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集约利用是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如何通过破解土地、劳动力、资金与技术难题来探究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土地资源科学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这对于促进耕地资源优化配置、农业转型发展和质量兴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和综合归纳法,基于耕地利用系统理论,从要素替代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内涵,进而剖析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动力机制、演化阶段与特征,并提出转型优化调控途径。结果发现：①耕地利用系统是指农业生产经营参与者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上通过投入适量的劳动生产要素而获得农产品及社会经济效益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由耕地利用系统要素和结构优化调整转变而引发的耕地利用系统演化对研究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本质具有借鉴意义。②耕地集约利用转型是指耕地利用系统的要素和结构随着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后呈现出的趋势性转折。耕地集约利用转型的演化过程是：劳动集约型阶段—资金集约型阶段—技术集约型阶段,具有一定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③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动力机制包括：耕地、劳动力、农业物资、技术等耕地利用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价值和价格非同步演变机制与各要素相互替代和重组机制,以及产权赋能与合理收益分配制度的联合反馈机制。因此,本文认为,助推耕地集约利用转型可以通过促进耕地增值、调整耕地利用主体、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等途径进行综合调控。
明确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及演变过程中主要作物的生产时空格局,对开展农作物生产布局优化工作、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统计数据,探讨2002—2018年黄淮海旱作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利用空间自相关、重心模型等方法探讨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过程中该区域的两种主要作物——小麦和玉米的生产时空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结果发现：①近20年,黄淮海旱作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整体由多样化向专一化发展,种植结构类型丰富度总体呈减小趋势,以小麦和玉米及其组合为主的种植结构占有的县域数目逐年增多,43%的县域小麦种植比例显著增加,81%的县域玉米种植比例显著增加（p<0.05）。②传统农业生产地带,包括河北平原西部、鲁西北等地小麦和玉米单产呈显著“高-高”聚集特征（p<0.05）,河南中东部小麦单产也呈显著“高-高”聚集特征,但研究区南部玉米单产呈显著“低-低”聚集特征。尽管旱作区内部小麦和玉米的生产格局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但近20年小麦和玉米的生产重心均集中分布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表明在农作物种植结构类型演变的过程中,区域尺度小麦和玉米的生产具有一定的时序稳定性。③在“以水定产”和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导向下,河北平原的小麦种植比例有所减少,2014年以后,小麦玉米型县域数目减少,玉米小麦型增加,2018年已不存在单一小麦型县域。本文可为黄淮海旱作区区域尺度农作物种植结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支持。
分析提供不同资源支持关系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可为政府完善土地流转支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资源支持视角测度关系网络,利用黄河流域1908份农户数据建立Double Hurdle模型,实证分析关系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结果发现：①提供不同资源支持的关系网络对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概率及规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农户土地流入而言：资金支持型关系网络每增加1单位,流入概率提升22.14%,信息支持型关系网络每增加1单位,流入规模扩大9.92%,劳动支持型关系网络作用不显著;对农户土地流出而言：劳动支持型关系网络每增加1单位,流出概率下降56.52%,信息支持型关系网络每增加1单位,流出概率上升0.91%、流出规模扩大1.95%,资金支持型关系网络作用不显著。②关系网络对黄河流域上游农户、中游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金支持型关系网络仅正向影响中游农户土地流入概率;劳动支持型关系网络仅负向影响上游农户土地流出概率;信息支持型关系网络正向影响上游农户土地流出概率与规模,正向影响上游和中游农户土地流入规模。鉴于此,政府应重视区域差异,通过政策强化关系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资源支持作用,并加大对农户土地流转资金、信息等资源的支持力度。
