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推进城镇化与实现能源消费量控制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两大任务,探明两者的作用路径对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与门槛回归模型从直接与间接效应视角构建传导因素的作用路径并检验潜在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对能源消费表现为显著扩张效应,但呈逐渐减弱趋势。在间接传导路径中,产业结构变迁的节能效果显著;城镇化加速技术集聚外溢和“人力资本红利”累积,扭转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对能源消费的正向作用方向;中国城镇化仍未脱离高碳化发展阶段,人口扩张与经济增长仍是城镇化进程中能耗持续走高的重要诱因。最后本文验证了各传导因素的门槛效应,即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各因素的发展水平呈现差异性。因此政府及企业应结合各因素作用路径与方向及所处的门槛阶段,注重科技与人力投入,强化质量效应,实现节能的目的。
铜是战略物资,其高效利用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及国家工业化进程。本文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建立了金属铜资源物质流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与熵权法构建了铜资源生态效率评价体系,对中国1990年、1995年、2000—2015年铜资源生态效率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单位时间内铜资源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可有效利用的金属铜及其附属产品的物质及经济价值总量在1990—2015年间呈先降、后升、再降趋势;铜资源生产、加工、消费和回收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及废弃物排放所产生的环境负荷自1990年开始逐年减小;生态效率在1990—2015年期间逐年攀升,于2011年进入中效状态。之后基于未来铜资源生态效率的三种情景进行分析,在情景1和情景2下：2050年中国铜资源生态效率分别达到3.10和3.65,是中效的中等水平和中效的偏高水平;在情景3中：2050年生态效率为4.45,分别为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生态效率的3.89、4.15、2.32、1.80倍,铜行业发展状态已达到“微耗损型发展,可持续”的初等水平,预计之后将稳定在4.45左右。依照以上研究结果,铜行业的发展应坚持经济效益和节能环保相结合的方式,以期未来走上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中国贫困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如何统筹协调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及其他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合理有序开发矿产资源,是当前实施开发式扶贫过程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选择贫困程度较深、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较为突出的乌蒙山片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矿产资源开发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对矿产资源丰度、生态环境指数、交通优势度、缺水程度、工业化水平等要素进行了分县评价,根据评价结果,采用判别分析法将乌蒙山片区划分为重点开发区、保护性开发区和限制性开发区三种功能区类别,并针对各功能区特点提出了差别化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与扶持政策。研究结果不仅能够为乌蒙山片区实施开发式扶贫提供决策支撑,对其他贫困地区同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构建了资本禀赋影响牧民减畜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同时,利用对内蒙古372户牧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了资本禀赋对牧民减畜意愿及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研究区牧民减畜意愿不高,减畜规模整体较低,仅49.731%表示愿意减畜,且平均减畜规模为59.717只羊,仅占达到草畜平衡标准户均应减规模（122.568只羊单位）的48.721%,仍存在较大的减畜空间。② 资本禀赋对牧民减畜行为影响显著。其中,经济资本中家庭收入和牲畜数量对牧民减畜意愿和程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草场面积对减畜意愿有显著抑制作用;文化资本中蒙古族、文化程度分别对牧民减畜意愿和程度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资本中人际信任、人际网络和互惠规范对牧民减畜意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道德约束对牧民减畜的意愿和程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③ 政府补贴与草原生态认知对牧民减畜意愿和程度存在正向影响。
本文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征地过程中程序性权利保障是促进程序公正、改善农民所获征地补偿水平的重要途径,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构建了程序性权利保障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辽宁省305户被征地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征地过程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程序性权利保障对征地补偿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程序性权利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个体特征中的村干部身份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民征地过程中的补偿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均为正。研究认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通过增加农民对征地过程的有效参与、提升谈判能力、规范权力运行进而对征地补偿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据此从加强征地过程中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明确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环节和参与方式、推动农民表达权实质化以及健全征地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几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种植多样化是传统农户应对农业风险冲击的有效策略,而外来职业农民驱动下的农业转型发展可能会与本地农户种植多样性存在差异。为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种植多样性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利用2015年在江苏省南京市通过农户问卷调查获得的393份有效样本数据,以农户种植作物种类数为指标测度种植多样性,采用Poisson（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不同类型农户种植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外来职业农民的种植多样性比本地农户少17%;② 种植面积是影响种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种植面积每增加1hm2,种植多样性降低2.7%左右;③ 其它影响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因素还包括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农户地块总数和农户住地到主城区的距离：在保持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年龄每提高1岁,种植多样性提高0.9%左右;农户地块总数每增加1块,种植多样性提高4.6%左右;农户住地到主城区的距离每增加1km,种植多样性提高0.8%左右。
