡村旅游点分布具有明显向城市集聚的市场导向特征,乡村旅游点大多分布在大城市附近,也有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城市扩张中融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的乡村旅游体验区。

3.5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极化差异不明显、等级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

首位度是通过位序排名第一与第二的比值大小来反映极化差异,标准离差率和归一化熵差分别从正态统计和信息熵角度揭示等级差异特征,由表2可知：
（1）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的乡村旅游机会首位度,以及机会城乡差异的首位度基本都小于2,说明首位极化特征不明显。唯一大于2的是相对差异中的正差类首位度,其反映的是上海农村人口相对城镇人口的出游距离优势比率最高,而前文分析已表明长三角农村人口的出游距离优势普遍较低,最大不超过2.3km,上海较高的相对差异比率是由于城乡居民出游距离都很低造成的,其实际绝对距离优势仅2.1km。
（2）归一化熵差处于0.037~0.039之间,接近于0,说明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等级分布是相对均衡的。
（3）城镇与农村居民的空间机会差异存在正、负两种结果,正差类是指城镇人口的出游距离大于农村人口,即农村人口占据出游优势,而负差类则表示城镇人口占优势。其中,绝对差异中正差类的标准离差率和归一化熵差最小,说明农村人口占优势情境下,其相对于城镇人口的绝对距离优势并不大。总的来看,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等级分布并不符合首位法则和二倍律递减性,极化差异不严重、整体分布相对均衡。

3.6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等级分布符合幂次法则,意味着公平与效率矛盾长存与调控长效性

已有研究表明旅游现象中存在幂次分布法则[41,42],利用幂次法则检验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机会等级
Table 2 Main dispersion index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表2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等级差异离散指数

离散指数 总人口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城乡相对差异 城乡绝对差异
负差类 正差类 负差类 正差类
首位度 1.318 1.175 1.555 1.307 2.993 1.004 1.059
标准离差率 0.549 0.564 0.541 0.929 1.246 0.983 0.691
归一化熵差 0.037 0.039 0.037 0.139 0.223 0.161 0.091
差异,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等级分布的微观细部特征及内隐规律。利用幂函数Pareto位序规模分布模型公式：
P ( u ) = P 1 U - q （5）
式中 P 1 为排名第一的指标值; U 为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大小的排序号; P ( u ) 为序号为 U 时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指标值;q为位序规模参数,类比Hausdorff维数定义 N ( r ) ∝ r - D ,可知q=1/D,D就是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大小规模分布的分维值,简称为Zifp分维,D在1.0左右为Pareto分布,值越大等级结构越松散均衡,越小等级结构越紧致。
对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机会指标值进行排序并进行位序-规模双对数线性拟合（图4）,进而求得等级分布Zipf分维值（表3）。结果表明：
（1）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的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等级分布都符合幂律分布,且存在双分形标度区间。图4显示：左侧为城镇人口劣势、农村人口优势标度区,右侧为城镇人口优势、农村人口劣势标度区。通过斜率观察两个标度区的等级变化幅度,右侧标度区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左侧标度区,即农村居民占优势的等级变化小,而城镇居民占优势的变化幅度大。
（2）拟合线散点的整体偏倚性较小,说明空间机会的等级结构波动性较小,等级结构的分形发育比较成熟,这也意味着旅游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的矛盾是客观的、长期存在的,发挥制度优势、建立行政调控长效机制是推进旅游机会空间公平的必要手段。
（3）从具体Zipf分维值来看,左侧标度区在2.210~2.370之间,右侧标度区在0.540~0.736之间,说明左侧标度区的等级差异比较平缓均衡,而右侧标度区则相对离散、差距大。再对比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的Zipf分维数,三者在两个标度区的排序完全一致,从大到小依次为农村人口、总人口、城镇人口,说明农村人口的空间机会等级分布相对均衡,总人口居中,而城镇人口差异最大。
Figure 4 Rank-size double-logarithmic regression figure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图4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指标的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

Table 3 Zipf and regression testing of grade distribution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表3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等级分布Zipf分维检验与回归拟合

出游人口 标度分段 标度区范围 拟合方程 Zipf分维 判定系数R2 F值 Sig.值
总人口 标度区一 K=1~18 LnP（K）=-0.411LnK+4.796 2.328 0.957 363.263 0.000
标度区二 K=19~29 LnP（K）=-1.427LnK+7.737 0.680 0.972 311.993 0.000
城镇人口 标度区一 K=1~19 LnP（K）=-0.442LnK+4.812 2.210 0.977 725.739 0.000
标度区二 K=20~30 LnP（K）=-1.779LnK+8.816 0.540 0.962 231.334 0.000
农村人口 标度区一 K=1~18 LnP（K）=-0.396LnK+4.823 2.370 0.939 249.251 0.000
标度区二 K=19~29 LnP（K）=-1.309LnK+7.413 0.736 0.964 247.540 0.000

