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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0年, 第42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5-25 上一期    下一期
    资源经济
    城镇居民对环境治理的边际支付意愿
    曹和平, 奚剑明, 陈玥卓
    2020, 42 (5):  801-811.  doi: 10.18402/resci.2020.05.01
    摘要 ( )   HTML ( )   PDF(3396KB) ( )  

    城镇居民对环境治理的边际支付意愿是社会环境偏好最为直接的度量参数,也是环境制度改革和细则政策出台的基础依据。本文使用1994—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择居民环境偏好的指标度量,对影响中国城镇居民环境偏好指标的主要因素分析发现,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污染程度、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与城镇居民对环境的偏好程度存在相关关系,可作为居民优质环境支付意愿的度量基础。根据测算,若年均减少1 t工业废气排放,中国居民边际环境改进的支付意愿为0.21元。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在较低的环境支付意愿水平上。本文创新性地引入环境偏好概念,使用中国各省居民对环境的信访数据作为衡量消费者对环境偏好程度的代理变量,通过测算城镇居民对环境治理的边际支付意愿,为政府进行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的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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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的多中心治理——基于农户社会网络的视角
    陈海江, 司伟, 刘泽琦, 李朝柱, 张燕燕
    2020, 42 (5):  812-824.  doi: 10.18402/resci.2020.05.02
    摘要 ( )   HTML ( )   PDF(3109KB) ( )  

    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由于补偿资金来源单一,因此项目提供的生态服务通常和政策周期同步,持续性较差。本文以改善该类生态补偿项目生态服务的持续性为目标,以粮豆轮作补贴这一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为例,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和二元Probit模型、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粮豆轮作决策的影响,探索实现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项目多中心治理的路径。研究结果显示:①亲缘社会网络显著促进农户进行粮豆轮作,而友缘社会网络对农户粮豆轮作决策的影响不显著;②亲缘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将粮豆轮作意愿转化为具体行为。结合以上两点推断:亲缘社会网络可以成为政府补偿之外的激励机制,促进农户进行粮豆轮作。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项目采取政府补偿+自主治理(社会网络)这一多中心治理模式。这对于提高长江流域和黄淮海地区正在实施的轮作补贴项目生态服务的持续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同时对此后出台的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政策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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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交易机制下造林碳汇项目投资时机与投资期权价值分析
    曹先磊
    2020, 42 (5):  825-839.  doi: 10.18402/resci.2020.05.03
    摘要 ( )   HTML ( )   PDF(5284KB) ( )  

    碳交易试点机制可为造林碳汇项目投资提供额外资金支持。但是,在该机制下造林碳汇项目的顺利开展仍面临着较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充分考虑上述特征,从投资者视角揭示造林碳汇项目投资时机临界阈值和投资的期权价值,可为造林碳汇项目投资者的最优决策和政府推动造林碳汇项目投资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为此,基于实物期权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理论,利用Faustmann-Hartman模型测度造林碳汇项目价值,运用动态规划法求解造林碳汇项目在项目前期规划备案阶段和项目建设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阈值和投资期权价值的解析表达式,并以湿地松为例,对造林碳汇项目最优投资时机临界阈值及投资期权价值进行了实证与模拟分析。研究发现:①湿地松造林碳汇项目在项目前期规划备案阶段和项目建设阶段的投资期权价值分别为0.12万和0.59万元/hm2,最优投资时机临界阈值分别为79.23和57.33元/t,理性的投资者只有在大于临界阈值时,才会从事立即投资,否则选择延迟投资。②碳价格波动率、碳汇交易成本、劳动力价格变量对湿地松造林碳汇项目投资时机临界阈值和投资期权价值有显著的影响;上述因素提高增加了项目投资的期权价值和最优投资时机临界阈值,但最优投资时机临界阈值提高却延迟了最优投资的时机;③木材价格上涨、项目备案成功率提高将使最优投资时机临界阈值下降,即上述因素提高可缩短投资者延迟投资的时机。基于此,为促进造林碳汇项目投资、发挥林业在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碳价格波动调控政策和项目备案管理政策,并采取综合措施降低碳汇交易成本。此外,考虑到林业投资所具有的长期性、公益性等典型特征及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未来相关部门还需建立和实施林业碳汇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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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省域生态福利绩效评估及其驱动效应分解
    王圣云, 韩亚杰, 任慧敏, 李晶
    2020, 42 (5):  840-855.  doi: 10.18402/resci.2020.05.04
    摘要 ( )   HTML ( )   PDF(7523KB) ( )  

