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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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

何露, 闵庆文, 孙业红, 张丹

2011, 33(6): 101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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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农民们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一直在寻求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发端于20世纪初，以农业考古、农业历史、传统农业哲学及农业民俗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遗产研究，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奠定了基础。2005年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列为首批GIAHS保护试点为标志的新时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探索，正体现出多学科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保护与发展协调的特征。本文从古籍整理与考古研究、概念与内涵研究、系统结构与作用机制研究、多功能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等角度介绍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性研究进展，从动态保护途径研究、法律与政策保障研究和保护与发展实践探索等方面总结了近几年开展的工作与取得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包括：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重视典型传统生态农业模式的机理性、定量化研究；从多学科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加快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普查与价值挖掘工作；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及可持续利用；重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业文化多样性两个方面的保护，在做好“两个保护”的前提下，促进地区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持；避免“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护和“大拆大建”的“破坏性”开发两种错误倾向；逐步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区的积极参与，科技的有力支撑，企业的有效介入，媒体的跟踪宣传；使农业文化遗产地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平台，展示传统农业文明的窗口，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文化旅游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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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中国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特殊价值分析

罗康隆, 杨庭硕

2011, 33(6): 102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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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遗产必然是适应于特定自然与生态系统，经历过超长时段积淀的产物，而不同国家和民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都具有很强的稳态延续能力，其演化、变迁的速度极为缓慢，变幅也不会太大。这就使得不管是哪种农业遗产，无一不具有古今通用，甚至可以沿用至未来的禀赋，因而各民族的农业遗产即使处在快速巨变的今天，其应用价值依然有效。对农业遗产而言，关键是发掘、传承、利用和推广，并立足于其固有的自然与生态适应禀赋去有选择的推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接轨，使之能服务于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增进人类的身心健康。这就使得农业遗产与其它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迥然不同，光实施保护还远远不够，推动农业遗产实现其特殊价值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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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传统农业区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病虫草害的生态控制效应——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成升魁, 何露, 焦雯珺, 刘珊, 闵庆文, 杨海龙, 张丹

2011, 33(6): 103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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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半试验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贵州省从江县传统农业地区的糯稻和杂交稻为例，研究了传统品种和现代品种在水稻单作（R）、稻-鱼（R-F）和稻-鱼-鸭（R-F-D）3种不同稻作方式下，稻田多个物种共存对稻田生态系统主要病虫草害及蜘蛛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水稻品种而言，糯稻在3种稻作方式下的抑制杂草能力均优于杂交稻，糯稻田与杂交稻田的稻飞虱虫量、稻纵卷叶螟虫量以及蜘蛛量差异不显著，杂交稻在3种稻作方式下的抗稻瘟病能力显著高于糯稻。就稻作方式而言，R-F-D显著降低了田间杂草的发生密度，对稻田杂草鸭舌草（Monochoria vaginalis）、节节菜（Rotala indica）等的抑制效果达到100%，总体抑制效果显著优于其它的稻作方式；R-F-D系统的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虫量较水稻单作明显减少；R-F系统的蜘蛛数量最高；R-F-D系统的抗稻瘟病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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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传统侗族村落的农业文化涵义与保护策略——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为例

闵庆文, 许新亚, 张凯

2011, 33(6): 1038-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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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区的传统侗族村落，蕴含着独特的生存理念、文化传统、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其中黔东南侗族村寨（六洞、九洞侗族村寨——贵州省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已经在2006年被列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在长期的农业生活中，这些侗族村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蕴含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内涵，表现出明显的农业文化特征。侗族村落的选址与侗族先民的生产习惯有着某种联系；侗族村落以鼓楼为核心的结构形式是传统侗族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村落的布局、营造受到农业活动的影响；民族建筑的造型、装饰以及建造过程都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侗族村落也面临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要将村落看成是农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注重整体的保护；把握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带来的机遇，发展旅游业；加快现代化改造，改善村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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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传统知识在民族地区森林资源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为例