土地流转背景下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满足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陕甘宁黄土高原区973户农户数据,从基础设施服务、农资供应服务、技术管理服务、加工销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5个方面刻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探讨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土地流转使得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种总体效应主要由土地转入带来的规模效应贡献;② 土地流转对基础设施服务、技术管理服务、加工销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需求强度分别提高0.215、0.070、0.094和0.162;土地流转对农资供应服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强度为0.306;③ 土地转入对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方向与土地流转影响的总体方向一致,且影响强度大于总体强度;但土地转出与土地流转影响的总体方向差异较大,且影响强度小于总体强度。提出减少政府供给农资供应服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力量、拓充社会化服务内容等政策建议,以此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序衔接。
当老龄化先于经济发展时,老年人口养老资源配置问题会不断凸显。东北三省属于中度老龄化区,研究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与养老资源优化配置将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示范效应。通过选取34个地级市和2个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老年人口统计数据,基于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3个年份的市域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运用综合指数模型评价2015年36个对象的养老资源配置,依据地理集中度表示36个对象老年人口与养老资源的空间匹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市域人口老龄化程度正逐渐加深,高密度地区范围扩大并由西南部向东北部推进,空间关联性特征仍在加强,高集聚区由南向北扩大,东北未来人口老龄化“稀释”面临严峻挑战;区域中心城市和政策扶持型城市的养老资源比区位边缘城市的丰富;老年人口和养老资源空间分布有明显的关联性,老年人口集中度和养老资源集中度都自南向北降低,其中辽宁省全境既是老年人口集中地区又是养老资源集中地区;匹配关系具有南北梯度差异,“辽中南”城市群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哈长”城市群;大多数城市仍面临养老资源浪费或供给不足的两级问题。
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社会-生态系统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其在气候变化适应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科学评估其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对于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及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气候-生计”脆弱性框架,以云南省哈尼族农村社区为例,结合问卷调查和气象数据,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哈尼族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进行了评估与分析。结果表明：① 哈尼族农村社区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较高（0.52）,但由于当地社会-生态系统的敏感性较小（0.44）,适应能力适中（0.48）,系统整体脆弱性较低（0.02）;② 哈尼族社会-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脆弱性较低得益于当地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传统的文化组织制度及集体行动机制;③ 不同地区敏感性及适应能力内部结构分化,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是制约地区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护并发挥好当地的社会-生态系统及传统组织制度,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维持较低的气候变化脆弱性。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小麦、玉米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分析小麦、玉米生产碳足迹的时空动态和中国相关农业政策对小麦、玉米生产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引导效果对于合理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LCA）对2005—2015年中国小麦、玉米生产碳足迹进行了核算,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种植业结构及化肥、农药调整政策模拟分析了不同玉米种植面积和不同单位面积化肥及农药施用量等4种情景下2020年小麦、玉米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单位面积碳足迹。研究结果显示：2005—2015年小麦、玉米生产的单位面积碳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呈现出显著增加的趋势 （P < 0.05）;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通过缩减种植面积,优化化肥、农药投入能够有效降低小麦、玉米生产的碳足迹,实现（168.89~ 560.07）亿kg CO2-eq的减排潜力。因此建议构建科学施肥技术体系,提高农资投入品的利用效率,以实现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20年,中国将建成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本文重点选择海洋牧场蓝色碳汇功能,阐述了蓝色碳汇定价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在分析了影响蓝色碳汇成本收益的各个因素的基础上,提出蓝色碳汇价格的测算思路,构建蓝色碳汇成本收益定价模型。以桑沟湾特定面积海域的栉孔扇贝养殖为例,分别对用于海洋牧场生产方式得到的蓝色碳汇总净收益现值和用于其他渔业生产方式得到的总净收益现值进行计算,得出海洋牧场蓝色碳汇交易价格为253元/t。研究表明,海洋牧场蓝色碳汇有巨大的经济、生态价值,中国须构建完善的海洋牧场蓝色碳汇交易市场,以期最大限度实现海洋碳汇功能,修复水域生态环境,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研究控排企业的林业碳汇需求,对于引导企业科学选择减排路径与有效发挥林业碳汇抵消企业碳排放的作用而言至关重要。以控排企业为对象,将其对林业碳汇抵消碳排放机制的认知与响应统一纳入贝叶斯网络,从而揭示控排企业林业碳汇需求机理,并从林业碳汇减排量、抵消比例、价格决定、风险承担等多个维度进行仿真。研究表明：林业碳汇需求是控排企业自身及环境因素复杂作用的动态过程;尽管在森林增汇与减排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认知与认可,但面对当前充裕的碳配额及不明确的林业碳汇市场预期,控排企业期望林业碳汇占CCER的比例及购买林业碳汇的意愿并不高,且倾向于林业碳汇的价格由政府主导,而风险由交易双方共担。因此,激发林业碳汇需求须在掌握控排企业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通过碳交易制度创新,推进排放配额管理及林业碳汇融入国家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同时稳定企业购买林业碳汇的收益预期。
