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积分”政策目的在于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营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同步增长。以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整车）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双积分”政策划分为酝酿期（2014—2016年）和实施期（2017—2018年）,从显著性、敏捷性和稳定性3个维度,分析了“双积分”政策影响下新能源车企经营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双积分”政策在酝酿期便提前释放出了积极作用,环境绩效增长更显著、更稳定,经营绩效政策响应更敏捷;②“双积分”政策在实施期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增强,经营绩效增长更显著,环境绩效政策响应更敏捷,增长也更稳定。政策制定者在完善和优化“双积分”政策时要善于利用政策信号释放机制,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双积分”政策的适应性、覆盖面和精准度,把握好政策实施和执行的节奏和力度。
风力发电是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国家对风力发电进行补贴的上网电价政策是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上网电价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产业效应,对于有效落实政策、促进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引入政策文本分析方法,从政策实施时间、政策数量、政策相似度多个角度量化评价上网电价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然后,从资源区和省份两个层面,建立多水平模型分析上网电价政策的产业效应。结果表明：①不同资源区和省份实施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情况不同,多数属于国家发改委划分的第Ⅰ、Ⅱ、Ⅲ类资源区的省份,风电上网电价政策实施情况较好,政策发布较早、数量较多,而且政策具有针对性。②风电上网电价政策产生了显著的产业效应,而且政策实施时间越早、数量越多、政策相似度越低,越有利于风电产业发展。但是,这些政策变量对不同地区的风电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政策实施时间、政策数量对风能资源丰富区的风电产业发展影响较大,政策相似度对风电发展模式不完全成熟的地区的风电产业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各个省份应该尽早实施上网电价政策,并结合地区差异针对性地多发布政策,从而利用政府政策有序推进风电产业发展。
环境战略能否驱动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直接关系到企业开展环境战略的积极性。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四大重污染行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战略与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得出：①整体而言,企业实施环境战略能够显著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②进一步分组研究显示,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市场竞争条件的企业环境战略不同,对其两绩效的调节效应也会存在差异,高成长性企业的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绩效但并未带来显著的经济绩效,而低成长性企业的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却能带来明显的经济绩效;市场竞争越激烈,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弱竞争环境下的环境战略则作用效果比较有限。③从环境战略的实施内容看,企业只有重视长期的环境管理、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文化建设,而非满足于短期排污达标或规避环境违法,才能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④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境战略对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突出,但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升反降。
雾霾治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治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差异、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的3个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降低雾霾污染的3个理论假说,并基于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市、区）和2007—2016年217个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面板和动态面板门槛计量方法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政策工具方面,多数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对雾霾污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的环保立法和环保投资降低雾霾污染的效果更显著,而地方政府环保执法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甚显著。②空间关联方面,周边地区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邻近地区环保立法通过环保政策的协调成本上升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邻近地区的环保执法虽能降低本地雾霾污染,但效果却不显著;而邻近地区的环保投资通过雾霾治理的空间外溢能显著降低本地雾霾污染。③门槛效应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科技水平或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地降低雾霾污染,反之则加剧雾霾污染。本文将政府环境治理细分为环保立法、执法与投资3种政策工具,细化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为政府更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济集聚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影响环境质量,为探讨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状况,解析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其门槛特征。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多呈现“高-高”型聚类,长江上游地区多为“低-低”型聚类,且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聚类状况则呈现出较大差异;②经济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抑制工业废水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著,集聚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二产占比和交通便利度提升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产生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排放强度却有抑制作用;③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经济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均有所减弱。最后,建议在促进经济集聚过程中应充分关注空间因素及其独特特征,针对工业废水减排可同步实施区域内针对性治理和跨区域协同治理的策略举措,切实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农业发展呈现绿色化和集群化趋势。发展绿色农业产业集群是将二者结合实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相关理论,构建了绿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典型绿色农业集群——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从绿色网络形成和组织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绿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条件。研究发现：①微观主体层面,各类农业主体在绿色创新和环境规制作用下进行绿色化转型,形成了绿色生产性主体、绿色经营性主体、绿色服务性主体以及绿色规范性主体;②中观网络层面,绿色主体在知识溢出和专业化分工作用下进行结网互联,形成了绿色组织网络;③宏观环境层面,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推力,与环境规制的约束力以及支持性政策和中介服务的拉力作用下,形成了绿色发展环境;④绿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是绿色创新和环境规制在价值链网络中的流动和协同,即规范性的绿色发展环境和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技术促使集群内主体的绿色化转型,进而在外部经济效应下以绿色主体专业化分工组织出的绿色网络形成绿色农业产业集群。绿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是集群内全产业链的绿色化,是绿色创新和环境规制对3个层面中每个环节、每个行为、每个主体的绿色化和协同。
