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是现代经济增长中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核心变量,政府的土地资源配置决策会引起产业结构与业态的演化,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考察土地资源空间错配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刻画其具体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在系统地测度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影响结果、影响机制2个维度,考察土地资源空间错配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方式及其中间机制。研究发现：①土地资源空间错配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影响程度上,对土地供给相对短缺城市的影响大于土地供给相对过剩城市。结构层面上,在土地供给相对过剩的城市内,工业用地过剩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在土地供给相对短缺的城市内,商住用地、工业用地短缺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②对于土地供给相对过剩的城市,土地资源空间错配主要通过低端产业存活强化、制度环境破坏的中间机制,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③对于土地供给相对短缺的城市,土地资源空间错配主要通过实体行业投融资挤出、居民需求与创新抑制的中间机制,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扎实稳步地推进土地资源空间错配的纠偏,是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措施与有力抓手。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简称国土整治修复）区域的识别是实施国土整治修复的前提,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立足于双重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策略,并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借助Multi-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MOLP）模型与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ng（PLUS）模型,有效衔接了“理想状态”的土地资源优化格局与“实际行动”的国土整治修复。结果发现：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发展概率具有显著差异,且同一土地类型发展概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②惯性发展格局下,流域建设用地将大规模扩张,草地缩减与耕地流失严峻;优化发展格局下,建设用地蔓延、耕地流失与草地面积缩减均得以控制,且实现了生态及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③识别出农地整理区、生态涵养区与后备资源区（Ⅰ型、Ⅱ型）4种非转型类潜在区域和农地开发区、生态退耕区、生态保育区和生态维护区4种转型类区域;相较于非转型类区域,转型类区域需要借助更多的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干预措施。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会导致大量草地及耕地损失,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有效缓解城市蔓延与保护（半）自然空间,基于此识别出不同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并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不仅能保障受威胁的粮食与生态安全,还可促进流域生态及经济效益提升、生态系统恢复与土地利用稳定性提升。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为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划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提供了参考路径。
自愿性原则是当前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盘活闲置宅基地、实现农户宅基地资产权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改进技术接受模型理论,利用安徽省合肥市近郊肥西县农村与偏远宿松县农村738份农户问卷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效应、作用路径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①期望权益诉求、实现期望权益的信心与确权效应认知等因素对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在近郊县农村,合理补偿、新区安置或代际继承是农户重点关注的期望权益,农户退出宅基地信心主要源于“自发性”与“诱发性”驱动力;在偏远县农村,新区安置或代际继承是农户重点关注的期望权益,农户退出宅基地信心主要源于“诱发性”驱动力;近郊县农村宅基地确权对农户退出行为意愿的激励效应大于偏远县农村;②2个区域农户退出行为意愿的作用路径中：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传递中介效应显著,满足农户期望权益并增强其信心,是推进宅基地退出的重要条件;2个区域潜变量总效应排序一致：确权效应<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但近郊县农村各潜变量总效应强于偏远县农村;③近郊县农村同类型农户分化组各潜变量效应明显强于偏远县农村;近郊县农村深分化农户组呈现确权效应强于感知易用性,这预示未来宅基地确权比政府的强力推动更能有效激发农户退出行为意愿。基于此,应依据地区差异,从尊重农户期望权益诉求、增强农户信心及保障农户宅基地产权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
为验证“逐利”的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和提供惠农服务2个视角,理论层面剖析2个视角下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5省6市1194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探究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同时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会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在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后表现出明显的转出农地倾向,而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无显著影响;②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惠农服务会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惠农服务的情况下,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而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无显著影响。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2条建议：①健全机制,强化工商资本下乡正向影响;②采取措施,预防租赁农地的潜在风险。
厘清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为推进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东北粮食主产区37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核密度估计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中等水平。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分级现象,较高水平地级市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于黑龙江省。②分维度来看,时间上,2010—2019年各维度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农业经济活力增长幅度最大,达到35.63%;农业科技创新增长幅度最小,仅达到0.61%。空间上,农业科技创新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其他维度空间异质性显著,发展不均衡。