4 影响机制分析

4.1 影响因素

供需系统视角下不同地区、不同居民的乡村旅游资源获取机会大小受到旅游空间系统内部、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内部因素是影响和决定旅游空间机会的直接因素,包括旅游产品空间供给、旅游市场空间需求和供求空间区位联系3个旅游系统组成要素方面[43],它们也是本文空间机会差异模型的构成要素,其影响前文已经做了比较具体的分析。而外部因素是影响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外部环境要素,虽不能直接决定空间机会差异格局,却是影响约束空间差异格局生成的关键背景机制,也可用于检验本文实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的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价值观念、国家政策、经济收入水平等多个方面。
（1）社会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拥有的价值信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公民的旅游权利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2）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市场运作、利益分配、民生福利等,旅游机会均等化作为一种社会福利诉求,尤其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扶持。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推行的是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结果导致社会福利领域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
（3）经济收入水平可以直接影响居民旅游购买力,但并不能直接反映居民点的出游区位,因为人们对居住空间的选择很少直接以旅游区位最优为准则,不过在经济利益最大化驱动下,乡村旅游点布局有着向高收入居住区位集聚的特征,从而使得居民收入水平与旅游空间区位在理论上应该存在很强的耦合关联性。
经济机会和空间机会既存在本质差异又具有紧密联系,可运用相关系数进一步具体刻画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数据检验呈现正态分布,测算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表4）：
（1）相关系数在双尾检验下达到显著性相关水平,说明居民收入水平和旅游空间机会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也说明本文实证模型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
（2）从具体相关程度来看,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相关系数均处于0.636~0.666之间,属于中高程度显著性相关,证实经济收入并不完全等同于旅游空间机会,而是存在相当差异的,将旅游要素从宏观经济系统中剥离并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旅游研究及政策制订,正是旅游学术研究的具体使命和特色所在。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and economy income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表4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与经济收入相关性

相关性变量 总人口加
权距离与
人均GDP		 城镇人口加权
距离与人均可
支配收入		 农村人口加
权距离与人
均纯收入
Pearson系数 -0.666** -0.650** -0.636**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城市个数 30 30 30
注：**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2 影响机制分析

