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近年来迅速发展,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工具,但作为一项崭新而重大的土地制度供给,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本文根据公共价值创造理论,认为由政府推动的乡村振兴成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公共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过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就是通过土地制度创新促进乡村振兴中公共价值的创造和实现。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中外土地整治实践经验,分析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公共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公共价值创造和实现问题,其中公共价值的创造需要推进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和科技创新,公共价值的实现需要推进产权创新、组织创新和监管创新。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解决环境和能源困境至关重要,但产业震荡可能会阻碍其健康发展。本文从产业链上下游的角度研究产业震荡的原因和形成机制,并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构建了“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模型,通过情景模拟分析了产业震荡的形成机制和各政策因素对产业震荡的减弱效果。结果表明：①新能源汽车产业将发生3次产业震荡,分别在2022年、2026—2029年以及2030—2031年,产业发展中期发生的震荡持续时间最长且最剧烈,在产业发展成熟后,震荡将逐渐减弱;②补贴、技术创新、资本投资规模、市场准入规模等政策因素是造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生产业震荡的重要原因。补贴、技术创新、资本投资规模通过控制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和价格间接控制新能源汽车的供给,进而引发产业震荡。市场准入规模对新能源汽车的供给产生直接影响,使其发生产业震荡;③对政策因素进行调整可以缓解产业震荡,但在不同时期内各因素的缓解效果不尽相同。因此,本文认为,缓解产业震荡可以通过调整补贴、技术创新、资本投资规模和市场准入规模等方式进行综合调控。
科学认知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演化过程与规律,是推动能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演化韧性视角下构建能源富集区产业结构演替与经济韧性响应分析框架,采用区域经济韧性测度和分解模型,从主导产业动态变化、三次产业结构演替和区域经济韧性转化3个方面,研究1990—2019年能源富集区榆林市经济韧性演化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榆林市经济韧性演化经历了“重组-开发、开发-维持和维持-释放”3个阶段,区域经济韧性呈前期和后期弱、中期强的倒“U”形曲线;②1990—1999年第一和第三产业竞争力与结构素质是影响榆林市经济韧性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突破能力,2000—2019年榆林市经济韧性的剧烈波动主要由第二产业竞争力的快速“增强-下降”所引起,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性显著增强;③能源采掘业竞争力波动是榆林市能源化工产业韧性演化的主要动因,能源加工业和化工产业对能源化工产业韧性演化的作用日益增强。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探索能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产品的贸易网络结构变动可能会对各环节产品价格波动造成影响。本文以钴为例,选取2007—2020年上游钴矿、中游钴酸锂、下游锂电池的贸易数据,构建了钴产业链的贸易依赖网络,并分析了相应网络的结构特征;结合LASSO-P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变动对产业链上中下游产品价格波动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钴产业链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呈现出上游钴矿贸易受资源禀赋国主导,中游钴酸锂贸易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形成网络集团,下游锂电池贸易以荷兰、德国、美国、中国等国家为主要伙伴国的特征。②上游钴矿价格主要受到上游和下游贸易依赖强度的影响,中游钴酸锂价格主要受到中游和下游中介控制优势的影响,下游锂电池受到上游和中游贸易伙伴数量以及下游贸易集团化程度影响。③产业链下游锂电池价格受到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影响较大,最大波动幅度超过20%;上游钴矿价格受到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影响次之,均在10%之内;中游钴酸锂价格受到贸易网络结构变化影响最小,均不超过5%。贸易依赖网络结构变动对价格的冲击影响在第3年之后逐渐消退。本文为探究资源价格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战略性矿产资源价格监测工作提供了相关建议。
在落实“双碳”目标、推进城市群战略背景下,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有何影响?本文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模型、调节模型分析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一体化区域扩容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且考虑平行趋势、内生性、外部冲击、差异化碳排放估算方法等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②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多重异质性,如时间上城市加入协调会时间越长、对碳排放强度下降促进作用越大,区域上加入协调会对苏皖城市影响呈显著负效应、浙江城市影响呈不显著正效应,城市类型上加入协调会对高等级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促进作用强于一般城市。③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产业升级加快、绿色创新技术提升、协同治理深化等,是一体化区域扩容驱动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重要机制,且城市市场化程度提升、产业高级化推进,能够放大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验证了通过一体化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可行性,但也表明推动一体化城市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实施应“因地制宜”。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城市间产业转移频繁,伴随经济和碳排放的连接,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成为区域低碳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模型测度城市间产业转入和转出量。基于空间全局自相关、反距离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2005—2017年26个长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动态、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在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②长三角城市群内频繁转移的产业多数为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并未产生显著“碳减排”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的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产业转移实际上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碳排放量减少。③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呈现“倒U型”,技术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存在“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人口数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二产比重正向作用于碳排放强度。因此在制订碳减排计划时,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生产效率、能耗强度、人力资本等因素,做好产业转入、转出的碳排放强度监测,避免盲目进行产业转移;壮大优势产业,改善产业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发展符合城市自身禀赋的低能耗产业。