③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信息沟通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人口密度和工业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负溢出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各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厘清生态退耕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对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结构调整与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退耕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模型,剖析2000-2020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退耕时空分异特征,探究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退耕面积为27617.84 km2,年均退耕面积为1380.89 km2,退耕指数为10.27%,退耕耕地主要转化为草地、林地和水域,占退耕总面积的75.20%。②2000—2020年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退耕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值集聚区趋于山区集中,并由东北向西南扩展,低值集聚区趋于省际边缘、市区及周边地区集中分布,呈现向东北转移态势。③生态退耕时空分异受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的共同影响。坡向、海拔高程、生态工程数量、路网密度、年均降水量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生态管控面积比、城镇化水平、年均气温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各驱动因子交互作用对生态退耕时空分异呈现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效应。本文结果可为北方农牧交错带科学推进生态系统结构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深入开展黄土高原沟道农地转型过程特征与模式研究,可为黄土高原沟道人地关系演化规律探究和农业多功能转型提供科学参考。本文以延安市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例,选取2012—2018年研究区12 幅Landsat数据,利用CART 决策树提取沟道农地分布信息,结合高清遥感影像数据和野外实地考察,分析研究区沟道耕作转型过程,进而揭示该区域沟道耕作转型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研究区沟道耕作重心由1100~1300 m范围向800~1100 m的低海拔地区转移,且坡度范围主要集中在0~16°。②研究区沟道耕作向集聚转型,尤其在小空间尺度上沟道耕作集聚特征更加明显,沟道耕作转型可总结为6种地域模式,其转型过程主要受经济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的驱动。③黄土高原沟道耕作由耕作区域内广种薄收的纯农粗放生计方式向生态经济下的集约化转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沟道农业转换,功能趋于多元化,人地系统发展趋于协调高效。研究结果不仅对探讨黄土高原沟道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及乡村产业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对深入理解黄土高原沟道人地系统绿色可持续转型也具有启示意义。
优化城市群土地开发模式对于提高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中美城市群的土地开发模式,有助于拓宽视野,深化对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本文立足比较研究的视角,从城市群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土地开发强度及其景观生态效应等方面,从多个空间尺度系统地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和美国的6个典型城市群在土地开发模式上的差异。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中国典型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美国典型城市群,中国典型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类型以边缘型为主,美国的则以填充型为主,但是中国典型城市群填充型扩张用地占比逐渐上升。②从城市尺度的土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典型城市群呈现多中心聚集成团的空间形态,而美国典型城市群则呈现多中心带状式、网络式的空间形态。③中国典型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占用的是耕地,而美国典型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占用的是林地和草地。④从建设用地的景观形态上看,2000—2020年,中美典型城市群的最大斑块指数（LPI）和聚集指数（AI）上升趋势均较为明显。本文结果整体上表明,提高土地开发集约度,建设紧凑型城市,仍是未来城市群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可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城市群城市化进程研究提供参考。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故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智能化迅猛发展的背景,系统探讨了智能化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首先梳理得到智能化发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而选取中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对智能化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智能化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但考虑到创新效益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故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②智能化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企业与区域维度存在差异：智能化发展对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较强企业绿色创新的刺激作用相对较强,东部地区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智能化发展的促进效应也强于其他地区;③智能化发展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相关研究不仅为促进智能化发展与生态治理融合具有重要启示,同时也为政府科学制定绿色创新相关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铜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近几年国际铜价出现频繁而剧烈的波动,成本的变动将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的平稳发展。为了探究国际铜价对中国工业经济的结构性冲击,本文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MSVAR）和波动率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AR-SV）,将国际铜价格结构性冲击分解为供应冲击、总需求冲击、投机需求冲击、特殊需求冲击,然后利用2004年8月—2019年12月的LME期铜价格数据,分析了国际铜价波动对中国工业经济指数（包括工业品进口价格指数IMPI、工业增加值IAV、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①不同国际铜价冲击在相同区制、滞后期、特殊时期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影响有较大差异。总需求冲击是对中国工业经济指数中IAV和PPI的影响作用最强;供应冲击在不同区制下都对工业品进口和出厂价格上涨都起反向冲击作用;投机需求冲击加剧工业品进口和出厂价格波动,在金融危机期间表现更加明显。②铜价格结构性冲击对工业经济各个指标的影响程度呈现工业品进口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此外,各种冲击产生的影响维持时间限于短期（4个月）,中长期影响较弱且影响方向与短期作用效果相反。这些发现有助于市场监管者防范国际铜价波动风险,为工业部门生产和工业品价格调整及投资者投资提供参考。
探究不同技术水平下工业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是实现协同建设工业生态文明的基本前提。本文在考虑地区技术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共同前沿理论,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工业生态效率和区域间技术差距,并从无效率根源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检验了工业生态效率损失根源和外部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共同前沿下的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值由2008年的0.589上升至2018年的0.603,依然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②中国地区工业技术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表现为内陆经济区明显低于沿海经济区,其中5个内陆经济区与全国最优技术水平存在30.0%以上的技术差距。③无效率分解发现,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区为高管理无效低技术无效型,其余经济区及全国为低管理无效高技术无效型;30个省（市、区）无效率类型各异,但主要由技术无效率所致。④经济水平、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全国工业生态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而能源结构、外商投资有抑制作用;环境因素对八大经济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明显不同,其中北部沿海区“波特假说”成立、长江中游和西南区“污染天堂假说”成立。本文可为探寻工业生态效率提升路径提供新视角,为协同建设工业生态文明提供经验参考。