空间公平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关注的终极价值取向,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辩证视角来看,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差异格局是权力与资本运作逻辑中的各种利益较量、平衡的产物。长三角乡村旅游正式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周末双休制的实施为乡村旅游开展提供了闲暇时间保障,同时消费结构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旅游开发商开始关注投资乡村旅游消费市场,此时的乡村旅游空间开发以市场推动为主、行政调控较弱。2003年中国政府开始关注日益严重的城乡差距问题和三农问题,国家旅游局开始加强乡村旅游建设调控,相继推出了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等创建评选工作,市场力与行政力开始共同推动乡村旅游空间生产,而近年来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经济转型升级新常态发展战略都愈发强调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意义,地方行政权力与市场资本协同推进乡村旅游空间建设的主流路径模式不断巩固深化。
长三角乡村旅游空间生产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旅游开发商、旅游地村委会及村民、游客、旅游专家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多种相关利益主体,厘清这些主体在权力与资本运作逻辑框架中的利益博弈关系,是揭示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生成机制的关键。图5中,正、负号分别表示正、负影响,前面符号对应权力,后面符号对应资本,从而形成“正-正、正-负、负-正、负-负”的“权力-资本”影响效果组合模式;另外,实线表示直接联系或强相关,虚线表示间接联系或弱相关,不难发现：
（1）乡村旅游空间开发涉及到农村土地利用流转问题,地方政府、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代表,拥有最大的权力或影响力,旅游开发商作为资本投资主体,为获取乡村旅游空间开发使用权,大多与地方政府、村委会结成利益增长联盟（有些是村委会直接投资的村办企业）,以权力换取利益分红是权力、资本运作的基本空间逻辑;而村民作为实际的土地使用权拥有者,会面临直接或间接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旅游参与权保护以及旅游发展利益分红问题,但作为权力弱势方,村民的参与权无保障、话语被屏蔽、利益受损仍是一种普遍现象。
（2）旅游需求是决定乡村旅游投资效益回报的关键,长三角乡村旅游空间开发向经济中心和城市中心集聚的经济导向性特征鲜明,这是符合资本自由市场运作的空间逻辑的,也说明图5中以负向影响为主的权力、利益矛盾冲突结果必然造成乡村旅游场点分布及居民出游机会的空间错位失衡。
（3）中央政府作为中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并不直接参与地方旅游空间发展,主要从宏观战略上间接影响乡村旅游空间开发;旅游专家、NGO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也不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但对于乡村旅游空间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综上可知,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机会差异格局是资本运作逻辑下多元主体经济利益关系博弈的结果,重视和加强旅游权利福利领域的行政干预调控是促进旅游空间公平的必要抓手。
Figure 5 Spac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opportunity for resident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图5 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机会差异格局的空间生产机制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的空间机会差异明显,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似半圆环形等级圈,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衰减变化特征,说明了长三角乡村旅游场点布局的市场需求驱动明显,这虽然可以保证旅游空间投资的经济效益回报,但同时也意味着背离空间公平的资本运作逻辑,不利于推进长三角区域社会发展的均衡一体化。
（2）城乡居民的乡村旅游机会存在差异,城镇与农村人口之间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格局具有整体离散、外围显著的特征,差异程度比率范围大约在0.563 55~1.169 28之间,对应的绝对距离优势城镇人口达18km,而农村人口则不到2.3km,出现了城镇人口出游可达性机会优于农村人口的资源配置“城乡错位”现象,说明乡村旅游点开发向城市集聚的市场导向特征明显。
（3）居民乡村旅游的总体机会与城镇化水平呈线性正相关,即城镇化率越高,其最邻近平均距离越短,乡村旅游空间可达性程度越高。而城镇与农村居民的空间机会差异程度与城镇化水平呈正态分布相关,即城镇化水平很低和很高城市的城乡差异小,而城镇化水平中等城市的城乡差异大。这说明城镇化水平中等及偏低地区的乡村旅游空间开发相对薄弱,宜采用精准扶贫方式予以加强。
（4）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等级差异分布普遍符合幂次法则,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三种人口类别的空间机会等级分布均具有稳定的无标度区间和相对成熟的分形发育特征,这种相对成熟的等级发育意味着旅游机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矛盾长存,也说明发挥制度优势、建立行政干预长效机制是推进旅游空间机会公平的必要手段。
（5）长三角乡村旅游空间机会与经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性,这既说明了本文所构建模型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也说明经济收入水平不完全等同于旅游空间机会,二者存在本质差异性,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更深入具体地揭示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的问题本质及解决路径。
（6）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都存在明显的经济导向与市场驱动特征,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视角来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下政府权力与企业资本结成相对稳定的利益增长联盟,处于权力末端的社会居民的旅游权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被屏蔽,以及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调控相对不足,是形成长三角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格局的深层原因。
空间公平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本文研究的居民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差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具体而特殊的空间公平性问题。要准确认识旅游空间公平性问题的本质及解决路径,必须用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眼光来分析。首先,空间公平性是一个具有历史阶段性的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应该抛弃过去的相对落后的公平观念,坚持新时期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其次,空间公平的标准是具体的,不同领域可能存在不同空间公平内涵和标准,比如,经济领域一般适用程序性公平即倡导公平竞争,社会领域则适用补偿性公平即倡导帮扶弱势群体,而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交叉时则需综合具体考量。旅游空间公平和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公平不尽相同,后者的时效性、便利性要求更高,相对强调空间均等化发展理念,而前者则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空间公平,比如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即可提高农民的出游能力和出游范围,从而实现旅游空间机会公平。旅游空间公平性问题的解决应避开简单依靠增加旅游点数量、促进空间均衡发展的误区,这也不符合乡村旅游的空间发展规律。再次,应避免为追求完美理想主义的绝对公平而影响现实公平的发展进程。实际上,社会群体和个人都是复杂多元、千差万别的,绝对完美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因而应立足现实提出符合实际的公平性诉求,积极稳健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发展。

5.2 建议

综上,乡村旅游空间机会均等与旅游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矛盾中对立统一的两方面,在资本自由市场背离人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情境下,加强政府干预调控是实现旅游空间机会相对公平的必要抓手,具体建议：
（1）供给方面,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应在政策上扶持边远地区具有开发潜力的特色村落,加强旅游精准扶贫,重点为其解决影响旅游发展的交通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问题。
（2）需求方面,深化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提供制度保障,减少农村弱势人口数量,同时,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提升农村地区的旅游区位条件及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民旅游支付能力。
（3）高速交通在提高沿线地区旅游机会的同时会加剧非沿线外围地区出游机会的进一步边缘化,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相对均衡完善的快速城际及城乡交通网络来提高乡村旅游供求网络系统的整体运营效率。
（4）重视公民旅游权益,健全符合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规律和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旅游政策法规,稳步推进旅游惠众与公平正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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