日本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少子老龄化人口特征明显,资源相对匮乏,家庭崇尚低碳生活理念。中国已逐渐迈入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均资源占有量也并不高,因此,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变化规律及相关经验对于中国节能减排对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日本2001—2011年数据为样本,基于IPAT-LMDI扩展模型,构建一个包括家庭规模、住宅利用率、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日本家庭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并就各因素变动对日本户均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日本户均碳排放对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进行双向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户均碳排放波动上升趋势是正向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碳排放率、能源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正向驱动因素,能源消耗强度、家庭规模和住宅利用率是抑制因素;不同时期日本户均碳排放对抑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总体来看对家庭规模的敏感程度较高,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程度较低。日本家庭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启示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转变家庭能源控制视角,优化家庭能源结构,合理控制住宅增速、规模和节能标准,提高家庭低碳生活意识和水平。
本文提出“海洋等效虚拟水”概念,以陆海统筹思想为指导,采取陆海同功能产品或服务可等效转换的思路,从食物、废水净化、发电三个角度分别提出“海洋食物等效虚拟水”、“海洋环境等效虚拟水”和“海洋能源等效虚拟水”。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区域,探究在海洋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海洋产品或服务对陆地淡水资源的等效替代能力。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海洋等效虚拟水总量呈U型变化趋势,从2006年的182.05亿m3,先下降到2011年的145.03亿m3,又上升到2014年的165.68亿m3。研究期间海洋等效虚拟水含量占用水量的比例达6.4%,未来海水养殖等效虚拟水和海上风电等效虚拟水的显著增加将促进海洋等效虚拟水含量进一步升高。此外,本文根据中国海洋等效虚拟水结构性特征提出优化方向,并根据各省市海洋等效虚拟水结构性特征提出具体的优化设计,为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等效虚拟水的发展提供借鉴。海洋等效虚拟水的稳定供给必须在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合理利用海洋实现陆地水资源补充是解决沿海地区未来水资源难题的重要途径。
本文分析了开都河流域源流区积雪变化与气象要素及径流的变化趋势,讨论了气象-积雪-径流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开都河流域2000—2016年间积雪覆盖率呈微弱上升趋势（0.1%/10a）,其中,最大积雪覆盖率增加速率约为0.33%/a,而最小积雪覆盖率则呈减小趋势（-0.017%/a）;在年内表现为春、夏季节积雪面积减少,而秋、冬两季增加;在过去的45年间（1972—2016年）,融雪期在春季提前了约10.35天,而秋季延迟了约7.56天;温度对春季积雪变化影响较大,而降水则对冬季积雪变化影响较大。河川径流与径流峰值均呈增加趋势,年径流增幅约2.26亿m3/10a,其中夏季径流对气温（ε =1.41）和降水（ε =0.5）变化敏感,而春季对积雪面积的变化响应敏感（ε =0.59）。开都河流域山区温度升高和降水增加对径流的影响明显。
甘肃白龙江流域是中国四大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高发区之一,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脆弱区,土壤保持服务尤为重要,近几十年来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不仅加重了土壤侵蚀,也加剧了景观破碎化,因此开展景观破碎化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影响研究可以明晰两者间的空间关联,旨在为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网格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揭示了1990—2014年甘肃白龙江流域景观破碎化与土壤保持服务的时空格局,并从数理统计和空间统计两个角度探讨了两者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 1990—2014年甘肃白龙江流域景观破碎化程度和土壤保持服务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② 1990—2014年间,甘肃白龙江流域土壤保持服务与景观破碎化的空间负相关关系从无到有,且两者间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③ 2014年宕昌北部、武都中南部及最南端、文县南部和宕昌-舟曲-武都交汇处的景观破碎化程度对该区土壤保持服务产生显著负影响,可通过减弱景观破碎化以达到提升土壤保持服务的目的。
森林的法律概念是森林立法和司法的核心,也是中国建设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本文系统并细致考察了中国法律、法规、政策、司法与执法解释和法律学说关于森林的法律定义,发现其存在两个层次的表达方式,即以宪法、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而形成的一级森林定义体系,和以林业部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形成的二级森林定义体系。笔者进而分析认为中国现行的森林法律定义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形式上,森林定义的法律文本位阶较低,正式法律规范对森林的定义过于宽泛、不够具体;实质上,现行森林法律定义缺乏对森林生态价值的关注和涵摄,现行森林立法对森林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森林资源、林地和林木的法律保护在主体和权利义务上的虚化。目前,中国森林立法已从森林产业法向森林资源法、森林保护法转变,因此在《森林法》修改时应当增强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取向,构建一个价值多元的森林法律概念。
网络化是旅游目的地空间演化的基本规律。本文以野三坡旅游地为案例,基于ArcGIS与UCINET软件平台,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分析方法,从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以及网络结构演化三方面入手,揭示了1986—2015年野三坡旅游目的地网络的空间演变过程,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研究发现：①野三坡旅游地网络日趋形成,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联系逐渐增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百里峡景区（核心景区）为核心,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②整个网络的中心性呈现下降趋势,网络结构趋于均衡,网络节点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核心景区与中心城镇相较于周边的乡村社区与特色园区来说中心性指数更高,占据核心地位。③野三坡旅游地网络演化经历了单核集聚-双核共生-多核等级化-链式全域化四个空间过程,交通网络及可达性、旅游消费者、社区参与与旅游企业、政府政策与规划是影响旅游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四个重要因素。景区、城区、社区以及园区一体化发展的旅游产业集聚区作为旅游地网络研究的最小单元,为旅游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