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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0年, 第42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0-01-25 上一期    下一期
    序言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与资源生态保障”专辑序言
    毛汉英
    2020, 42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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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气候与农业文明
    过去2000年黄河中下游气候与土地覆被变化的若干特征
    郑景云, 文彦君, 方修琦
    2020, 42 (1):  3-19.  doi: 10.18402/resci.2020.01.01
    摘要 ( )   HTML ( )   PDF(8514KB) ( )  

    根据近40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灾害、植被与土地利用变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分析了过去2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温度、干湿、极端旱涝等的变化特征,以及历史农耕发展对土地覆被的改变和垦殖率变化的总体趋势;并从长期变化视角简要讨论了这些变化与黄河下游地区泥沙淤积、决口改道的宏观关系。主要结论有:过去2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温度与干湿呈显著多尺度周期波动,且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干湿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极端旱涝发生频率存在阶段性差异。至公元初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已被开发为一个垦殖范围与今相近的农业区,其自然植被分布极为有限,且其后的农耕垦殖强度虽有大幅波动,但总体呈增加趋势。上述因素变化相互交织影响了黄河中、下游水沙输送平衡、河道淤积和河床稳定,是引发历史上黄河下游多次重现“筑堤—淤积—悬河—决口改道”循环过程的重要因素。这些认识可为进一步科学理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环境变化规律及其与下游地区河流安澜的关系提供历史背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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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演进
    李二玲, 崔之珍, 李亚婷
    2020, 42 (1):  20-28.  doi: 10.18402/resci.2020.01.02
    摘要 ( )   HTML ( )   PDF(2538KB) ( )  

    找出推动文明演进的内在核心要素是大力推进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本文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①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是农业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它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农业通用技术的革命,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农业地理环境的变迁;②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木石锄耕农业文明、青铜时代金属器锄耕农业文明、铁器时代精耕细作农业文明、机器时代工业化农业文明和计算机时代信息生态农业文明五个阶段;③农业文明的演进呈螺旋式上升,其形态的演变是农业技术经济范式三组分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协同创新和协同演化的结果;④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化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核。建设以绿色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信息生态农业文明将是未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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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与水安全
    新形势下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战略调整研究
    贾绍凤, 梁媛
    2020, 42 (1):  29-36.  doi: 10.18402/resci.2020.01.03
    摘要 ( )   HTML ( )   PDF(3351KB) ( )  

    黄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对流域水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为保护生态系统提供助力,也要保障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河水沙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径流量显著减少,但近期有所回升,来沙量急剧减少。为保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面对黄河水沙变化、区域水资源供需变化等新形势,本文估算预留生态(含输沙)水量(80亿~120亿m 3)、下游南水北调及海水利用可替代黄河供水量(25亿~45亿m 3)及上中游部分产业发展需水,研究向黄河上中游分配更多水量指标的水资源战略配置方案,并提出完善水权转让与补偿制度、探索用水指标与土地指标调控的联动机制,以推动新的水资源配置方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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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河流分水理论方法及黄河分水新方案计算
    左其亭, 吴滨滨, 张伟, 马军霞
    2020, 42 (1):  37-45.  doi: 10.18402/resci.2020.01.04
    摘要 ( )   HTML ( )   PDF(3016KB) ( )  

    跨界河流分水问题关系着河流健康、人水关系,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甚至安全稳定。黄河水量分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实施需要攻克的主要难点问题之一。目前国内外关于跨界河流分水的研究较多,但一直没有准确、合理的定论,黄河“八七”分水已经经历了30多年,急需要调整却难以进行。本文基于资料搜集及大量文献分析,总结跨界河流分水思想、原理及规则,提出一套系统的跨界河流分水计算方法,即“基于分水思想—分水原理—分水规则的多方法综合—动态—和谐分水方法”(简称SDH方法);在此基础上,应用该理论方法并充分考虑黄河流域实际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计算得出黄河分水新方案,并进行结果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跨界河流分水是一道难题,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复杂关系,需要树立先进的分水思想,包括可承载分水思想、和谐分水思想、公平分水思想、共享用水思想和系统分析思想;②提出的分水方法综合考虑现状分水方案、现状用水和未来用水需求、人口、GDP、流域面积以及总体最优等因素,随可分配水量变化而同比变化,并符合最小需水和用水效率约束,是非常合适的;③黄河“八七”分水方案需要调整,考虑总可分配水量的变化,分别计算确定了假设分配水量370亿和300亿m 3两种情况下的黄河分水新方案(称为“19ZQT”分水方案),并分析论证了该方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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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的问题、挑战和对策
    沈大军, 阿丽古娜, 陈琛
    2020, 42 (1):  46-56.  doi: 10.18402/resci.2020.01.05
    摘要 ( )   HTML ( )   PDF(6340KB) ( )  

