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是中国重大的生态修复工程和民生工程,兼具生态修复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功能,其实施效果如何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广西8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估计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①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对县域经济发展有显著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②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实施的时间越长,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大;③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论肯定了石漠化综合治理一期工程的效果,对石漠化综合治理二期工程的持续开展及后续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4-2015年中国190个大中城市PM2.5的监测数据,建立空间数据统计模型,总结两年内PM2.5的浓度、空间集聚的年际变化和存在问题,为相关研究与决策提供参考。结果显示：①2015年较2014年全国平均PM2.5浓度下降10%,达标天数提升了4.4%,空气质量整体改善,但改善的天数主要集中在春夏秋季,冬季改善幅度甚微,其中12月污染加重。②2015年PM2.5整体污染范围缩小,污染核心区由京津冀向鲁西北和豫北地区扩散,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年均浓度降幅较大,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日均达标率增长较快。③2015年PM2.5的集聚性更明显,浓度高值区范围减小,热点地区更密集地分布在以京津冀地区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并呈多中心格局。由此,应该加快构建制度支持的多中心监督治理模式,以华北地区为先行先试区域,构建管理支持的多区域联动治理模式,培养环境伦理支持的公众环保意识,实现民防民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能源强度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分析影响总能源强度的因素,对促进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结构性因素分解方法（SDA）将能源强度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从产业结构层次逐步深入到工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层次,从各产业和工业分行业角度分别定量分析了引起中国总能源强度和工业能源强度下降的原因。结果表明：①目前中国总能源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各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在2013年之前起到了阻碍作用,在2013年之后起到了微弱正向促进作用;②从各产业对总能源强度的影响上看,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因素对总能源强度下降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第一产业结构因素的正向影响程度,但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效率因素对总能源强度下降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③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是由工业结构变化和工业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共同推动的,工业各行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是主要动力;④从工业各行业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上看,工业行业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影响行业较为集中,重点高能耗行业的结构变化和效率变化对促进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⑤工业发展速度较快行业的结构变化和效率变化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针对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为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2005年至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快速发展,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为基础,筛选出2005-2015年11年间发表的513篇农业文化遗产相关论文,应用文献统计方法分别从论文发表量变化、载文期刊、研究机构、作者群特征、研究区分布、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①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刚进入发展阶段;②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资源、农学等几个学科;③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北京,而西北和东北等遗产地较多的地区相关研究力量薄弱;④作者群呈现高学历、年轻化、高职称特点,利于该研究领域的发展;⑤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逐渐走向多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方向十分集中,仍然有不少领域缺乏研究;⑥研究方法以基于文献研究的定性描述较多,实验和实地调研为基础的定量分析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如此,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处于领先地位,但申遗后的遗产系统变化研究相对较弱。未来的研究应注意吸引更多学科、更多研究机构参与;应强化基础性研究,以便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科学性解读提供支撑;应加快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评估研究,尤其是申遗后遗产系统要素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应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产业支撑体系研究。