    以最少的自然消耗实现人类福祉最大化,促进可持续的福祉提升,是生态福利绩效概念的核心内涵。本文通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模型,将生态福利绩效模型分解为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和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两个驱动效应,应用DI指数和DEA-ML指数分别对影响中国31个省域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和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及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6—2016年中国人类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在空间上呈“京津沪率先提升,然后由东向西”拓展态势。② 2006—2016年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增速明显慢于人均生态足迹增速,使得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呈下降趋势。③中国人类福祉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对脱钩,人类福祉增速慢于经济增速。中国31个省域分为中福祉增长和低福祉增长两类,其中内蒙古、黑龙江、广西、海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云南11个省域为中福祉增长类型,其他20个省域属于低福祉增长类型。④ 2006—2016年中国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⑤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整体由福利效应和生态效率共同驱动,根据驱动效应分解和生态福利绩效的变化情况,本文将中国31个省域生态福利绩效分为经济主导提升型、福祉带动提升型、福祉滞后下降型、经济滞后下降型、总体下降型5种类型。本文深化了对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的认识,对中国不同类型省域采取差异化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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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亲环境行为
    郭清卉, 李世平, 南灵
    2020, 42 (5):  856-869.  doi: 10.18402/resci.2020.05.05
    摘要 ( )   HTML ( )   PDF(3127KB) ( )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大和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成为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转变已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农户实施以绿色、可持续为目标的亲环境农业生产行为,减少农业环境污染,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环境素养划分为环境认知、环境责任感、环境知识与技能3个维度,在考虑社会规范这一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下,利用江苏、安徽、甘肃、陕西和山西5省1023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责任感、环境知识与技能均可促进农户的亲环境行为,且环境知识与技能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认知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未发挥显著影响,在考虑了可能会因为反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②社会规范可正向调节环境责任感、环境知识与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③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多、地块细碎化程度越低的农户,越有可能实施亲环境行为;同时,相较于男性、兼农户和租用别人土地的农户,女性、纯农户和种植自家土地的农户更可能实施亲环境行为。依据结论提出培育农户的环境责任感、开办田间学校、设立亲环境行为实施的模范与标杆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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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视角下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主体
    何思源, 李禾尧, 闵庆文
    2020, 42 (5):  870-880.  doi: 10.18402/resci.2020.05.06
    摘要 ( )   HTML ( )   PDF(3619KB) ( )  

    社区视角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逐渐成为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的关注点。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活态性特征的农业生产系统,也是一类特殊的保护地。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直接影响着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和遗产系统的持续性。同时,农户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判断还是衡量其文化自觉和遗产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本文提出以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为手段、通过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反映农户视角下的遗产价值判断这一思路和方法,研究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农民文化自觉与遗产保护成效,并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核心区域进行可行性验证。案例研究显示,农户家庭保护支付意愿率仅为43.2%,家庭人口经济特征与对遗产的认知对是否有支付意愿及支付数额大小具有显著影响;无支付意愿家庭中61.6%认为遗产保护主体应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农户的遗产认知得分较低,文化自觉性有限,保护成效尚未显著惠民。这些结果表明,遗产地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农户认知度与参与度低的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并科学界定“保护主体”及其保护途径,让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更好地为农户所认知,使其真正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性与活态性保护的重要力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可以支持社区视角的保护认知和成效研究。此外,考虑到中国许多保护地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多有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现实,本文的思路与方法对于其他类型保护地和社区共管机制建设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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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管理
    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分异
    孙迪, 崔宝玉, 霍梦婷
    2020, 42 (5):  881-893.  doi: 10.18402/resci.2020.05.07
    摘要 ( )   HTML ( )   PDF(3026KB) ( )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重要途径,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48个城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样本,应用Logistics模型和PSM方法对不同规模城市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存在明显分异;②超大、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而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却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③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大、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本文建议不同规模城市应实施精准化落户政策,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在超大、特大城市,优先推进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中小城市,优先推进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在大城市,兼顾自雇和受雇2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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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性市民化”与“隐性市民化”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辛毅, 宫伟文, 赵雅斐
    2020, 42 (5):  894-906.  doi: 10.18402/resci.2020.05.08
    摘要 ( )   HTML ( )   PDF(3854KB) ( )  