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2000—2017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通过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探究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①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18上升至2017年的0.44,在空间上大致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②从整体回归结果看,科技创新各要素（专利授权数、R&D经费占GDP比重、R&D人员全时当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较强,控制变量中的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正向的驱动作用,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抑制作用;③从四大地区的回归结果看,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受科技创新各要素的驱动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受专利授权数、R&D经费占GDP比重的驱动作用较强,专利授权数、R&D经费占GDP比重、R&D人员全时当量均对西部地区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只受专利授权数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驱动影响。本文可为国家和地区提高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借鉴。
理清生态创新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和工业绿色效率的影响,对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为例,通过测算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度、工业绿色效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创新对不同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绿色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绿色效率都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且两者具有相似的空间格局,表现较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陕西、山西和内蒙古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区;②生态创新对提升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对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均显著;③生态创新对提升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创新对成长型城市提升工业绿色效率有显著负面影响,对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生态创新对于促进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显现,并提出完善中国资源型城市生态创新政策的具体建议。
随着科技进步,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成为缓解资源短缺、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对清洁能源潜力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有关部门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决策。本文基于模型模拟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对青海省水电势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5种主要清洁能源的发电潜力及价值进行评估,得到了青海省主要清洁能源发电潜力的时空分布格局和数量统计特征。结果表明：①从时间上看,2000—2018年清洁能源发电潜力呈逐年增加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发电潜力较稳定。从空间上看,青海省西部清洁能源发电潜力相对较高,东部较低;州（市）尺度上,玉树州、海西州处于清洁能源发电潜力高值区,西宁市处于低值区;生态功能区尺度上,三江源地区处于清洁能源发电潜力高值区,祁连山地区处于低值区。②从清洁能源结构来看,青海省水电资源潜力最为丰富,2000—2018年水电势能平均发电潜力达到2338.41亿kW·h,其次是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且在实际应用中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渐增大。③2000—2018年青海省清洁能源潜力平均价值为1887.75亿元,未来可获得的清洁能源的经济价值将随着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强度的增大而逐渐增长。本文为青海省相关部门了解省内清洁能源的现状和未来开发利用前景,制定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投入-产出理论,本文主要利用差异化的能源库兹涅茨曲线（EKC）来分析中国能耗模式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确定二者在不同阶段、类型的量化关系。结果发现：①中国能耗模式整体上经历了高能耗低增长—高能耗高增长—低能耗高增长的演变过程,但省（区、市）间时空差异明显,形成差异化的能源库兹涅茨曲线,大致分成6种演变类型;②各省（区、市）EKC起点不同,且演变过程中拐点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强度越低,部分省（区、市）EKC存在明显的理论偏差,呈现出变异的EKC演变轨迹;③1953年以来,能源消耗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但技术进步作用不断加强。目前,在能源消耗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低能耗高增长消费模式,但技术进步贡献率还不明显。未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逐渐扩大,而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保持在稳定状态。
在中国,官员的治理水平是理解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将两者放在同一视域中加以考察,研究官员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有利于从“人本”视角深化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形成机理的认识。本文利用官员交流网络选择并构建样本数据集,采用城市—时间—官员的“三维”固定效应模型分离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中的官员个人效应,并基于官员特征视角分析了官员个人效应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①官员个人效应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形成机理中重要的、富有差异的影响因素;②官员学历、平均任期长度、国土系统工作经历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具有全局影响。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学历高、平均任期长、具有国土系统工作经历的官员更倾向于抑制土地出让总量、压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以及提升工业用地出让价格;③官员基层、高层党委政府的工作经历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具有差异性的局部影响。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垂直交流官员更倾向于增加土地出让总量,从基层提拔的官员更倾向于推升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及压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应注意不同特征的官员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中体现出的差异化的个人效应,从“人本”视角出发,可以通过适当的安排,发挥官员个人效应,促进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调控目标的实现。