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问题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合理增长,对于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检验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变化规律及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具有推拉效应,且随着城镇化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更高阶段,整体推拉效应逐渐减弱;②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传导机制为：在需求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能够拉动能源消费,而人力资本集聚度和总抚养比的上升抑制能源消费;在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能源消费,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抑制能源消费;③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④根据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证比较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在城镇化中低阶段存在差异,而在城镇化高级阶段趋同。中国能源消费压力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水平提高和环境规制政策不完善。未来政策的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外贸优质发展;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
了解中国区域间产业隐含能消耗转移状况及空间影响因素,对促进地区产业节能及平衡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立足增加值视角,构建中国省间多产业贸易流通价值链模型,测算各省隐含能和增加值贸易,并选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地理距离等因素在时空上对各省国内传统、简单及复杂贸易价值链隐含能消耗总量的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多数省份在满足本地最终产品需求上的隐含能占比最高,其次是出口产品,接着是国内三大贸易价值链上的隐含能占比,而跨区满足本地最终产品需求的隐含能占比最小。②多数区域都在扩张区域间及出口贸易规模。东北及三大沿海地区总体隐含能产值上升;两河中游地区经价值链获取增加值的成本更高;西南、西北两地在大部分路径的隐含能成本增加。③三大价值链隐含能转移中,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多处于隐含能转移量高位;西北地区常处于隐含能转移量低位;其他区域转移量适中。④较2012年,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对多数省份在国内三大价值链上的隐含能总消耗量的影响转为负向;科技发展水平转为仅对西南、西北地区呈正效应;产业转移与地理距离对各省的正向作用减小。本文结果对探究各区域产业隐含能流通状况、跨区贸易隐含能消耗的时空特征及制定针对性节能方法有一定意义。
准确评估环境政策对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影响,探寻政策影响机理是科学制定畜禽养殖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为此,本文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环境政策对中国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①自2014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环境政策有助于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排放;②一系列环境政策对畜禽养殖污染排放的削弱作用存在主体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环境政策在初始污染水平较高的省份、畜牧大省以及东部省份的影响效应较为明显,在初始污染水平较低的省份、非畜牧大省以及中西部省份的影响效应不明显;③环境政策实施使得养殖总体规模下降、规模化程度提升以及养殖结构调整,进而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排放,而环境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难以进一步起到减少养殖污染排放的作用。据此提出要提高中国畜禽养殖环境政策的政策效率,需要进一步以差异化政策促进区域畜禽养殖污染的协调防治,挖掘规模化养殖、技术进步在污染防治中的作用,此外要高度重视生猪养殖污染防治问题。本文不仅为畜禽养殖环境政策优化调整提供定量化参考,还为推进适度规模化养殖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作为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公共设施,农田灌溉系统的有效治理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讨了资源禀赋、制度规则、社会文化、社会资本4个因素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协同影响,挖掘了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差异化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单个独立因素并不能形成高与非高水平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②高水平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可归为文化主导下制度与社会资本驱动型、资源主导下文化与社会资本驱动型、制度主导下社会文化驱动型3大类路径;非高水平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有资源-文化抑制型、资源-制度-社会资本抑制型2条路径。③高与非高水平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不能简单运用高绩效原因的反面解释非高绩效;对比发现社会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高与非高绩效的影响更普遍。④高水平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路径中激励制度与约束制度存在替代关系;社会文化、制度规则对资源禀赋存在替代作用,是克服资源禀赋约束,提高治理绩效的可行手段。研究结果不仅为多因素联动影响农村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提供新分析思路,还可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理论与实践参考。
当前,汛情、疫情等突发事件对于交通站点的影响愈发明显,作为当今旅客跨区域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高铁网络的连通性也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基于此背景,本文以高铁网络相对完善的长三角为例,通过模拟连续节点失效、单个节点失效情景下网络特征值的变化,揭示其网络的脆弱性特点。结果发现：①长三角高铁网络已形成层级结构明显、社团组织结构清晰的网络化结构,同时整体呈现“小世界、多中心”的复杂网络特征。②当度值排序前20%、中间20%的节点失效时,高铁网络结构变得更加松散,节点间联系中转的次数明显增加,直接联系和相对可达性水平明显降低,网络呈现较高的脆弱性。而当度值排序后20%节点失效时,高铁网络结构变得更加紧密,网络集聚水平有所提升,节点间联系中转的次数有所减少,对整体网络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③单个节点失效背景下,高铁网络受冲击程度相对可控,基本可以维系高铁网络的正常运行。但不同节点对于高铁网络的脆弱性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点,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节点失效背景下网络呈现较高的脆弱性,而宿迁、泰州、马鞍山、淮北等周边城市节点失效时对网络稳定性影响相对较小。未来,应立足高铁网络脆弱性的空间分异特征,针对性的布局应急处置设施、谋划替代通勤线路、打造高铁互联互通联盟等,提高长三角高铁网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