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与原油进口的相关关系问题历来备受关注。基于线性模型的传统研究显示,中国原油进口的价格弹性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估计范围,而已有的研究很难完全解释这一问题。考虑到经典线性模型很可能掩盖了两者真正的关联机制,本文将从非对称效应的角度解释这一“低弹性之谜”。首先利用非线性检验确认了传统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非线性成分,然后建立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LSTVAR）刻画国际油价与原油进口的动态关联机制。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显示,油价冲击对原油进口的影响存在两个维度的非对称效应。首先是正负油价冲击效应的非对称性,特别是在“经济低速发展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油价下跌对原油进口的影响要比油价上涨时的影响更强;其次是不同发展阶段的效应非对称性,无论对于何种冲击,在“经济低速发展阶段”,原油进口对油价变化的反应程度都要比“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反应程度更加剧烈。本文在两个层次上揭示了油价冲击的非对称效应,进而较为成功地解开了原油进口的“低弹性之谜”,这对于政府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差异化定向制定相应的原油进口策略和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俄能源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意义重大的地缘战略合作。自1996年中俄能源合作拉开序幕以来,虽几经波折,但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且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规划实施,中俄能源合作迎来新机遇。基于此,本文回顾了中俄能源合作取得的进展,从供求关系、能源政策、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比较优势、区域发展政策、国际地缘环境变迁等角度全面分析了中俄能源合作的内在契合因素和外部推动因素,指出中俄利益诉求的内在契合性是中俄开展能源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外部推动因素则加速了中俄能源合作的进程。虽目前中俄能源合作态势良好,但仍面临合作体制机制欠缺、国际地缘环境变迁等诸多挑战,在国际地缘环境日益复杂的新时期,中俄应增强互信,深化中俄能源的地缘战略合作;抓住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政策契机,拓宽合作模式与合作领域;制定中俄能源战略长期合作规划,完善中俄能源合作机制;兼顾周边地区,创建区域性能源共同体。
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跨境分离变得日益普遍。原来以跨境和最终产品为标准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已无法对一国贸易利益进行准确描述。因此,基于传统贸易统计视角,运用竞争性投入产出法所测算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数据则会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本文运用新附加值贸易视角下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法,在考虑技术异质性情形下,对2000—2014年中日两国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再测算,结果显示：① 中国对日本是贸易逆差国,但却是隐含碳排放的顺差国;与新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② 就行业整体来看,在样本期内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被高估了约9.82亿t,进口贸易隐含碳则被高估了约3.92亿t;③ 从细分行业类别来看,在样本期内中国的采掘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属制品业是被高估最为严重的行业部门,平均被高估率高达68.2%。
私家车出行方式对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巨大,如何促使居民出行行为的转变是城市实现绿色交通和低碳发展的关键问题。基于济南市主城区居民日常出行的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私家车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基本特征,并应用Heckman两步估计法计量模型,研究了私家车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私家车日常出行年碳排放量的平均值为2.22t,空间分布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差异化格局,个体分布则符合60/20的量化分布;②与社会经济因素相比,建成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的提高和职住距离的缩短虽然有助于降低私家车出行概率,但对私家车碳排放的减少并无显著影响,而提高居住地人口密度、完善商服设施供给、促进周边土地利用的多元化则可有效降低长距离的出行需求,减少碳排放量。
土地利用转型与社会经济转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耕地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特征,深入分析中国耕地利用转型规律,对于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推动中国农业生产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以林地转型理论为依据,构建了人均耕地面积视角下的耕地利用转型理论模型,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由不断下降到逐步上升的趋势性转折过程。基于全国10km栅格分辨率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研究表明：1990—2010年中国71%的耕地覆盖区人均耕地面积由逐步下降转型为稳定上升,基本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耕地利用转型理论模型。此外,利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定量识别了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驱动耕地利用转型的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因素在推动耕地利用转型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不同因素在耕地利用转型不同阶段的驱动机制差异显著。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下,科学合理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对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对“三线”内涵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线”协同划定的分析框架和协调策略,选取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案例区,通过构建“生态-耕作-建设”三种利益导向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分析了不同目标导向下各类土地利用适宜性程度,综合各适宜性评价结果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区,基于生态优先、集中紧凑、邻域和谐和空间识别的原则,对各类冲突区进行耦合协调,以期为“三线”划定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包括西部的茅山片区、北部的天荒湖湿地以及钱资湖、长荡湖等区域,总面积260.63km2;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茅山片区及低山丘陵的东侧,中部冲积湖积圩田平原和东部的高亢平原,总面积303.57km2;城市开发边界圈定了中心城区可扩张的最大范围,总面积69.43km2。