从20世纪初期承载力概念提出,到21世纪作为描述发展限制的重要工具,从理论到实践,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走过百年,已成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本文简要回顾了资源环境承载力概念的源起与发展;系统梳理了从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容量）,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程;科学评述了基于生态足迹与虚拟土地、水足迹与虚拟水和能值分析与虚拟能量等方法开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跨世纪进展。研究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且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可比性一直存有争议。鉴于此,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应从理论到方法、从实践到应用,切实加强基础理论与承载机理、阈值率定与综合计量、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定量评价与系统集成研究,以促进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数字化与系统化,最终满足实用化与业务化的国家需求。
随着塑料生产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塑料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对塑料资源代谢过程的研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了塑料物质流分析动态模型,研究了1949—2018年中国的塑料从生产、使用到最终废弃的生命周期代谢过程。结果显示：①1949—2018年,塑料累计消费2205.6 Mt,共产生废塑料1404.8 Mt,其中30.0%被回收再利用,14.0%被焚烧,36.0%进入填埋场,20.0%未经处理直接进入环境;②塑料的使用存量为630.0 Mt,损失存量为870.2 Mt,其中66.7%堆积在填埋场中,33.3%被随意丢弃在环境里;③2018年,消费量为193.1 Mt,塑料消费产生了废塑料140.5 Mt,废塑料后续处理中,回收占32.0%,焚烧占26.0%,填埋占35.4%,废弃占6.6%。研究表明：中国塑料的代谢规模庞大,一次性塑料产品对塑料代谢影响非常大;废塑料是资源损失的关键节点,应加强对其的回收利用;对于已经进入环境中废塑料的污染管控非常重。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应在于环境中废塑料的风险和污染机理以及提高废塑料的回收利用效率,以减少塑料资源损失,降低环境污染。
本文以提高农业用水有效性为指导思想,提出“农业水贫困”概念,基于农业水贫困概念界定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利用POME-两级模糊模式识别模型测度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农业水贫困指数,借助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从时空耦合视角分析其空间格局动态性。研究发现：中国虽然存在较严重的农业水贫困问题,但是大部分省（市）的农业水贫困程度呈缓解趋势;各省（市）大部分年份的农业水贫困具有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空间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相对于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具有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时空依赖效应较弱;农业水贫困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协同高增长的省（市）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协同低增长的省（市）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各省（市）农业水贫困的局部空间联动性较弱,空间集聚性存在相对较高的路径锁定特征。此外,提出了降低农业水贫困的对策建议,为中国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驾游、露营旅游、户外探险等新潮休闲方式兴起,自驾车房车营地的建设成为发展休闲经济的重要途径。借助GIS空间技术手段,分析了全国营地的总体分布特征,利用聚类图展示出营地聚集十大板块,重点阐释了自驾车房车营地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从全国看,营地分布呈现不均衡凝聚状态（R=0.588）,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湘鄂、内蒙古中部、滇中西、吉延边、闽海西和青东北等十大板块中,营地倾向集群于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和中西部热点旅游城市,营地未来发展将呈现“聚集-扩散”新格局;②透视自驾车房车营地发展的时空趋势,可以发现市场条件、自然资源、交通网络以及政策环境是影响营地建设的主要要素,其中,自驾游市场规模的扩大、露营产品和理念的营销推广、依附于高禀赋资源的吸引、依赖于优良生态环境的支撑、交通水平提升与线路改进、景观廊道空间的利用、国家政策保障与引导和地方标准制定与规划等是推动营地发展的二级要素。
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已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农业生产对温室气体排放有重要影响,水稻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而稻田又是CH4的主要排放源,因此研究其生产过程的碳足迹对实现农业节能减排具有意义。本研究基于2004-2014年水稻生产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碳足迹评价方法核算了中国水稻生产碳足迹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水稻生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面积碳足迹呈逐年增长,而单位产量碳足迹则出现下降趋势,年均增长量分别为21.24亿kgCO2-eq、32.58kgCO2-eq/hm2和-2.82kgCO2-eq/t;②不同省份由于水稻生产条件差异,其碳足迹存在较大差别,如年均单位面积碳足迹最高的江苏达7411.91kgCO2-eq/hm2,最低的黑龙江为4305.87kgCO2-eq/hm2;③年均单位产量碳足迹方面,最高海南为1419.35kgCO2-eq/t,最低吉林为602.12kgCO2-eq/t;④综合比较单位面积与单位产量碳足迹发现,华南双季稻稻作区（广西、广东、福建等）,华中双季稻稻作区（江苏、湖南、江西等）,其单位碳足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⑤水稻生产碳足迹组成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为稻田CH4排放,达85.05%,农资投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占14.95%,其中化肥投入占总碳足迹的10.25%。最后,本文建议通过改进农田管理措施（如间歇性灌溉、改进施肥、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提高水稻机械化生产效率来有效减少水稻温室气体排放。
