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网络资源支配能力和合作伙伴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窗口模型测度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并利用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网络权力和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知识溢出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更高的网络资源支配能力、更高的合作伙伴经济绩效意味着更高的绿色经济效率。②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具有递增的边际影响,表明多样化的中间产品和非竞争性的知识资源所带来的收益明显高于网络链接的交易成本,意味着中国城市网络嵌入对生产率的影响还处于倒U型曲线关系中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③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能够显著改善核心地位城市、东部地区城市和较大规模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但是对边缘地位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和较小规模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差距在多个维度上趋于扩大。未来中国政府应加快城市网络建设,并促进资源和知识的有序流动,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提供支撑,同时高度关注网络外部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促进不同类型城市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城市群视角,聚焦要素区际流动机制,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阐述环境规制、要素区际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要素区际流动指数等,并基于中国十大代表性城市群2003—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各类样本检验均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②整体样本下环境规制能够分别通过劳动区际流动、资本区际流动和技术区际流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③分区域及不同环境规制水平样本下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东部城市群和中环境规制组的3类要素区际流动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西部城市群仅劳动要素区际流动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高规制组3类要素区际流动中介效应均不显著。针对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期破解城市群资源环境难题,探寻城市群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推动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可划分为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在改进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本文构建了绿色技术创新升级和经济绩效改善的关系模型,以642家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3类绿色技术创新均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②企业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是经济绩效传导过程中的重要中介变量。③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企业绿色工艺创新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即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技术创新升级的空间。④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向经济绩效传导的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表现为绿色工艺创新能够直接产生经济绩效,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只能通过间接路径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通过上述研究识别了企业3种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传导关系,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经济绩效提升的异同性,给出了更多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绩效提升的路径,对于深化绿色技术创新过程认识及优化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典型的农村偏向性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10—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以中国典型贫困地区——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精准扶贫政策有利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民增收,进而显著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但对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作用不明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到精准扶贫政策冲击后,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比非贫困县平均上升0.1512,而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平均降低0.3668,但这种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波动性,政策累积效应不明显。②精准扶贫政策主要通过促进城镇化、增加资本投入、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以及产业结构非农化调整4个方面促进了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长远来看,在提高农业产出水平的同时,逐步推动产业非农化调整将给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带来持续累积效应,对改善贫困地区城乡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针对以上结论,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研究表明,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份额的增加对市场化电价有显著的影响。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已形成较完善的市场化电价机制,研究德国电价的运作机理有利于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化电价机制改革。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估算了不同电价分位数的优序效应,主要分析了风能和太阳能对德国电力市场现货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的增加均能带来电价的降低。当考虑以电价中位数的四分位距衡量的电价波动时,对于中等负荷水平,风能发电对平均高峰价格的影响明显大于太阳能发电;在其他情况下,太阳能发电对平均高峰价格的影响更大。②用电需求水平较低时,风能发电份额的增加会增加电价波动性;用电需求水平较高时,风能发电份额的增加会降低电价的波动性;用电需求水平中等时,太阳能发电降低电力价格的波动性。③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整合的政策应在风能和太阳能之间寻求平衡,即形成合理的太阳能、风能的发电份额组合。本文研究了发展较成熟的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化运行机理,对中国可在生能源市场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随着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和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战略要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及其碳排放也呈现动态变化。