草地退化的预警对维护草地生态系统稳定及保障牧民财产安全意义重大。本文探索并验证了信息量模型跨领域应用于草地退化易发性评价的可行性,可为草地退化防治管控提供决策依据。以青海省三江源东部果洛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将像元二分模型和信息量模型耦合,并根据地形、气候、人类活动、水文、土壤5个维度,进行草地退化易发性评价。结果表明：①2008—2018年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地退化区与草地退化易发性评价中退化高易发区分布特点一致,主要集中于玛沁县中部、玛多县南北部等地区;②处于超过4400 m的高程,高于25人/km2的人口密度,大于30°的坡度等位置的草地容易发生退化。而位于年平均降水量大于600 mm,年累计日照时数小于2400 h,依附土壤类型为灰褐土、沼泽土等地区的草地具有更好的抗逆性;③共有68.34%的退化草地分布于极易退化区和较易退化区,15.92%分布于中易发区,15.74%分布于不易退化区和低易退化区,评价模型精度较好,AUC（Area Under Curve）值达到0.764。由此可见,像元二分模型与信息量模型结合以评定草地退化易发性的方法是可靠的,该思路对其他地区草地退化易发性评价具有借鉴意义。
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日益严峻的耕地非粮化问题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食物性生产的非粮化角度,选取广东省为研究区域,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运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集成Theil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随机森林模型、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从全省四大区域角度探讨了广东省2005和2019年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类型。结果表明：①广东省耕地非粮化率由2005年的48.47%上升至2019年的54.65%,耕地非粮化程度由低度为主转向中度为主,且耕地非粮化利用空间差异呈现缩小态势,以珠三角的演变差异最为显著。②耕地非粮化的空间分布保持稳定的集聚状态,并以珠三角的高高集聚和东翼、西翼、山区的低低集聚为主。③路网密度、地均GDP对耕地非粮化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各县到省会城市距离是抑制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④耕地非粮化驱动类型以经济驱动型为主(44.63%),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其次是农业支持型(33.06%),大多分布在山区;资源依赖型占比最少(22.31%),集聚在东、西两翼。研究结果有利于精准识别广东省耕地非粮化的时空特征,提升当地耕地非粮化的风险管控水平,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证地区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地区）森林面积由减少转为增加的“森林转型“内在驱动机制,是资源环境研究关注的热点。以4期卢旺达土地覆盖数据为主要信息源,分析1990—2015年该地区森林变化的趋势和时空特征。结合社会经济数据,借助森林转型的路径分析法,探究卢旺达森林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所遵循的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利用PLUS模型对卢旺达2030年的森林空间动态分布进行模拟预测,对如何继续保持良好转型态势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①卢旺达森林面积在2010年开始出现净增长,由2010年的197383.2 hm2增加到2015年的213087.8 hm2,年增加率0.8%;②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是森林增长主要地区,且主要来源于稀树草原和耕地,分别占森林净增加总面积的87.8%和8.8%;③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主要是国家政策引导下发生的“国家森林政策路径”和“森林稀缺路径”,全球化路径体现在植树技术与资金支持;④对卢旺达2030年森林模拟预测显示,森林转型仍将继续,预计到2030年森林面积将净增加34065.2 hm2。为进一步提高研究区森林覆盖率,卢旺达政府部门应改善森林恢复的薄弱环节,加快农业集约化推广;通过为农村社区创造场外就业机会,引导经济和就业发生转型,从而推动基于“经济发展路径”与“农村集约化路径”的森林增加。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商品流动频繁,商品贸易网络化特征突出,亟需从关系网络的生长逻辑探究全球商品贸易的互动场景与演进机理。本文基于1996—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流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ArcGIS可视化工具揭示了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的生长过程,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生长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全球商品贸易网络呈扩张式生长,逐步形成“三核”互联主导的“大三角”空间结构,网络骨架的三大集群凸显。中国主导的集群大幅拓展,美国和德国主导的集群日益收缩。各国家（地区）在网络中的分工明确,网络功能差异显著并表现出不同变化特征。②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生长受自组织性、国家（地区）匹配性、国家（地区）集散性等内生动力和外生网络嵌入性等外在推力的共同驱动。其中,互惠关系是自组织性的主要结构,国家（地区）收入水平、市场开放趋同性和制度环境异质性是匹配性的关键因素,经济优势和产业竞争力是集散性的重要基础,殖民历史网络、留学生交流网络、语言同构网络、论文合作网络是重要的外生网络。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仍然适用于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生长机理的解释,尤其对国家（地区）匹配性和集散性的解释力更强。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势在必行。受限于电力资源供需的逆向分布特征,中国尚未有效建立统一电力市场,清洁电力消纳能力不足,严重制约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本文借助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了电力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电力市场一体化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各省（市、区）自身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也能够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溢出影响;②电力市场一体化对各省（市、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既能够直接产生,也能通过实现规模效应、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3种途径的传导而间接产生。