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保障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和提高农户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顾客满意度理论视角,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征地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提升征地补偿满意度的路径。研究结果显示：①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补偿程序、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分配,且这四大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其中补偿程序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分配产生正向影响,补偿标准正向影响补偿分配。②加强土地征收补偿宣传工作,可降低失地农户的征地补偿期望值,并且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失地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和最大化政府利益,从而实现农户和政府的“双赢”。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选取重庆市垫江县为研究区,结合农用地质量分等、土地利用变更等多元数据,利用生态位（Niche）、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多元约束（Multi-constraints）方法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适宜性评价与区位选址,以期为垫江县及类似丘陵地区土地整治工作提供可参考的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评价指标空间离散性不一,地块连片度、田间道路通达度和地块到居民点距离变异性最强,成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要适当考虑的关键因子;②区位要素与综合适宜度空间分异明显,自然禀赋、基础设施和社会条件的适宜性表现为西部平坝、北部丘陵和中部河谷地带较高,而南部及“三山”（明月山、南华山和黄草山）地带较低,生态环境的适宜性空间格局反之,高标准基本农田综合适宜性格局亦表现为西部、北部和中部较强而南部较低的态势;③建设选址结果占基本农田的28.76%,同政府实际划定结果相比多出14.48%,说明垫江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条件较好。上述研究表明,基于生态位、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约束方法,能够较好地指导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与选址工作。
在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农地流转日益普遍,这将对农地流转规模与粮食单产带来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52个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主导下农地流转对农户转入规模与粮食单产的影响,并分析其与农户自发流转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相比农户自发流转,地方政府主导农地流转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且通过土地综合整治、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激励农户转入较多农地,扩大了农户规模需求;② 地方政府主导农地流转对大户粮食单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主导流转下农户粮食单产低于自发流转农户。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兼顾公共利益和粮食安全,推动适度规模流转;强化服务功能,完善保障监管措施,充分发挥流转服务、监督和规范作用,使得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符合粮食增产的目标。
基于城市水资源需求场理论,选取2002—2013年浙江省32个城市定量计算了不同类型城市“水（需求）场”强度,绘制“水场”强度等值线图、“水场”强度演化趋势、“水场”方向分布图,并对城市“水场”强度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城市“水场”强度呈现东北强、西南弱的空间格局,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形成“水场”强度越强,对水资源的吸引、对周围一定区域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越大;随着时间演变,研究区城市“水场”强度呈现增强趋势;② 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引导对城市“水场”强度演化有重要影响;③ 经济是浙江县级市尺度下城市“水场”强度动态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该尺度下城市“水场”强度宏观分布受地形、水系、降水量等自然条件影响,局部中、微观分布受政策、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显著影响;④ 不考虑“水场”各向异性时,综合各类型城市“水场”强度演变能较好地指示城市及其经济、人口发展演变规律。
基于甘肃省5市285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和节水技术采用强度两阶段模型拟合农户动态、多阶段的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行为,采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和采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有效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89.82%的样本农户至少采用一种节水灌溉技术,但高效节水技术采用仅为5.26%,大部分农户采用中低效节水技术;②年龄与农户技术认知存在倒U型关系,性别、教育程度、村干部经历、农业种植结构、政府资金支持、政策认知与农户技术认知呈正相关;③节水技术认知、家庭纯收入、农业收入占比、政府资金支持与技术采用强度呈正相关,村干部经历、到乡镇距离、农业种植结构、社区灌溉设施与技术采用强度呈负相关,农户节水技术认知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与区域差异;④农业亩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户更愿意采用有效节水灌溉技术,且有效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有助于农业亩均收入增长19.66%。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是资源性缺水省份,济南东南部山区作为济南市的重要地下水补给区、生态功能区和流域水环境保护区,其水质环境非常重要。为加强济南东南部狼猫山水库上游山区地下水化学特征的研究,于2012年对该地区水样进行了采集和分析。结果表明,济南东南部山区地下水主要受碳酸盐岩控制,为中等硬度的HCO3·SO4-Ca型清洁与尚清洁淡水,pH在7.1~7.3之间,呈弱碱性,总溶解性固体（TDS）在（190~470） mg/L之间,无色、无味、无臭,透明,口感良好。各种元素含量较为适量,特别是Na+、、Cl-含量,都远小于中国和世界卫生标准,所采水样硬度为中等硬水-淡水,主要阳离子Ca2+为优势离子,其次为Mg2+;主要阴离子为
为揭示贫困国家旅游竞争力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成因,基于联合国多维贫困指数和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报告,使用极差、标准差、极值比率、变异系数等指标及雷达图,对贫困国家的旅游竞争力时间变化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贫困国家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竞争力整体较弱;② 2013—2015年间,贫困国家内部的旅游竞争力差异在不断加大,而2011—2015年间,贫困国家旅游竞争力与全球旅游竞争力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③ 高贫困国家旅游竞争力整体弱于低贫困国家,旅游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④ 价格竞争力和安全防范是贫困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而文化资源和商务旅游、航空基础设施以及国际开放度等因素普遍薄弱;⑤ 强竞争型的贫困国家除了在旅游资源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优先发展旅游业,并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值得弱竞争型贫困国家借鉴。