本文依据IPCC质量平衡法和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辅以实地调研,以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厂）界为核算边界,对“十五”至“十三五”4个时期的不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碳排放、能耗等进行强度核算,构建了基于低碳经济的北京生活垃圾处理多目标优化模型,并利用MATLAB求解,提出了未来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已由“以卫生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堆肥为辅”;②2020年北京首次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此时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中焚烧厂和堆肥厂的总设计处理能力占比大于75%;③“十四五”时期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优化结果为卫生填埋：焚烧：堆肥=5：51：44,即应发展为“焚烧和堆肥并进式”。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低碳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依据山东、河南2省6市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农地禀赋效应调节视角下外包交易成本、农业隐性生产成本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市场容量、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是外包交易成本的重要表现。市场容量的扩大可以降低单位面积外包交易成本,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提升;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的增强会增加外包交易成本,阻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提升。②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和农业劳动机会成本是隐性生产成本的重要体现,二者均会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提升。③外包交易成本、隐性生产成本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影响会受到农户农地禀赋效应的调节。在外包交易成本方面,农户农地禀赋效应会削弱市场容量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促进作用,增强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阻碍作用;在隐性生产成本方面,农户农地禀赋效应会增强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促进作用,削弱农业劳动机会成本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促进作用。④农业外包市场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市场,而且是一个具有身份特征的情感市场。培育农业外包市场,需充分考虑和尊重农户的农地禀赋效应。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使得农户兼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分化的重要趋势。本文基于长江流域湖北、江西和浙江3省822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利用IV-Tobit和门槛效应模型论证了农户兼业对粮食生产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从时间、资金与技术要素投入解析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农户兼业对粮食生产效率具有非线性影响,农户兼业时长超过8.35个月时,兼业行为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会发生改变;②短期兼业与县域范围内近距离兼业将有助于粮食生产效率提升;③农户兼业行为主要通过增加农业生产资金与技术投入来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因此,在客观认识和接受农户“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兼业身份的同时,不仅要鼓励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农民就近转移就业,还要积极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引导长时间兼业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研究结论可为充分客观地评价现阶段我国粮食生产中的农户兼业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土地利用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和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会对区域社会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切入,探究其对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演变的影响,对缓解干旱地区乡村人地矛盾、促进其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基于恢复力评估分析框架,从社会、经济、人文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构建干旱区乡村社会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民勤绿洲作为案例区,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前后民勤绿洲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演变特征,探讨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对乡村社会恢复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民勤绿洲乡村社会恢复力呈现中部和南部乡村不断升高,北部乡村先降低后升高的演变过程;②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会对乡村社会恢复力时空分异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耕地和生态用地之间的相互转移对恢复力变化方向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2000—2007年草地向耕地转移以及2007—2015年耕地向生态用地转移会提升恢复力;不同时期影响恢复力的主导土地利用功能因子存在差异,流域重点治理前土地垦殖率和人口密度的影响更显著,流域重点治理后生态用地占比和乡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更显著。
现行立法调整土地经营权租赁关系以一般租赁合同规范为主要依据,忽视了农地的特殊性,在价值取向和合同内容等诸方面带来制度的不适应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一般租赁规则调整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时产生的矛盾冲突;其次,揭示了土地经营权租赁的特有原理;最后,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得出在《民法典》时代土地经营权租赁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路径。结论如下：①土地经营权租赁应选择在《民法典》之外专门立法的模式,通过修订《农业法》增加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特殊规定;②应专门规定租期调整、租金浮动机制、承租人改良权、禁止转租等内容。土地经营权租赁的特殊法律调整有利于以农地流转促进现代规模农业的形成。
农业用水流转的关键在于水权交易市场的建设,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对于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实现农村水资源优化分配具有重要作用。交易价格的确定是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管理的难点,过低的价格会导致水资源浪费,过高的价格不利于农业发展,此时政府的价格管制尤为重要。以2019年8—9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发生的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用ELES模型判断农户所在地区经济水平,根据地区经济水平决定灌溉用水户的水费承受能力,应用水费承受指数模型确定水权交易价格管制上限;然后基于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的特点,将资源水价作为水权交易价格管制下限,应用模糊数学法确定资源水价。研究结果如下：①2019年元氏县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的价格管制区间为[0.11, 0.26]元/m3;②2019年元氏县实际水权交易价格为0.06元/m3,低于管制区间下限,表明实际水权交易价格不利于该地区农业用水的节约与保护,此类交易应该被制止;③地方水利机构应制定水权交易价格管制区间,并确保水权交易在价格管制区间内进行,使水权交易能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优化的目标。