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包括：完善统一电力市场总体设计和治理体系,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协同运行与融合发展,加强电力市场对地区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企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资源型上市企业财务数据,采用LP法测算其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变化趋势,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要素投入结构视角检验资本深化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但增长率偏低且整体呈下降态势,表明资源型企业发展缓慢,面对新发展、新阶段的竞争力不足;②资源型企业资本深化水平不断提升,深化速度明显加快,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应在上游开采业、能源企业、快速资本深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国有资源型企业中更为突出;③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能过剩效应是资本深化抑制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传导机制,同时由于创新投入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低,创新惰性效应虽存在但传导作用有限;④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组织资本较高和融资约束较低的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本文研究结论对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决策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探析异质性矿企绿色发展的动力特征能够为评估和制定采矿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本文以2003—2018年沪深A股采矿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企业考虑资源和环境双重负外部性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结果,据此讨论了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矿企绿色发展动力特征的演化及其政策含义。研究发现：①总体上,平均规模效应是驱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规模效应下降及大幅波动也在制约其可持续增长,技术进步虽然稳步提升,但目前作用甚微;②国有矿企存在技术进步相对优势,但规模效应并不突出,而近年来非国有矿企的规模效应快速改善,并推动其在能源开采业和金属矿采选业中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超过国企;③相对于中小矿企,大型矿企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但受规模效应下降影响,其绿色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在能源开采业和金属矿采选业中均得到验证。据此,本文梳理了2000年以来政府出台的与矿企规模和所有制相关的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因忽视异质性矿企的绿色发展差异而作用有限,未来政策制定应当考虑消除规模和所有制歧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中间品贸易隐含能源要素与碳排放所带来的产业发展影响问题已开始引起重视。本文从环境友好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将增加值核算方法与SupSBM模型相结合,分别测算出2000—2014年中国和美国两个贸易强国产业部门整体及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效率及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①美国整体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国,但是这种差距逐渐变小。主要归因于中国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国内劳动投入效率的提升。②按年平均统计,中国整体产业部门国内劳动投入效率高于美国,而其他要素投入效率均低于美国。③按年平均统计,与美国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向环境友好方向演变,但第一、第二产业环境友好发展不显著,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以政策为引导,补齐产业部门投入产出效率短板,扩大产业链间效率溢出效应,是实现中国产业部门环境友好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