建筑业碳中和是实现国家碳中和进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区域建筑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碳依赖规律。本文从技术、制度、经济、社会维度,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0—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了建筑业碳锁定形成机理,进而结合面板数据集合论方法,探究区域建筑业碳锁定效应的时空演进规律和高碳依赖规律。结果发现：①驱动建筑业碳锁定形成的6条高碳路径可归纳为制度锁定、产业锁定、技术锁定与社会锁定4种典型碳锁定类型,工业化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城市化快速扩张及环境规制缺失是导致建筑业高碳锁定的主要驱动因素;②抑制建筑业碳锁定形成的4条低碳路径可总结为低城市化低创新型、高投入低创新型、高投入高创新型3种模式;③区域建筑业碳锁定效应具有较大的时空异质性,时间上表现为高碳锁定趋势的加深及低碳模式的瓦解,空间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路径依赖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在地方层面制定建筑领域的碳达峰时间图、路线图和施工图,对实现区域自主探索低碳发展路径,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农户参与“双碳”目标建设,发挥其在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 “大国小农”的现实背景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评价视角来考察农业低碳生产的绩效水平,通过多角度控制农业碳计量技术的不确定性,选取多产出Translog距离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估计农户低碳生产的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低碳生产技术效率在农户经营主体中的改善途径。研究表明：①调研区域农户在低碳生产粮食作物上具有15%的潜在增产空间,产出情景和方法模型的变异对低碳生产技术效率估计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②在不同类型粮食作物之间,模型估计的生产前沿和技术非效率影响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中,土地规模、土地细碎化、老龄化和非农就业均对低碳生产的技术效率产生了非线性影响。提升农户低碳生产的技术效率水平,需要进一步引导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村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降低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成本,提高绿色低碳技术的采用率。
中国平衡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键在工业。本文引入时变参数C-D生产函数修正LMDI分解法和Tapio脱钩模型,实证分析2004—2019年中国工业及其分行业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与脱钩动态。结果发现：①除了能源强度下降持续促进碳减排外,各个年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工业行业结构、技术进步、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碳排放影响方向和强度均不稳定;样本期间能源强度下降的累积碳减排作用最强、能源消费碳强度的作用次之,资本存量扩张的碳增排作用最强、劳动投入的作用次之。资本存量对工业碳排放的分阶段累积影响具有明显的先促增后促减再促增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投入的影响变化正好相反。②得益于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和劳动投入碳减排作用增强,碳排放与工业增长正从弱脱钩向强脱钩变化,采矿业和电热燃水业由连接或负脱钩向强脱钩改善,制造业由弱脱钩向强脱钩改进。因此,强化制度设计与政策调控,引导工业投资调整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并放大技术进步的碳减排作用,有利于在推动工业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协同。
从细分行业及区域视角切入,运用Super-SBM及双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明确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在时序上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行业及区域变化具有一定差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38%、9.66%,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碳排放绩效较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碳排放绩效较高;②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明显,大致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Moran’s I由1999年0.338上升至2019年0.509,空间集聚类型逐渐转变为高高集聚。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划分为14种类型,“低低低低”类型占主导地位;③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数与工业碳排放绩效大致呈显著正相关,主要通过能源替代、工艺优化、产品创新等路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碳排放绩效稳步提升。最后从创新投入、政策体系及区域协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中国区域及细分行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与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等提供借鉴。
新型城镇化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关系到“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路径选择,更加关系到生态安全较为敏感的湖域地区可持续发展。以环鄱阳湖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造生态安全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采用SPDM模型实证分析2000—2019年研究区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衰减特征。结果表明：①新型城镇化对降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降低碳排放强度可以实现二者得兼;②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生态安全距离是影响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但影响程度小于经济距离;③生态安全约束下湖域地区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由近及远的“三阶段”衰减特征。由此建议因地制宜并合理定位制定新型城镇化政策,精准推进以县域为单位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完善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推动生态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地区生态优势。
