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评估补贴对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是科学制定政府补贴政策的重要依据。一方面,补贴过高会带来财政压力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补贴过低会造成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中国光伏产业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亟待解决的“弃光限电”和财政补贴缺口问题,其背后是光伏补贴政策科学评估的缺乏。为此,本文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和模拟仿真方法,严谨评估中央补贴对光伏产业发展的影响大小。研究发现：①光伏补贴每提升0.1元/度电,全国光伏装机将增加540万~660万kW/年,大大超过现有文献估计。②反事实模拟表明,如果一开始完全取消光伏补贴,中国光伏装机市场规模将在原有基础上缩水85%左右。③以2019年弃光限电问题严重的9省为例,如果光伏补贴调整至不存在弃光的水平,这些省份的光伏补贴缺口每年可减少13亿元。本文研究结论可用于补贴政策调整优化、缓解弃光限电和补贴缺口等多个现实政策问题。
河长制是中国解决复杂河流治理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全面推行河长制,使其更好地嵌入于河流治理的结构和过程,是推进河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江苏省、湖北省677份实地调研问卷,运用Logit模型剖析了农户参与河流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析了农户作为社会公众,参与河长制对河流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比较了在决策、管护、监督3种参与方式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的综合素质、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以及规章制度和反映渠道的完备程度均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河流治理;②农户参与河长制将有效提升河流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对提高村庄河流治理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③决策参与、管护参与、监督参与对提升村庄河流治理水平的净效应分别为19.8%、23.7%、31.4%,说明以监督方式参与水环境治理对河长制治理水平的促进作用最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重视公众参与力量、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构建河流长效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下,黄土高原农户在时间禀赋恒定条件下的劳动力配置逐渐成为采用水土保持技术的关键因素,探究二者关系对于提高技术采用率、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土高原区1197份农户的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主要考察了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及时间长短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逐步检验法,检验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对外出务工影响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促进其水土保持技术的采用。但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延长,农户对农业收入依赖性降低,削弱了农户水土保持技术的采取。②农户参与村集体行动是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渠道之一,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证实了集体行动模式在水土保持技术应用推广中的价值。此外,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与农户家庭的邻里互助、技术改善认知以及政府的技术推广活动均对农户的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不仅提供了劳动力转移趋势下水土保持技术扩散的研究证据,对健全村集体行动以促进技术采用也具备一定的经验价值。
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在农户群体中的扩散是中国农业转向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具备有限知识的农户在采纳资源节约型技术过程中势必受到其社会网络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有限知识农户的假设,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网络在不同维度对农户采用新的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影响,以及农户技术认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纳决策两者关联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然后,以水肥一体化技术（DFS）为例,利用2019年广东、海南和云南3省632户香蕉种植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社会网络、技术认知与DFS技术采纳决策之间的作用逻辑。研究表明：农户社会网络与技术认知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在生产过程采纳资源节约型技术;且农户的社会网络可以弱化农户在新型技术上的认知差异,从而可能形成新的关于技术的群体认知,加强农户对资源节约型技术的采纳。具体地,社会网络的“倾向”和“互惠”可以改善农户关于技术转换梯度和技术认知嵌入度的感知,从而影响农户对资源节约型技术的采纳决策,而社会网络“范畴”会直接影响农户资源节约型技术的采纳决策,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
农机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黄淮海农区6省20县（市、区）807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粮食作物为例,从服务规模与服务选择（农机社会化服务面积占农机作业面积的比例）两个维度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规模,农户在农地确权后接受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总面积得到显著提升;②农地确权未能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农户在农地确权后并未对农机社会化服务表现出显著的选择转换偏向。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规模异质性的存在,“增量”作用显著偏向于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户。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现阶段应继续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服务小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土地流转体系协同联动,促进小农户农地利用效率提升路径多元化。本文不仅弥补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对于拓宽农地确权政策效应视野以及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具有一定意义。