环境偏好是游憩者对景观环境的喜好态度,恢复性评价是游憩者对恢复性环境恢复效果的评价,健康效益评估则是游憩者对恢复性环境健康效益的综合评价。大量研究指出人们对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偏好,且偏好程度越高的环境恢复性效益越高,正如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相比,前者大多更受人偏爱,恢复性效益也更高。此外,人们对环境恢复性评价地提升有助于提高对环境健康效益地评估。为了探究环境偏好、恢复性评价与健康效益评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本研究构建了三者之间的路径模型,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例,进行结构关系模型验证。结果表明：①修正后的一致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三个维度能够有效预测环境偏好,其中,神秘性对环境偏好的解释能力最高;②远离、延展性、魅力性和兼容性均能够有效反映环境恢复性评价,其中,魅力性对恢复性评价影响最大;③环境偏好对恢复性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恢复性评价对健康效益评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环境偏好对健康效益评估没有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恢复性评价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进行自然游憩地的规划设计时,为了营造具有更高健康效益的景观环境,应考虑游憩者对景观功能的多样需求,并适当塑造具有神秘性、魅力性且多元丰富的景观环境。
近年来浒苔绿潮灾害在青岛海域频繁出现。浒苔暴发期间青岛市滨海旅游生态环境和旅游景观受到侵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滨海旅游活动的开展。本文采用条件价值法（CVM）,基于游客对浒苔治理支付意愿（WTP）的调查,定量评估浒苔绿潮影响下青岛市滨海旅游环境价值损失。研究结果表明：游客对浒苔灾害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愿意支付与拒绝支付费用以治理浒苔的游客比例相当;游客参与治理浒苔的人均支付意愿值为40.72元/年,浒苔绿潮影响下青岛滨海旅游环境价值损失在12.12亿元~21.36亿元之间,占2016年青岛市旅游总收入的0.8%~1.5%;游客的可支配月收入及游客对浒苔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支付意愿及WTP值,游客对海水浴场的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产生较大影响,浒苔灾害影响游客进行滨海休闲活动的程度与其WTP值显著相关。
科学准确地评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贫困动态对该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贫困距离指数,在整体、局部和旗县三个尺度上分析了该区2000—2014年的贫困动态。结果表明,在县域尺度,2000—2014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所有贫困县均脱贫。全区贫困县减少了167个,贫困县人口减少了4569.76万。贫困缓解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公共财政收入与脱贫县贫困距离指数相关性最大（R=-0.51,P<0.01）。在快速脱贫过程中,该区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剧。脱贫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长了2.11倍,脱贫地区旗县间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增长了41.67%。因此,建议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进一步精准扶贫时,应该注意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减少贫富差距,从而实现区域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已成为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政府干预贫困的主要手段,其减贫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检验。文章利用甘肃省张掖市540份农户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干旱风险冲击下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干旱冲击是农户致贫的关键因素,农业干旱损失每提高1元,会使农户贫困发生率和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提高16.6%和4.0%;② 节水灌溉技术显著降低农户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减贫效应显著。灌溉技术采用意愿每提高1个档次,会使农户当前贫困发生和未来贫困发生的概率分别下降10.5%和2.6%;③ 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具有降低农业干旱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发生率的负向影响的功能,但对减缓风险冲击的贫困脆弱性效应并不显著。
基于福建429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林业产权、市场环境对农户不同生产环节林业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抚育环节投入大于种植环节;② 林权主体改革通过稳定产权对农户种植和抚育环节投入有一定促进作用,且造林补贴和林业贷款分别对种植投入和抚育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但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两环节投入的影响均不显著;③ 市场环境中,农户造林意识的增强以及种植环节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导致林业雇工价格越高,种植投入越多,林地租赁价格的提高则抑制了农户抚育投入的增加,而木材市场价格对两环节投入影响也均不显著。因此,为调动农户投入积极性,应进一步落实集体林权主体改革,推广森林抚育补贴,加大林业贷款支持力度,培育健康活跃的林业市场环境。
生态移民政策评估是多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而机理研究是其关键环节。本研究通过构建“生态移民政策→生计资本→收入”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为中介变量,选择形成型指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生态移民政策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估算路径系数,测算生态移民政策对收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验证生态移民政策影响收入作用机理的有效性。陕南和宁夏的生态移民分别是城镇化社区安置和新农村安置的典型,通过实证分析两地生态移民政策作用机理,针对关键生计资本提出优化措施,以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并长效促进收入提高。研究表明：两种类型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收入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影响大小略有区别。陕南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社会资本改善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小;宁夏地区的生态移民政策通过金融资本改善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小,自然资本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总体而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积累,进而产生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流量。
脆弱性是全球环境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与热点问题。本文基于脆弱性评价模型、因子贡献度模型和熵权法,通过构建自然-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定量分析了甘肃省河西地区各乡镇的自然-社会系统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和脆弱性,以及各指标和各要素层对自然-社会系统脆弱性的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①甘肃省河西地区中度、较高度和高度脆弱性区域占河西地区总面积的70.85%,脆弱程度高;②河西地区南部高海拔山区的脆弱性明显高于北部低海拔地区;③从三大内陆河流域来看,疏勒河流域脆弱性的程度最高,黑河流域次之,石羊河流域最低;④河西地区以自然适应能力、社会经济敏感性、自然敏感性和自然暴露度为主要贡献因子的地区分别占河西面积的91.77%、87.23%、67.85%和56.53%,降低河西地区自然适应能力、社会经济敏感性、自然敏感性和自然暴露度是降低脆弱性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