有效激发移民的志向水平是形成自我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本文使用2019年采集的三峡库区水电工程移民调研数据,借助OLS、Shapley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考察了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并探讨了在不同安置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与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均能显著提升移民的志向水平,但后者的贡献率大于前者。②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与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因安置模式与安置时长不同而存在差异,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对提升就近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更大,而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对提升外迁安置移民志向水平的作用更大;且随着搬迁安置时间的推移,资金补助型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减弱,而环境改善型扶持政策的扶志效应增强。③不考虑扶持政策时,移民与非移民志向水平差异主要源于身份歧视因素;扶持政策介入下移民发展志向水平仍低于非移民,但移民与非移民间的志向水平差异主要源于两群体禀赋上的合理差异。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包括：将扶持政策作为提升移民志向水平的重要抓手,依据移民特征搭配使用不同类型扶持政策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在政策扶持过程中注重缩小移民与非移民的志向发展差距。
厘清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动因能够加速政策落地,进而改善城市环境治理。本文以261个地级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问题需求、政策企业家、合法性以及能力4个维度的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①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样态,在空间上则凸显区域示范和邻近效应;②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受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同级竞争压力、财政能力、上级强制压力以及问题显著性是该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因,流于形式的政府注意力则有可能阻碍政策扩散;③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存在时空差异,财政能力和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财政能力,以及同级竞争压力分别是2003—2011年、2012—2016年和2017—2020年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促成东、中、西区域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组合亦有所不同。因此,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应主动结合辖区治理实际“量体裁衣”;亟需发挥政府主体在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执行中的关键作用;最后还需辩证看待上级强制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强驱动效应,辅之以激励考核机制以营造“竞相争先”的创新氛围。
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分析中国城市间知识合作创新的网络结构并探讨其背后的邻近性机制对提高城市创新效率、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论文合作发表和专利联合申请的截面数据,综合构建了2011年和2019年中国城市知识创新网络,分析其结构演化特征,并采用多元回归的二次指派程序（MRQAP）从邻近性视角探讨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中国城市知识创新网络密度增强,择优链接弱化,呈现出多中心发展趋势,合作格局由北京和上海主导转变为北京上海引领与区域中心带动相结合,从而形成多个区域网。②城市间知识合作创新除了受城市经济水平、科教支持力度、行政等级的正向影响外,也受地理、组织、文化、社会、制度邻近的显著促进,邻近性机制对中国城市知识创新网络演化具有较强解释力。③不同维度邻近性对城市知识创新网络的影响是动态的和交互的,过度的地理、社会、认知邻近会阻碍城市间知识合作创新,认知邻近可弥补地理距离,而社会邻近往往伴随着地理邻近。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城市协同创新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协商货币评估法通过在调查过程中引入协商环节,在提高环境物品估值有效性方面具有较大应用潜力,但同时协商过程中受访者的参与不平等使其估值结果面临质疑。本文以胶州湾海域围填海造地生态损害评估为例,探讨协商货币评估法中参与不平等的存在性及其对估值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协商过程中,受访者参与程度具有明显差异,是否为意见领袖是导致协商参与程度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收入水平、年龄对协商参与程度差异也具有一定贡献度;②协商讨论过程使得受访者的支付意愿水平显著下降,在协商后,海洋生态环境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受访者对于围填海造地的态度、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等变量开始对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③协商讨论过程将促使受访者获取额外信息,并通过小组作用机制使个体偏好收敛于小组集体偏好的惯性重心,上述两个因素共同驱动受访者在协商讨论后改变其初始偏好,意味着协商环节为受访者形成真实偏好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支持,但也因协商参与不平等的存在使得最终估值结果更多反映个别参与者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商货币评估法的估值有效性。研究结论对规范协商货币评估法估值流程以提高估值有效性具有指导意义,为协商货币评估法在中国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国家公园作为兼具完整性、原真性和景观美学的地域综合体,景观价值的有效发挥是实现其全民共享和公益性的重要载体。建立景观多维价值评价及其保护利用的综合研究方法,对国家公园景观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外国家公园景观评价和保护利用领域的文献分析,进一步结合自然保护地景观利用的相关成果,从评价方法、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等方面对近30年来国家公园景观研究进行综合评述。研究发现：①国外国家公园研究视角由单一的景观美学,转向多功能景观利用与保护的耦合协同,围绕“识别-评价-保护-利用”的思路向外延展;②国外国家公园景观评价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景观评价方法和可操作性框架展开,探索不同尺度的多类型景观价值科学评价理论与方法,评价维度日趋完善;③国家公园景观的保护和利用主要考虑与游憩活动、土地利用变化、社区发展及景观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景观利用的经济社会价值衔接来促进可持续发展。针对中国国家公园景观资源利用,本文构建了“景观识别-景观评价-景观保护与利用”的景观综合评价利用框架,希冀为中国国家公园景观评价与保护利用提供借鉴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