    近年来农地流转增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同时中国农民群体离开村庄形成的城乡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这种“离乡不离土”的不完全市民化进程对土地流转的发展形成阻碍。本文以探讨农民市民化的不同状态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为研究目的,采用理论逻辑分析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以“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的理论概念反映当前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特征,认为显性市民化和隐性市民化状态的结构性差异对农民土地流转行为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①农民市民化进程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正向影响;②土地流转进程是一个与农村常住居民老龄化相伴随的长期渐进过程;③提高城镇养老保障待遇、提高土地流转租金和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民转出土地。本文研究对于探索农民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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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资源
    渭河流域潜在蒸散量变化的气候归因
    郭梦瑶, 佘敦先, 张利平, 汤柔馨, 赵鹏雁
    2020, 42 (5):  907-919.  doi: 10.18402/resci.2020.05.09
    摘要 ( )   HTML ( )   PDF(9316KB) ( )  

    潜在蒸散量的变化及其归因分析是认识水文过程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重要途经。本文利用FAO Penman-Monteith公式估算渭河流域1960—2016年的潜在蒸散量,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和基于全微分法的贡献评估,定量研究气象因子(太阳辐射、风速、相对湿度、平均气温)的变化对潜在蒸散量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近57年来,年潜在蒸散量呈轻微增长趋势(0.239 mm/a),多年平均潜在蒸散量在流域上的空间分布特点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自东北向西南递减;②年潜在蒸散量对气象因子变化的敏感性高低顺序为相对湿度>太阳辐射>平均气温>风速,其中对气温和风速的敏感性会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③气象因子变化对年潜在蒸散量变化的贡献大小顺序为平均气温>风速>相对湿度>太阳辐射,太阳辐射和风速的下降对年潜在蒸散量变化的负效应被平均气温升高和相对湿度减小对其的正效应所抵消,最终使得渭河流域年潜在蒸散量在1960—2016年呈微弱增加趋势。研究还发现,气象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影响它们对于潜在蒸散量变化的独立贡献,实际情况下,可以在考虑各因子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对潜在蒸散量的归因给予充分讨论。本文结果对于理解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机理和加强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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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17年中国典型森林生态系统潜在蒸散的变化趋势及成因
    孙婉馨, 张黎, 任小丽, 何洪林, 吕妍, 牛忠恩, 常清青
    2020, 42 (5):  920-932.  doi: 10.18402/resci.2020.05.10
    摘要 ( )   HTML ( )   PDF(5043KB) ( )  

    潜在蒸散(PET)是计算实际蒸散、评价区域干湿状况和合理规划水资源的关键因子。本文基于1998—2017年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11个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逐日气象数据,分别采用Penman-Monteith和Priestley-Taylor两种方法计算各森林生态系统的潜在蒸散(PET_PMPET_PT),分析近20年潜在蒸散年总量的变化趋势及成因,并量化了基于邻近国家气象站观测数据计算的PET_CMA偏差。两种方法均表明,近20年来7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潜在蒸散呈下降趋势。风速是长白山温带针阔混交林和鹤山亚热带人工常绿阔叶林潜在蒸散变化的主导因子,而净辐射主导了其他9个森林的潜在蒸散变化。PET_CMA年总量较PET_PM偏高,主要是由于国家气象站下垫面的气温、风速和净辐射均高于森林定位研究站,而相对湿度偏低。北部和东部森林邻近气象站的风速和净辐射变化趋势偏高,导致PET_CMA变化趋势偏高,而其他森林邻近气象站PET_CMA变化趋势偏低主要源自相对湿度变化趋势偏高和净辐射变化趋势偏低。研究可为认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潜在蒸散的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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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资源
    基于游客照片的皖南古村落目的地意象——以安徽宏村为例
    曹兴平, 贺涵, 冯琴, 胡家镜, 郭凌
    2020, 42 (5):  933-945.  doi: 10.18402/resci.2020.05.11
    摘要 ( )   HTML ( )   PDF(4272KB) ( )  