程传周, 刘珊, 闵庆文, 石有权, 吴老成, 徐远涛, 张灿强

2011, 33(6): 1046-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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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了贵州省从江县侗族村落小黄村为案例点，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利用林业部门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并结合实地观察数据，绘制了该村60年来不同时期的村落森林分布图，从林地面积、林种构成、林龄结构等三方面追溯了过去60年来该村森林资源的变化。同时，通过查阅文献、实地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现场调查和加权平均指数分析法对林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筛选和排序。研究表明，侗族习惯法、宗教和传统护林习俗等传统知识仅次于政府政策因素，占据第二重要的地位。小黄村对森林资源的有节制利用，曾在历史上有效保证了农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且与森林资料的消长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情况下，森林资源即得到良好的保护与发展时，传统知识的作用往往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时，传统知识的作用则往往受到了限制。因此，有必要对侗族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和评估，为解决当前我国贵州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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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鸭稻共作对水稻植株生长性状与产量性状的影响

全国明, 许荣宝, 章家恩, 赵本良

2011, 33(6): 1053-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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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大田小区对比实验，探讨了鸭稻共作对水稻植株生长性状与产量性状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鸭稻共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稻植株的高度和水稻地上部的生物量，但增大了水稻地下部的生物量和根冠比，有利于水稻地下部根系的发育，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水稻的抗倒伏能力；同时，鸭稻共作能提高水稻中后期叶片的叶绿素a和叶绿素b的含量以及叶绿素a/b值，可防止水稻在后期的过早枯黄与衰败，从而增强水稻叶片光合作用的性能及其持续时间；鸭稻共作还能够促进水稻的有效分蘖，增加水稻的有效穗数和成穗率，减少空（秕）粒数，提高水稻的实粒数和结实率，从而有利于水稻产量的形成。这些研究结果可为鸭稻共作生态技术的生产实践与示范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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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澜沧江中下游古茶树资源、价值及农业文化遗产特征

何露, 闵庆文, 袁正

2011, 33(6): 106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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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中下游具有悠久的种茶历史, 古茶树资源丰富，分布着世界上面积最大、树龄最长的千年古茶园，保存大量古茶树和野生茶树。古茶树资源不仅具有生态价值，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茶叶的种质资源，还具有经济价值，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具有承继茶叶起源与茶文化发展的文化价值。但近50年来的人口增长、不合理采摘、过度开发，古茶树资源面积不断减小，亟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现有研究资料分析澜沧江中下游古茶树资源的现状，认为其具有生态、经济和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古茶树资源具有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包括活态性、动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可持续性，符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标准，并可以作为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动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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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澜沧江流域野生稻资源及其在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意义

崔明昆, 闵庆文, 赵文娟

2011, 33(6): 1066-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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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稻是栽培稻的野生近缘种和原始祖先，是栽培稻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然遗产与民族生态文化多样性考察”是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科学考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组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的野外考察中，就该流域野生稻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该流域野生植物资源丰富，曾分布有我国所有的三种野生稻。近40年来，随着野生稻自然环境的破坏，其自然居群分布迅速减少，有些分布点已经绝迹或濒临灭绝。现存分布点共计31个，分散在横跨4个州、市的11个县（市）。针对野生稻的濒危现状及原因，提出如下保护建议：①加强野生稻栖息地的保护，即采用原地保护为主的方法保护现有资源；②积极引导村民参与野生稻的保护；③加强对外来入侵植物的治理；④做好水电站建设中的生态保护规划，将野生稻资源的保护列入到大坝的建设规划中，国家应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野生稻保护投入机制，要求澜沧江水电企业加入到野生稻的保护行列中来。总之，作为一种珍稀的作物野生种质资源，野生稻对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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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基于WPI-ESDA模型的中国水贫困评价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孙才志, 王雪妮

2011, 33(6): 1072-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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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贫困评价是当今水科学的新领域。本文介绍了水贫困的研究概况，界定了水贫困概念，将水贫困分为自然水贫困和经济社会水贫困两个层面。依据牛津大学水贫困指标框架，适当添加反映社会适应性能力的指标，建立了由资源、设施、能力、使用和环境5个子系统综合而成的水贫困评价体系，利用综合赋权法对各子系统内部进行加权，并用动态层次分析法赋予各子系统不同时期的权值，体现了利用社会资源对水资源稀缺的适应性逐渐提高的现实。对1997年-2008年中国31个省（市）的水贫困水平进行计算和评价，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方地区自然水资源贫乏但是使用效率较高，东部地区的使用能力和设施水平普遍较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能更多关注环境保护，西部地区在各个子系统得分普遍较低；无论是自然水贫困还是经济社会水贫困都存在高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现象，水贫困分布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自然资源稀缺的束缚，依然呈现南北分划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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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基于生态足迹法的区域水生态承载力研究——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刘子刚, 郑瑜