    流域水权制度建设是黄河水沙关系调节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水权制度建设框架,回顾了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完善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的建议。黄河流域是中国现代水权制度建设的典范,通过自发和问题驱动机制,流域制定了水量分配方案、开展了水量调度、探索了水权转换和进行了水权明晰。但流域水权制度建设没有完成,存在用水计划没有灵活性、用户没有选择性、交易没有市场以及调度取代取水许可管理等问题。同时,水权制度还面临40年来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水资源量、用水结构和水沙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最后,建议黄河流域进一步明晰水权、建立生态和环境水权、构建水权交易机制、转变机构职能和进一步推进水资源监测、计量和管理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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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动态演进
    刘华军, 乔列成, 孙淑惠
    2020, 42 (1):  57-68.  doi: 10.18402/resci.2020.01.06
    摘要 ( )   HTML ( )   PDF(6532KB) ( )  

    提高用水效率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深入探究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动态演进趋势,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至强有效前沿最近距离模型(MinDS模型),对2000—2017年黄河流域用水效率进行科学测度,从全国视角、区域比较视角及流域内部视角全面刻画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空间格局,并借助扩展的分布动态学模型探究黄河流域用水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用水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下游地区用水效率始终高于中上游地区,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黄河流域用水效率在部分年份存在极化现象,空间因素能够明显影响黄河流域用水效率未来的空间分布,相邻地区用水效率的相互作用导致长期内黄河流域用水效率差距逐渐缩小,存在着收敛于中间水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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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及对策
    袁星, 孔畅, 王利, 韦炳干, 李海蓉, 杨林生
    2020, 42 (1):  69-77.  doi: 10.18402/resci.2020.01.07
    摘要 ( )   HTML ( )   PDF(8779KB) ( )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到80%以上,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然而黄河流域部分农村地区水资源短缺、水源水质差、饮水型地方病危害重、饮用水水源地缺乏保护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不完善等问题突出,饮水安全保障工作相对于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程较为滞后。为切实解决黄河流域农村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综述了目前黄河流域饮水安全突出的问题,并结合全国农村饮水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提出了进一步做好流域内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建议,包括实现水资源动态配置、加强饮水安全设施建设和工程管理、强化水源地保护与监测等,从优先保障饮用水水量和水质方面全面维护流域内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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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保护与恢复
    三江源草地多功能性及其调控途径
    赵亮, 李奇, 赵新全
    2020, 42 (1):  78-86.  doi: 10.18402/resci.2020.01.08
    摘要 ( )   HTML ( )   PDF(3324KB) ( )  

    三江源区是地球第三极典型代表区域之一,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物种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大面积原始的高寒生态系统,是中国和亚洲重要的淡水供给地,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和重点区。生态系统服务、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草地是三江源的主要植被类型,由草地管理引起的诸多生态、环境、社会问题,其管理和治理不仅是牧区的问题,也是包括黄河、长江、澜沧江等江河流域的问题。本文综述了三江源草地管理的现状、问题和需求;提出了基于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对草地“生产—生态—生活”多目标需求的多重管理目标及管理框架,建立三江源区域草地进行多重目标管理的调控途径及技术支撑;以期对三江源生态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后续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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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生态系统服务
    杨磊, 冯青郁, 陈利顶
    2020, 42 (1):  87-95.  doi: 10.18402/resci.2020.01.09
    摘要 ( )   HTML ( )   PDF(15614KB) ( )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自1950s以来大规模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举措,在减少入黄泥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坡面、沟道的水文过程和物质迁移过程等,改变了水资源和土壤资源的时空分配格局,在土壤保持、粮食供给、水文调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贡献。本文系统综述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发展演变,阐述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对水土过程的作用机制及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探讨了新形势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建设面临的问题、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应加强维护和管理,提升应对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能力,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统筹工程措施与植被措施,进行科学的设计与合理的时空配置,以维护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生态安全、维持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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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社会-生态系统变化及其可持续性
    王帅, 傅伯杰, 武旭同, 王亚萍
    2020, 42 (1):  96-103.  doi: 10.18402/resci.2020.01.10
    摘要 ( )   HTML ( )   PDF(2056KB) ( )  