引导农民有序退出宅基地是解决农村建设用地粗放利用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依据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TAM-TPB)框架构建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模型,重点解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在宅基地退出时的决策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异同,并探讨人地关系差异对农户决策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主要受行为态度、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3种因素影响,行为态度是影响各地区农户意愿的直接因素,且在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强;②感知有用性通过直接影响和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影响两种路径对各地区农户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在较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最强;③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变量,对农户意愿产生间接正向影响,但在各地区的影响效应均较弱;④人地关系差异导致较发达地区农户对宅基地换城镇安置房存在排斥,次发达地区农户则更倾向于在原村落获得安置房继续生活,而欠发达地区农户对“以房换房”的补偿方式均表示接受。基于此,应根据地区差异,从重视思想引导、优先就地安置和提升补偿方式灵活性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
本文在构建产权强度与农户禀赋效应、安全感知及农户流转行为逻辑关联的基础上,基于甘肃省集体林权改革监测追踪调研累计1497份微观数据,探讨了产权强度如何通过农户禀赋效应与安全感知影响林地流转行为。研究发现：①产权强度整体上加大了农户禀赋效应和安全感知。具体而言,产权强度社会认同维度显著增加农户禀赋效应与安全感知;产权主体行使能力维度主要影响农户禀赋效应,对安全感知影响不明显,其中排他能力加剧了农户禀赋效应,交易处置能力则减弱农户禀赋效应。同时随着时间的增加,农户禀赋效应呈减弱趋势,安全感知则无显著变化。②产权强度影响下的禀赋效应的加剧容易使农户产生高估林地流转价格等倾向,阻碍林地流转的发生。③产权强度影响下的安全感知的增加可以提升农户对林地权属关系的稳定感,促进农户流转行为的发生。④禀赋效应与安全感知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农户流转行为,综合考虑禀赋效应及安全感知后,总效应正向影响林地流转行为。鉴于此,本文提出应把握确权方式的灵活运用、通过健全完善林权流转网络平台等方式降低农户禀赋效应以及注重提升农户安全感知等建议,以期促进林地流转,实现公益林林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建立在扶贫开发基础上的乡村旅游征地表现出规模小、强制性弱、兼具经营性和带动性的特点,这类征地是否会因此提高失地农户的福祉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需要从多维度对失地农户福祉进行分析。本文基于陕西安康、汉中、商洛、宝鸡4市9县22个旅游扶贫村调研获得的817份农户数据,首先采用熵值法对失地农户多维福祉进行测算,然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测算乡村旅游征地对失地农户福祉的净效应。结果表明：①整体而言,乡村旅游征地实施后失地农户家庭总福祉及多维度福祉均有所提升,说明乡村旅游征地在创新安置补偿方式、推动失地农户生计转型、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未来乡村旅游经营效益的提升是失地农户福祉持续改善的保证;②从户主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来看,户主为老年人和户主低教育水平家庭遭受的失地冲击相对较为明显,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以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提升失地农户福祉具有重要作用;③从失地类型来看,虽然完全失地农户各维度福祉略高于部分失地农户,但仍需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征地对失地农户造成的冲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总体而言,乡村旅游征并没有对失地农户的多维福祉造成冲击,但后续仍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户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征地带来的不利影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旅游业发展效率是衡量区域内旅游业投入产出状况的重要指标。文章选取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对2018年旅游业发展效率进行综合测度,通过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发展效率综合效率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及低水平地区分别占评价单元16.11%、17.93%、27.96%、26.75%和11.25%;纯技术效率区域差异明显,高水平地区主要分布于地势阶梯交界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规模效率空间上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表现为东南高而西北低;②旅游业发展效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整体上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点。冷热点空间集聚特征明显,表现出“南热北冷”的特点,其中西南、华南、华东地区表现为高值集聚,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表现为低值集聚。依据其发展水平和空间特征划分为辐射带动型、边缘依附型、整体提升型和优化提升型4种类型;③旅游业发展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旅游发展质量、旅游服务水平及旅游资源质量为旅游业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推动旅游业发展、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以及旅游资源利用转化率是提升旅游业发展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探析中国地级单元旅游业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期对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及旅游发展资源的投入和利用水平的提升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撑。
俄罗斯滑雪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相对成熟。旅游多元化发展与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契机为中俄两国的冰雪旅游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量化并探究俄罗斯旅游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可达性指标评价滑雪场所的可接近测度。结果发现：①俄罗斯滑雪场整体上“西密东疏”,并且呈现出6大聚集区域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滑雪场在俄罗斯境内平均可达时间约为15 h,6 h以内的高可达性区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0%,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多连片分布在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南部山地,且呈现向交通干线聚集分布的趋势;③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联邦主体区位优势较好,冰雪旅游规模与实力最强;乌拉尔山脉东西侧联邦主体与滑雪场所联系紧密。本文通过归纳俄罗斯滑雪场数据空间分布规律及布局优劣,提出关键开发建议,为中国的冰雪旅游事业提供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