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序开发对城市实体空间布局、土地功能组合、国土空间秩序开发、引导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资源的三生功能视角出发,以宁波市为例,提出了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框架;运用GIS技术,采用国土空间综合分区“千层饼”方法,以30m×30m栅格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估了宁波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从分类到综合,多尺度揭示了宁波市国土开发的建设适宜规模与开发潜力。研究表明：①2012年宁波市生态空间面积为5872.33km2,占宁波市总面积的60.35%,主要分布在宁波南部宁象片区;生产空间面积为2442.34km2,占宁波市总面积的25.10%,集中分布在宁波市中部与北部平原;生活空间面积为1415.78km2,占宁波市总面积的14.55%,多集聚在宁波市核心六区;②宁波市不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多,达5655.34km2,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占比约为34∶9∶1;临界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中,为2279.84km2,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2∶1;比较适宜空间为1526.71km2,以生产与生活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1∶2;一般适宜空间居后列,为268.56km2,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比约为2∶1∶13;③宁波市北部余慈与南部宁象板块开发潜力较大,未来可有序拓展开发空间;中心城区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较好,但开发历史悠久,开发潜力有限,未来开发宜以盘活存量,提高效率为主要途径。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深入分析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现状空间特征,对于推进新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时相Landsat-TM/ETM+/OLI遥感数据解译,分析了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并重点研究了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潜力和耕地质量的区域差异。提出了雄安新区起步区的三个可能备选方案,并分析了其各自利弊。研究表明,雄安新区土地呈“六田、二建、一水、半分林”特征;现状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潜力较大;耕地质量及其利用强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容城、安新耕地质量好,复种指数高,分别达1.92和1.87,雄县耕地质量较差,复种指数明显偏低,仅为1.32。综合考虑起步区的相对完整性、未来发展的可拓展性、与周边县市的兼顾性和防洪安全性,统筹权衡优质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征收拆迁成本等因素,本文建议以位于容城东部与安新、雄县交接处的“中方案”作为起步区的优先方案。针对新区建设需要大量占用土地的现实需求,本文建议优先通过农村（含乡镇）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与节约集约利用解决;新区建设不可避免会占用耕地,建议优先安排占用等级较低的耕地,尽量保护优质高产耕地;建议合理确定土地征收与征用时序,分类施策,优化土地资源管控。同时指出,雄安新区大部分地势相对较低,新区规划、选址和建设需要高度关注防洪排水问题。
土地既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载体又是空间约束,其各种功能支撑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而产业结构变迁又型塑了土地要素的市场需求。因此,工业地价变动与产业结构变迁联系密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对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利用2007-2013年中国的工业用地出让数据,通过建立工业地价与产业结构变迁的PVAR模型,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工业地价变动之间的互动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地价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能够同向协调、互相促进,但与此同时却也存在较大的地区性差异：①在东部地区,由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工业地价上涨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具有同一性;②在中部地区,工业地价上涨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形成了同向变动的良性互动,但是过高的工业地价并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③在西部地区,工业地价变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较弱,而且呈现出地价上涨不利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的趋势。工业地价与产业结构变迁互动效应的地区性差异,来源于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市场化进程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因此针对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东部地区,应继续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以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中部地区,应协调土地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适度对高地价进行调控;西部地区,则需要大力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然后再考虑对地价的调控。
国家公园制度是保护全民共有自然文化遗产的优秀制度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12个省份开始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标是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框架下,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促进中国保护地体系优化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本文探讨了国家公园内涵与本质特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适应性治理理论,从突出生态保护、统一规范管理、明晰资源权属、创新经营管理、提升社区发展等角度提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路径,并提出了包括部门协调、规划引领、资金保障和公众参与在内的保障机制,以推进试点工作的完成。本文最后展望了未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中涉及的资源管理、组织建设、制度架构、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十大研究议题。