    旅游目的地意象是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前提,也是游客旅游决策的前置变量。成熟的游客将会投入更多资源参与决策过程,也更依赖目的地意象而非目的地形象作出旅游决策。本文以安徽宏村为案例地,以发表在旅游社交网站中的游客照片为研究样本,采用NVivo11软件进行内容编码,并用UCINET6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编码后的节点数据进行了共现网络的量化分析,从景观元素及元素组合两个层面解读游客对宏村的意象感知。结果表明,自然风光和建筑构成了游客凝视下宏村的主体意象元素。由徽派特色民居和古村落水景等元素构成的“水墨宏村”意象游客关注度最高。空间上,各种景观元素有机组合,人文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田园景观与古村群落相互映衬,当地独特的文化元素和古村落乡村生活画卷相得益彰。本文还基于游客照片分析的目的地意象研究个案,解读了游客凝视焦点和核心诉求,总结了皖南古村落旅游开发及营销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研究结论有助于古村落目的地明确自身资源保护和利用方向,优化旅游产品开发和供给,精准打造古村落IP并进行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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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在城市旅游交通中的作用及其优化——以南京主城区为例
    纪小美, 熊怡清, 张子昂
    2020, 42 (5):  946-955.  doi: 10.18402/resci.2020.05.12
    摘要 ( )   HTML ( )   PDF(5442KB) ( )  

    旅游散客化潮流中,充分利用地铁交通以缓解城市客流拥堵,对于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城市空间网络分析,以南京主城区为例,探讨散客化背景下,地铁线路与站点在旅游交通中的作用及其优化对策。研究发现:①地铁更适合市内短途自助游;②线路与站点的布局满足散客在老城区与过渡城区的自助游需求,但难以满足外围城区;③吸引力较大的站点与线路位于人口密集、旅游资源富集的老城区,中介力较大的站点与线路位于浦口与六合交界的过渡城区,紧密度较大的站点与线路位于鼓楼、玄武与秦淮交界的老城区;冗余度较大的站点位于过渡城区中走向较为曲折的地铁线路上。④中转站的吸引力、紧密度与冗余度普遍优于一般站,部分一般站中介力较高。据此提出建议:①外围城区开通地铁站点与景区间的公交专线;②旅游旺季增设旅游专列地铁,充分利用公交的分流作用;③配合使用非轨道交通,避免冗余地铁轨道,缩短行程;④将部分一般站升级为中转站,减轻热门线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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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来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Elsevier ScienceDirect收录文献的分析
    安传艳, 翟洲燕, 李同昇
    2020, 42 (5):  956-968.  doi: 10.18402/resci.2020.05.13
    摘要 ( )   HTML ( )   PDF(3077KB) ( )  

    大规模乡村旅游的发展波及到后现代社会的诸多领域,已成为过去30年国际旅游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搜集了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2010年以来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相关期刊文献,通过分析得出:①经济价值取向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②乡村旅游者出游动机多样,体验方式及内容不同,对服务、产品的满意度是影响其忠诚度的重要因素。③乡村小企业发展具有局限性,创新和合作非常重要。④乡村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不一,社区参与是保障乡村旅游发展、社会公平的关键因素,且该领域研究更多在于“如何参与”的问题。⑤政府干预存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地方实践效应的差异,其研究往往与其他领域研究相融合。⑥乡村旅游的影响研究呈现批判性特征,旅游的“正向”经济影响在社区层面的实证研究中受到质疑,目的地的文化变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负面”“被动”的问题等。总之,国外学者多把乡村旅游视为“现代”经济行为,乡村旅游地作为资本、权力的实践场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中国学者应根据社会需求拓展乡村旅游研究领域、反思价值伦理问题,重构本土理论等,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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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生态
    基于防风固沙服务空间流动的区域关联度——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为例
    张彪, 王爽, 李庆旭, 谢高地
    2020, 42 (5):  969-979.  doi: 10.18402/resci.2020.05.14
    摘要 ( )   HTML ( )   PDF(10988KB) ( )  