水生态文明建设下,工业用水价格的有效调控关系到水资源管理成效的质量。基于2003—2019年的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利用联立方程解决内生性问题,估算中国工业用水需求的价格弹性。研究发现：①三阶段回归结果估计所得工业用水需求的价格弹性为-2.329,验证了工业企业的用水需求对价格变化较为敏感,即工业水价上涨,工业企业的用水需求将会呈现更为显著的下降;②当前水价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提升水价的杠杆作用可显著缓解工业用水需求的紧张度;③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工业用水价格弹性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宏观空间分布格局;④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与水价不成正比,需求量不能完全决定价格,水价难以正确反映水资源价值等问题,抑制了东、中部地区工业水价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本文可为中国工业水价政策制定和水资源管理机制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形成复杂的行业网络,理解其中的水-能源-食物关联特征是实现国家战略资源协同管理的重要认知基础。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方法,按照“行业网络构建—关联特征识别—仿真模型模拟”的思路,从网络结构和个体属性角度对行业间水-能源-食物投入产出关联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水利管理业与外围行业具有广泛的投入产出关联且是行业间水、能源、食物产品流通的重要媒介,该行业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产出的增加会带动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用水量的高增长;②能源生产链上游的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是全局中介行业,行业产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扩大所有行业的商品产出规模,而生产链下游的电热生产供应、炼油和核燃料加工等行业则位居全行业关联网络的核心位置,所供应的二次能源产品是多类生产活动的基本投入;③种植业和餐饮业是水-能源-食物行业子网中的主导行业,且与子网外行业具有广泛而紧密的直接、间接联系,是中国水、能源和食物协同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行业节点。本文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战略资源行业的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为水-能源-食物关联研究提供方法和案例参考。
水、能源、粮食存在互相依赖的纽带关系,黄河流域作为三者矛盾突出且集中的典型区域,实现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协同演化,是保障流域资源安全、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协同学原理,按照序参量-子系统-复合系统的逻辑,从流域层和区域层,对2010—2019年黄河流域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协同演化进行实证分析及ARIMA预测。结果发现：①从全流域看,3个子系统有序度演化近10年来均有上升,但三者间纽带关系演化长期处于低协同状态,其中,水-粮食协同度略高于能源-粮食协同度和水-能源协同度;②分区域看,上游和下游各子系统有序度演化近10年来升降各异,而中游各子系统有序度演化不断上升,3个区域中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演化均长期处于低协同状态;③根据ARIMA预测,纽带关系短期仍处于低协同状态,水资源相对于能源和粮食仍是首要约束。最后,从流域层提出“以水为刚性约束,多要素互动”,从区域层提出“生态位错位发展,多区域协同”等政策启示。
确定旅游承载力是处理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以云南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综合多源数据,利用“双评价”、容量转换等方法计算旅游承载力。结果发现：①泸沽湖具有“三区合一”的典型特征,由自然保护区、社区、景区3类空间叠加而成。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于社区人口负荷与景区旅游承载力之和。空间供给、资源消耗、设施提供和管理水平共同影响旅游承载力,其中空间供给是关键的制约因素;②依照“确定总量—减去存量—计算余量”的逻辑思路,计算出自然保护区适宜土地面积,获得特定建成情景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减去社区人口负荷得到保护区承载力余量,可进一步转换为景区旅游承载力;③维持风景旅游型城镇建成环境条件下,泸沽湖高适宜的土地面积仅为298.54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67%;资源环境条件可支撑19920人,承载力余量为15918人,经过转换后可得旅游承载力为11938人/日;④针对短板的限制作用,提出采取倾斜木桶、延长长板等措施,为景区旅游承载力扩容提供思路。研究可为“三区合一”型自然保护地旅游承载力测算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保护地科学治理。
地理本性是指一个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在地理空间上的本质特征。从Krugman的两大地理本性到中国学者提出的三大地理本性,区位要素更全面地体现了信息时代的区域特性。本文将流动空间的活跃要素融入地理本性分析框架中,构建全新的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11和2016年3个年份的14个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进行全面评价并提出分类提升建议。结果表明：①14个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均呈现增强趋势,但适应性指数增速趋缓。舟山、厦门、青岛适应性指数大幅增长,大连、三亚、秦皇岛、广州、上海、连云港增长较为明显,北海、天津、宁波、深圳、烟台增长缓慢。②各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指数具有明显差异性。三大地理本性要素中,对多数滨海城市而言,第一本性对旅游系统适应性影响最大,第二本性影响程度降低,第三本性影响程度扩大,充分反映旅游资源禀赋是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的根本支撑,创新要素等软实力正在成为适应能力增长的新动能。③基于旅游系统适应性结构可将滨海城市分为3类。第一本性适应能力存在短板时,需重点关注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围绕资源特性提升旅游产品品质、丰富旅游线路;第二本性存在短板时则需完善旅游系统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第三本性存在短板时则需更重视数字化、信息化等创新要素对旅游系统的助推,大力开发旅游新兴业态,增强旅游发展活力。未来应统筹推进区域资源有机整合,补齐适应性短板,为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