    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驱动下,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均处在不断加剧的动态变化中,揭示二者之间的互馈机制是保持和增强系统弹性以及可持续性的科学基础。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是黄河重要的产水区和绝大部分泥沙的来源区。合理布局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格局,协调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和黄河下游水资源利用与泥沙控制,是黄土高原地区和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本文立足于国际社会-生态系统耦合研究前沿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国家需求,综述了区域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互馈机制和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模拟的研究进展,总结了黄土高原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和驱动机制,认为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动态机制分析方法和稳态转换识别方法,建立耦合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土地利用权衡与优化模型,是推动社会-生态系统耦合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为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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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水鸟栖息地恢复的黄河三角洲水资源综合利用策略
    袁秀, 孙燕燕, 王计平, 于莉莉
    2020, 42 (1):  104-114.  doi: 10.18402/resci.2020.01.11
    摘要 ( )   HTML ( )   PDF(7437KB) ( )  

    黄河三角洲是国际重要水鸟停歇地,由于受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该地区水鸟栖息地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不断降低。通过引用淡水对栖息地进行恢复,能大大提高水鸟的生境质量,增加水鸟的多样性。然而该地区淡水资源短缺,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大,生态用水量严重不足,如何因地制宜地利用淡水、海水和废水资源,发挥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净化环境的功能成为水鸟栖息地恢复的关键问题。本文总结了黄河三角洲的水鸟多样性及其生境需求,归纳了水资源的应用现状。在淡水资源短缺情况下,使用淡水、海水和废水3种不同水源补给湿地时,水鸟及其栖息地的特征和面临的挑战。结合水鸟迁徙、黄河来水的时间特征、水鸟栖息地斑块尺度和区域尺度需求特征、不同水源的用水现状、恢复效果及空间分布特征等要素,提出了综合利用海水、淡水和废水对区域和斑块尺度的生境类型进行配置的生态补水恢复模式,建议斑块尺度重点考虑水深及水面植被比例,区域尺度重点考虑水资源分布及自然和人工不同类型湿地的空间优化配置,最后从多样性维持以及不同水资源综合有效利用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本文结果旨在为黄河三角洲湿地恢复和水鸟生物多样性提高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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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路径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
    徐辉, 师诺, 武玲玲, 张大伟
    2020, 42 (1):  115-126.  doi: 10.18402/resci.2020.01.12
    摘要 ( )   HTML ( )   PDF(4213KB) ( )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本文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两大方面,包含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环境状况和生态状况5个维度,构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17年的数据,运用熵权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但差距逐年变小;各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08—2010年基本保持平稳,2011—2017年持续增长,且在2016年增速明显;黄河流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2008—2010年小幅波动,2011年起上升明显;10年间5个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据此,本文对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给出了具体建议:①借助政策红利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扩大黄河流域整体对外开放水平。②西部各省区在重点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要素禀赋,发展特色产业。③山东省和河南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山西省和甘肃省民生改善工作亟待加强;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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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诊断与优化路径识别
    金凤君, 马丽, 许堞
    2020, 42 (1):  127-136.  doi: 10.18402/resci.2020.01.13
    摘要 ( )   HTML ( )   PDF(13083KB) ( )  

    黄河流域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区以及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安全支撑区和粮食安全基地。但受区位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该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单一化产业体系加重了地区生态环境负担。本文在辨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主要限制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地区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本底、大气环境、水资源与水环境、生态功能的胁迫特征,总结了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矛盾及需要把握的关系;提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必须处理好产业开发布局与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格局稳定、重点区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突破与系统统筹的关系。为此,建议该地区应优化产业发展路径,积极推进以绿色循环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发展层次;以地区资源环境约束促进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规模控制和效率提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确定适宜的产业发展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进重点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强能矿资源开发的生态空间管控与生态修复,实施一批区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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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与空间管控路径
    马丽, 田华征, 康蕾
    2020, 42 (1):  137-149.  doi: 10.18402/resci.2020.01.14
    摘要 ( )   HTML ( )   PDF(12850KB) ( )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的“能源流域”,合理有序开发矿产资源、统筹协调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黄河流域能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综合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胁迫耦合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技术,从生态本底的脆弱程度、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空间胁迫性以及对重要生态环境因子的胁迫程度等多个层面,分析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特征及空间分布,将黄河流域46个矿区城市划分为本底胁迫、生态功能胁迫、开发胁迫、本底+开发胁迫、开发+生态功能胁迫、本底+生态功能胁迫、全面胁迫和无胁迫8种不同类型区,并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黄河流域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的管控路径:①空间管控:严格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尤其是控制矿区的开发边界;②强度管控:针对于生态本底脆弱的地区,强度和总体开发规模的管控要兼而并举;③开发方式管控:注重能矿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在空间上要注重集中建设,宜矿则矿、宜工则工、宜聚则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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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
    关伟, 许淑婷, 郭岫垚
    2020, 42 (1):  150-158.  doi: 10.18402/resci.2020.01.15
    摘要 ( )   HTML ( )   PDF(3986KB) ( )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问题直接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度1997—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能源综合效率值,选取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时序变化来看,1997—2017年,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总体呈“高—低—高”的U型变化特征,其中1997—2003年总体呈降低趋势,2004—2010年迅速增长后于2009年下降,2011—2017年持续下降后于2015年上升。②从空间差异来看,黄河流域西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相对较低,中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上下波动,东部的山东省能源综合效率优势显著。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地区能源综合效率由非均衡逐渐向均衡转变。③能源综合效率驱动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黄河流域省份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才结构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共同驱动能源综合效率提高。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地区比较优势,在各项政策指导下加强流域内协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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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赵建吉, 刘岩, 朱亚坤, 秦胜利, 王艳华, 苗长虹
    2020, 42 (1):  159-171.  doi: 10.18402/resci.2020.01.16
    摘要 ( )   HTML ( )   PDF(9139KB) ( )  