以2015年重庆市主城区2449个住宅小区均价数据为基础,通过比较特征价格模型、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住房市场进行模拟,寻求探索多中心山地城市住房价格影响因子空间异质性的最佳方法,进而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以期为多中心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管理提供有益借鉴。结果表明：①空间扩展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均对特征价格模型有所改进,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模拟效果与估计精度两个方面均优于空间扩展模型,并可将具体空间模式可视化,是探索空间异质性的最佳方法;②房龄、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到城市次中心的距离是影响住房价格最为重要的因子;地形位指数显著影响住房价格,且地形愈趋于平坦,房价越高;③各影响因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空间有显著差异。重庆住房价格影响因子的空间格局相比单中心城市更为复杂,主要与重庆山水分割和“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格局密切相关;④多中心结构减弱了住房子市场的垄断,增加了住房的有效供给。优质公共设施在中梁山、铜锣山之间的狭长地带聚集,而郊区公共设施供应不足,需加大资金投入来改善郊区住房对优质公共设施的可达性。
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贡献的差异需要从结构演进方向上进行研究。本文将产业结构演进方向分解为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以劳动和资本要素生产率为基础重新构建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建立普通模型、增长模型与弹性模型实证检验产业结构演进方向对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演进方向对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降低显著地抑制了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者之间差距的扩大有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负效应,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的上升对能源效率提高具有正向效应。因此,本文认为未来产业政策的趋向应重点引导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现状,降低其对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并同时缩小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之间的差距;而能源政策的倾向则应重点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以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投入来促进能源效率的改善。
探析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地价空间分布关系,有助于推动城镇间合理化地价竞争、协调区域城镇化发展。研究讨论了湖北省80个县（市、区）商业、住宅和工业地价在武汉城市圈等经济体协同发展下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详细分析各类地价与城镇化率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显示：湖北省县域商业和住宅地价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呈微弱的集聚分布;工业地价空间分布差异相对较小,呈微弱的离散分布;各城市城镇化程度对地价的影响并未呈现一致的相关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具体而言,城镇化对商业地价的正向作用表现为：鄂中地区>鄂东地区>鄂西地区;对住宅地价的影响作用表现为鄂东较鄂中地区敏感,且为正相关关系,而鄂西地区呈明显负相关;对工业地价的影响表现为正向关系,且鄂东地区>鄂中地区>鄂西地区。因此,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省域地价管理中,不仅应加强中心城镇地价与周边城镇地价的衔接,引导人口的集聚与分流,推进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等经济体的城镇化协同发展;而且应该注重地价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杠杆作用,结合鄂东、鄂中、鄂西地域差异,分用途实施精准调控,遏制不正当地价竞争。
金属资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金属资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本文从内涵机理、驱动因素、评估方法、战略与政策四个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研究进展。研究表明,国家金属资源安全涵盖供给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主要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国家战略性金属的关键性评估方法包括关键性矩阵、关键性指数和未来供需定量分析等;金属资源需求预测方法主要有趋势外推法、自下而上法和数理统计法等;国家金属资源市场势力和定价权评估方法主要有勒纳指数、HHI指数以及均衡博弈模型等。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金属资源安全保障战略和政策工具。未来应加强在国家金属资源非常规安全机理、新技术革命对金属资源供需的冲击、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重大战略实施对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畜牧业是重要的碳排放源,中国作为畜牧业大国,测度畜牧业碳排放量并揭示其时空演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测度了2000-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畜牧业碳排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国畜牧业碳排放的变化特征,进而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揭示了畜牧业碳排放和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4年,中国畜牧业碳排放总量由12 669.899万t增长到13 189.955万t,年均增速0.288%,其中畜禽胃肠发酵和粪便管理系统产生的碳排放是其主要来源,两者占畜牧业碳排放总量比重达74.48%~79.50%;②研究期内,中国高、低畜牧业碳排放区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偏高、中度畜牧业碳排放区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变态势,高、偏高畜牧业碳排放区基本位于边疆草原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且排名前10位的畜牧业碳排放省区占全国畜牧业碳排放比重达57.50%;③2000-2007年,草原牧区是中国畜牧业碳排放增长的核心区;而2007-2014年,农耕牧区演变为中国畜牧业碳排放增长的核心区;④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对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78、0.127和-0.145,三者动态变化将共同决定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畜牧业碳排放增长的时空格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地保护工作压力逐渐增大,掌握区域农地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力是制定可持续土地利用政策的基础。