    定量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与受益区的生态联系程度是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依据。该文基于修正风蚀方程(RWEQ),并结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以下简称“工程区”)的风向、风速与土壤尘粒组成,构建了由防风固沙供给度与影响度组成的区域关联度模型,分析了2015年工程区与北京市之间的防风固沙服务关联度。结果表明:工程区内不同县域与北京市的防风固沙关联度介于0%~13.43%。其中赤城县最高,苏尼特左旗、宣化区、怀安县、下花园区和苏尼特右旗等地区较高,翁牛特旗、承德县、宁城县、蓟县与阳原县等地区与北京市的防风固沙关联度不明显。整体来看,区域防风固沙关联度呈现出西高东低、多区镶嵌的空间格局,这主要与工程区主导风向和防风固沙能力的差异有关。此外,工程区内不同县域的防风固沙关联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因此,作为防风固沙服务的受益区,北京市应优先考虑工程区西部高度关联地域的生态补偿,提高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而保障防风固沙服务的持续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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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中国生态供需平衡时空动态
    洪顺发, 郭青海, 李达维
    2020, 42 (5):  980-990.  doi: 10.18402/resci.2020.05.15
    摘要 ( )   HTML ( )   PDF(8876KB) ( )  

    生态供需平衡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科学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生态足迹因其所具有的社会-生态属性和宏观可度量性,成为生态供给与生态需求平衡关系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文在生态足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生态足迹账户,优化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计算,评价了1995—2015年中国生态供需平衡状况。研究发现:①中国生态足迹2000年以后增长快速,最终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化”的空间格局;生态承载力呈“局部调整,总体稳定”动态特征;②中国生态供需平衡状况于2005年前后发生质的变化,即由生态盈余转入“生态超载”状态。2015年,中国对自然环境的“占用”需要1.39个中国才能满足现有的生态需求;③东部地区生态超载状况远大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生态承载力基础较差,生态足迹的增长引起了西部地区生态超载加速。其中,宁夏、新疆生态超载严重,且生态足迹呈中高速增长,应引起重视;④能源足迹与污染足迹的控制是改善地区生态供需平衡状况的关键内容。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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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东部生态敏感区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以青海省河湟谷地为例
    朱杰, 龚健, 李靖业
    2020, 42 (5):  991-1003.  doi: 10.18402/resci.2020.05.16
    摘要 ( )   HTML ( )   PDF(19392KB) ( )  

    河湟谷地位于高原过渡地带,是青海省的经济文化中心,脆弱的生态环境与剧烈的人类活动存在冲突,因此评估其景观格局变化作用下的生境质量具有典型意义。本文通过改良的Flow转移矩阵表征了不同景观类型间的转化过程;运用InVEST模型评估了1995—2015年河湟谷地的生境质量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与冷热分布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3个时期的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要素异质性。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河湟谷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景观面积持续增加,景观类型呈现破碎化、复杂化、异质化特征;②“贵德—乐都”连线是河湟谷地生境质量的分界线,总体呈“南优北劣”“南热北冷”的分布态势;③生境质量与香农多样性指数、香农均匀性指数、景观分离指数、蔓延度、最大斑块指数等景观指数以及草地、林地景观规模关联度较高,与建设用地面积关联度较低,表明在生态保护政策作用下,建设用地以侵占林地、草地等高生境类型以外的景观为主。研究结果可揭示城市化背景下的生态系统与景观联动关系,指导青藏高原东部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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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湿地生境质量演变与互花米草扩张的关系——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张华兵, 甄艳, 吴菲儿, 李玉凤, 张亚楠
    2020, 42 (5):  1004-1014.  doi: 10.18402/resci.2020.05.17
    摘要 ( )   HTML ( )   PDF(8912KB) ( )  

    盐城滨海湿地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境质量是栖息地功能的重要反映,而互花米草扩张已经严重威胁栖息地生境。因此,本文以1983—2017年10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基于GIS和RS技术,运用InVEST模型,分析了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生境质量时空变化与互花米草扩张的关系。结果显示:①1983—2017年,互花米草扩张与时间呈显著正相关性,面积百分比从1.693%增加到24.930%。在时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空间上,扩张表现出多方向、多变的特征;②受人类活动和互花米草扩张的影响,生境质量表现出明显波动变化:1983—1988年,生境质量指数从0.863上升至0.878,2014年下降至0.740,2017年又上升至0.775。③互花米草湿地面积变化与生境退化指数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与生境质量指数变化之间呈负相关。互花米草扩张致使区域适宜性生境——碱蓬湿地的面积急剧减少,成为区域生境质量退化的重要因素,控制互花米草扩张也将是区域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果可从景观格局与生境质量关系的视角为滨海湿地栖息地功能提升与可持续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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