大清河流域是中国人水关系最为紧张的流域之一,也是推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地域。针对未来不同发展情景,研究流域水资源利用的可能矛盾和应对策略,对于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大清河流域水土资源定量评估为依据,以水-土-粮-人关系为纽带,研究了在惯性发展、休耕政策、农田节水3种情景下,流域水-粮关系的演变特征,提出了大清河流域水-粮权衡优化方案。研究表明：①大清河流域在当前土地利用结构下,粮食生产可实现自给略有盈余,但过多的农业生产耗水导致大清河流域地下水超采严重。②尽管已在大清河流域探索实施休耕政策,但当前局部休耕节约的水资源量远不及地下水超采量。若要实现控制地下水超采并使流域供需水平衡,需继续在白洋淀东部和南部平原扩大冬小麦休耕面积25.3万hm2,或从流域外增加引调水量7.2亿m³。③到2030年大清河流域将面临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的双重压力,水资源缺口将达13.8亿m³。为缓解流域水资源压力,未来需加大跨流域调水力度;同时,继续扩大冬小麦休耕面积也是缓解流域水资源矛盾的重要政策选项。
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居民的膳食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整体向增加高耗水的动物性食物消费趋势转变,不断加剧中国本已稀缺的水资源的压力。本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和单位重量食物虚拟水含量数据,首先测算了城乡居民实际食物消费模式（S1）与膳食指南推荐的平衡膳食模式（S2）下的食物消费水足迹,比较分析两种膳食结构水足迹的构成和变化特征;然后基于两种膳食模式（S1、S2）和两种人口规模（2018年、2030年）构建了4种情境,估算未来人口规模和膳食结构变化下的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结果表明：①1985—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水足迹均呈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人均植物性食物耗水量的减少和动物性食物耗水量的增加;②人口规模和膳食结构是食物消费水足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实现平衡膳食模式的膳食结构对食物消费水足迹变化的作用超过人口规模;③营养均衡目标下膳食结构变化将导致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增加1094.9亿m3,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增加907.1亿m3;人口规模变化将导致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增加929.4亿m3,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减少615.4亿m3,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导致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总量增加2024.3亿m3,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水足迹总量增加291.7亿m3,食物生产水资源的短缺局面进一步加剧。本文为未来通过调整食物消费结构途径降低食物生产水资源消耗提供了初步的研究视角,同时对引导中国城乡居民均衡营养饮食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服务贸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存的典型产业,掌握其比较优势分布格局有助于为缓解国际贸易发展不均衡寻找新的突破口。因此,本文以23个发达国家与28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2018年各国旅游服务贸易相关数据,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其变动幅度与变动方向,对比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旅游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差异与演变特点。结果发现：①在旅游服务贸易中高水平比较优势的梯队中,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呈增长趋势,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参与旅游服务贸易国际专业化分工的规模与层次均有所提升;②大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旅游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呈“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动态演进特点,但仍有少数国家偏离此规律,如波兰、捷克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发展中国家;③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则呈明显的波动性下降趋势,并已进入比较劣势等级。进一步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各部门贸易平衡贡献指数发现,旅游服务贸易是影响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平衡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全球旅游服务贸易相对均衡发展、优化中国国际旅游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北极战略价值的提升,北极旅游热不断升温,北极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理应得到重视。本文检索了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中北极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和时区视图分析等功能,分析了北极旅游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过程,系统综述了北极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研究表明：①北极旅游研究还未成规模。相对来说,国外起步较早,研究涵盖面较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国内起步较晚,仅从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等方面进行探讨,广度和深度不足。已有研究中涉及影响因素的多从目的地角度开展分析,经济水平、游客构成等客源市场方面还有待加强。②前10位北极旅游研究热点中,气候变化、治理、人为干扰、海冰、脆弱性、恢复力、旅游管理等都与北极旅游影响因素密切相关。③已有研究中北极旅游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政治政策、气候变化、旅游资源、旅游气候舒适度和管理与基础设施5类。其中,政治稳定和气候变化是北极旅游发展的前提许可和宏观影响因素。前者是北极旅游能否开展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因素,后者则是北极旅游能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既能直接影响旅游资源,又能通过对天气的影响,进而影响游客行为。而旅游资源、旅游气候舒适度和管理与基础设施则是北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
历史名人故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目的地产品形态,对地方发展文化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某个目的地是否确实是某位历史名人的故里,在很多地方仍存在争议。目前鲜有关于争议名人故里理论结合实证的研究,也缺乏名人故里旅游行为意向的研究。据此,本文基于名人代言营销理论的一致性假说构建理论模型,并获取四川江油“李白故里”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名人与目的地的一致性正向影响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和地方认同,后两者正向影响体验质量;②名人与目的地的一致性通过真实性感知和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影响体验质量;③旅游者的体验质量正向影响旅游行为意向。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以上结论的理论意义、对争议名人故里的管理启示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