2011, 33(6): 1083-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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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步界定了水生态足迹和水生态承载力的内涵，将水生态足迹分为水产品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足迹与水污染生态足迹，并建立了水生态足迹模型。其中，采用了Wackemagel的水产品生态足迹模型；水资源生态足迹采用了基于水资源消耗量的计算模型；采用零维模型计算污染稀释净化需水量，构建水污染生态足迹模型。最后，以扣除60%生态需水为前提建立了水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模型计算了湖州市2000年-2007年水生态足迹和水生态承载力，结果显示，湖州市2000年-2007年水生态承载力超过水生态足迹，呈现生态盈余，但是水生态承载力波动较大，水生态足迹在不断增大；由于水产品的消费量逐年增大，水产品生态足迹在水生态足迹中所占比例也相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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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鄂尔多斯泊江海子流域地下水流特征

程传周, 梁康, 娄华君

2011, 33(6): 1089-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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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遗鸥自然保护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区高原内陆湖泊湿地，地下水是其重要水源之一。本文以遗鸥湿地所在的泊江海子流域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地层岩性、含水系统及富水性、地下水流场特征、地下水水化学特征等基础水文地质条件，并计算了地下水系统的水均衡。结果表明：泊江海子流域主要有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和碎屑岩类孔隙裂隙含水层，松散岩类孔隙地下水严格受闭流盆地地形条件控制；碎屑岩类孔隙裂隙地下水主要受区域地形及水文系统控制；大气降水补给和侧向径流补给是泊江海子流域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两者约占总补给量的85%，而潜水蒸发和人工开采是地下水的主要排泄方式，约占整个系统排泄量的89%，1996年-2005年，泊江海子流域地下水总的年均补给量为6358.9×104m3/a，总排泄量为7418.2×104m3/a，地下水均衡差为-1059.3×104m3/a；桃-阿海子接受的地下水补给量约为142.5×104m3/a，占桃-阿海子湖泊总补给量的22%，是桃-阿海子湖泊的一个重要的补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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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老哈河流域土地覆被变化水文响应模拟研究

刘晓帆, 任立良, 徐静, 袁飞

2011, 33(6): 109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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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980年和1996年土地覆被情景分别表征1964年-1979年和1990年-1999年土地利用情况，运用双源蒸散与混合产流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探讨老哈河流域太平庄集水区土地覆被变化的水文效应，定量分析土地覆被变化对“绿水”和“蓝水”的影响，结果表明1980年到1996年研究区域土地覆被变化总体趋势为草地向林地和耕地转化，上述土地覆被变化导致老哈河流域截留蒸发量和冠层蒸腾能力增加，土壤蒸发能力减小，进而使得蒸散发能力和实际蒸散发量增加，地表径流、地下径流和径流系数减少。1964年-1979年平均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总径流和径流系数分别减少了4.4%、9.5%、8.7%和8.7%。此外，径流模拟除了受土地覆被变化影响外，同时还受到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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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投影寻踪技术在大连市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中的应用

曹永强, 柯丽娜, 李香云, 马静, 伊吉美

2011, 33(6): 110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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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入投影降维的思想，将投影寻踪技术运用到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中，建立了大连市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的投影寻踪模型。选取人口密度、农业产值比重、水田面积比重、降水量、播种面积比、农业人口比重、人均粮食产量、灌溉指数、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单位面积农用化肥量10个评价指标构建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投影寻踪模型对评价样本的各指标因素进行线性投影，把最优投影方向所对应的投影特征量作为评价依据，对大连市7个区（市或县）2000年－2007年的农业干旱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7个区（市或县）8年农业干旱脆弱性平均值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庄河市＞普兰店市＞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长海县＞甘井子区，大连市北部农业干旱脆弱性高于中部和南部。投影寻踪模型能较好地从整体上对农业干旱进行时空评价，为涉及多因素的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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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汾河太原段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水质分析