环境分权能否助推由经济与财政分权引起的负向激励,进而影响减排治污效果,以往研究中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1—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测算省级环境监管权限的配置格局,结合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分别以PM2.5浓度、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表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废污染指标进行回归,以此检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环境分权弱化了减排效果,分权程度越高,3种污染指标的污染程度越重,其中对大气污染的作用最大,对水污染的作用最小;②大气污染与环境分权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水污染、固废污染与环境分权之间非线性关系不显著;③环境监测、执法与监察3项监管权限的分权程度对污染物减排效果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中环境执法的地方分权程度负效应最大,环境监察的负效应最小;④尽管环境分权弱化了减排效果,但将经济事务上的分权激励考虑进模型当中时,环境分权反而对分权激励与合谋污染有抑制作用。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进一步提升环保政策的执行效果,提高地方政府减排的执行能力,对环保机构进行实质性的垂直管理改革势在必然;结合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分权激励,适当给予地方环保政策执行的灵活度,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减排效果。
随着食物生产及消费系统的变革,可持续的食物消费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1978—2017年中国人均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导致人均食物消费的水资源消耗量、耕地资源需求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呈增加趋势。因此,本文利用多目标规划方法,在满足膳食营养需求的基础上,探讨经济及资源环境成本最小的食物消费结构。研究结果表明：①在仅考虑热量、蛋白质及脂肪等宏量营养素约束时,得到的食物消费结构较为单一,而加入微量营养素约束时,食物结构多样性显著增加,但食物消费比例仍需优化;在营养组成和食物结构双重约束下所得的食物类别及消费量均趋于合理。②优化的食物消费结构与中国当前消费相比,畜禽肉类在热量和蛋白质供给中的比重显著下降,豆与坚果类和奶类在蛋白质供给中的比重增加。③与中国当前及其他典型食物消费结构相比,优化的食物消费结构在满足营养的基础上,经济及资源环境成本均较低,表明该优化结构满足可持续食物消费的目标。④优化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使中国人均食物消费的水资源消耗量、耕地资源消耗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分别减少312.2 m3/年、256.0 m2/年、425.1 kg/年。中国的现状是农业资源日益稀缺,通过倡导合理的膳食结构,不仅能够有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而且对食物消费引发的各类健康隐患具有改善意义。
研究碳排放增长的多维、多层动因,识别关键的增排产业链和增排路径,对于宏观减排政策制定和微观减排路径选择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利用结构分解和结构路径分解的分析方法,从总体、生产阶段、产业链3个层次对中国碳排放增长进行了递阶分解分析,识别出了2010—2015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因和路径。研究结论表明：①需求规模变化是中国总体、生产阶段、产业链碳排放增加的主导影响因素;②煤炭消费发挥着减排作用且贡献巨大,但其他能源的增排效应使煤炭的减排贡献大打折扣;③能源效率变化对各生产阶段的影响为正且呈递减趋势,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对第一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具有显著减排效应,对其他生产阶段具有轻微增排效应;④需求规模变化和直接消耗系数变化是多数增排产业链的最大影响因素,30条增排路径占中国2010—2015年碳排放增加量的25.7%,构成了碳排放增加的关键路径和动因。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减排政策建议。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社会转型要求,面临着发展方式粗放、效益低迷及影响生态环境等诸多挑战。渔业经济的低碳化发展是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是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农（渔）民增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从根本上推进中国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扩展Kaya恒等式,对2002—2017年中国渔业生产系统隐含碳排放变动趋势及结构特征进行研究,并对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①中国渔业生产系统隐含碳排放整体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渔业第一产业始终处于渔业隐含碳排放首位,但渔业第二与第三产业的隐含碳排放占比在逐渐上升。②渔业养殖与捕捞、水产加工和水产流通是渔业隐含碳排放的主要产业;渔业三大产业及所包含的12个细分产业的单位产值隐含碳排放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③渔业经济增长、一般渔业技术进步对渔业隐含碳排放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渔业经济增长是拉动中国渔业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渔业人口和低碳渔业技术进步效应对渔业隐含碳排放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低碳渔业技术进步效应是抑制中国渔业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因素。因此,调整渔业产业结构,转变渔业增长方式,提升渔业低碳技术的应用水平是有效抑制中国渔业隐含碳排放、实现渔业低碳发展的关键。
低碳发展已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导向,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探索道路中,降低碳排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其实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本文基于2004—2017年山西省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资源型经济转型能够有效地抑制山西省碳排放量的增加。在研究时段内,受到政策冲击后山西省的碳排放仅增长89.6%,与合成控制法模拟的山西省135.5%的碳排放增长相比,共减少碳排放78944.68万t。②在政策实施后的短期内,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有效抑制了碳排放,其中环境规制发挥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③在短期内,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促进了碳排放,从中均发挥“遮掩效应”。由此说明,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通过加强管制、产业转型等手段为山西省低碳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反思并完善有关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本文结果有助于为山西省及更多的资源型地区经济低碳高质量转型提供借鉴。
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深入挖掘工业用地节约潜力是缓解城市群工业用地供需矛盾、推动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评价体系,并在技术异质性框架下,采用共同前沿广义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对2003—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共同前沿下,三大城市群工业用地利用效率间存在差异,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最高,京津冀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②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主要来源于管理无效率,而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的来源无明显偏向性,管理无效率和技术差距无效率对其贡献度大致相当。③根据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的根源,可将三大城市群内各城市划分为保持现状型、组内学习型、整体提升型和跨组学习型4种类型。