    以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2005—2016年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以及二者同步发展的状态;通过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②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均值在0.34~0.70之间,整体上处于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均值处于0.20~0.60之间,整体处于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③黄河流域超过78%的地级市为生态滞后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压力凸显;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科技投入等对于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摆脱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要针对上游和中下游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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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空特征及障碍因素
    杨华, 芮旸, 李炬霖, 李同昇
    2020, 42 (1):  172-183.  doi: 10.18402/resci.2020.01.17
    摘要 ( )   HTML ( )   PDF(10667KB) ( )  

    通过构建县域层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heil指数、Wolfson极化指数及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揭示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3—2017年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经历“上升(2003—2009年)—稳定(2010—2014年)—下降(2015—2017年)”演进过程;②Theil指数和Wolfson极化指数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区域内部不均衡性是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其平均贡献率达86.81%;③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时空分布格局,关中渭北旱原、宝鸡市和榆林市北部区县是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值区和热点地区,且高值区沿主要河流分布以及向三大地理区域过渡地带扩展的趋势明显;④质量效益是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最大准则层障碍因素,年平均障碍度为41.58%,设施农业发展水平、劳均经济作物产出以及畜产品产出水平是主要障碍因子。最后,针对陕西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结合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需求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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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农区贫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乔家君, 朱乾坤, 辛向阳
    2020, 42 (1):  184-196.  doi: 10.18402/resci.2020.01.18
    摘要 ( )   HTML ( )   PDF(11695KB) ( )  

    中国创造性地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减贫人口和减贫效果均较显著,在世界反贫困史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黄河流域作为中国贫困人口众多的典型区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解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ArcGIS、地理探测器等工具,以356个贫困空间单元为基础,通过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农区呈现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②黄河流域贫困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流域整体和上、中、下游各地区所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不同,经济因素对贫困解释力较强,部分因子交互作用呈现“1+1>2”的互补增强效应;③黄河流域农区致贫因子各异,且作用强度不同,呈现出自然贫困→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变化态势,而社会贫困难以改善自然贫困,最终形成“贫困循环怪圈”,其中自然因素是贫困发生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是贫困发展的主导性因素,社会因素则是解决贫困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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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上游地区减贫转向与高质量发展
    刘小鹏, 马存霞, 魏丽, 程静, 魏静宜, 曾端
    2020, 42 (1):  197-205.  doi: 10.18402/resci.20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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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国贫困易发高发的地区。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背景下,探讨该地区减贫转向特征和高质量发展路径,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流域地区发展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基于发展地理学视角,构建了面向流域减贫与发展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体系及其空间整合分析框架。在界定黄河上游地区范围的基础上,阐述了该地区的减贫转向与发展问题。研究发现:黄河上游地区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20年后将实现减贫转向;地理资本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上升幅度高于黄河流域(0.078)和全国平均水平(0.067),但仍受城乡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贸易依存度、专利密度和技术市场水平较弱等方面的制约;该地区与黄河流域和全国比较发展差距在缩小,呈现区域收敛趋势,但欠发达的格局没有改变。在减贫转向和区域收敛的背景下,综合集成构建了该地区可持续减贫及由传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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