冯佳, 沈红梅, 谢树莲

2011, 33(6): 11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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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汾河流域太原段6个样点的浮游藻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水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①汾河太原段化学需氧量（COD）、总磷和氨氮的水平较高，重金属镉、铬和铅污染都比较严重，其中镉污染尤其突出，水质处于从V类水向劣V类水过渡阶段；②汾河太原段浮游藻类共计有89属，224种，其中蓝藻门23属103种，绿藻门37属75种，硅藻门19属36种，甲藻门4属4种，隐藻门3属3种，裸藻门、金藻门和黄藻门各1属1种。优势种主要有小席藻、银灰平裂藻、尖针杆藻等14种，均为α-中污和β-中污指示种；③汾河太原段物种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从上游到下游逐渐降低，水质污染情况逐渐加剧，处于中度污染状态，个别地段达到重污染，其中尤以小店桥断面污染状况最严重。鉴于汾河太原段目前的状况，提出了相关污染防治措施，为预防和综合治理汾河流域水体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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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济

资源基础型城市群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的时空演变研究

刘振灵

2011, 33(6): 11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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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基础型城市群是从资源型城市和城市群关系角度界定的一类城市群，它是我国城市群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择我国典型的资源基础型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对其城镇体系中城市规模的时空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城镇规模分布研究中的分形理论为基础，讨论了城镇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将Gibrat法则引入城镇体系规模变化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辽宁中部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规模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城市规模和经济规模均具有典型的分形特征；根据分维值时间序列，可以判断在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城市异速生长的特征；城市规模结构分维与经济规模结构分维的时空演变具有历史吻合性，经济规模变化引起城市规模变化；城市群中资源型城市在城市的地位一直非常稳定，中心城市的地位间歇上升，对城市群的影响力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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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济

循环经济的循环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计晓东, 杨玉凤

2011, 33(6): 112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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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还存在因其效益的不定、循环不经济、非环保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本文从循环经济的经济收益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效益问题，指出了确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循环度问题，以及探讨了循环经济度的定义、测量、影响因素及循环路径等问题。最后指出循环经济度测量应从循环强度、循环尺度、循环时间等几个方面考虑；影响因素是技术、政策、物流和经济环境等，并受各因素共同影响；循环路径的延伸，对综合效益的影响，也改变了最优循环度的确定。本文分析研究循环度与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确定合理循环度，对于避免循环经济的盲目性，提高循环经济的投入与产出效率和效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实际指导意义，同时将充实和完善循环经济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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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经济

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的采药行为分析——以西安周至县为例

黎洁

2011, 33(6): 113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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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居民森林采摘活动的国外文献进行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利用西安周至县南部自然保护区附近的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上山采药的数量和收入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并比较了采药户和非采药户的社会与人口特征、收入与消费情况等。其次，采用Tobit模型，从家庭生计活动、信用约束、流动性资产等方面对调查地农户上山采药数量和采药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地农民上山采药与家庭从事非农活动和农林业生产的特征、信用约束、家庭劳动力数量等相关，当地并不存在贫困与环境保护的恶性循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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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生态

景观格局的人类干扰强度定量分析与生态功能区优化初探——以福建省闽清县为例

梁发超, 刘黎明

2011, 33(6): 1138-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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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和RS技术，对2000年和2005年闽清县两期遥感影像解译，综合运用景观生态学和地统计学方法，对闽清县景观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和人类干扰强度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年比较2000年，闽清县的景观破碎化程度明显减少，旱地、水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斑块密度显著减少，而建设用地斑块密度增加，景观组分平均斑块面积均在增加；景观类型越来越有少数斑块类型控制，区域连通程度适中；②人类干扰分布强度及变化趋势与城镇扩展方向和强度基本一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干扰强度呈持续增强，干扰强度最大的区域也是生态系统最脆弱和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区。在此基础上，以景观流原理作为出发点，采用累计耗费距离模型，研究了闽清县景观功能空间差异，进而探讨了构建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等方法加强空间组分联系，以便对研究区的景观格局优化。研究结果为闽清县的生态环境规划和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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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生态

