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两者简称“双向FDI”）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和母国双重身份的现状,以1995—2015年双向FDI和污染物排放的时序数据为样本,使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环境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①短期内,IFDI能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OFDI则对环境改善体现为抑制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正向;②长期内,IFDI抑制了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而OFDI则有显著的推动环境改善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负向;③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环境质量的变化,I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负向,而O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正向。④区分劳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双向FDI在短期和长期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效应。新时代下,厘清双向FDI与环境的关系对中国深化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制定“为我所用”的国际投资政策、协同“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等价分析法是基于生境/资源修复目标,通过服务对等假设来确定修复工程规模或成本的损害评估方法,最先被美国应用于溢油损害评估中,近年来成为国际上生境与资源损害评估和修复的主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河口湿地,森林和海洋生态系统等生境和资源的保护与修复领域。2007年,国内学者开始引入等价分析法,但目前研究多只是对其应用领域的简单拓展,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梳理了等价分析法的提出背景、概念原理、关键假设和输入参数,总结归纳等价分析法在生境与资源损害评估中的应用领域,讨论了该方法现阶段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争议。从理论层面对生态修复方法进行探索,以期国外研究成果和管理经验可为中国政府部门开展生态修复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创新创业经济是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农村农业领域的创新创业的本质是新的附加值的创造,且具有自己的内涵和特征,其形式、规模和参与主体等更加多样化。本文以创新创业较为活跃的上海大都市郊区为典型案例,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方程模型,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2个方面探索其创新创业经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从事质量农业创新创业的意愿主要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龄、本地社会关系、土地流转年限以及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因素的影响,从事服务农业创新创业的意愿主要受其年龄、所在区位、本地社会关系、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力度、资金和劳动力供应等因素的影响。在作用机制上,个体特征和投入要素约束是浅层影响,区位、政策因素是中层影响,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本地社会关系是最根本的深层次影响因素。

集体林产权改革对实现中国森林资源永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集体林产权及其结构为视角,归纳分析近20年国内外关于集体林产权改革以及林地产权安全影响森林资源变化的研究,以期廓清集体林产权改革对森林资源影响研究观点及其争议,并分析缺陷和未来研究方向。现有研究多认为集体林产权改革能激励农户造林管护,并减少毁林与森林退化,有效实现森林资源的增长。已有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但现有理论研究未能考察中国非农转移客观情景,更忽略了林权之间的交互机制;实证研究缺乏对集体林产权影响森林资源动态效应的分析,也未能妥善处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未来研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改进：①将劳动力非农转移情境纳入理论模型,并考察各林权之间的交互机制;②科学识别产权及其结构影响森林资源的动态效应;③在计量分析中应重点关注测度偏误、遗漏变量、自选择偏误及双向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贫困之间的空间关系研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以福建省为例,利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表征县域水平交通可达性,通过生计五边形法计算县域水平多维贫困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对县域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之间关系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福建省县域交通可达性从沿海到山区呈现出“分层结构、南北两级分化”的特征,总体上可达性水平不高;②各县域单维贫困水平差异大,多维贫困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贫困县域主要分布在闽东部与北部地区;③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之间既存在协同促进的关系,也存在权衡制约的关系,即交通基础建设对反贫困的作用存在空间分异特征,其中43个县域呈现交通可达性越高,反贫困作用越明显的特征;而15个县域呈现交通可达性越高,反贫困作用越弱的特征,且这些县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闽北部与西部地区。本文可为提出科学的、差异化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如对于存在权衡制约关系的县域,仅仅依靠交通扶贫战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可结合单维贫困的识别实施精准扶贫。

养殖废弃物污染严重危害农村环境,但养殖场（户）往往缺乏养殖废弃物治理的积极性,而提高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会大大提高养殖场（户）的治理积极性,这使得充分了解养殖场（户）的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北京市2017年调研数据,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进行测算并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管理及规模化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的经济绩效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且技术与管理的促进作用大于规模化;养殖场（户）负责人偏好经营风险、养殖时间长、选择干清粪进一步选择机械干清、环评意愿强、周边农户施用粪肥积极性高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场（户）愿意在适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使用抗生素、约束类政策认知水平高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环境绩效高的养殖废弃物治理行为直接拉低其经济绩效,但能通过稳定社会关系对养殖废弃物治理经济绩效有促进作用。本文结论对提高养殖场（户）的治理积极性,进而提高养殖废弃物治理的环境与社会绩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经营规模对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并回答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能否提升化肥使用效率、实现化肥零增长目标,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江苏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在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水稻种植户的化肥使用效率及各项要素产出弹性的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进一步对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讨高效利用化肥的对策。研究发现：江苏地区化肥使用效率平均值仅有0.53,大约有47%的化肥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被作物有效吸收;土地经营规模对化肥使用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规模扩张前经营面积较大的农户在转入土地后,化肥使用效率提高,而规模扩张前小规模农户在转入土地后,化肥使用效率降低,化肥浪费现象严重。由此可见,江苏省化肥使用效率总体偏低,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扩大经营规模有助于提高化肥使用效率。基于以上分析的政策启示为：应促进分工经济下农户化肥施用成本降低,引导小规模农户主动吸纳施肥环节的外包服务,从而减少“一次多量”的施肥倾向;加强精准施肥技术推广,降低农户“非意愿性”过度施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依靠非正式制度与环境规制规范农户生产行为,对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少耕免耕技术、有机肥施用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为例,构建多变量Probit模型,利用湖北省110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非正式制度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存在促进作用,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惩戒监督和传递内化可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而环境规制中的引导规制和激励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亦具有积极作用。②环境规制中的约束规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在约束农户生产行为方面效果欠佳。③非正式制度与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存在一定的交互影响,非正式制度可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机制,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基于此,本文认为,非正式制度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中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是导致环境规制陷入“相对性制度失灵”的重要原因,今后,既要继续加强环境规制在农民绿色生产中的作用,更要培育非正式制度,构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互动机制,从而为诱导和推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创造软硬结合的规制体系。

居住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福利保障的基础。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回乡建房农民工福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价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家庭福利效应;借鉴洛伦兹系数的计算方法,比较不同农民工回乡建房前后家庭福利差异。研究发现：回乡建房对农民工家庭福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建房家庭之间的福利差异;但农民工家庭福利仍然低于中等水平,其中家庭经济方面的福利变差。基于提高农民工家庭福利的目标要求,应推进农民工就地城镇化,提高实际居住福利;加强对农民工回乡建房引导与管理,倡导合理适度的住房建设,减轻因建房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盘活闲置宅基地和住房资源,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建房前后福利变化可以较好地研判回乡建房对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并有助于深化对此现象的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