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利用2000年和2010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该区农地变化特征,然后在构建传统Logistic模型基础上引入空间自相关因子,采用AutoLogistic模型从自然、社会经济、空间距离和土地利用特征的空间自相关性等方面探讨了区域尺度农地变化驱动力。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该区耕地、林地等农地以净减少为主,景观破碎度有所提高,耕地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来源;②农地属性变化和土地开发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均为农地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其他驱动力中耕地变化主要受地均GDP变化、到最近铁路的距离、总人口密度变化、年日照时数倾向率等因子影响,林地变化主要受地均GDP变化、总人口密度变化、坡度、到最近道路等因子影响;③同传统Logistic模型相比,采用能反映土地利用特征空间自相关性的AutoLogistic模型更适用于区域农地变化驱动力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环境管理政策制定的决策基础。选择实验法通过个体支付意愿对非市场物品进行价值评估,其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学者们非常重视的问题。本文以三江平原湿地为例,构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意愿评估方法,探讨受访者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支付意愿潜在动机,提高仅包含社会经济信息参数的传统选择实验（Choice Experiments,CE）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及科学性。通过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效用函数选取不同的多项Logit模型进行拟合,实证分析了受访者对湿地面积、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和自然景观等四个生态系统服务属性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居民对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偏好由高到低分别为水源涵养、湿地面积、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②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引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后的多项Logit模型拟合程度表现更优,能更好地解释受访者的选择行为;③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的边际价格分别为:为了在未来实现三江平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各指标预设目标,为改善水源涵养意愿支付的成本为98.92元/ （人·a）;为维持现有湿地面积意愿支付的成本为58.90/（人·a）;为改善自然景观意愿支付成本为54.09元/ （人·a）;为提高生物多样性意愿支付的成本为46.06元/（人·a）。
旅游资源吸引力可以反映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特征,因此,对城市单体旅游资源的旅游吸引力进行全面评价和空间分析尤为重要。本研究以成都市为例,结合多元类型数据建立旅游资源单体吸引力评价指标,对成都市旅游资源吸引力进行评价,利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成都市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结构特征,挖掘影响旅游资源吸引力空间差异的因素,从旅游资源吸引力角度提出了成都市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对策。结果显示：①成都市整体旅游资源吸引力格局为城区>全市>其他区（市）县,不同的旅游资源吸引力差别较大;②成都市旅游资源吸引力疏密不均,高值区集中在主城区和都江堰市,广大外围地区吸引力密度稀疏;③旅游资源点之间、行政区之间的旅游吸引力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空间集聚特征;④区域人口密度、资源密度等因素与旅游资源吸引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探讨流域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水分状况,对于深入认识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青海湖流域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水分采样,探讨了流域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规律,并对生长季流域不同海拔的水分盈亏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①流域平均土壤含水量在生长季旺期达到峰值（28.79%）,生长季初期（22.81%）和生长季末期（22.91%）相对较低;随海拔的升高,流域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且在生长季旺期增加最为显著（P<0.01）;②经过一个生长季,湖滨3200~3300m海拔范围内土壤水分收支略有亏缺,减少1.24%,3300~3400m和3400~3600m海拔范围内,水分收支基本平衡,分别增加0.54%和-0.57%,3600~3800m海拔范围内,水分收支有所盈余,增加3.69%;流域海拔3800m以上地区为水分盈余区,且该区域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气温升高一旦导致流域水分收支平衡区向高海拔推进,将会使青海湖流域水分盈余区大面积减小,进而对流域水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芒果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二,并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国内外利用遥感手段提取农作物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有关芒果林遥感提取的研究仍较少。本研究基于2016年12月的高分辨率卫星SPOT-6数据,结合植被覆盖度（FVC）和坡度（SLOPE）因子,利用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对芒果林地信息进行提取,结果表明,利用FVC和SLOPE参与分割的面向对象分类方法,提取芒果林地的生产者精度达92.81%,用户精度达97.19%。该方法相比于最大似然法分类以及FVC和SLOPE未参与分割的面向对象分类,提取芒果林地的生产者精度分别提高了19.28%和3.62%;用户精度分别提高了8.62%和3.86%。本研究可为果园用地的遥感识别与信息提取有效的方法借鉴。