北京市居民食物消耗生态足迹和水足迹

逯非, 王效科, 吴燕

2011, 33(6): 114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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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足迹和水足迹作为定量测度人类对自然资本利用程度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综合性指标，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我国的生态评价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食物是人类首要的消费品，其消耗的生态足迹和水足迹将反映维持一个区域的人口基本食物需求所占用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本研究在生态足迹和水足迹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北京市的现状，重新计算了均衡因子和单位质量虚拟水含量等模型关键参数，改进计算方法，计算和分析了北京市居民食物消耗的生态足迹和水足迹。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居民食物消耗人均土地面积达到1.967hm²/人，人均生态足迹为2.025 hm²/人；北京市居民食品消耗人均虚拟水为1023.05m³/人，约为居民消耗实体水的5倍，反映了北京居民食物消耗需要大量的土地面积和水资源来满足，将对区域土地和水资源造成很大胁迫。本研究采用基于北京市实际食物来源的估算参数更能反应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其结果表明北京市食物供应选择从国内其他地方输入有利于减少北京市食物消耗所引起的生态足迹和水足迹，研究成果可为北京市农林渔牧产业结构调整布局，以及食物供应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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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生态

渔业捕捞对渤海渔业资源及生态系统影响的模型研究

李宁, 李学刚, 宋金明, 许思思, 袁华茂, 张英

2011, 33(6): 115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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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调查数据与Ecopath生态通道模型，定量揭示了近50年来渤海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探讨了渔业捕捞对其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渤海生态系统最关键的功能组已由20世纪50年代末的高营养级游泳动物食性鱼类，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等营养级的底栖大型甲壳类；近50年来渤海生态系统的能量传递效率在波动中显著下降；渤海生态系统的规模、成熟度、总能流量、费恩循环指数、生态网络的聚合度等属性指标均波动剧烈，表明渤海生态系统目前并不成熟，尚处于不稳定期。渔业捕捞是渤海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降低渤海渔业捕捞的强度，防止发生持续大强度捕捞导致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和生态系统崩溃，以实现渤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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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生态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低碳校园研究——以北京大学生态足迹为例

冯长春, 阚俊杰, 姚争

2011, 33(6): 1163-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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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逐渐提高，以低碳校园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校园发展已经成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趋势。如何测度、评价和建设低碳校园是当前高校规划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生态足迹模型是测度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对可持续和低碳校园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意义。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以北京大学为例测算了其交通、能源及师生日常生活生态足迹，结果表明北京大学生态足迹存在总量显著，人均生态足迹较小，能源生态足迹份额高，交通和日常生活生态足迹低的特点。文章进一步将测算结果与国内外高校进行对比分析，从生态足迹的角度分析了低碳校园的特点和问题。文章最后基于测算结果有指向性地设计了生态足迹消减方案，并提出了基于生态足迹视角的低碳校园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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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中国土地违法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

陈利根, 龙开胜

2011, 33(6): 117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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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中国土地违法现象的经济、财政和政策等影响因素，并判断严峻的土地违法形势得到缓解的时间表。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理论预期，然后以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土地违法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方式，目前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土地违法随经济总量、非农产业比重同方向增长的阶段，但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稳定；土地财政与土地违法现象显著正相关；土地违法治理政策对土地违法案件数量的减少有显著作用，但对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减少的作用并不显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土地违法现象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还表明，到十二五规划末期，中国严峻的土地违法形势将得到缓解。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强化土地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治理土地违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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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基于Logistic模型的水库移民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意愿分析——四川、湖南、湖北移民安置区的调查

陈银蓉, 陈昱, 马文博

2011, 33(6): 117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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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四川、湖南和湖北三省四个水库移民安置区共318份调查问卷为基础，以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意愿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职业类型、安置区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家庭人口、劳动力人数等13个因素为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居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①随着农民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土地转出有增强倾向。因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外出打工就业的几率就越高，有较为稳定的非农收入，土地已不再是生活的主要保障，他们更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而获取一定的补偿；②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土地转出有反向作用，劳动力人数越多，越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家庭总人数和农业人口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家庭的土地需求，对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③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重越大，说明对农业依赖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转出土地；④家庭总人数和农业人口数并不能准确反映农户对土地的真实需求，因而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了实现移民安置区土地的主动流转，建议采取5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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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1989年至2006年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白秀玲, 姜加虎, 周云凯