本文结果有利于揭示三大城市群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的根源,挖掘三大城市群工业用地节约潜力,从而为制定城市群工业用地高质量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研究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过程与机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样带研究方法,基于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利用空间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揭示样带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北方边境样带以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等生态保育用地为主,占比超过90%,20年间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格局变化较小。②研究期间,北方边境样带以城乡建设用地、粮食保障用地扩张和生态保育用地退化为主要特征,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粮食保障用地、城乡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在2010年后显著加快,土地扩张模式逐渐由林草地开垦转向未利用地开发。③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促进北方边境地区粮食保障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生态保育用地则受自然、气候、区位条件和农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在粮食保障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主动式扩张过程中呈现被动减少趋势。同时,政策和制度的干预也是影响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素,作用于粮食保障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张和生态保育用地的保护恢复。总体而言,北方边境样带的生态保育用地虽然在政策和制度的干预下退化趋势有所减缓,但是,草地资源持续减少、水域面积缩减和未利用地不断开发等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仍然存在,影响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关系到未来中华民族的生存。但究竟需要守住多少耕地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粮食需求的底线,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为此,本文从厘清不同情景下耕地最低保有量需求出发,构建兼顾人口、人均粮食、粮食单产的耕地需求预测模型,模拟完全自给、高度自给、适度自给3种情景的耕地需求量;结合耕地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预测,判定耕地保护的理想能保量、基础应保量、底线必保量。结果表明：①2020、2025、2030、2035年理想能保量要求至少保住19.20亿、18.39亿、18.47亿、16.57亿亩耕地;基础应保量要求至少保住18.49亿、17.72亿、17.78亿、16.12亿亩耕地;底线必保量要求至少保住17.80亿、17.09亿、17.09亿、15.51亿亩耕地。其中基础应保量可作为理性的策略选择。②目前划定15.51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能保障2035年粮食自给,但今后若放弃严控政策,则难以满足2030、2035年粮食完全自给的耕地需求。未来应全面细化并继续严格实施耕地保护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随着全球性极端气候频发,粮食生产安全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实现农业气候资源的高效持续利用意义重大。粮食主产区是粮食安全保障的核心区域,本文应用逐级订正的机制法模型测算了1980—2019年中国粮食主产区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的气候生产潜力,并应用重心迁移模型分析了粮食主产区186个地级市现实作物生产水平与气候生产潜力的时空属性,在市域尺度上评估了农业气候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得出：①1980—2019年粮食主产区玉米、水稻、小麦气候生产潜力的倾向率分别为-156.80、68.82、121.92 kg/（hm2·10 a）;②玉米气候生产潜力高值区和低值区范围均缩小,水稻气候生产潜力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小麦气候生产潜力高值区范围扩大;③主要粮食作物气候生产潜力的重心迁移距离均小于现实迁移距离,并呈同向化特征;④黄淮海农业区、东北农业区、西南农业区等地主要粮食作物气候资源利用率较高,长江中下游农业区等地气候资源利用率较低。对此,应调整粮食生产重心,缓解气候条件较差地区的粮食生产压力,挖掘气候资源丰富地区的气候生产潜力,全面提高粮食主产区气候资源利用效率。
了解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POT/VEGETATION NDVI数据,本文采用Sen+Mann-Kendall、波动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探究了2001—2018年间白洋淀流域全区和不同植被类型区NDVI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2001—2018年白洋淀流域NDVI以0.0031/a的速率增长,显著增长（P<0.05）的区域面积比例为53.79%;针叶林、阔叶林、灌丛、草原、草丛和草甸NDVI呈显著增长（P<0.05）,沼泽和栽培植物NDVI增长趋势不显著。②全流域NDVI总体波动性较小,67.81%的区域NDVI为显著低波动性（P<0.05）;除草原和草甸外,其余植被类型NDVI为显著低波动性的面积比例均超过50%。③除沼泽和栽培植物外,其余各植被类型NDVI对降水的响应较为一致,呈现显著正相关（P<0.05）;气温在流域尺度和不同植被类型区内对NDVI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结果对于理解气候变化对植被生长的作用机理和开展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有一定意义。
北极地区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北极升温速率超过全球平均速率的2倍,这一“极地放大现象”和海冰的快速消融不仅造成当地环境的剧烈变化,还深刻影响着中纬度的天气和气候系统。深入理解气候长期趋势的季节和地理分布特征,有助于应对北极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并为未来开发北极资源服务。考虑到北极地区观测台站稀疏带来的不确定性,本文利用多套格点化的观测分析和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结合线性趋势分析,研究了1979—2017年60°N以北陆地地表温度、降水、气温日较差、年较差及相关极端气候指标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①各资料中气温变化的一致性很高,但对于降水在2008年之后的变化,不同资料差异较大,可能是金融危机下可用台站数量急剧下降造成的。②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能够很好地再现北极陆地温度和降水的整体增加趋势,变化速率分别约（0.57±0.07） ℃/10 a和（0.10±0.05） mm/d/100 a。春、秋、冬季升温趋势强,而夏季升温趋势较弱。北冰洋沿岸地区升温速率最大,局地可超过1.0 ℃/10 a。③降水的增加趋势在秋季最大。西伯利亚降水的增加与局地升温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其中秋季西伯利亚东部平均和极端降水的增加趋势可达热力学约束的8 %/K。④夏季气温日较差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春季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地区的气温日较差呈显著增大趋势,其他区域则以减小趋势为主。气温年较差在北欧、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呈减小趋势,在西伯利亚西部和东部呈增加趋势。无论冬夏,温度最小值的升高趋势比最大值更显著;冬季温度最小值的升高趋势比夏季更显著。研究表明,地表升温是北极陆地局地降水增加的重要驱动因素,不同区域降水变化的差异则可能与环流变化有关;观测台站数量的减少对降水趋势的监测有显著影响;ERA-Interim可作为北极地区观测分析资料的重要补充,特别在台站稀疏地区和台站数量减少的时段,ERA-Interim可提供一致和可信的气候变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