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本文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两大方面,包含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环境状况和生态状况5个维度,构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17年的数据,运用熵权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但差距逐年变小;各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08—2010年基本保持平稳,2011—2017年持续增长,且在2016年增速明显;黄河流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2008—2010年小幅波动,2011年起上升明显;10年间5个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据此,本文对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给出了具体建议：①借助政策红利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扩大黄河流域整体对外开放水平。②西部各省区在重点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要素禀赋,发展特色产业。③山东省和河南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山西省和甘肃省民生改善工作亟待加强;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高创新能力。

黄河流域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区以及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安全支撑区和粮食安全基地。但受区位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该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单一化产业体系加重了地区生态环境负担。本文在辨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主要限制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地区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本底、大气环境、水资源与水环境、生态功能的胁迫特征,总结了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矛盾及需要把握的关系;提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必须处理好产业开发布局与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格局稳定、重点区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突破与系统统筹的关系。为此,建议该地区应优化产业发展路径,积极推进以绿色循环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发展层次;以地区资源环境约束促进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规模控制和效率提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确定适宜的产业发展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进重点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强能矿资源开发的生态空间管控与生态修复,实施一批区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工程。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的“能源流域”,合理有序开发矿产资源、统筹协调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黄河流域能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综合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胁迫耦合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技术,从生态本底的脆弱程度、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空间胁迫性以及对重要生态环境因子的胁迫程度等多个层面,分析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特征及空间分布,将黄河流域46个矿区城市划分为本底胁迫、生态功能胁迫、开发胁迫、本底+开发胁迫、开发+生态功能胁迫、本底+生态功能胁迫、全面胁迫和无胁迫8种不同类型区,并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黄河流域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的管控路径：①空间管控：严格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尤其是控制矿区的开发边界;②强度管控：针对于生态本底脆弱的地区,强度和总体开发规模的管控要兼而并举;③开发方式管控：注重能矿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在空间上要注重集中建设,宜矿则矿、宜工则工、宜聚则聚。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问题直接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度1997—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能源综合效率值,选取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时序变化来看,1997—2017年,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总体呈“高—低—高”的U型变化特征,其中1997—2003年总体呈降低趋势,2004—2010年迅速增长后于2009年下降,2011—2017年持续下降后于2015年上升。②从空间差异来看,黄河流域西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相对较低,中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上下波动,东部的山东省能源综合效率优势显著。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地区能源综合效率由非均衡逐渐向均衡转变。③能源综合效率驱动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黄河流域省份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才结构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共同驱动能源综合效率提高。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地区比较优势,在各项政策指导下加强流域内协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以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2005—2016年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以及二者同步发展的状态;通过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②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均值在0.34~0.70之间,整体上处于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均值处于0.20~0.60之间,整体处于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③黄河流域超过78％的地级市为生态滞后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压力凸显;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科技投入等对于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摆脱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要针对上游和中下游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

通过构建县域层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heil指数、Wolfson极化指数及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揭示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3—2017年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经历“上升（2003—2009年）—稳定（2010—2014年）—下降（2015—2017年）”演进过程;②Theil指数和Wolfson极化指数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区域内部不均衡性是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其平均贡献率达86.81%;③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时空分布格局,关中渭北旱原、宝鸡市和榆林市北部区县是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值区和热点地区,且高值区沿主要河流分布以及向三大地理区域过渡地带扩展的趋势明显;④质量效益是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最大准则层障碍因素,年平均障碍度为41.58%,设施农业发展水平、劳均经济作物产出以及畜产品产出水平是主要障碍因子。最后,针对陕西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突出问题,结合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需求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创造性地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减贫人口和减贫效果均较显著,在世界反贫困史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黄河流域作为中国贫困人口众多的典型区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解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ArcGIS、地理探测器等工具,以356个贫困空间单元为基础,通过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农区呈现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②黄河流域贫困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流域整体和上、中、下游各地区所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不同,经济因素对贫困解释力较强,部分因子交互作用呈现“1+1>2”的互补增强效应;③黄河流域农区致贫因子各异,且作用强度不同,呈现出自然贫困→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变化态势,而社会贫困难以改善自然贫困,最终形成“贫困循环怪圈”,其中自然因素是贫困发生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是贫困发展的主导性因素,社会因素则是解决贫困的关键性因素。

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国贫困易发高发的地区。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背景下,探讨该地区减贫转向特征和高质量发展路径,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流域地区发展研究和国家战略需求,基于发展地理学视角,构建了面向流域减贫与发展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体系及其空间整合分析框架。在界定黄河上游地区范围的基础上,阐述了该地区的减贫转向与发展问题。研究发现：黄河上游地区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20年后将实现减贫转向;地理资本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上升幅度高于黄河流域（0.078）和全国平均水平（0.067）,但仍受城乡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贸易依存度、专利密度和技术市场水平较弱等方面的制约;该地区与黄河流域和全国比较发展差距在缩小,呈现区域收敛趋势,但欠发达的格局没有改变。在减贫转向和区域收敛的背景下,综合集成构建了该地区可持续减贫及由传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路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