基于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内涵,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估模型测算了中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的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指数,结果表明：①中国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指数2001-2013年间变化幅度较小,2003年和2009年前后出现明显波动;②中国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地区差异明显,广东、山东海洋经济系统属于高度稳定,上海、浙江海洋经济系统属于较高稳定,天津、福建、江苏海洋经济系统属于中度稳定,辽宁、河北海洋经济系统属于较低稳定,海南、广西海洋经济系统属于低度稳定;③中国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④引入障碍度诊断模型对中国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的障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各地区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主要障碍因子为依据,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生产链的形成以及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跨国界分隔,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运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5-2009年国际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和碳排放。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国除燃气和新能源外均属于隐含能源净出口国,生产侧排放增加远超过消费侧排放增加,且前者增加的40%是为了满足国外需求,而消费侧排放增加仅16%来源于进口的增加;②研究期间主要发达经济体生产侧能耗和碳排放几乎没有变化,但消费侧能耗和碳排放却在逐渐增加,属于隐含能源和碳排放净进口国;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侧和消费侧能耗分别增加了81.7%和81.3%,且发达经济体消费引致的新兴经济体隐含能源和碳排放远大于后者消费引致的前者隐含能源和碳排放;③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消费侧能耗和碳排放都远高于新兴经济体,而中国的人均消费侧能耗和碳排放水平都较低。
近10多年来,全球变化已经成为了地理科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而全球变化影响下的资源利用问题对于资源科技工作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阐明了全球变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提出：① 全球变化不仅仅指气候变化,而且涵盖了由自然和人文因素所引起的全球尺度地球系统功能变化,存在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技术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过程;② 全球尺度上的变化过程已由过去的单一经济格局变动演变成经济、社会、政治、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多要素之间耦合或胁迫的复杂过程;③ 全球资源利用面临着七大共同挑战,新的全球资源格局逐渐形成;④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应对全球变化下资源利用挑战,应采取内外并举的双向战略,即对外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取得重大突破,力图构建新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保障国际资源供给安全;对内积极实施“十三五”创新驱动战略,挖掘资源利用科技创新的新动能,保障国家资源需求安全。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发展,但是规制目标和规制效果之间的差距表明对此的研究仍需更进一步。以往文献多集中在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单层关系剖析上,对政府干预的多政策耦合影响关注不够。本文基于优势互补视角,分析政府补贴在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协调作用,构建环境规制、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的加入并没有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适当使用政府补贴反而可以弱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提前开展技术创新。通过1998-200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验证,得出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阶段性门槛和政府补贴适度区间,进而提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和政府补贴配合使用的调整方案,为其他相关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的借鉴。
多维度、多时序城镇建设用地转型特征刻画,是深刻揭示城镇建设用地转型规律,高效管控城镇建设用地转型的重要基础。本文从城镇建设用地转型内涵出发,构建城镇建设用地转型特征识别框架,采用转型幅度、转型速度、洛伦兹曲线等对长江中游经济带1990-2015年间城镇建设用地转型时空特征进行系统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城镇建设用地转型来源结构的时序变化显著,耕地占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比例持续减小,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所占比例则逐渐增大;研究期间,出现将耕地转为其他用地再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变相式”侵占耕地现象;②城镇建设用地经历了高速但不均衡的转型过程,其中面积增幅为153.34%,转型幅度为0.62,基尼系数为0.53;受特定社会经济环境及政策动态的影响,转型幅度、转型速度在时序上经历了“减-增-减”的变化过程;③转型幅度高值区呈“两横三纵”的分布格局,与区域内主要公路、铁路线路走向高度吻合;转型速度高值区呈左斜“H”型分布;④转型幅度与地形起伏度成反向变动关系,转型速度随地形起伏度的上升先增后减;城市群地区转型幅度高于非城市群地区,而转型速度则恰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