2011, 33(6): 1186-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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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1989年、1999年和2006年三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借助GIS的空间分析功能，从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及速度、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类型转化模式等角度对鄱阳湖区近17年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湖区土地利用结构发生明显改变，耕地面积正在逐渐减少，但其减少速度相对较慢；而建设用地、滩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以建设用地增加速度为最快；水体和未利用地受湖区水土资源开发的影响，面积出现大幅减少；林地是近17年湖区最为稳定的土地类型，面积基本保持不变。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变化来看，湖区各土地类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转换，水体主要转出方向为草地和滩地，转入部分则主要来自于耕地；而受生态退耕和垦殖活动的影响，耕地、林地和草地三者之间转换较为频繁；研究期间，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大量侵占耕地来实现的；而滩地面积的增减主要受水位和人类耕作活动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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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研究进展

封志明, 姜鲁光, 张景华

2011, 33(6): 1195-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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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又是研究土地覆被变化的重要前提，它既影响着分类结果的表达，也决定着分类数据的应用领域。本文简要回顾和评述了国内外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的研究进展。研究认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1970年代之前以土地利用分类为主，着重于土地用途的差异，主要用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土地利用制图；1970年代随着遥感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土地覆被为主的分类系统迅速发展起来，它着重于土地类型的差异，主要用于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研究指出，目前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分类系统一般都适用于特定研究目的和研究尺度，没有统一标准，这种土地分类系统的不兼容性，给土地覆被数据的汇总、分析与共享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一个“万能”的土地分类系统又是不存在的。鉴于此，研究认为一个标准土地分类系统应该是多级的、开放的系统，高级别的土地覆被类型可以直接基于遥感影像进行识别，以便于实现分类数据的比较和共享；低级别的土地覆被类型可以根据特定研究目的灵活制定，以满足特定的研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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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POT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绿洲荒漠化土地分类方法——以吐鲁番绿洲为例

房世峰, 李迎家, 裴欢, 魏勇

2011, 33(6): 120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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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绿洲土地覆盖/利用特点，建立了反映绿洲荒漠化类型及特点的分类系统。对原始SPOT数据进行变换，提取NDVI、K-L、NDMI等14个特征波段，并利用波段的类间可分性进行了参与分类的最优波段选取。根据地物的波谱特性和空间特性建立了决策树模型，对研究区荒漠化信息进行了提取。分类结果表明，风蚀荒漠化及盐碱化是吐鲁番主要的荒漠化类型。其中，中度风蚀荒漠化土地分布在绿洲边缘及外围，2004年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4.05%；盐碱化土地及轻度、重度风蚀荒漠化土地分布在绿洲内部，三者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60%、7.58%和2.23%，吐鲁番盐碱化程度高于托克逊县，风湿荒漠化程度相反。本文提出的基于决策树分类的绿洲荒漠化信息提取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地物的光谱信息与地理位置信息，较好的区分了混淆地物，达到了较好的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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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多智能体与蚁群算法结合选址模型：长沙市生态用地选址

胡海龙, 马昕炜, 曾永年, 张鸿辉

2011, 33(6): 121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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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严重的影响着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为了缓解城市生态环境压力急需合理配置城市生态用地，特别是空间布局优化。传统的空间布局选址方法没有考虑政府政策、方针的影响，其选址结果的科学性、可行性不够。本文根据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了多智能体与蚁群算法结合选址新模型。新模型对多智能体在生态用地选址中的应用以及和蚁群算法的结合上进行了首次尝试。为了验证模型，以国家确立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市城区为研究区域，在调研和收集整理的GIS数据以及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新模型解决了长沙市城区新增一块生态用地的选址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结合模型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城市生态用地选址问题，比传统的简单选址方法更科学、合理。同时，蚁群算法的引入使模型运行时间由简单选址方法的51.29S减少为22.37S，运行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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